王 伟
（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福州 350001）
尽管全球化的历史可以上溯至15 世纪的新航路开通与地理大发现，但全球化作为一个专用概念或专门范畴，则于1990 年代才逐渐流行开来，它一般是指经济、政治、科技与文化等领域的全球互联互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不仅多种多样的全球化议题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且全球化本身亦成为学术分析不可或缺的理论平台或理论视野。全球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进程，有起有伏、有利有弊。考察全球化理念、进程的起伏与其中的利弊，探寻兴利除弊之道，有益于让未来的全球化更多、更好地造福于人类社会。
迄今为止，全球化已经走过五百余年的历史。从时序上而言，全球化大体经历过如下几个阶段。一是西方列强在全世界进行殖民掠夺的时期。这一时期世界被英、法、俄、德等几个大的帝国瓜分，虽然各帝国之间相互竞争、相互对抗，但帝国内部构成了一个资本全球流动的相对统一体。二是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相互对峙的时期。这一时期并未出现真正的全球化，但两大阵营内部相互联通、往来不辍。三是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占据全球化主导地位的时期。这一时期全球互通完全成为现实，一路高歌猛进。
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建立在“美元、美军、美国意识形态”［1］的三大基础之上。“美元”是指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这一体系1944 年在布雷顿森林会议（Bretton Woods Conference）上正式建立；
“美军”是指强大的美国军队为此中心提供保护；
“美国意识形态”是指为美式全球化的合理性提供意识形态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后工业化理论即是这种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简而言之，它认为近代社会有过两次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如果说英国工业革命标志着从农业生产转向工业生产，那么，美国发挥主要作用的后工业时代则标示着从工业生产方式转向后工业生产方式。问题在于，后工业理论着重解释了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明显变化，并未关注工业生产实际上转移至不发达国家这一事实。所谓的后工业化实际上是以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产业分工为前提。这种全球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并未如后工业化理论所构想的那样给全世界带来最大利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并没有共享全球化的好处，而只有那些掌握资本与技术的发达国家从中攫取了大部分利益。这就导致之前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非但未能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究其根源，是全球化的不均衡发展，“有些国家被整合进越发密切的相互依存之网络，而其他地区则被边缘化了”［2］。这一中心与边缘的二元格局自然为后者的反全球化埋下了伏笔。其实，这种类型的反全球化一直都如影随形地紧跟着全球化，只是未能形成大的气候而已。回溯世界范围内的反全球化，较早的代表性事件是世贸组织（WTO）在1999 年11 月西雅图会议（Seattle Conference）期间爆发的反全球化示威活动，而类似的大型抗议活动之后每遇重大国际经济会议都时有发生。
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中，也有一些不发达国家抓住了机遇，实现了快速发展。不论是中国还是金砖国家及新兴的经济体，都是如此。这些国家的发展壮大让西方国家尤其是主导全球化的美国出乎意料、寝食难安，几番权衡之后，他们认为自己在全球化进程中严重受损。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开启了另一种形式的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不论是奥巴马执政时期的制造业回流，还是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种种单边主义行径等，都是个中典型表现。逆全球化之所以在西方国家成为一股声势浩大的力量，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内部没有对全球化所带来的财富进行公平公正的再分配，从而加剧了不同阶层之间的贫富分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反全球化是这些国家的弱势阶层为争取自身利益的一种斗争策略。此外，全球化也受到难民问题与恐怖主义的强力冲击，而2020 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更是给逆全球化思潮火上浇油。
以美国为例，其反全球化在贸易政策、移民政策、全球治理与意识形态等方面，都有十分鲜明的表现［3］。譬如，贸易政策方面，特朗普政府一贯奉行美国优先主义，甚至不惜破坏世界贸易自由来推行其贸易保护政策。而拜登政府收紧“买美国货”的政策，则被认为是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贸易保护主义。在移民政策方面，特朗普政府的反移民立场相比以往历届政府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惹起众怒的“禁穆令”到新版移民限制令，再到引起普遍反对的“骨肉分离”式移民政策等，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与之前相比，并无太大变化。在全球治理方面，特朗普政府的态度显得非常消极，它不仅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协定》（The Paris Agreement）等诸多多边国际机制，而且与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在贸易、移民等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拜登政府比较看重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致力于恢复在多边机构中的领导地位。在意识形态方面，美国社会中的民族主义、排外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等情绪渐趋高涨，这与其经常引以为豪的传统“熔炉”形象——代表着开放包容——迥然相异。近几年来，拜登政府为打压中国与俄罗斯，则联合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打着所谓“人权和民主价值观”的旗号，发动了新的意识形态攻势。
不难预料，逆全球化定然会对全球经贸、文化往来影响深远。尽管这种反全球化潮流给全球化进程带来了可见的阻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大势如一些人忧虑的那样已然趋于终结。“从国家层面看，无论是新兴经济体还是发达经济体，都与国际经济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地区层面看，各大洲之间都离不开国际大市场的互联互通；
从产业层面看，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业态，无论是‘互联网+’还是‘工业4.0’，都离不开全球产业网络；
从行业层面看，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都需要利用国际金融大平台。科技进步、信息技术发展已使经济全球化变得不可逆转，这是任何组织、国家和个人都无法阻止的。”［4］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力量的相互博弈中，全球化的大方向虽然不会改变，但全球化的现有模式面临着严峻挑战。为了适应不断变换的时代形势，全球化将进入一个深度调整的时期。有学者预测，新的全球化很有可能走向“区块化”——“区域性的经济网络”，在此基础上进而形成多区块共存、互联互通的全球网络［1］。
全球化是一个经济、政治、科技、社会、文化等层面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复杂过程。马克思曾以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为例指出，虽然受到极其卑劣的利益驱使，但经济、技术全球化却在客观上给印度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具体来说，英国的蒸汽机和自由贸易败坏了印度的经济基础，新兴的铁路系统则瓦解了印度的传统分工，它们合力摧毁了作为专制制度牢固基础的印度宗法制、“不开化的人的利己主义”、“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杀生害命的宗教仪式、阻碍印度进步的种姓制度等［5］。也即是说，马克思认为，印度政治、文化与社会中的众多糟粕都烟消云散了，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尽管他们并未同时迎来一个新世界，而且马克思也未提及新世界如何生成，但无论如何，这个新世界的建立绝非照搬或复制一下英国制度那么简单，而是仍需在印度的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进行重建。印度的历史证明，其时作为宗主国的英国虽然事实上进行了语言、文化方面的侵略，但英国既不应该、也不可能将印度的整个文化完全格式化，然后用自己的文化全盘取而代之。
马克思谈及的这个例子促使人们思考如下问题：全球化的文化交流在现实中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形？我们需不需要文化的全球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需要怎样的全球化文化？
1920 年代，作家歌德（J.W.Goethe）曾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他认为所有民族都会予以欢迎，初步展现出对全球文化的美好期待。与此相类似的是，媒介思想家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理解媒介》一书中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勾画出一幅世界各地的人们如同邻人一般亲密交往的动人场景。然而，真实的文化全球化远非他们想象的那样一片光明。譬如，世界文化的美国化就成了人们普遍担心的一个棘手问题。因此，一大批学者不约而同地瞄准文化帝国主义现象，不遗余力地进行了批判，詹姆逊（F.Jameson）、萨义德（E.W.Said）、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法农（Frantz Fanon）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詹姆逊直言，全球化的核心问题是“标准化”或“美国化”，“全球化推行全球资本主义和消费意识形态”，“地区流行的或传统的文化形式被逐出或沉默不语，从而使美国的电视、美国的音乐、食品、服装和电影取而代之”［6］。詹姆逊指出，这种文化帝国主义包括文化与经济的双向互动：从经济到文化的运动是指美国出口的大量商品中融入了美国形象、美国形式、美国意识形态，而从文化到经济的运动则是庞大且盈利最多的美国娱乐业。由此可见，文化帝国主义不是通常所言的正常的文化交流或文化往来，而是“庞大的、占主导地位的、在经济上发达的强势文化常趋向于以一种殖民的方式推广和散布它们的文化产品、习俗以及价值观，最终造成了对较小的、经济上较弱和处于弱势的文化的压制”［7］。换言之，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美国一直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地向全球输出其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观念，从未止息在全球范围内谋取与巩固其文化霸权的步伐。实际上，这种文化霸权也是其全球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结果自然是美国文化四处横行，而民族文化与地方文化逐渐变得喑哑无声，乃至销声匿迹。
与詹姆逊相类似，萨义德的《东方学》《文化帝国主义》等著作都集中讨论了西方文化霸权问题。萨义德将文化比作一个多种力量相互较量、相互博弈的“战场”，并谆谆告诫世人：不能仅仅看到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外在表象，还需留心“它们都为强烈的意识形态所支持和驱使”，而且，文化愈来愈成为新型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重要领域［8］。尽管《东方学》一书毁誉参半，但其中萨义德关于东方主义的见解至今仍然闪烁着启人的光芒。萨义德认为，东方学具有相互联系、层层递进的3 个内涵。其一，东方学是一套人为制造的理论与实践体系，一个研究亚非文明的学术门类。其二，东方学是一种思维模式，它预设了东西方二元对立的区分，前者野蛮落后而后者则文明发达。其三，东方学是一种处理机制，西方用它来表述、控制与君临东方，这一层面的东方学就是既影响深远又臭名昭彰的东方主义。因为“正是霸权，或者说文化霸权，赋予东方学以我一直在谈论的那种持久的耐力和力量”［9］。不难看出，在东方主义的叙述中，东方只是用来证明西方优越性的他者，是被西方异化或扭曲的东方。于是，西方在虚构的东方中愈陷愈深，坐井观天、难以自拔。迄今为止，东方主义依然是西方叙述、抹黑东方的惯用模式和伎俩。
萨义德揭示出东方主义文化霸权的运作机制，自然给世界各国反对文化霸权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我们仍应对这一后殖民时代的文化霸权形式保持足够清醒的认识，因为西方的东方话语实际上已然不同程度地渗入东方，并给这些国家的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潜移默化的伤害，甚至造成了一种让人痛心疾首的“自我东方化”现象。也即是说，为了迎合西方的东方想象，东方国家文化界的少数人主动按照西方的刻板印象来描述自我、丑化自我。不论是近年来引发众怒的某高校美术学院走秀模特的“眯眯眼”事件，摄影师陈漫拍摄的东方女性“眯眯眼”事件，三只松鼠广告模特“眯眯眼”事件，还是不久前令人义愤填膺的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诡异丑陋的插图事件等，都是其中典型案例。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些作品“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缺乏文化自信，它们“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10］114这些案例一再警醒人们，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意识形态同化从未消停，西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从未走远，而是近在咫尺。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一些学者并不赞同“文化帝国主义”的说法。辨析这些意见，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文化帝国主义范畴的有效性。大致说来，这些反对意见有以下3 种思路［11］。
第一种思路是通过区分解码与编码的不同，通过强调接受的主动性、批判性来否认文化帝国主义。如汤姆林森（John Tomlinson）认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意义输出之后，其他国家的接受者并非照单全收，而是会对其中的文化价值进行反思与批判，因而会对文化霸权有很强的抵抗能力。其实，汤姆林森所言的是对文化入侵进行误读来消解其霸权性。问题在于，解读毕竟是特定文本与特定接受者之间的持续互动，因此，文本意义的生成不可能抛却原始文本而任意地创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非常到位地批评汤姆林森从解释学路径来否定文化帝国主义的做法“偏激”而“肤浅”［11］。第二种思路是通过超越民族主义来解构文化帝国主义。如贝克（Ulrich Beck）认为，不论是美国化还是文化帝国主义，都预设了民族的立场，预设了前者对后者的入侵。为了替代这种民族性的方法论，贝克提倡一种超越民族世界的全域主义。问题在于，贝克又说这种全域主义是有根基的，可以包容地方性与差异性。既然如此，那么，在全域主义的想象式共同体中，这些形形色色的地方性与差异性所扮演的角色必然有所不同，而是有强有弱、有主有次。因此，文化霸权或文化帝国主义的存在在所难免。第三种思路是通过认定个体、主体和语境等来否认文化帝国主义。如温特（Rainer Winter）认为，面对美国式的大众文化，面对带有文化帝国主义色彩的文本，作为个体或主体的消费者不仅并未被刻板化的意义所俘获，而且进行了积极的反向建构。问题在于，温特把这种抵抗文化帝国主义的力量来源归于现代消费者，归于现代的个体或主体，却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编码者一方也应是现代的个体或主体这一点不仅沉默不语，反而有意将其去主体化，唯恐一旦承认其主体性就会危及其否定文化帝国主义的立场。
时光荏苒，现今的文化帝国主义与詹姆逊、萨义德等一批学者集中展开批评的时代相比，不但并未衰减，反而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表现出诸多新的特征［12］。第一个特征是完备的文化产业体系在意识形态输出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美国将文化输出视为国家的重要战略与重要利益，视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心任务。为了保证这种战略与利益能够顺利实现，美国为此成立了专门而巨型的对外宣传机构，而且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法规与政策为之保驾护航。第二个特征是意识形态输出愈来愈隐蔽而间接。众所周知，在美国文化霸权的扩张过程中，好莱坞影视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借助轻松愉悦的娱乐休闲，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润物细无声的审美影响，好莱坞影视往往就会沿着看似无害的情节逻辑、审美逻辑，让受众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其崇尚个人英雄主义、暴力主义等有毒的价值观影响和形塑。第三个特征是数字帝国主义给文化安全带来了严重的挑战。这一新型帝国主义“将数字虚饰成所有民族共同创造利益的手段，通过鼓吹数字化自由来掩饰、拒绝承认谋取他国利益的行径及意图”［13］。换句话说，数字技术成了文化帝国主义的最新载体。第四个特征是执迷于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这种执迷使得美国国际政策的单边主义倾向逐渐常态化，在逆全球化歧途上越走越远。这种执迷也使得美国当局近几年来把中国作为敌对者、战略竞争者，甚至宣称中美竞争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傲慢地重弹其文化霸权的旧调。
回顾文化帝国主义两百余年的历史，可以看到，不论形式如何变化，它始终都对“非我族类”的其他文明抱有敌意，并尽力予以排斥和同化，而缺乏足够的包容。这不仅对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构成了威胁，也对世界各国的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威胁。文化帝国主义的倒行逆施，阻碍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从历史长河看，它失败的命运是注定的。”［14］
从全球化的主导者，再到逆全球化的推动者，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着实有些讽刺意味，让人大跌眼镜。在全球化进入深度整合的新历史阶段，时代呼唤着新的全球化范式。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因此中国不仅“完全有资格”而且“应当理直气壮地承担起新一波全球化的领军角色”［15］。而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两廊一圈”（指“昆明-老街-河内-海防-广宁”和“南宁-谅山-河内-海防-广宁”经济走廊以及环北部湾经济圈），都是中国积极介入经济全球化的实际行动。只有经济充分发展，才能为国家的繁荣富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文明的存续提供有力的保障。这些行动既注重经贸往来，或者说侧重于经济的全球化，也同样强调与沿线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中国倡导、引领的经济全球化是新型的全球化，具有“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鲜明特征［10］400。它坚持多边贸易体制包容性发展，坚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坚持维护世界共同利益，最终目标是与世界各国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为维护世界和平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针对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帝国主义的危害，学术界曾提出了“对话”的应对措施。德里克（Arif Dirlik）认为，文明冲突论的困境从根本上说是旧式全球现代性的困境。只有通过文明对话，才能化解这一窘境。德里克强调，文明的“意义不在于寻求全球认同或全球霸权”，文明遗产是人类共同的“价值宝库”［16］。金惠敏主张“走向全球对话主义”的全球化，这既可以避免文化帝国主义，又可以避免对它的忽视［17］。在全球对话的视野下，不同文明组成阿多诺式的“星丛”，它们之间进行“动态的对话”，“彼此界定、阐释、探照而绝无压制和臣服”［18］。这是一种相互照亮、相互辉映、共存共生的精神状态，这种对话精神也贯穿于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中。
与新型全球化相应的是，中国政府提出了人类文明和谐共生、交流互鉴的新形态。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思想基础。回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论述，有两个地方颇为重要。第一个是2014 年3 月27 日他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的演讲，其中提出了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3 项原则：一是“多彩”，它是交流互鉴的“价值”；
二是“平等”，它是交流互鉴的“前提”；
三是“包容”，它是交流互鉴的“动力”［19］。第二个是2019 年5 月15 日他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其中提出了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4 点主张：一是“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强调要尊重不同文明的差异性，摒弃傲慢与偏见；
二是“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认为各种文明群芳竞艳，没有冲突；
三是“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强调文明之间只有交流互鉴，才能共同前进；
四是“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认为任何一种文明都唯有不断推陈出新，才能永续发展［10］401-402。容易看出，后者是前者的进一步丰富与完善。与之前流行的文明冲突论相较，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突出表现在文明的构成从“一元”走向“多元”，文明的性质从“冲突”走向“和谐”，文明的关系从“独尊”走向“共存”，文明的发展从“自闭”走向“开放”。
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将世界连成了一个“地球村”，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因此更为密切，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近几年来，中外文明交流中也出现了个别不和谐的音符，“眯眯眼”辱华即是其中的典型事例。从根本上说，“眯眯眼”事件折射出的问题，是如何妥善处理世界经贸往来之中的美学因素或审美趣味，如何切实有效地进行文化、文明的双向交流。美美与共的文明观为此提供了一套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并在世界范围内赢得普遍共鸣。具体而言，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生存土壤，都孕育出了自己独特的美学风格。在文明的百花园中，它们只有姹紫嫣红之别，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而国外一些企业屡屡使用的“眯眯眼”辱华符号，实际上鲜明而集中地体现了西方长期以来的审美霸权与文化霸权。这种霸权产生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充斥着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非西方人的他者化，充斥着西方意识形态的傲慢与偏见。西方社会只有彻底抛弃通过丑化他人来抬高自我的美学编码，只有发自内心地尊重审美、文明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擦亮眼睛去平视、欣赏其他文明之美，才能真正地与世界进行文明对话。当今世界，文化激荡。要想在其中站稳脚跟，就必须自觉增强文化自信，美己之美，展现中华审美风范。更重要的是，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传承中国古代文明、创造中国当代文明的同时，我们也应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优秀文明成果，洋为中用，进而在相互欣赏及相互悦纳中，达成不同文明的和睦共处，和而不同。古人云，“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
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文明交流是平等的、多元的。我们应该以海纳百川的胸怀，以兼收并蓄的气度，促进世界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成长。
如果说，人类文明新形态能够为世界各国的文化安全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那么，全人类共同价值则可以为之提供不息的内部动力。全人类共同价值并非抽象的理论演绎，相反，它是在对人类生存危机加以综合考量之后提出的现实方略，是对“世界怎么了、文明怎么办”的理论回答。2021 年7月6 日，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20］也即是说，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各国差异性为基础，忽视了这一基础，共同价值必然就会因失去依托而悬空。正是在这一关键点上，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认为历史已然终结的西方“普世价值”迥然相异，并衬托出后者挥之不去的独断性。全人类共同价值并非已经实现的目标，而是世界各国应有的一种自觉追求，也是联合国推崇的崇高目标。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全人类不可能凌空蹈虚，而是始终处在众多主体的关系网络中，因此，全人类绝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弱化或退场，恰恰相反，民族国家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确堪称不同民族国家价值观念的“最大公约数”。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人类健康发展，对中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从国际上说，我们必须将‘有我’的即由中国揭示和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令人信服地证明为‘无我’的即真理性的人类存在、美好之道，以讲好人类故事的方式赢得话语主动权。”［21］
讲好人类故事，要以讲好中国故事为重要抓手，生动展现中国故事中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在这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相关故事资源。譬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世界想象，“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世界关系，“兼善天下”“利济苍生”的世界责任等。因此，新时代的历史语境下，我们不仅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深入挖掘、阐发其中讲仁爱、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还要用心用情用力将这些思想向世界广泛传播，让世界倾听表现全人类价值的中国声音，让世界察看表现全人类价值的中国形象。毋庸讳言，目前国际舆论的格局仍然是西强我弱，关于中国的政治谣言、奇谈怪论仍然不绝于耳，而且，美国仍然在打着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想方设法地对他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凡此等等，无不对世界各国的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威胁。凡此等等，无不在提醒人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与国际话语权刻不容缓。因此，“要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10］50。
西方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并未改变全球化的大势，更未导致全球化的终结，而是促使全球化进入一个深度自我调整期。美国主导的旧式全球化在文化领域带有或隐或显的帝国主义色彩，这种文化霸权严重侵蚀着其他国家与民族的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引领的新型全球化最终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之提供了人文基础。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有助于促进人类文明的共同安全与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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