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
在数字经济大发展的风口下，传统港口业务与供应链金融融合发展具有无限的商机和广阔的空间，助推港产城深度融合，使城市迈上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受到这几年内部经济发展和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中国的外贸业、航运业面临着更大的下行压力，中国港口的规模扩张已经到达了天花板，转型迫在眉睫。中国港口业也在通过两条道路积极转型：
第一，顺应第5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方向，中国加速布局海外港口，在南亚的汉班托塔港、瓜达尔港，在中东非洲地区的吉布提港、沃尔维斯湾港等地区，中国分别通过收购、参股、控股等多种形式，与海外港口进行合作，加速海外布局。
第二，对于国内港口，就是要尽快增加港口服务和业务收入的多元化，布局贸易、金融、结算等高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使港口业务从前20年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实现港口的“高质量发展”，加快由传统物流货运港向现代金融结算港的转型升级。
从港口看供应链金融
最近几年供应链金融成为了一个热词，那么什么是供应链金融？
从资产负债表来看，传统的银行融资主要都是围绕固定资产来进行的，通过包括住宅、厂房、土地、机器设备等这些所谓“硬资产”的抵押来进行授信的。但是在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还有一块非常庞大的资产，那就是以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存货为主的流动资产，尤其对于一些轻资产的科技型、贸易型企业，流动资产所占企业资产的比重更大。在传统的银行融资模式下，很难针对这部分流动资产授信，导致庞大的企业流动资产无法为企业带来生产经营所需要的现金流。而供应链金融就是专门针对这部分流动资产而设计出的金融模式，从而帮助企业盘活这部分体量巨大的流动资产，让这些沉睡的资产，为企业创造出源源不断的现金血液。
针对不同的流动资产，可以设计出不同的供应链金融产品，从而形成供应链金融的不同分类，主要有针对应收账款的融资（保理、应收账款质押等）、针对存货的融资（存货质押等）、针对预付账款的融资（保兑仓业务等）。而针对应收账款和预付账款的融资都属于基于债权的融资，针对存货的融资属于基于货权的融资，所以从广义上来讲，笔者把供应链金融划分为基于债权的供应链金融模式和基于货权的供应链金融模式两大类。
对于港口来讲，由于自身就经营着大量货品的仓储物流业务，基于货权的供应链金融模式，就是港口天然的业务场景。所以港口产业链升级的方向，就是从单纯的货运物流向包括贸易、金融、结算等在内的综合服务转型，尤其是基于货权的供应链金融业务，将是港口未来业务重要的转型方向和新的利润增长点。
港口转型升级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实现“港产城”的深度融合，建设“前港、中区、后城”发展模式，发挥港口对产业链、供应链的整合优势，实现“船、港、城、产、供、销”一体化运营，推动港产城融合长足发展，最终实现港口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城市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大宗商品供应链创新生态系统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贸易国，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生产国和进口国，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天然橡胶、精炼铜、大豆、铝土矿进口国和第二大原油进口国，但中国对于大宗商品还缺少定价权。因此，构建数字货币应用下的多层次商品市场体系，争夺大宗商品定价权与结算权，成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由之路。
为进一步推进多层次商品市场体系建设，宁波保税区跨境供应链管理与结算科技有限公司正在探索以“含权供应链金融”模式为核心的“大宗商品供应链创新生态系统”，解决传统业务中的两大核心痛点：货品损毁及重复质押风险、价格下跌及客户弃货风险。
同时，可以广州为试点探索成立数字人民币定价交易结算中心。
从厦门、张家港等地的发展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平台对地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贡献：提升产业带动能力，增强资源聚集能力，补足转型升级能力，强化创新发展能力。广州在制造业、航运和贸易领域已经具备坚实的发展基础，拥有进一步转型升级的条件，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平台的建设，则有助于补齐广州在现代服务业方面的发展短板，从而助力广州经济的整体转型升级。
因此，广州市可从统筹全市经济战略转型发展的角度出发，采取“政府搭台、市场运作、规范管理、科学发展”的原则，建设“广州货权e链综合数字金融服务平台”和“广州大宗商品现货交易结算平台”，将广州市的产业优势、港口优势，转化成为包括金融科技、风险管理、数字物流等在内的综合性现代服务业优势，将广州打造成为RCEP数字贸易人民币定价交易结算中心，从而推动广州社会经济的整体转型升级和跨越式发展。
具体来看，鉴于非洲在大宗商品方面的资源优势、价格优势以及与中非友好关系，广州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可重点联合中检集团、中远集团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南非德班等地设立海外监管仓，实现中国检验标准和中国仓储监管，解决传统中非贸易中货品质量和货品安全方面的痛点，从而将广州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的交易、交割业务延伸到海外。在非洲海外监管仓运营成熟后，可将这一模式进一步复制到南美洲、大洋洲等大宗商品原料主产区，从而实现广州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交易交割网络的全球布局。
这一模式在广州运营成熟后，可进一步复制到全国其他主要港口，如大连港、唐山港、天津港、青岛港、日照港、上海港、廈门港、深圳港、防城港等地，打造成大宗商品场外交易与供应链管理集群，每年可实现8000亿元至10000亿元的交易资金量，交收金额2000亿元至3000亿元，实现产业优势与规模效益，从而产生较强的行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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