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天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被称为“中国奇迹”。这得益于市场化经济制度持续的红利释放和有效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周黎安，2007［1］），让这种高速增长得以持续。1994年，中国财政制度进行了分税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政府开展高效有序的“城市经营”（周飞舟，2006［2］），以完成绩效考核。与此同时，随着各城市之间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使得地方政府逐步展开基于经济增长、财政收入、税收征管的锦标赛竞争（沈坤荣和付文林 2006［3］；
周黎安，2007［1］；
谢贞发和范子英，2015［4］），各城市之间开展以“人才”为目标的“抢人大战”也是这种锦标赛竞争的延续。随后，官员晋升锦标赛模式的发展造成了激励扭曲，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科学问题逐步凸显（傅勇和张晏，2007［5］；
张克中等，2011［6］；
王小龙和方金金，2014［7］）。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来规范、修正这种扭曲的“锦标赛”制度，将目标绩效变得更加多元化a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审议通过，随后颁布《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将生态文明提上地方政府考核的重要高度。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在全面总结经验、深入分析形势的基础上，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制定了新时代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目标。。但是，基于经济增长、税收征管竞争的地方政府却实现了经济增速与企业实际税率的背离剪刀差（如下图1）。就该类问题，学界目前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探讨财政收入增速快于GDP的增速、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等疑问之上，但是中国区域经济的增长对企业实际税率是否有影响呢？
图1 GDP增长与企业实际税率关系图
对于中国税收收入增长超过GDP增速的这一现象，被学界称为“中国税收增长之谜”（高培勇，2006［8］）。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目前学界有如下几种理论来阐述。一是税收制度同经济社会环境之间的不相匹配，在制度设计时就留有了“征收空间”，可以实现“超收”，从而实现税收的高增长（高培勇，2006［8］）。二是中央征收集权对于税收增长具有积极作用，中央征收比重的提升，极大的促进了地方税务部门税收征收的意愿和力度（王剑锋，2008［9］），从而使得税收的覆盖率可以不断提升；
三是税收分权契约性质具有较强的税收激励作用，同时间接税的制度设计放大了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吕冰洋和郭庆旺，2011［10］），进而使得税收增速快于经济增长；
四是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压力及“经营城市”的需要，税收征管采取足额或超额征收（白云霞等，2019［11］），以实现城市建设，官员完成“晋升考核”；
五是中央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提升了税收的征管效率，通过压缩地方政府的“征管空间”限制了地方政府横向的税收竞争（谢贞发，2016［12］），通过抑制地方政府的横向税收竞争来提升税收征收空间。
以上研究都是基于研究税收增长高于经济增速这一现象，由地方政府之间税收竞争、地方政府与中央之间的关系来阐述解释“税收高增长之谜”，讨论已经非常充分。对于实际税率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历史上，减税往往被认为是有效的经济刺激手段，其带来的负面效应较小，正的外部性影响广泛，中国古代《汉书 昭帝纪》就有“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之说法。学者们也已经有了研究，多集中于“减税提振经济”这一论点。一方面，减税有利于促进企业进行扩大再生产，增加投资行为，提升总需求，进而刺激经济增长（Hall and Jorgenson，1967［13］）；
另一方面，减税可以有效修正税收的价格扭曲问题，在长期内改善供给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申广军等，2016［14］）；
此外，税收政策的定向调整可以成为政府部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兼顾区域税收公平的有效工具（张同斌和高铁梅，2012［15］）。因此，在漫长的中西方经济发展历史中，有效减税在全球范围内被认为是政府刺激经济增长，改善民生环境的一种有效手段。但我们也不得不意识到，降低税率未必能形成对于企业的有效减税。过往地方政府在对企业实际征收过程中并未实行全额征收，征收力度依照其年度任务完成情况而定（白云霞等，2019［11］）。因此，当全国性的减税政策下发时，地方政府对于企业的税收征管在实际操作中可以通过增加税收基础范围、加大税收征管力度来补偿因名义税率下降而“损失”的实际企业税收收入。
对于地方政府税收竞争（Besley and Case，1995［16］）这一现象，有“逐底”竞争和“逐高”竞争之争，学者们的观点目前仍然存异。地方政府在开展锦标赛竞争的过程中，通过提升税基增量、土地财政等方法来提高财政收入的阻力要小于提升存量税收的征管力度的阻力，在共享税种的征收力度上，地方政府缺乏积极性（田彬彬和范子英，2016［17］），该观点支持“逐底”竞争。但是，与此相反的观点认为经济考核的压力使得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支出以刺激经济发展（李涛和周业安，2009［18］），财政支出的增加必然对税收的足额征管与“超额”征管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该观点支持“逐高”竞争。此外，许敬轩等（2019）［19］则认为“竞高”还是“竞低”取决于经济增长与税收收入的“相对”重要程度。地方政府会对经济增长和辖区内福利效应反馈进行考核效用衡量，若经济增长带来的考核效用高于福利效应反馈，则税收征管开展“竞低”，反之则“竞高”。
目前学界讨论“中国税收增长之谜”，是将“增长”这一现象假定成为常态，并将客观长期存在。但是，“税收高增长之谜”现象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存在这样一种状态，是基于税收竞争、地方政府考核机制、财政赤字政策设计等特殊历史阶段而产生的一种“高增长现象”，这种现象伴随着政策制度的修正、地方政府考核机制的完善等原因，经济增长方式或增长速度进入另一个特定时期，这种“税收高增长之谜”将不再存在。但是，从未有学者就招商引资政策下不同区域经济增长对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做过详细的分析与研究。本文的理论研究发现，地方经济增长可有效降低企业的实际税率，对此我们给出的理论解释是地方政府在“经营城市”过程中，一方面追求GDP增长效用与居民福利反馈效应的平衡。另一方面，通过增加财政收入来扩大财政支出以刺激经济持续增长以及居民福利反馈效应的持续正外部性。在这个过程中，财政资金来源弹性较大的渠道有“土地财政”、“隐性债务”以及“企业税收”。在经济增长较好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及“隐性债务”可以有效支撑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增长。对于企业税收的征管则较为宽松，以实现“招商引资”，树立官员绩效考核的创新化、科技化、产业化等“亮点”。“招商引资”政策通过降低企业的迁移成本来实现税收征管的转移，并降低了企业的实际税率。反之，在经济增长回落期，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和“隐性债务”都将拖累财政收入可支出部分的有效增长，只能通过第三条财政收入支柱来填补“地价均衡”和“债务利息”所带来的财政缺口，加强税收征管，企业实际税率上升。由于地方政府财政对于基础设施的支出在这一时期下滑，“招商引资”政策也很难做大税基蛋糕。因此，中国区域经济与企业实际税率之间的“剪刀差”是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前提下，才得以表现出的一种特定时期现象。
本文边际贡献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政企关系引入文章分析。在政企关系中，中国税收高增长是基于地方政府的锦标赛制度实现的（王小龙和方金金，2015［20］；
许敬轩等，2019［19］），在分析过程中，官员的多元化考核机制使其在不同的经济增长环境下追求的目标效用并不一致，这就使得经济增长对于地方政府征管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并不相同。对地方政府与企业互动的分析过程中，延伸了锦标赛理论的实际应用与决策场景（周黎安，2007［1］；
谢贞发和范子英，2015［4］）。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区域间税收竞争并非简单的“竞高”或是“竞低”，而是依据所处的区域平台和当前的经济增长环境所决定；
二是采用博弈模型理论推导政策作用。理论分析方面，借鉴Jie et.al(2013)［21］的经济增长与腐败模型，通过研究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策略，来推导被地方政府追捧的“招商引资”策略对税收竞争的实际效用（刘穷志，2017［22］）。并在此基础上延伸出经济增长的税收效应，并就该问题做了二元传导机制解释，当前就该问题相关的理论推导与分析尚属空白；
三是采用计量手段验证理论推导。实证研究方面，本文研究分析各省份间经济增长对企业实际税率影响的异质性，总结分析了形成这种差异的机理与原因。并对不同的地区做了分类，就不同类别地方政府所面临的绩效考核差异做了详细分析。对于分析地方政府在不同维度竞争，竞争过程中对税收征管力度的效用差异有较为明显的支持。
本文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模型推导；
第三部分是实证研究设计；
第四部分得出回归结果分析；
第五部分给出稳健性检验；
最后是结论与启示。
2.1 理论模型
为了进一步研究有效经济增长对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逻辑及机制，我们借鉴Jie et.al(2013)［21］的经济增长与腐败模型，来深入推导中国经济有效增长对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探讨“招商引资”等策略对企业实际均衡税率的传导机制。
我们假设地方政府部门的目标约束为最大化税收收入，以开展更多的基础设施投资，达到城市经营的目标绩效，在目标期限内完成激励考核。
我们建立一个两区域纳什均衡模型，假设两个地区，初始禀赋为1单位现有企业：
①政府设置税率为bp。
②企业可以选择留下或者离开该地区。
③企业选择生产要素，政府获得财政税收。
假设所有企业拥有相同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规模效应递减。K代表投入的资本，资本价格为w，L代表投入的劳动力，劳动力价格为r，A代表全要素生产率。在地区1的企业有：
根据（4）、（5）两式求得L*，得（6）式。
考虑到企业选择留下或者迁移的决策，对于原来在地区1的企业，其选择留下等价于。其中m为迁移成本，假设
其中Aη事实上是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移动成本会增加，但是边际成本递减（即1＞η≥0）。θ用于表征迁移成本中能被政府观测到的部分，εi为通过企业不可观测到的。
假设ε～u［0,1］，考虑地区1在纳什均衡时的企业数量，其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原来在地区1的企业继续留下，二是原来在地区2的企业离开。原来在地区1的企业继续留下的数量等价于：。
即ε≥X（10） 与ε≤-X（11），又 ε～u［0,1］。
表1 X取值与地区1企业数量关系
当- 1＜X≤0时，ε≥X的概率为1（ε在［0,1］上显然不小于一个非正数）。又0≤-X＜1可得-X在0到1之间，即ε≤X的概率为-X。而对于，地区1和地区2中有一个企业概率为0，从而其税收收入为0，显然不是纳什均衡。所以当纳什均衡时，地区1的企业概率为1-X，即。从而，地区1目标函数化简为。
利用拉格朗日乘数法，因为K*，L*，为b1的函数，那么有：
则（13）化简为：
从（18）式可得：
（1）当θ趋于无穷大时，这时该企业是在一个地区无法迁移的企业，其迁移成本无限大，，易得b1=1-α-β，规模收益递减越大，税率越高。同时，其产出资本是高度凹的，表征既使该地区税收率降低，公司也不会扩大资本投入再生产，因为收益是递减的。
（2）随着θ降低，迁移成本降低，企业之间的竞争增加，b1会降低。即随着各地方政府间“招商引资”政策的深入，企业在地区间迁移的成本越来越小，甚至一些地区通过土地政策等方式可以弥补企业的迁移成本，企业选择在其能够生产的区域挑选实际税率最低的地区来开展生产，企业之间形成了竞争。
因此，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能否降低企业实际税率，仍然取决于区域的经济增长情况。若该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经济增长处于锦标赛前列，“招商引资”政策能够降低企业的真实税率；
若全要素生产率处于下降趋势，即经济增速放缓，“招商引资”政策降低的迁移成本无法抵消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带来的企业实际税率增长，即企业实际税率上升。
2.2 纵向传导逻辑：经济增长驱动下的税收竞争
过去20年间，中国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越来重要（徐现祥和王贤斌，2010［23］；
姚洋和张牧扬，2013［24］），考核激励制度的量化与明确使得地方政府在完成计划目标、达到激励考核的意愿极为强烈，尽职履责更加清晰。同时，地方政府在充分利用现有财政收入方面具有实际经验，个人所得税等粘性较强的税收弹性较小，增值税等涉及企业税收的弹性较大。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的税收分成有限，税收增长的绝对值收窄（周飞舟，2006［2］；
王剑锋，2008［9］）。地方政府开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福利建设投资的资金来源受限，经济增长的绩效考核压力增大。1998年，“房改”a即住房产权集体所有制向个人所有制房产改革。1998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宣布从同年下半年开始全面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首次提出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启动，点燃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国家成为土地市场的垄断所有者，通过“土地拍卖”的形式形成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赵扶扬等，2017［25］；
梅冬州等，2018［26］）。随着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不断提升，土地价格一路飙升，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超过三分之二以上来自“卖地”收入b2018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97905亿元，其中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占66.49%。数据来源：财政部网站。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拍卖”活动，获取财政收入，进而投入城市建设。通过完善城市偏远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等资源的再投入，使得该区域的土地价值升值，进而继续以“土地拍卖”的形式获取更多财政收入，形成良性循环a2018年，地方政府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65096亿元，同比增长25%。相当于过去20年间，每年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的方式增加财政收入3400亿元。数据来源：财政部网站。，实现“经营城市”。随着地方锦标赛竞争的激烈，经济增速保持在高位，“土地财政”带来的收入增长已不能够满足地方政府对经济的“高增长”与城市建设的“高亮点”需求，进而开辟了新的财政渠道——“地方债务”（范剑勇和莫家伟，2014［27］）。地方政府债务的快速增长b截止2018年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83862亿元，自《2011年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办法》发布以来，地方政府债券余额平均年增长26266亿元。数据来源：财政部网站。以上数据仅为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余额，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开展的主动融资行为不包含在内，其规模又远超当前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锦标赛竞争争取了主动权，但是地方政府债务的发行又极度依赖地方的经济增长，高增长区域获取债务的能力远高于低增长区域，呈现了“金融加速器”的效应。由此，地方政府实现横向竞争的“三驾马车”形成，即企业税收、土地财政与地方债务。由于锦标赛竞争的长期性，地方政府在使用财政政策刺激区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Easterly and Rebelo，1993［28］），既不能够使得经济过快增长，以至于在次年形成较高的增长基础，也不能使得经济增长过慢，落后其他区域。因此，从时间维度上来说，经济增长较好的时期，土地升值潜力较高，地产开发下的“土地财政”收入较高，基于增长评级下的对外负债能力亦较强。两项支柱下，地方政府无需再深入挖掘企业税收部分，以通过实现降低企业实际税率来达成企业迁移成本的降低，吸引更多的企业前来生产，从而降低企业实际税率（吕冰洋等，2016［29］）。对于经济增长放缓及落后的时期，城市配套基础设施受制于财政收入，在未来短时间内有快速提升的可能性较小。“土地财政”与“对外负债”提供的可支配财政资金增量有限，因此地方政府对于企业税收的征管和挖掘将会更加严格，以实现财政收入的有效增长，从而提升了企业的实际税率。因此，高经济增长驱动地方政府开展税收的“逐底”竞争，经济增速放缓或低经济增长驱动地方政府开展税收的“逐高”竞争。
2.3 横向传导逻辑：“招商引资”策略下的双向选择
“招商引资”政策最早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吸引外资在沿海经济特区实行的一种超国民待遇政策。进入九十年代，“招商引资”逐步转向内资为主，成为地方政府开展产业结构竞争的一种手段。随着沿海地区的原始资本积累成熟，产业结构逐步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内陆地区地方政府推出了以“税收竞争”、“土地竞争”为基本政策的招商引资政策，意在吸引企业到自身辖区内开展经营，提升当地就业与税收，拉动经济有效增长。“招商引资”并非简单的“税收竞争”，其隐含了复杂的企业与地方政府博弈关系。企业在迁移过程中寻找税收优惠较大、配套基础设施健全、迁移成本较低、劳动力价格低廉、产出易于运输的区域开展经营。地方政府在吸引企业的“招商”过程中，能够提供税收返还、产业园区配套、工业土地低地价、政府事务办理特殊通道等相对竞争优势的优惠条件。而劳动力价格、配套交通等地方政府无法在短期内解决，也就成为了地方政府开展“招商引资”竞争的绝对优势。从区域竞争上来说，高经济增长的地区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资源与人口的净流入，财政收入的二元有效增长使得财政资金对配套资源的再投入率高，财政资金的多元化来源使得对企业税收全额征管的意愿较低，能够形成企业实际有效的低税率。同时，地方政府在完成经济增长等有效考核任务之后，亦期望能够获取产业结构调整、打造产业园区、引入明星企业等亮点，以获取在锦标赛竞争中的加分。对于经济增长落后的区域来说，其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往往较为落后且区域呈现持续的人口净流出，使得地方政府通过“零地价”、“地方税收分成全返”等方式吸引企业落户。企业的上下游产业配套很难保障，且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相对较弱，需要通过全额征收或超额征收企业税收来提高财政收入。企业即使依照政策落户仍将面临地方政府多部门的实际“寻租成本”，形成事实上的“高税率”。这也就促成了很多地方招商引资来的企业“拿地”而不投资、“缴税”而不开工的现象。地方政府这种面对竞争压力下的灵活税收征管力度调节机制，从而形成对税收征管的“乘数效应”（陈晓光，2016［30］）。
3.1 变量及数据来源
为了研究区域经济增长对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本文选取区域企业实际税率作为因变量。由于本文研究的主要是政企关系下的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反馈行为，因此使用企业承担、地方政府征管的国内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与城市维护建设税之和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和的比值作为企业缴纳给地方政府的实际税率（谢贞发，2016［12］）。本文研究在政府竞争下因经济增长而对企业征收的实际税收的影响逻辑，因此对于个人所得税、房产契税、车船使用税等征收弹性较小的税种未予以包含，这样能够放大企业实际承担税收的效应。
对于经济增长这一自变量，我们为了更加准确的衡量各地方的真实经济增长情况，除了使用GDP的实际增长率来表征区域经济增长，还使用了电力消费增长量以及出口增长量指标来检验经济的实际有效增长。前者可以有效反映工业企业的实际开工与产能情况，后者可以有效表征其外贸行业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均能在一定程度上表征区域的实际经济增长情况。同时，以此来验证地方政府自行统计下的经济增长数据a一直以来，很多学者对地方政府统计的GDP数据存疑，其存在因为锦标赛制度下发生数据报送“道德风险”的可能。因此，从2020年起，国家统计局统一核算各地方的经济总量，基本可以根除虚假数据问题。基于此种算法，国家统计局对2018年的各地区GDP数据进行了修订，新算法下的GDP与原有报送GDP误差区间在［-28.96%，13.34%］，由此可见部分区域的GDP与实际GDP的偏差较大。但原有的GDP增长数据来作为经济增长的意义仍然存在，地方政府激励考核机制下的原有考核标准以原算法下的数据为准。是否与真实经济增长数据同样对于实际税率的影响有相同作用（徐康宁等，2015［31］），以此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
对于区域发展情况，我们选择了失业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b国家统计局对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统计范围如下：1998年至2006年，规模以上工业是指全部国有及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500万元及以上的非国有工业法人企业；
从2007年开始，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规定，规模以上工业的统计范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5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企业；
2011年经国务院批准，纳入规模以上工业统计范围的工业企业起点标准从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随着经济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统计范围与门槛也在提升，因此，该指标数据在口径变换年份存在负增长情况，相应的实证结果作为结论的佐证依据。专利增长、居民消费水平增长、教育经费、产业结构、城镇化率等几个变量来表征该城市自身当前特征，这些变量很难在短期内受政府的政策影响直接予以改变。失业率选取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份城镇登记失业率数据，失业率较高的区域，一般地方政府期望通过减税来提升企业经营规模，扩大再生产，提供就业岗位，以降低失业率；
规模以上企业专利增长选取规模以上企业所持有的有效专利数量的增长率，以此来表征区域的技术进步，我们预期企业的技术进步能够滞后带动企业的实际税率提升；
居民消费增长与教育经费都表征了一个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其发展水平越高，对于足额税率征管的忍耐程度越强；
产业结构指标是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产业结构较为原始的地区，其经济的增长对实际税率的抑制作用越明显，本文预期第一产业的占比与企业实际税率呈负相关关系；
选取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作为该地区城镇化率的表征指标，城镇化率越高其拥有的配套设施越完备，企业开展生产的积极性与便利性越高，适合高税率的存在。
表2 变量描述统计结果
续表
对于地方政府可以较为容易通过政策在短期内影响的变量，我们选取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教育经费增长以及建成区面积增长作为解释变量。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是一个地区适于投资与发展的有效表征指标。企业数量的增长有利于地方政府规范化管理，在政企关系中便于地方政府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对税收的征管力度可以有效提升。因此，我们预期这两项指标与企业实际税率呈正相关关系；
教育经费在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中占比较高a2018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为3.42万亿，占当年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15.48%，部分省份这一比例甚至超过20%。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教育经费的增长，使得地方政府需要去寻找财政收入来源支撑，对于实际税率的影响应该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建成区面积增长表征一个城市的城镇化程度，通过提升建成区面积，可以提高容纳企业的数量，活跃经济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完善税收征管的管理，提升企业的实际税率。
同时，我们设定工具变量，对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b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下简称“条例”颁布。本文以此“条例”的颁布作为地方政府转变工作作风的节点。以前（即2013年以前），该变量赋值为0，之后赋值为1。地方政府在实际征管地方企业税收的过程中，企业存在“寻租”空间，即企业通过“院外活动”在实际经营活动中制定自己的税收征管范围标准，以获取更大利润。十八大以后，企业的这种“议价能力”被逐步压缩，官员交流机制又使得“寻租”成本大大提升。因此，我们认为“八项规定”的颁布能够有效的抑制企业的这种“寻租”能力。表现在实证结果上即“条例”颁布以后，经济增长抑制企业实际税率的力度有效减弱。
本文数据采用1999年—2018年国家统计局网站分省份年度统计数据c数据选取1999年开始，而非分税制改革的1994年开始，是由于本文研究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多元化来源主要是从1998年开始的住房产权集体所有制向个人所有制房产改革开始的，从此时开始研究企业的实际税率问题，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策略能够比较清晰的得以体现。从2019年经济统计数据开始，国家统计局实行新的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渠道，而不再依赖于地方政府统计，因此数据选取到2018年为止。数据来源：http://data.stats.gov.cn/。，截面数据包括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地区d因为港澳台地区适用的法律体系、官员考核机制与数据统计口径等与大陆均不一致，故本文研究暂不含港澳台地区。。
3.2 实证方法
为了研究单一变量对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我们分别使用经济增长、城市特征以及政府影响变量对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做回归分析。针对经济增长变量引入工具变量，以探究外部“条例”对地方经济增长与企业实际税率影响的冲击关系，明晰“条例”背景下地方政府与企业关系的转变。
为了探究本文的基础假设，经济增长抑制企业实际税率，通过以下模型开展地方经济增长对企业实际税率影响的回归分析。
为了探求“条例”颁布以后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加入工具变量，验证“条例”在地方政府对税收征管力度影响中的作用。回归方程如下：
地方政府开展税收竞争的目的与初衷类似，但是不同地区地方政府所管辖的城市特征不尽相同。加入城市特征变量对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回归方程如下：
地方政府通过制定“招商引资”政策、提升财政投资力度、制定“人才激励”政策、棚户区改造等方式，来提升经济增长，扩大企业经济规模，提升实际税率。对于地方政府政府可影响变量对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回归方程如下：
最后，通过完整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我们研究各影响变量之间对于实际税率的影响大小。发掘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与博弈关系：
战火燃遍亚欧非三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石油是战争的燃料，助燃了战争的残酷和蔓延， 有33个国家参战，15亿多的人卷入战争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大削弱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力量，也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石油的出彩表现，同样让成功者和失败者铭记于心。
4.1 基本回归分析
我们对经济增长变量与企业实际税率的关系做了面板数据回归分析，依靠全样本数据特征使用固定效用面板回归模型。根据固定效应估计结果，我们绘制了地方经济增长对企业实际税率影响分布图（如下图2）。图中虚线部分为对应经济增长条件下地方政府征收企业的实际税率（其中北京、上海、海南因在线上偏离较远未予以标记）。
图2 地方经济增长对企业实际税率影响分布图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地方经济增长对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根据图2可以看出，在虚线之上的省份，其经济增长对降低当期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作用较低，在虚线之下的省份则相反。观察数据分布，对各区域做如下分类。经济增长对降低企业实际税率程度较低的省份主要是经济较为发达省份、直辖市、沿海地区以及地处内陆、转移支付比例较高的西部省份、自治区。这个结果有效的对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和锦标赛行为进行了分层，即经济发达、配套设施完善区域为企业迁移的目标区域，地方政府税收征管更加规范，弹性更小。丰富的财政收入来源使其不会因为锦标赛活动的展开而明显加大或降低企业的税收征管力度，处于这一平台的地方政府官员考核中，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的重要性要低于其他省份。通过增加财政收入或获取企业入驻而形成的“政绩”效用较弱，更多的是辖区内居民的福利效应反馈等方式产生的效用较高。此外，地处内陆、转移支付比例较高的西部省份、自治区，其竞争在同一平台，交通的劣势使得其地方政府很难通过吸引企业来获取竞争绩效。并且这些省份有较大比例的转移支付，地方政府不需要依靠筹措财政收入来发展经济。那么地方政府因为锦标赛竞争原因而对辖区内企业放松或增加税收征管力度的意愿较低，故其经济增长对企业的实际税率影响较弱。对于第三层次平台，才是开展税收竞争、“招商引资”争夺的主力军。这一梯队的省份，既有各自的区域特色，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中间位置，没有转移支付资金或转移支付资金不足以维持地方政府开展锦标赛竞争。因此，这一梯队的地方政府有极大的意愿去增加财政收入，以开展“经营城市”活动。经济的有效增长带来的“土地财政”收入与融资能力的提升，大大降低了地方政府足额征管企业税收的意愿，通过“招商引资”政策和缩小企业实际缴税基准降低了企业的实际税率。上图2中，向下偏离虚线越远的省份，其开展锦标赛竞争的力度和意愿越强烈，区域经济增长对降低该区域的实际税率的影响越为明显。
通过逐项建立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得到表3、表4、表5。从表3中可以看到，对于经济增长抑制企业实际税率的假设，从经济增长的三个表征指标回归中都得到了验证，同时支撑了理论推导的结论，支持了地方政府基于对经济增长的需求来决定当年企业税收征管力度的理论。同时，地方政府在与企业合作与博弈过程中，经济增长落后的地方政府期望通过“招商引资”来提升规模企业数量。这种政策多以税收优惠为基准来吸引企业，但是企业会承担上下游产业链条缺失、交通不便利等劣势成本，且地方政府在优惠税率的同时会对税收足额征管（这个征管基础还包含生产经营之外的其他各个方面，消防、捐款、环保等多个环节都会使得新落户的规模企业增加支出），从而实际提升了税率。
表3 各变量对企业实际税率的实证分析结果1
表4 各变量对企业实际税率的实证分析结果2
表5 各变量对企业实际税率的实证分析结果3
那么，经济落后区域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为什么仍然能够吸引到企业落户？这取决于该地区的“土地政策”。过去二十年间，土地的入市使得其价格不断上涨，落户企业通过“低地价”或者“零地价”拿下大量工业用地开展生产，在经营过程中实际税率的上升也无法覆盖土地的快速增值。企业开展生产若干年以后，即使盈利水平下降、甚至一直处于盈亏平衡的状态，其土地的增值足以让企业获取高额收益，且这种收益是没有持有成本的。在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过程中，企业若处于主动，其还可以利用“员工配套住宅”的形式将企业生产的部分工业用地在若干年后通过地方政府以低廉的“土地出让金”形式转换成商业住宅用地，以获取更大收益。而这样的博弈在经济增长较好的区域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后者参加锦标赛竞争过程中企业税收做出的贡献较小，企业也就不存在相应的“院外活动”能力。因此，若工业土地管理更加严格，土地价格上涨趋势被抑制，经济增长缓慢的落后地区“招商引资”政策将会因企业的迁移成本较高而失效。
对于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提升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和提升建成区面积增长，对于企业实际税率都有正向的提升作用。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代表企业向该区域迁移产能速度的加快，对于企业来说，在一个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是不可逆的。地方政府对于加速流入产能的时期，加大对于企业实际税收的征管力度，企业的敏感性较低，实际税率将上升。这也是地方政府通过推出“招商引资”政策引导企业前来投资的主要原因。教育经费的增长，对企业实际税率的提升具有二元传导机制，一方面，教育经费的使用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较高，其增长加快将对财政收入造成压力，企业税收征管的力度顺势加大；
另一方面，教育经费的增长速度提升，有利于创新技术的研发，产学研的结合使得企业增加了产出效率，相应的实际税率提升。
进一步的，我们从实证结果中可以看到，落后的产业结构将会使得企业实际税率降低，这是第二三产业企业在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过程中掌握了更多的主动权，在产业结构尚未形成有效的改变之前，这种主动权都将制约地方政府的税收征管。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带动区域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其生产与服务的边际税率要远远高于初始状态的税率，随着消费的增长，中小企业能够逐步提升工作负荷，从而达到整体税率的提升。建成区面积的增长，表征着棚户区改造、新城建设等工作的开展，这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地方政府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从而在企业税收征管等方面有了持续的需求。此外，建成区面积的增长，代表着城市发展水平的上升，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更加完善，企业入驻的迁移成本开始降低，对于税收的敏感性减弱。本文实证分析中城镇化率的提升，标志着城市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一个区域内的公共管理人员数量的弹性较小，城市人口数量的增长主要流向企业，随着企业中人力资本要素的不断投入，其相应的产出会不断增加，进而带动企业的边际高税率税收征管，从而使得整体税率抬升。因此，地方政府提升城市的建成区面积以及住宅数量，可以容纳更多的城市人口，为企业投入人力资本要素，提升产能。相应的，若区域内城镇失业率较高，则说明人力资本没有完全投入到生产中去，或者现有的人力资本无法满足生产函数的需求，企业的产能效率将下降，其实际税率也随之降低。以企业专利数量增长率表征的技术进步水平，代表了一个区域内所开展的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创新的速度越快，企业的生产函数的产出效率也就越高，相应的产出及利润也越高，对应的单位产值税收高于其他低效率区域，企业实际税率得到提升。
在过去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这种合作与博弈的关系，也受到了外部的管理冲击。工具变量所在的回归方程，真实的反应了实际经济增长下，“条例”出台有效的弱化了地方政府因经济增长而对企业税收征管力度的变化。这一方面限制了地方政府税收征管力度的自由量裁权利，另一方面限制了企业通过“寻租”或“院外活动”的形式，倒逼地方政府降低其实际税率。“条例”的颁布，还为税收的征管高覆盖提供了更为严格的外部监督形式，通过这种监督，提高了对企业的税收依法征管要求，消除了企业的隐性“负担”，降低了地方政府对于企业税收的征收弹性，使得区域之间地方政府因为锦标赛考核的要求而增强税收征管力度的影响减弱。“土地财政”的难以为继与“隐性债务”的坚决禁止，匹配以更加多元化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手段，使得地方政府将依靠更加科学的管理手段来管理城市，杜绝片面追求高增长。
4.2 脉冲响应分析
我们分区域对经济增长指标与企业实际税率建立了VEC模型，使用经济增长滞后1阶至2阶指标对企业实际税率做脉冲响应冲击，结果如下图3。由图3可得如下经济学含义：首先，一个地区经济增长对企业的实际税率在期初具有负向的冲击效应。如前述理论推导与回归分析，经济增长具有降低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作用。部分省份呈现经济增长对降低企业实际税率影响的有效期在3-5期，随后冲击效用转为促进企业实际税率提升，这与地方政府考核的任期制具有紧密联系；
其次，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国家转移支付比例较高的省份经济增长对企业实际税率的冲击效应具有不确定性。西部地区省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中央的转移支付，对于经济增长带来的绩效，地方政府不会有动力开展税收征管的“努力”或“放松”。因此，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对降低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作用不显著；
第三，当前地方政府考核机制下企业实际税率的传导是通畅的。企业实际税率的变化受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压力的影响，而绩效考核主要受经济增长的带动。所以，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考核机制对于企业实际税率影响的传导是有效且顺畅的。
图3 各省经济增长对企业实际税率的脉冲响应冲击
为了进一步验证经济增长可以降低企业实际税率的结论是稳定的，深入分析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下的影响逻辑，我们分时期、分区域做稳健性检验，以确定这一结论的稳健。
首先，经济增长降低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在实行土地市场化的早期并不显著。这一时期，地方政府基于“土地财政”的收入来源尚未完全形成，融资渠道较为单一。企业税收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替代性较低。锦标赛制度下，地方政府在这一时期对于企业税收的需求具有高度的持续性，这也构成了税收竞争的“逐高”竞争。表6的回归结论显示，从2004年开始，地方政府基于经济增长而降低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作用就逐步显现，但是近几年来，这种影响的显著性明显降低。这也印证了许敬轩等（2019）［19］提出的随着时间的发展，政府竞争对企业税收征管影响逐渐变小。
表6 不同时期经济增长对企业实际税率影响的实证结果
表7 不同区域经济增长对企业实际税率影响的实证结果
其次，中国东部地区地方政府基于经济增长放松税收征管的行为更加明显。西部地区和民族自治区对于该现象并不显著，这也验证了我们前述实证结论。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比例较高，地方政府竞争过程中，不需要从财政收入的来源进行过多的干预，其竞争考核机制的重点在其他方面。因此，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这种博弈行为在中国东部与中部省份更加明显，这也就解释了过去二十年间，东部与中部地区的发展要快于西部，且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更加高效。
基于以上稳健性验证，我们认为经过理论推导与实证检验的结论是有效且稳健的，能够支撑前述观点。
过去二十年，在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下，有效激发了其发展区域经济的动力，通过税收竞争、“招商引资”等方法，来完成锦标赛竞争。本文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对企业实际税率的不同影响机制，通过理论推导与实证分析检验了结论，对这种影响的传导机制做了详细分析，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中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对当地企业实际税率具有不同的影响机制，东部与中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在能够完成经济增长的考核时期，会放松企业税收的征管力度，进而降低企业实际税率，反之则通过“足额”或“超额”征收的方式提升企业实际税率。企业在迁移成本的约束下，被动接受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下的税收征管力度波动。地方政府基于锦标赛竞争的框架下调节对企业税收征管的力度。地方政府实现横向锦标赛竞争通过“三驾马车”——企业税收、土地财政与地方债务。在经济增长较好的环境下，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财政与地方债务提升财政支出以提振经济，放松对于企业税收的征管以开展产业结构调整；
在经济增长放缓的环境下，地方政府利用土地财政与地方债务对财政支出的增量难以为继，通过加大税收征管力度来提升财政收入。这一经济增长降低企业实际税率的现象，在中国2003年以后的中东部地区尤为显著，民族自治区与西部省份依靠转移支付来稳定财政支出，对于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应充分考虑通过税务征收的垂直管理，规范地方政府税收征管口径的波动问题，这样减税政策红利才能够有效释放。
第二，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能否降低企业实际税率，仍取决于其是否完成锦标赛的绩效，企业通过“招商引资”政策开展向经济发展落后地区迁移，在承受实际税率提升的同时，利用土地升值来扩充其利润增长。“招商引资”策略是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博弈与合作。“招商引资”策略通过降低企业迁移成本来降低企业实际税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经济增长绩效满足锦标赛竞争的地方政府能够落实政策吸引企业，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增强自身城市管理的绩效；
对于经济增长无法满足锦标赛竞争的地方政府，通过扩大税收征管基础等方式来提升企业的实际税率，获取财政收入。企业在接受实际高税率的同时，通过招商引资政策获取低价土地，在土地价格不断升值的过程中，获取自身收益。企业在迁移成本的约束下，被动接受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下的税收征管力度波动。通过规范“招商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来杜绝以土地赚利润的企业迁移行为，引导以发展促引资的考核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