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进
(北京平安普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100176)
开放式创新[1-2]与中小企业的开放式创新[3]近年来受到学术界和企业界关注，理论研究逐渐系统化，中西方企业实践中也有很多成功案例。但仍有一些中小企业没有意识到开放式创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些企业虽然意识到其重要性，但缺乏指导原则和具体方法，难以在实践中应用。
中小企业通常成立时间短、企业规模小、资源缺乏。传统战略管理理论认为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于自身有价值、稀缺、不可替代和难以复制的资源[4]，一些中小企业过于关注土地、资本、劳动力、原材料等有形资源的获取，重视内部研发创新；
或认为企业自身弱小，无法提供合作机构所需要的价值，难以形成对等合作关系，缺乏开展开放式创新的基础；
还有一些中小企业家在实践中探索出开放式创新的道路，但学术界尚没有很好地总结其成功规律。
社会网络是组织或个人的社会联系，组织或个人通过与外界的联系所增加的资源总和即为社会资本[5]。社会网络通常属于社会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网络研究在我国取得较大发展，理论模型和统计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6-7]。国内对企业通过社会网络获得资源、机会和情感支持的研究较多，对于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网络与开放式创新的相关研究较少。
我国社会网络特点与西方社会显著不同，我国社会既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集体本位，而是“伦理本位”，伦理就是关系，中国社会非常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相互尊重为基础，会把家庭中彼此亲密的关系拓展到社会中去，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8]。中国社会是以角色关系组合起来的关系体，以自己为中心与他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关系一圈一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9]。中国社会这种“特殊主义”与西方“普遍主义”的差别，逐渐成为广义上区别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依据。在短缺经济社会中，社会关系网络发挥着广泛而重要的作用，容易滋生“庇护关系”、具有私人性质的“施恩回报”关系网络，产生“走后门”等腐败现象[10]。知识经济时代中国独特的关系文化在建立合作信任、推动开放式创新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本研究目的是进一步阐明社会网络对开放式创新促进作用的理论基础和意义，并针对企业实践提出建议，采用文献回顾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定性研究方法。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企业重要的无形资源，可以帮助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11]。Grant[12]提出知识基础观，认为企业是获取、处理、使用和创造知识的学习型组织，生产活动中机器需要具有知识的人操作，知识具有可转移、可集成、专属性，知识获取需要专业化；
Senge[13]提出学习型组织理论，企业不断应对环境变化而学习，学习的个体是企业知识训练的基本单位。知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书面知识，它包括显性的“技术、诀窍、心法”，还包括隐性的“理念、情感、认知”[14]。知识是无形资产，是企业战略性资源[15]。知识创造需要“场”(Ba)，“场”不是指物理环境，而是知识交流、互动和实践的氛围。野中郁次郎提出知识创造的SECI模型，社会化(Socialization)、外显化(Exter-nalization)、组合化(Combination)、内在化(Internalization)[14]。
开放式创新是指企业拓展自己的边界，能够同时利用内部和外部的创新思想[1]，运用内外部知识促进自身内部创新，同时扩大创新的外部使用市场，企业的边界并非像传统意义上那样清晰[2]。开放式创新不仅适用于研发环节，也适用于制造和营销环节[16]。技术本身没有直接经济价值，好的商业模式能够将新技术或新产品的商业价值释放出来，因此商业模式创新同样重要[1]。开放式创新主要分为内向型、外向型及耦合型3种模式[3]。内向型一般指企业运用外部知识和资源进行内部创新，典型方式包括从大学科研院所受让科技成果进行转化、购买专利技术、研发外包等；
外向型指企业将自身不用，或者使用效率不高、无法有效使用的知识和资源，通过与外部合作伙伴共享进行创新，典型方式是专利转让、许可授权、对外提供技术服务等。耦合式创新是内部和外部知识和资源相互学习、利用、协作配合的创新，典型方式是技术合作开发、组建联盟、组建合资企业等。知识经济与开放式创新紧密相关，两者都强调打破企业边界，实现知识内外部交流，知识共享是促进知识应用和创新的重要条件。
法国学者Bourdieu[17]最早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其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在有目的的行动中能够获取或动员的资源，它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从社会网络的资源中获得[18-19]。社会网络是组织或个人的社会联系，组织或个人通过这种联系所增加的资源总和即为社会资本[5]。Ianary等[20]认为社会网络是由提供资源的联系组成。Granovetter[21]提出网络力度概念，社会网络中的联系按照互动频率、熟识程度、信任程度和互惠程度来测量，分为强联结和弱联结，强联结通常发生在产业内部合作伙伴和熟悉的人之间。弱联结能够促进非相关领域的知识和资源共享，促进边缘创新。Ronald & Burt[22]指出社会关系稠密地带之间的稀疏地带为“结构空洞(structural holes)”，信息与资源的流动在结构空洞中很少或没有发生，个体或组织通过结构空洞可以将两个关系稠密地带联结起来，带来新的信息和价值。
“普遍主义”是西方现代社会体系的核心特征之一，是西方现代公共事业、政治组织、经济事务的基本原则。传统中国社会关系特征表现出“特殊主义”，儒家伦理是以亲属关系为核心构建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23]。儒家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特殊主义”，中国人更加重视私人关系，相对而言不愿对此之外的各种关系承担道德义务[24]。Jacbos等[25]首次使用直接译自中文词汇的“关系”(Kuan-hsi)概括由宗族、朋友、同事等各种特殊主义纽带组成的总体，中国关系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伦理本位、关系导向、熟亲信[7]。
开放式创新的特征是企业内外部知识的交流、分享和互动，知识分享交流必然依靠组织或个人的社会联系进行，企业社会网络对于开放式创新具有重要意义。社会网络与开放式创新，涉及到社会学和管理学两个交叉领域，目前国内研究大多集中在社会网络对开放式创新影响机制研究以及在不同行业中的实证性研究，对于中国情境下中小企业家如何利用社会网络推动开放式创新的研究不多。
开放式创新在中国的研究方兴未艾，企业界对其理解没有达成共识，准确测量中小企业开放式创新程度、绩效存在一定困难。有学者利用网络规模、网顶、网差、网络异质性、网络密度5个维度的社会网络测量模型进行中国人社会网络调研[26]。网顶即网络中最有价值的资源，通常指网络中处在最高社会地位的职业，网差是指社会网络中最高层职业和最底层职业的差。对于网顶的界定，东西方有较大差异。关于中国中小企业开放式创新和社会网络的研究，更准确的量化调查分析工具开发是今后研究方向之一。
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价值创造的形式发生巨大变化。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是知识获取、处理、集成、创造和应用的结果，知识经济时代，产品直接材料成本占比大幅缩小，产品价值更多取决于其附加的无形资产，比如专利技术、品牌、创意、设计等。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也可以直接成为商品，如知识产权、新闻资讯、教学培训、网络直播等。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分工协作高度发展，专业技术服务市场扩大，医生、律师、会计师、咨询认证等服务更加依赖专业知识。这些特性决定中小企业可以成为创新的主要力量，交流协作有利于促进知识分享，推动知识创造。
2.1 企业边界模糊化或消失
Coase[27]认为现代经济社会产生专业分工，不同分工之间可以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但是市场失灵会造成交易困难，市场价格机制的交易成本相对偏高，企业为了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必须形成组织，在组织内部进行交易。企业边界取决于内部交易成本与市场交易成本的优劣，企业规模扩大造成内部管理复杂、交易成本增高，市场交易反而更加有效率，因而企业规模不能无限扩大，企业最终存在边界。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提高了市场交易的便利、透明和公平，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企业内部交易成本反而可能更高，企业采取更为灵活的方式广泛利用社会分工，比如当前流行的网络分包等灵活用工形式：外卖平台与外卖员、UBER与签约司机等，企业边界消失或模糊化。
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对知识的获取和利用需要专业人才，不同领域专业人才的知识集成在企业内部协调更加有效率[28]，企业边界取决于知识利用的垂直边界和水平边界[12]。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远程办公、会议和协作软件蓬勃兴起，外部的沟通和协作效率提升，知识集成范围大幅拓展，造成企业边界逐渐消失或模糊化。企业的创新活动受此影响，从封闭式创新向开放式创新转变成为一种趋势。
2.2 市场竞争格局发生变化
商品经济时代，市场竞争者依靠稀缺资源获得竞争优势，竞争的焦点在于如何获取和高效使用战略性的稀缺资源，因为资源总量有限，所以竞争很难形成双赢局面。竞争者为了争夺有限的客户，往往采取价格战，这种手段在短期内能够达到一定的效果，但也会降低企业自身利润，挫伤企业内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最有价值的资源是知识，竞争优势来源于知识获取、集成、应用和创造能力，企业更加关注通过创新来获取竞争优势。知识分享产生新知识、创造新价值，却不会减少原拥有方的知识。企业竞争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而是发展为“竞合”关系，竞争中有合作，甚至是以合作为主。当某种知识复杂且广泛，不容易在企业边界内产生时，企业可以建立一种新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的核心是获取相关知识的关键需要，通过合作创造单一企业难以创造的新价值。
比如人类基因组计划，由美、英、法、德、日和中国科学家共同发起和分工协作，原定计划在2005年完成测序，绘制出人类基因图谱，在各国科学家共同努力下，该项工作2003年提前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为基因、细胞治疗等前沿生物医药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使21世纪的医药产业进入了细胞与基因药物时代。
近年来，很多企业为了实现共同拥有市场、使用资源等战略目标，纷纷组建战略联盟，联盟成员可以实现优势互补、风险共担、要素双向流动，促进产业整体发展。如芯片产业，由于芯片设计软件、光刻机、芯片设计构架等关键技术均被美国、日本和欧洲企业掌握，每个技术领域都需要高额资金投入和大量知识才能突破，在中国即使是华为这样的高研发投入企业，也很难靠单打独斗获得优势，2021年华为在国内牵头联合90余家半导体企业共同递交了成立“集成电路标准制定委员会”的申请，通过组建战略联盟促进国内芯片产业发展。
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关注“知识创造”“知识获取”和“知识应用”[29]，“知识分享”是互惠互利的知识获取机制，知识分享打破传统企业边界并延展到整个商业生态系统，生态系统不仅包括客户、供应商，还包括竞争对手、合作伙伴、中介机构、政府及其他各种利益相关方。
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竞争优势不再由土地、能源、原材料、资金等有形要素决定，而是转变为知识驱动的创新能力，中小企业可以成为创新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高技术领域，中小企业成为创新的主要力量，开放式创新是一种发展趋势。
知识已经成为企业的核心资源，知识分享促进创新，创新更可能在边缘发生，中小企业尤其是高技术领域的中小企业成为创新的重要力量。相对于大企业来说，小企业为了防止被竞争对手超越，更关注如何快速满足客户需求[30]。小企业敢于冒险，机制灵活，反应敏捷，利用外部知识创新可以获得比大企业更多的收益[31]。中小企业更适合采取开放式创新[3]，中小企业利用外部知识进行开放式创新，通过外包、联盟、R&D合作等手段，可以突破自身约束、获得互补性资源和能力[32]。Vanhaverbeke指出高技术行业和传统行业的中小企业都可以通过开放式创新创造和捕获价值，中小企业应采取与大企业不同的创新模式，中小企业应学习创建和管理创新网络，与大企业协作、与创新中介机构高效合作[3]。企业应注重创新生态系统建设，重视公司战略、创新与商业环境之间的共生和共同演化，积极主动地塑造商业环境，而不是被动地被商业环境塑造，重视互补性和协作性，可以帮助企业创造出单独一家公司无法创造的价值[33]。
以研发强度投入最高的医药产业为例，近年来跨国制药公司纷纷缩减自身的研发中心，组建创新中心，以开放式创新模式孵化项目。罗氏、辉瑞等世界百强跨国医药企业自2005年开始相继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但2018年之后，跨国药企内部创新能力减弱，创新成本增高，纷纷关停或调整在中国的研发项目或机构，转而建立开放式的创新中心和孵化平台。2017年，强生在上海建立创新平台，包括总面积4 400m2的孵化器，为初创企业提供制药、生物实验室、办公空间和会议区域，目前已成为强生在全球最大的孵化器之一。2018年礼来制药关闭上海张江研发中心，2019年在上海成立中国创新合作中心，通过本土协作推动早期新药研发加强全球化创新。2019年诺和诺德中国研发中心在北京启动INNOVO平台，与本土生物医药研发企业合作，通过开放式创新推动医药创新研发。2021年阿斯利康宣布全球研发中国中心通过自主研发与外部合作模式，在中国加速孵化更多创新药和解决方案。罗氏中国加速器大楼计划2022年竣工，该加速器为制药、诊断和个体化医疗的初创企业提供实验设备、办公区域和协作空间。
国内创新药研发企业君实生物，截至2020年7月在中国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共有21项在研产品，13项是由公司自主研发，8项与合作伙伴共同开发。合作方式灵活多样，有的项目是公司受让专利技术，继续开展临床试验并在获得批准后进行生产和销售；
有的项目是由合作方提供技术，双方合作开展后续临床试验，君实生物负责试验药物生产和上市后销售；
还有的项目是公司通过独占许可获得授权，负责在授权许可区域的后续临床试验、药品注册、商业化生产和销售。新冠疫情期间，公司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获得专利技术独占许可，中科院微生物所提供技术资料、技术服务和技术指导，公司负责新型冠状病毒抗体新药研发、生产和商业化。公司之后又与礼来制药合作研发及商业化该药物，授予礼来制药在大中华地区(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以外对该药物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独占许可。通过开放式创新，君实生物迅速成长为一家拥有多个研发产品线，并实现商业化销售的创新药企业。
小米公司是构建生态系统的中国企业典型代表，小米围绕智能手机和平板构建“小米生态链”。2013年小米预见到智能硬件和IoT(Internet of Things，物联网)爆发的趋势，但自身资源有限，只能专注于手机平板业务，没有能力单独研发其他的智能硬件，于是创立金米投资公司，投资有潜力且认同小米价值观的智能硬件企业。围绕智能手机和平板，移动电源、耳机等周边商品成为第二层生态圈，手环、空气净化器、净水器、闹钟、平衡车和扫地机器人智能硬件产品成为第三层生态圈，牙刷、毛巾和行李箱等生活产品构成小米的第四层生态圈。截至2019年，小米投资多达290家生态链企业，形成了丰富的周边产品，带动产业链一批研发型中小企业发展。这些智能硬件产品的中小型研发企业加入小米生态链，与小米公司协作创新，能够充分利用小米的品牌、供应链和销售网络体系，促进自身发展。
国外研究表明，社会网络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和开放式创新。创业者的社会网络对机会识别相当重要[34],社会资本为创业人士提供机会，并影响公司发展[35]。生物高科技产业中的企业战略联盟促进了合作与创新，组织间协作不仅仅是一种弥补内部技能缺乏的手段，企业利用合作来扩大他们所有的能力。一家公司作为合作者的价值和能力与其内部资产有关，但与此同时合作进一步发展和加强了这些内部能力[36]，合作关系广泛的中小企业更善于创新[37]。新兴高科技产业中社会资本对知识获得与知识利用有积极影响，这些知识有助于新产品的发展，新兴企业和关键客户之间的企业网络会促进企业从这种关系中获取知识[38],个人网络为中小企业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持[39]。社交网络构成了从组织外部获取信息和知识的基本要素，然后知识在组织内传播，知识管理与社交网络密切相关[40]。
中国情境下的研究同样表明，企业利用社会网络可以提升创新绩效。社会网络与企业资源获取、企业成长紧密相关，如何从外部社会网络中获取资源是中小企业成长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41]。社会网络是创业者创业学习的重要平台，创业者通过社会网络学习可以提升创业能力[42]。开放式创新网络规模、网络异质性、网络密度均与创新绩效之间显著正相关[43]，开放式创新的有效实施与企业拥有的社会资本数量及其可利用性正相关[44]。通过对苏州105家电子信息企业访谈得出结论，企业从不同维度提高社会网络，有利于企业的学习并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45]。通过对北京市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调研发现，社会网络一定程度上可促进中小企业成长[46]。
创始人社会关系有利于发现创业机会，如创新药研发企业百济神州创始人王晓东是细胞凋亡领域研究专家，曾任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
创始人欧雷强具有商业运作经验，创办过CRO公司。两人之前并无交集，2010年在旧金山偶然相识，基于相同的目标和互补的能力，达成共识创办百济神州公司。目前，百济神州公司已经成为中国创新药研发企业中年度研发投入最高的企业之一，虽然至今尚未盈利，但市值超过1 300亿元(截至2022年8月1日)。我国很多中小企业创业阶段依赖于亲属、同乡社会网络，如福建人拓展医美产业，一个企业成功后，就会把亲属、同乡都带入这个产业，进而拓展到上下游产业，形成对该产业的垄断性优势。单个企业需要融资时，也往往依靠个人信用在亲属、同乡之间借贷，手段灵活速度快，迅速将小额资金累积为企业投资所需的大额投资。中国这种重视熟人关系的社会网络特点，有利于信任关系的建立，对于创业和创新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知识经济推动开放式创新，社会网络促进开放式创新，中国情境下中小企业如何创建和管理社会网络推动开放式创新，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4.1 建立“双元”领导结构
CEO外向型人格特质有利于企业建立开放式创新网络，并利用资源拼凑促进创新绩效[43]。在中国情境下，具有跨界知识分享能力的通才型领导可以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47]。高技术创业企业中，创业者大多是科研技术人员，容易关注技术研究而忽视外部资源利用。创业技术人员精力有限，关注“知识创造”和“知识应用”，相对来说就会缺乏精力投入“知识分享”。高技术创业企业可以采取“双元”领导结构，创始人团队中设置负责技术研究的CTO，也要配置负责社会网络资源拓展的CEO。在开放式创新的环境中，企业CEO和CTO最好都具有广阔的视野以及与企业内外部交流的能力，但CTO可以偏重于技术领域，而CEO偏重于商务、融资、政府关系等，形成互补。
4.2 重视社会网络弱联结部分
根据结构空洞理论，在社会网络的弱联结部分，存在易被忽略的价值，创新更可能在这里发生。中小企业需要广泛拓展社会网络，可能带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机遇。无明确战略目标的社会网络拓展可能促进发现和创造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颠覆性创新通常遵循从边缘到主流的路径[48]，中小企业避开主流市场，聚焦未被满足的需求更容易取得成功，社会网络的弱联结更容易促进边缘创新。
4.3 加强创新网络管理
管理创新网络和建立创新网络同样重要，很多中小企业拓展了庞大的社会网络，但无法有效应用，陷入忙而无功的无效社交活动。创新搜索并不是没有成本，耗时、昂贵和费力的“过度搜索”可能会阻碍创新绩效，对英国制造型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外部搜索的广度和深度与创新绩效可能呈现倒U型关系[32]。中小企业仅仅参与某一个创新网络是不够的，更加有效的方式是创建和管理创新网络，成为创新网络的核心成员，引领和组织创新活动。爱尔兰低技术中小制造企业的研究表明，占据中央网络位置并因此与其他成员有更多联系的公司，通常创新活动更为积极、创新成果更为突出[49]。
创新网络的组织者需要重视知识分享，这是占据中央位置成为创新网络的领导者并将创新网络中的合作伙伴团结在一起的基础。Dolfsma等[50]从礼物交换的概念解释为什么人们在没有合同或指示的义务下，愿意彼此交换知识。礼物可以是非物质的，包括知识。礼物交换遵循基本原则：给予、接受和回报，在相互依赖和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提供了一种非正式的控制机制，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义务。礼物交换的概念符合中国文化中“礼尚往来”的传统，在中国追求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社会网络中，知识分享具备文化基础。
在创新网络成员的合作中，组织者还要综合考虑合作各方的目标、特点和利益诉求，决定采取何种合作方式：股权合作、协议合作，还是更为松散的俱乐部式合作。创新网络是广泛接触交叉联系的研究社区，创新网络中的交流不是一个简单的信息获取过程，参与合作研发扩大了公司人员的视野，并提高了他们对可能进行的其他项目的认识，研发联盟可以成为一个多样化网络活动的平台[36]。
4.4 关注政府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的经济，政府可以在“资源稀缺”和“资源生成”两方面发挥资源配置功能[51]。中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交互作用、相辅相成，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动态互动的平衡系统[52]。政府与市场都是推动制度变革的“主体”，同时也会被制度改革“重塑”，政府与市场必须协同互动，推动制度优化演进，塑造出“新”的政府与市场[53]。
政府主导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征之一，从产业政策制定、市场规则制定到资源要素分配，政府都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政府必然成为企业社会网络中的关键节点。拥有广泛政府人脉资源的企业家拥有社会网络结点优势，更容易获取政府政策资金支持、提高办事效率、减少环境摩擦。企业—政府间组织网络是企业最重要的社会网络，会对其他组织网络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54]。中国大量国有企业掌握着稀缺资源或者具有垄断性优势，由于国有企业社会网络相对比较正式和保守，其结构空洞可能多于民营企业的社会网络结构[46]。政府和国有企业是中小企业需要关注的社会网络节点，中小企业应及时了解政府产业政策、国有企业经营目标方向和模式，寻找新的产业方向并创造产业协同和提供产品服务的机会。
4.5 重视私人关系
西方社会关系主要依靠契约维护，中国社会关系主要依靠伦理和情感维系，“关系”是中国企业无法回避的重要管理问题和关键竞争要素，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企业家个人关系是企业的重要资源，企业家善于利用私人关系会给企业带来有益帮助。非正式合作在中国人情式关系网络中通过强关联和弱关联两个方面影响企业创新能力[55]。在中国“关系”主导情境下，社会网络对中小企业的成长可以通过“资源获取”和“交易润滑”两种机制发挥促进作用[46]。香港和北京政治制度、市场化程度和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但对两个城市居民社会支持网络比较研究表明，个人支持网络的构成模式相似，近亲在提供社会支持时都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56]。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地的个人社会支持网中，亲属、朋友都发挥着重要作用[57]。这些社会学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社会网络仍然保有家族、私人关系特色，创业企业家应尊重和充分利用这一特点。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掌握知识的人成为企业最宝贵的资源和竞争优势，中小企业有条件成为创新的主要力量。企业经营管理重点转向知识获取、集成、应用和创造，企业边界消失或模糊化，知识分享和开放式创新成为一种发展趋势。社会网络通过为中小企业提供资源支持和降低交易成本，对中小企业开放式创新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中小企业可以利用社会网络推动实施开放式创新。中小企业应根据中国国情，重视社会网络中政府关系、私人关系的价值，在战略、组织和方法层面探索创建和管理创新网络。
本研究采用文献回顾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归纳总结和提出建议，缺乏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希望更多学者能开发出适合中国情境的企业社会网络调查、开放式创新程度、开放式创新绩效测量量表等工具，进一步展开研究。限于篇幅，本文对于中国情境下中小企业如何创建和管理创新网络的建议没有展开论述，也未能提供更多参考案例，有待进一步完善并针对各项建议展开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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