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叙南 ,杨 铄 ,冷唐蒀 ,郑 芳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伴随着足球运动发展全球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各国球员去往海外参加青训或效力职业联赛的留洋现象日益普遍,这既是运动员个体竞技水平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以点带面”促进国家队竞技水平提升的重要途径。然而,受困于足球改革与发展中的波折,中国球员的留洋之路在2010 年之后出现了断层,国家队的竞技水平也受到了显著影响。与此同时,曾经在竞技层面与中国相近的日本和韩国,在发展与完善国内青训与职业联赛的基础上,扎实推进留洋战略,实现了各个年龄段留洋球员人数的大幅提升,涌现出了多位效力欧洲高水平俱乐部的球员。这些高水平球员不仅帮助两国国家队竞技水平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上击败了德国、西班牙、葡萄牙等世界强队进入了16 强,也激励了两国国内青少年投身足球运动,对国家队竞技成绩和青少年足球发展产生了全面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基于此,本研究以2010—2019 年间效力于欧洲高水平联赛的日韩留洋球员为分析对象,综合球员留洋的时间、空间、方式等信息,探究该群体在青训出身、留洋年龄、留洋路径等方面的特征,以及两国体育管理部门、俱乐部、学校等主体在此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同时,以劳动力迁徙与人力资本流动领域的重要理论——“推拉理论”(push and pull theory)作为解释框架[1],将日韩球员留洋现象置于两国足球发展的历史演进背景之中,剖析其现象形成背后的动力机制以及共性经验,力求从人才培养体系、球员留洋方式以及留洋保障措施等方面,为中国球员的留洋发展提供具有实践参考价值的建议。
1.1 总体特征
留洋现象并非只是简单的球员转会,而是一个具有连续性的动态过程,涉及球员从参加青训到成为职业运动员的多个环节。由此,本文选取2010—2019 年间,在西班牙、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葡萄牙、比利时、荷兰等8 个欧洲足球发达国家顶级联赛俱乐部一线队有过出场记录的日本和韩国职业足球运动员为主要研究样例,涉及68 名日本球员与26 名韩国球员。研究主要涉及两类重要信息,包括:(1)球员年龄类信息。涉及球员的年龄、首次国家队出场时间、首次加盟欧洲联赛时间等；
(2)球员发展类信息。涉及球员青训所在地(包括就读高中与大学)、本国或亚洲联赛效力经历、欧洲联赛效力经历等。表1 呈现了94 名日韩留洋球员的轮廓式人口统计特征:(1)从出生年份来看,研究涉及的日韩留洋球员大多出生于1991 年前后,大多处于职业生涯的初期或巅峰期；
(2)在国家队出场方面,有多达77.7%的留洋球员有过成年国家队出场经历,且有64.9%的留洋球员在未满23 岁时便完成了国家队首次出场；
(3)在参加青训方面,共有多达47.9%的留洋球员有校园青训的经历,其中有大学足球经历球员的比例达到了18.1%。
表1 日韩留洋球员的人口统计数据Table 1 Profiling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of Japanese and Korean Players Abroad
1.2 日韩留洋球员群体发展阶段总体特征
日韩留洋球员在其运动生涯中,一般会经青训阶段和职业阶段两个主要阶段,涉及高中联赛、大学联赛、本国职业青训、海外职业青训等青训体系,以及两国国内职业联赛、亚洲其他国家职业联赛、欧洲各国职业联赛等多个联赛体系。球员在各个体系之间流动的畅通程度很高,可以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进行动态选择,从而形成符合自身竞技水平和发展需求的留洋路径。
据此,本研究利用历史推演法,将日韩留洋球员的生涯发展信息生成可视化桑基图模型,将球员各阶段的空间变动情况整合为同类型节点,以各类型节点的状态阶跃做定量衔接(图1)。其中,横向分布为球员随着年龄增长,从亚洲向欧洲迁移过程中的空间变动情况,纵向分布为具有该类型节点共同经历的球员数量。从图1 可以看出,不同阶段日韩留洋球员的总体发展特征包括:(1)两国都有着能够畅通对接国内外职业联赛的校园足球青训与联赛体系,其中,日本的高中体系培养和输送能力更强,而韩国的大学体系更为突出；
(2)职业生涯初始阶段,日本球员较多选择本国联赛积累比赛经验,并在去往欧洲时选择二线足球国家联赛为跳板,而韩国球员在职业初始阶段的选择更为多样,包括了亚洲各国联赛、五大联赛次级联赛以及非五大联赛国家联赛等；
(3)相比日本,能够效力五大联赛的韩国球员比例更高,同时,生涯末期回流到亚洲地区联赛的日韩球员比例则大致相当。
图1 日韩留洋球员时空格局演变桑基图Figure 1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 of Japanese and Korean Players Abroad in Sankey
1.3 日韩留洋球员群体发展阶段具体特征
1.3.1 青训阶段:多轨并行的球员成长体系
在青训阶段,日韩留洋球员大多具有校园足球背景。日韩足协建立了俱乐部青年队和校园足球并行培养的双轨制青训体系[2-3]。完善的校园训练和赛事体系为日韩青少年球员提供了合适的发展与展示平台,职业俱乐部球探也会通过校园赛事来选拔有潜力的球员[4]。
具体来说,日本青训的双轨培养路径已经形成了“高中到职业”的完善模式,其国内中学阶段的青训水平能够对接职业俱乐部的要求,未成年球员在学校体系和职业体系中可以自由转换身份而不影响其技能发展。研究涉及的26 名具有高中校园足球背景的日本球员,都是通过日本高中足球选手权大会的优异表现走上了职业道路,其中包括多次代表日本国家队出场的柴崎岳、大迫勇也等球员。与此同时,近年来选择大学联赛作为发展渠道的日本球员也不断增加。有日本学者指出,日本大学联赛竞技水平的快速发展为现阶段水平普通、但梦想成为职业球员的高中生或职业青训球员提供了一个维持状态与展示能力的平台,使他们可以在完成学业的同时,保留了晋级职业的可能[5]。
相比日本,韩国足协则致力于打造高水平的大学足球赛事体系,建立起“大学到职业”的人才流动渠道。韩国大学生足球联赛和K 联赛面向大学球员的选秀制度等,都是韩国足协在构建大学青训培养体系中的重点工作。得益于各级足协参与、覆盖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足球学校联盟,韩国建立起了完善的纵向校园青训系统。在此体系的影响下,学校足球运动员人数占到了韩国足协球员总人数的近80%[6],保证了竞技足球后备人才的基数,带动了韩国足球的可持续性发展。韩国大学球队以接近职业队的高强度训练帮助大学生球员维持高水平状态,甚至其赛事的高质量发展吸引到了海外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关注。此外,日韩两国也积极与海外高水平足球青训机构合作来培养青少年球员。如,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俱乐部在日本多地展开了合作培养和人才选拔项目,而韩国足协则主导了多批海外留洋计划,如优秀运动员留学项目等,涌现出了孙兴慜、池东沅、南泰熙等韩国国家队主力球员。
1.3.2 职业阶段
(1)职业生涯初始:可操作性强的个人规划。在成年后从青训向职业球员转变的过程中,日韩留洋球员有着明显的职业规划差异。日本球员倾向于在职业生涯早期获得更多的出场机会,共有66 名日本留洋球员具有本国联赛经历,其中22 名球员有过效力日本次级别J2 联赛经历；
韩国球员则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在国内高中青训后,球员会选择进入大学联赛、效力本国联赛或亚洲其他国家联赛,而一些从海外青训成长的球员,则会直接转为职业球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留洋球员在其职业生涯初始阶段就已具备了较高的竞技水平。在研究涉及的94 名留洋球员中,有国家队出场经历的73 名球员首次代表国家队出场时平均年龄在23 岁以下。相较于无留洋经历的球员,留洋球员更早地达到了代表国家队出场的竞技水平。
(2)欧洲联赛效力阶段:集聚性与年轻化。在完成职业生涯初始阶段的比赛积累后,通过适当的跨区域流动来实现竞技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是日韩球员获得留洋成功的关键所在。从空间流动数据上看,日韩球员在欧洲效力的地理分布呈现出明显的集聚性。德国作为最早废除非欧球员限制的欧洲国家,是大多数日韩留洋球员登陆欧洲的第一站。除德国外,日本球员更倾向于选择荷甲、比甲、葡超等欧洲中游水平联赛作为登陆欧洲的迁入地,以获得更多机会并吸引高水平俱乐部关注；
韩国球员则受益于韩国足协主导的政策性留洋项目,可以从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等国家的青训系统中直接加盟该国或其他国家的高水平联赛。在效力国家数量方面,超过半数的日韩球员仅效力过一个国家的联赛,少数球员效力过3 个或以上国家的联赛。总体来看,日韩留洋球员在迁入地选择上,会受到青训出身、迁入国职业足球水平、迁入国外援制度以及当地本国球员留洋群体等因素的影响[7],且不倾向于在欧洲范围内进行多次跨国转会。
除了地域集聚外,日韩球员留洋的时间节点也呈现出一定的集聚性。2010—2011 年,日韩两国的留洋球员数量都出现了大幅增长,此后,日本留洋球员人数在2018—2019 年期间再次出现了大幅增加,而韩国留洋球员人数则相对稳定。结合两国国家队在2010—2018 年期间3 届世界杯的战绩(日本在2010 与2018 世界杯进入16 强,韩国在2010 年世界杯进入16 强)可以看出,国家队在世界杯上的表现会显著影响到次年的留洋人数。正如日本学者高橋義雄指出,日本国家队在世界杯上的优异发挥,使得本国球员的竞技水平得到世界瞩目,并带动了愈来愈多的本国球员加盟欧洲联赛[8]。据此,2022 年世界杯上两国国家队的优异发挥将进一步助推日韩留洋球员数量的增长。
此外,伴随着后备人才培养水平的提升,日韩球员去往欧洲效力的年龄上也趋于年轻化。本研究中日本球员首次加盟欧洲俱乐部时平均年龄22.5 岁,韩国球员平均20.0 岁。亚洲球员在社会融入、身体条件等方面的短板,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其效力年限偏短、离开欧洲联赛年龄偏低的特征[9]。本文涉及的94 名日韩球员效力欧洲联赛的年限大多在3～6 年。针对这一现象,近年来日韩两国相关主体不断加强保障准备工作,通过设立足协驻欧办事处等方式,帮助留洋球员解决在欧发展期间的各类问题,以促进留洋球员的职业生涯周期延长,保证留洋战略的可持续性。
日韩留洋球员群体的发展和壮大,是两国在运动人才培养、教育体制改革、体育产业发展等多领域、多尺度相互交织和作用下的产物。据此,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文章以推拉理论为框架,分析日韩留洋现象背后迁出地(日韩)的“推力”和迁入地(欧洲)的“拉力”的作用类型与方式。同时,结合日韩两国在宏观层面的足球文化建设、中观层面的留洋支持政策以及微观层面的球员个体决策三个方面的现实情况,剖析日韩留洋球员现象背后的动力机制。
2.1 宏观层面:足球发展的总体方向
宏观层面上,伴随着20 世纪中期东亚各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快速崛起,日韩政府均将足球水平的提高视作国家文化复兴和民族精神塑造的重要推手。20 世纪50 年代开始,日本文部省提出“强化国民体质,发展大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提升日本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日本的国际影响力”的全新体育发展理念,通过制定政策、加大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全面改组日本足球单项体育组织结构,并将“以足球运动推进日本国家复兴”作为当时日本足球事业的发展理念。从具体实践来看,日本发展足球的国家战略执行时间更长、覆盖面更广、影响也更为全面,各级职业联赛、基层青训体系以及庞大的校园足球赛事体系都得到了重构和完善,加上日本较为庞大的人口基数,为留洋球员的大幅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韩国,足球发展被政府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激进的民族感情,成为了民族主义的“强心剂”,甚至不惜通过各类非常规方式来发展足球,出现了主动退出1966 年世界杯资格赛以避免输给朝鲜队,以及2002 年世界杯上的裁判争议与贿赂丑闻等事件[10]。这种将足球运动与国家实力腾飞、民族自信等深度绑定在一起的做法,极大地促进了韩国足球事业的普及和发展,也使得足球留洋战略成为了其谋求国际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因此,韩国足球的管理者在推进足球改革与发展战略时,除了对校园足球、职业联赛等重要环节的关注之外,还更为注重精英层面的选拔和输出,韩国留洋球员虽然在数量上不及日本,但在效力欧洲顶级联赛的球员数量上却与日本接近。
2.2 中观层面:足协间与俱乐部间所形成的流通渠道
介于宏观足球文化与微观层面个人之间的是俱乐部、联赛以及相关管理机构在推动和发展球员跨国流动方面的制度安排和组织行为。在足球发展过程中,日本更加重视本国职业联赛发展中在教练员、运动员、训练、转会渠道等方面的国际化带来的“覆盖面”,韩国则以足协主导的海外留洋计划为主的“突出点”。具体来说,除了大力引进高水平外籍教练员、运动员之外,日本J 联赛还在2009 年废除海外转会的国内限制,引入国际足联通行的转会条例,打开了欧洲俱乐部介入日本市场的大门,香川真司、富安健洋等球员从本国联赛转出时费用较低,但通过国际足联的联合补偿机制,本国青训俱乐部均可在后续转会中获得相应收益[11]。以此为契机,日本足球在2010 年后开始出现海外留洋的热潮。韩国足协则以优秀运动员留学项目为抓手,自2002 以后,陆续将本国高中与大学足球运动员送到欧洲和南美等国家进行项目培训[12]。为了提高运动员的培养质量,通过考察并确定海外联赛差异化的比赛与训练风格,帮助年轻球员制定详细的留洋计划,再挑选最适合本国青少年球员的留洋地区。依托足协的合理统筹规划,有效规避了初期留洋过程中运动员的适应问题与转会风险,提高了留洋计划的成材率。同时,随着体育产业的全球化和运动员全球流动的常态化,欧洲主流联赛和俱乐部也将目光投向亚洲、北美洲等地区,以进一步开拓全球市场,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引入日韩球员不仅可以为欧洲俱乐部带来竞技水平方面的补充,也能够带来转会收入方面的提升和亚洲市场的开拓[13]。
2.3 微观层面:球员个体的理性决策
运动员跨国流动的本质是劳动力的国际迁移。日韩留洋球员作为留洋现象微观层面的最终决策者,其经济利益诉求无疑是判断其行为逻辑的关键因素。欧洲职业联赛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及远超日韩的薪酬水平,可以促使日韩球员在职业薪资和商业价值上有更大的晋升空间,很多日韩球员在留洋后都实现了自身薪资水平和商业价值的巨大提升[14]。欧洲高水平赛事既可以促进球员水平的提高,也提升了其进入国家队的机会。2010—2019年,日韩国家队出场次数最多的20 名球员中,留洋球员分别占到了85%和45%。留洋球员已经成为了两国国家队最为倚重的群体。此外,球员也将效力欧洲联赛作为其人生阅历与职业规划的一部分,在竞技水平得到欧洲国家认可之后,国内地位与知名度也会相应提升,为球员退役后的人生发展起到帮助作用[14]。
此外,韩国兵役制度与亚洲金元足球模式等因素也影响到了球员的个体决策。欧洲俱乐部在转会决策中,更倾向于选择日本球员而不敢贸然签下未获兵役豁免的韩国球员,且韩国球员自身也会充分考虑兵役制度对职业生涯发展的影响[15]。相比日本球员倾向于长期效力欧洲地区联赛的职业选择,南泰熙、具滋哲、洪正好等韩国留洋球员在丰厚薪资的吸引下,选择职业生涯巅峰期回流到亚洲地区联赛,而金英权、郑又荣、张贤秀等具有实力的韩国球员也选择了西亚、中超等联赛的高额合同而非留洋欧洲,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日韩留洋球员在群体数量、集聚模式、职业规划等方面的差异。
日韩两国与我国在地理环境、文化氛围、人种特征等方面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但在青少年成长环境、球员培养体系、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却又存在着较大的现实差异。基于此,本研究认为,我国足球事业应当综合借鉴以成熟联赛体系构建起庞大球员群体基数的日本模式,以及通过足协统筹主导高水平青少年留洋计划的韩国模式,探索适应中国足球现状的本国球员留洋模式。
3.1 构建人才培养功能完备的联赛体系
球员留洋并非足球事业发展的最终目的,而是足球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抓手和阶段成果。日韩球员实现大规模、高质量留洋的关键,在于两国从业者基于系统性、规律性和长期性的理念,不断完善以联赛体系为根基的国内足球人才培养机制。目前,我国足球职业联赛的改革进入了关键时期,足球从业人员更应当借此机会,重新审视和架构我国足球联赛的体系与结构。
从现实状况来看,无论是在日本还是韩国,联赛体系都能够覆盖到自校园至职业的各个阶段,不仅可以为不同阶段的拔尖球员提供展示平台和流动路径,也能够为普通球员提供足够数量和高质量比赛机会,成为了两国足球人才的蓄水池。日韩两国职业联赛体系的差异,也造成了两国留洋群体数量和质量上的区别,日本国内联赛体系更为科学的管理模式,促成了日本在留洋后备人才培养上的成功,留洋群体数量也因此逐年增长,国家队球员遍布欧洲多国联赛,而韩国留洋群体数量增长缓慢,但涌现出孙兴慜、黄喜灿等多位顶级球员。结合国内联赛体系的建设问题,本研究认为应更加明确联赛体系作为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功能性和重要性,在财务可持续的前提下,根据不同地区足球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继续合理扩大中国足球职业和半职业联赛的规模,吸纳不同水平、年龄段的球员进入联赛体系中[16]。受限于我国球员现阶段的竞技水平,可借鉴日本球员的流动经验,即,在职业生涯早期通过在不同级别联赛、不同水平球队进行流动来获得更多的出场机会,形成以赛代练的“干中学”人才培养方式。由此,我国职业联赛体系应破除运动员、数据信息等要素的流通壁垒,疏通球员在不同级别联赛中纵向与横向间的流动渠道,依托不同层级的职业、半职业和业余联赛,构筑起高水平人才培养功能,扩大各个级别联赛俱乐部和各年龄段国家队的选材数量与范围,为留洋人才的选拔与留洋。此外,合理设置本土和外籍运动员流动制度,打破国内高水平球员市场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引发的本土球员转会费溢价、工资过高等困境,破除运动员跨国转会的经济约束,创造国内俱乐部通过球员交易获利的可能性[17]。
3.2 拓宽不同类型的球员留洋输出途径
在实现足球人才稳定产出的过程中,两国相关主体也会通过多种方式打造多样化的人才选拔和输出途径。过往我国足球留洋计划中,无论是早期的“健力宝队”模式,还是后来的“留葡希望队”等,各类项目的执行普遍缺乏连贯性和衔接性,多次因中国足协、地方足协(体育局)与职业俱乐部等方面的产权纠纷而陷入停滞。从韩国足协执行留洋计划的实践来看,也曾面临韩国职业俱乐部因水平下滑、产权模糊等理由拒绝将优秀球员送往欧洲俱乐部,从而造成留洋计划无法选拔本国最佳球员等问题[18]。为此,日韩两国逐步修正强制性的顶层选拔项目,将青少年留洋计划的重心转移到产权较为单一的校园球员,以及意愿积极开展合作的职业俱乐部方面,在小学到中学的低龄球员、高中毕业或大学的成年球员、女子足球运动员等多组类别中进行交换和派遣留洋计划,细分地选拔并资助部分适龄球员赴欧美足球发达国家进行训练和比赛,积极筹措与海内外各类机构合作的青少年赛事与联合训练营。因此,我国足球的管理部门可以参考日韩两国的实践,注重差异化地推进选拔式的留洋发展项目,而非将精英化的留洋计划作为单一的人才输出途径。同时,除了球员本身的竞技水平局限,中国资本在俱乐部运营方面的介入较少、俱乐部竞技目标与国内球员水平无法匹配、对海外法律法规不熟悉等原因也阻碍了国内球员获得机会[19]。因此,在面对职业球员留洋问题时,体育部门应做好沟通辅助作用,协调联系“一带一路”国家中国企业的海外足球发展和布局,帮助国内俱乐部与其开展合作,寻找适合我国球员水平的输出途径。
此外,在“体教融合”和“双减”背景下,教育部门也应当发挥能动性,利用部门的专业性优势推动留洋。教育部门具有的广泛学生数量资源与非职业化的产权清晰优势,可以拓展教育系统内的学生群体留洋计划。参考国家留学基金委设立的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项目,汲取教育系统内对外交流、吸收先进技术、培养优秀人才等举措的成功经验。预先规划出清晰的“国内校园-海外青训系统-职业俱乐部”的衔接路径,确保既有通往职业足球的提升阶梯,也有跨地区与跨俱乐部的流通机制和转会渠道,从而将教育部门的留洋项目定位为足球人才培养体系的辅助手段,以及我国教育事业与足球事业的公共服务投资,强调拓宽足球作为体育的教育功能。同时,面对具备职业水平的学生球员,应适时引入匹配的职业俱乐部与足球经纪公司,而非行政手段过多干预。由此,各部门明晰权责边界,提高足球人才培养效率。
3.3 多主体协同的培养机制与保障措施
日韩留洋现象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其构筑起了一项系统性、规律性和长期性的人才培养工程。文章反复提及了日韩多轨制培养体系,其核心就是通过各级部门相互协同以及中央层面统一部署覆盖全国的多级人才选拔与训练中心,消除科层、地域等因素导致的传统培养体系弊端。借鉴于此,我们同样需要从顶层设计出发,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跨部门、跨地区的协同联动机制:既要发挥制度优势,拉高“金字塔尖”。打造青少年精英足球人才的选拔机制,重点统筹推进举办常态化短期精英青少年训练营。在普及理念、加强训练、选拔人才的同时,规避过往培养理念中,因过分追求短期效益而导致地方球队培养人才的短视性、局限性和不良竞争行为[20]；
也要运用好“体教融合”模式,夯实“金字塔基”。培育校园足球发展的土壤,扩大足球参与人口,推进“校园到职业”的渠道建设,疏通人才流动壁垒。进一步建立健全高校高水平运动队与大学联赛体系,借助高校体育工作来创新足球人才的培养机制。依托现有的高校联合办学条件,积极与海外足球发达国家的高等专业院校开展合作,培养各类足球专项人才,反哺足球的全产业链生态,形成校园足球与职业足球的双向反馈机制。
在此过程中,建立与完善多主体协同的保障措施,则是留洋行为能否最终得到实现的关键所在。对中国球员来说,去往海外国家工作,诸多客观条件的差异及球员自身主观因素的顾虑,使得他们需要在经济收入、职业发展、文化融入等多方面慎重权衡留洋行为的利弊。因此,针对性长期困扰我国留洋球员的语言障碍、文化差异、足球理念断代等问题,可参照日本经验设立足协驻欧办事处,切实解决我国留洋球员的各项问题,促使运动员更专注于竞技赛场。此外,借鉴日本TSG 技术研究组与韩国青年发展政策案例研究组等,成立我国的足球科学化发展专项研究小组,掌握和研判全球足球人才培养理念的发展趋势并提供相应措施,将留洋计划通过科学化、手册化和动态化的方式进行呈现,培养具备国际交流能力、通晓国际足球规律、能够吸收现代足球发展理念的中国足球人才。
从日韩两国球员留洋实践来看,留洋成功不仅仅是球员个体层面的选择与决策,更是两国校园足球和联赛体系长期科学发展的结果,其背后离不开政府、协会、俱乐部、学校等多个主体在各个维度和层面上的统筹协调与贯彻执行。从当前我国足球事业发展的现实来看,构建人才培养功能完备的联赛体系、拓宽不同类型的球员留洋输出途径、探索多主体协同的培养机制与保障措施,应是实现我国足球人才“走出去”目标的重要抓手,也是中国足球走出一条适应中国国情和足球运动发展规律之路的必然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