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卫
(南京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法藏敦煌西魏大统十四年隶书写本P.2273，是一件有着明确纪年的佛经义记，对于中国书法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该卷写本原件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彩图见于该馆数字图书馆(共27图)，黑白图见于《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十册(共29图)(1)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09-323页。。
本卷敦煌写本，根据卷末的尾题，我们可知为《维摩诘义记》卷第一。所谓“维摩诘义记”，是《维摩诘所说经》的研究心得，全帙凡八卷，隋代慧远(523-592)撰。慧远与天台智顗大师、嘉祥吉藏大师并称为隋代三大师。《维摩诘义记》即《维摩义记》，又称《维摩诘所说经注》《维摩义疏》，收在《大正藏》第三十八册。(2)《维摩义记》，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编《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第421-518页。本著初阐明声闻、菩萨二藏，并举出渐、顿二教之别，而判《维摩经》为菩萨藏顿教之法轮；
次释《维摩经》之经题，以下次第阐释文义。本卷敦煌写本，是《维摩诘义记》的卷一部分，卷首略残。由于本卷写本抄写于西魏大统十四年，与慧远撰著的时间很接近，因此是目前已知《维摩诘义记》的最早版本，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
图一 P.2273《维摩诘义记》卷第一之首
历史上有两个名号为“慧远”的著名高僧，一位是东晋庐山慧远(334-416)，是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开山祖师，与本卷所抄写的《维摩诘义记》并不相干。然而，毕竟名号完全相同，因此敦煌宋初抄本《庐山远公话》把东晋庐山慧远与隋代净影寺慧远合二为一，编写出许多故事。(3)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52-297页。另一位是隋代净影慧远(523-592)，祖籍敦煌，世居建兴郡高都霍秀里(在今山西晋城市境内)，为中国佛教地论宗的重要代表人物。隋开皇三年(583)，隋文帝为他建立净影寺，故又被称为净影寺慧远、净影慧远，与天台智顗大师、嘉祥吉藏大师并称为隋代三大师。(4)佛光大藏经编修《佛光大辞典(增订版)》，高雄：佛光文化出版社，2014年，第7601页。此外，历史上还有南宋杭州灵隐寺慧远，与本论题没有关联，此从略。
本卷写本卷尾有题署云：“大统十四年十月五普济寺陈法鸾写记。”这一行字与前面的文字笔迹相同，为同一个人所写，因此题记为真，毋庸置疑。大统(535年正月-551年十二月)是西魏文帝元宝炬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年号，西魏使用这个年号历时16年余。元宝炬死后废帝元钦和恭帝元廓都没有自己的年号，因此大统也是西魏唯一的一个年号。大统十四年在历史上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这一年侯景之乱爆发。侯景之乱是指南朝梁将领侯景发动的武装叛乱事件。侯景本为东魏叛将，被梁武帝萧衍所收留，因对梁朝与东魏通好心怀不满，遂于548年以清君侧为名在寿阳(今安徽寿县)起兵叛乱，549年攻占梁朝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将梁武帝活活饿死，掌控梁朝军政大权。“大统十四年十月五”，“五”字下应该是省脱了“日”字。造成省脱“日”字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下面的“普”字引起的。人们在书写的时候，有时候脑子里想着下面要写的字，就引起了混乱。因为“普”字的下半刚好有个“日”字底，很容易引起关联。
在本卷写本的卷末，除了“维摩诘义记卷第一”的题署，便是四行涉及人名的署书。从右向左分别是：1.“释法鸾”；
2.“共检道人昙朗奉师即竟”；
3.“僧法师释”；
4.“大统十四年五普济寺陈法鸾”。这四行署书，第二行、第四行书体一致，笔迹相同，大小与尾题、正文相合，而第一、第三则字形加大，字体不同，具有突出显示的意味。下面分别辨析。
1.释法鸾
图三 释法鸾
2.共挍检道人昙朗奉师即竟
这一行字，表明《维摩诘义记》抄写完毕之后，至少有两人进行了抄写本与底本的核对校订工作。“挍检”就是“校检”，校验核查的意思。“共挍检道人昙朗”是指共同参与校验核查的人名叫昙朗(释昙朗)，而释昙朗的校对工作是“奉师”进行的，也就是说是遵循师父的指令来做的校对。释昙朗的师父是谁呢？很可能是寺庙的住持，没有写他的法号。“共挍检……即竟”，表示校对核查完毕了。佛经的抄写，都是需要核对底本的，如果有一字抄错或抄漏、颠倒，就需要改正，有的时候甚至整张纸都要抽换。隋唐时期比较正规的抄经，都有一整套人马参与，在抄写完之后有一页纸专门记录负责人、写经生、校经人、装潢手的姓名和职衔之类。写经制度的严格，也说明当时的佛教虔诚度极高。
3.僧法师释
这一行题记，应该是种省略的表示法。“僧”是僧某某，“法师”是法师某某，“释”是释某某。为何不把各位的法号都写出来？肯定不是不知道法号，而是觉得不重要，没有必要一一写出来。这行题记虽然看不到具体信息，但是却也告诉了我们，抄经过程中还有其他协助人员参与其事。
4.大统十四年五普济寺陈法鸾
这一行题记是《维摩诘义记》的写经生释法鸾写的，但是署名是“陈法鸾”，而不是“释法鸾”。陈法鸾与释法鸾是同一个人吗？是的，因为早期僧人经常在法号前面加上自己出家前的俗姓，以表明自己的身份来历。这大概是由于僧人多了，有的法号会因重复而混淆，加上俗姓就比较容易区别。
所谓“书体”，是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之类，还包括介于两种书体之间的楷隶、行楷、行草等。那么本卷写本应该属于哪一种书体呢？我们把敦煌写本粗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隶书时期，一个是楷书时期。这两个时期的分水岭是隋代，因为隋代开始流行标准的楷书。隋代的楷书与唐代的楷书基本上相同，但是隋代的楷书笔画显得较为粗浓，唐代的较为瘦劲。这是因为隋楷流行在隶书时期之末，受隶书肥笔的影响还非常明显。
释法鸾写的本卷《维摩诘义记》，隶书特征还很明显。我们就以卷首的这张图来分析。属于典型隶书的字例如：
这十字属于一般的隶书字形，横向取势，尤其是以浓重的右向出笔为特征，基本上集中在末笔。“蚕头燕尾”是隶书的基本特征，但那是汉代文人蔡邕等人在民间隶书基础上加以改造而形成的“八分”书体，(8)八分书是隶书的一种，人们把带有明显波磔特征的隶书称为“八分书”。亦称“分书”或“分隶”。汉末魏晋之际，“八分”这个名称才在典籍中出现。关于八分书体，据说是割程邈隶字的八分取二分，割李斯的小篆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后被汉代蔡邕简化为汉隶用作官方字体，有三体石经流传于世。民间隶书基本上只有燕尾而没有蚕头。敦煌写本隶书可以说完全没有“蚕头”的特形。之所以会这样，大概是因为，一者回锋不符合实际应用写字“便捷”的原则，二者写经字形本身就很小，才小拇指甲那么点大的字形中如果还要回锋入笔，技术上也有很大的难度，尤其写隶书都是软毫笔，适合写肥笔，不适合回锋。如果民间书写的都是斗大的字，也许就会考虑回锋入笔的问题。
属于典型章草的字例如：
这十个字属于章草。隶书时期的草书叫做章草，楷书时期的草书叫做今草(这里的“今”是以唐代为时间下限的)。敦煌隶书写本中，章草的数量很多，有的全卷章草，有的隶书中夹杂章草，是我们研究书法史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中国草书出于张芝、索靖(9)张芝(？-192)，字伯英，敦煌郡渊泉县(今甘肃瓜州)人，东汉书法家，擅长章草，有“草圣”之誉。索靖(239-303)，字幼安，敦煌郡龙勒县(今甘肃敦煌)人，索靖为张芝姊孙。，而二人都是敦煌地区的人，因此说“天下草书出敦煌”也无不可。
属于楷书的字例如：
楷书来源虽然也比较早，但是南北朝时期应该是开始成熟的时期，尤其是北朝的碑刻文字，由于刀刻直线比曲线快捷，因而慢慢就使碑刻字形向着楷书的方正劲直方向变化，以至于最终书写的人也开始流行这种楷书写法。楷书区别于隶书的主要标志，就是勾画的出现，例如“于”字；
出笔的“燕尾”改为向右下方提按或拉出；
横画改波磔为直线；
字形由扁变方变长。本卷写本已经具有楷书的某些特征，一些字形与后世楷书基本相同。
有鉴于此，本卷写本的书法字体在于隶书与楷书之间，称之为“隶楷”或“楷隶”也许更为准确。
何为俗字？俗字就是不规范的异体字。《敦煌俗字典》修订本《前言》：“我认为一切俗字都是异体字，俗字是异体字中的主体。只有一个字形的字只能是正字，不存在它的俗字，不管它的构造多么‘俚俗’或‘通俗’。反之则不然。异体字并非都是俗字，异体字还包括古今字中的古字或今字、繁简字中的繁体字或简体字、简化字，甚至正字中的另一个。”(10)详见《敦煌俗字典》(第二版)《前言》，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2页。本卷《维摩诘义记》写本，也充斥着大量俗字。例如：
又如上文已经列出的一些字形：
这些俗字，有隶书的，也有章草的，还有楷书的，书体不一而足，都属于“不规范的异体字”。汉字数量庞大，约有二十几万个字形，但若论字种数则不过两万字左右。如果我们无视于俗字的重要性，就会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汉字字形疏忽掉了。因此加强各个敦煌写本的释读考辨，继续增订《敦煌俗字典》之类工具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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