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舒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文化繁荣的时代，陈寅恪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这当然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出身的士人成为政治、文化的主体。金铮说：“北宋一代，堪称中国封建史上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北宋科举比唐代发展得更为完备、公平，比之明清已走向僵化腐朽的八股科举更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北宋科举是中国科举史上所可能达到的最合理阶段，大批卓有才华的知识分子由此脱颖而出。……综观整个中国古代史，北宋一朝是政治、经济、史学、哲学、文学、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各方面杰出人才最密集的时代。……如此密集的人才群涌现于十一世纪的中国，绝不是偶然的。他们尽管出身、贫富、专长各有不同，但全部都是科举出身。”[2]110-111这说明，研究北宋应该重视科举以及科举出身的士人。当代研究者已从史学、教育学、文学的角度分别对于北宋的科举、士人和文艺进行充分探讨，但由于学科划分的缘故，大多局限于各自的学科领域。本文尝试将三者结合起来，探讨科举对北宋士人的影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北宋文艺的兴衰。
关于北宋士人的身份，学界已有充分研究。朱刚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所谓‘士大夫’，这里指以进士及第者为主的文官及其预备队(即准备应试的士子)，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通过科举而走上仕途，并成为宋代社会在政治、法律、经济决策、思想学术和文艺活动甚至军事指挥等各领域的统一主体。由科举制度所保障的这个特殊阶层作为社会中坚的存在，是中唐以后的中国社会明显不同于以往之处，而北宋时代，正是这种士大夫文化获得确立的最关键的历史阶段。”[3]180从学界已有的考证数据来看，北宋科举真正做到了“取士不问家世”，而且由于君主对权贵子弟的有意打压，使更多寒门子弟平步青云的梦想变成现实。据统计，北宋宰相有将近一半出身寒门，可以说，儒家理想的“学而优则仕”到了北宋才真正成为现实，读书求学成为北宋的时代风气①。诚如刘海峰所言：“科举时代，在知识分子‘读书—应考—入仕’人生成功三部曲中，参加科举考试是关键的一步，也是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科举制的实质是通过考试从读书人中选拔优秀者任予官职，一头连着官职，一头连着教育，因此，科举的文官考试性质和教育考试性质都很明显。”[4]为了应举而读书，使得应举者以及入仕为官者具有高超的文艺素养、渊博的学术储备。文人、学者、官员等多重身份意味着北宋士人大多是“综合型人才”②，科举在客观上促成了文艺、思想的兴盛。“虽然对于某一个士大夫来说，形成哪方面的特长是他的自由，但就群体的倾向而言，为了适应科举考试而从小接受的基础教养是举足轻重的。”[3]120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最初是从君主维持统治的角度重视科举，培养文人出身的官员，但由科举制而兴起的好学之风又导致士人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
人的精神和道德是一个多层面的复杂构成，其中不只是纯粹的道德修养，而且包含其他文化、思想等。北宋科举考试的内容无论是诗赋还是策论、经义，都是一种古典意义的“文”。受此影响，由科举考试之“文”衍生出来的书法、绘画、音乐等文艺形式作为士人的一种身份修养，必然也会得到发展。“科学考察反对将合法文化方面的趣味看作是天赋的超凡魅力观念，它指出文化需要是教育的产物：调查证实，所有文化实践(去博物馆、音乐会、展览会，阅读等等)，以及文学、绘画和音乐方面的偏好，都与(依学历或学习年限衡量的)教育水平密切相关，其次与社会出身相关。”[5]1-2就北宋士人而言，其“教育水平”与“社会出身”都与科举相关，只有通过科举，他们才能维持社会地位。因此，孙觉说：“今诚有道德之隽，经纶之彦，不由科举，则无以进仕于朝廷。”[6]南宋大儒朱熹也愤激地说：“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7]“正因为家族在科第上的光荣必须由学带来，所以在宋代的社会里，有那么多的家庭重视子弟的教育，无数的士人孜孜不倦，穷年累月地在苦读。”[8]247这种孜孜不倦的苦读客观上带来思想、文艺的繁荣。
北宋科举历经多次变革，从欧阳修等人的庆历改革开始，就表现出对诗赋的轻视。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下，科举的主要内容是国家政事、儒家经义。但正如刘海峰所言：“作为一种古代的考试制度，科举考试牵涉面很广，内涵十分丰富，性质至为复杂。从设科开考选拔官员的目的来看，它是一种文官考试(公务员考试)；
从考试内容来看，它既是一种哲学(经学)考试，也是一种文学考试；
从考试的功能来看，科举考试也可算作一种智力测验。”[4]科举考试要求士人掌握多方面知识，必然促使士人对文艺予以关注。金铮的判断更为明确：“封建中国的科举考试，就技能方面说，只是一种文学考试，不论诗赋、策论、经义、八股，都是如此。”[2]22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科举与文学密不可分。
我们不妨借用布尔迪厄的思想来进一步说明。“布迪厄进一步分析了学校体制与艺术接受的关系。他认为，一方面，学校并未提供充分的艺术训练，没有鼓励参与文化活动，也没有提供一些适用于造型艺术的概念，但是另一方面，它却告诉学生，对艺术世界的熟识是有教养阶层的表现，而且，它还灌输一种观念，认为有教养的性情作为一种经久的、普遍化的态度，赞赏得到学校认可的艺术品的价值，赞赏那种可以通过文类范畴来占用艺术品的能力；
学校体制甚至认为，艺术乃是价值之中的价值。艺术品的格调与某种特定教育地位和社会地位相关，因而，对它的热爱是一种有教养阶层的责任。”[9]257-258北宋帝王多有崇文倾向，表现出对文学、艺术的较大兴趣，受此影响，朝野上下都崇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已不仅仅是儒家的经典文献，而是一种泛化的文学、艺术。作为彰显士人身份的一个标志，书法、绘画、音乐甚至古玩等成为士人“有教养阶层的表现”。在《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中，布尔迪厄明确将审美作为一种区分身份的根本属性。北宋士人也具有这种自觉意识，将包含文学、艺术在内的“文”作为社会精英的一种身份属性。祝尚书指出：“无论是私学还是转型后的官学，定位都在科举。科举的‘指挥棒’作用可以驱使士子竞相走向考场，但教育的社会效益却远不止此。可以这样说：科举带动了宋代教育的蓬勃发展，但教育产出的绝不仅仅是‘进士’之类的科名。应试教育固然有严重的弊病，但它担当了当时基础教育的职责，是各种人才成长的摇篮，而一代代文学家，正是从这里展翅腾飞的。”[10]就北宋的实际情况来说，我们也可以说：“一代代艺术家，正是从这里展翅腾飞的。”
科举出身的士人在文艺思想上具有自己的特征。与科举相关的文艺并非完全游离于政治之外，作为“有教养阶层的表现”，它不能与政治要求的精英身份相背离，无论是古文、诗歌、书法、绘画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一种有教养阶层的责任”。典型的例子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在应邀写这篇文章时，他已经历了抗击西夏、主持新政的政治巅峰，完全不需要以此来应举为官，或者获取文学上的名声。但他忍不住将自己的个人心声倾诉其中，将原本应该描画优美景色的“记”写成了士人心系天下的“论”，不仅成为北宋士人的集体心声，而且成为士人风骨的写照。如果与唐人王勃的《滕王阁序》对比，更可以明显看出北宋士人强烈的淑世情怀。在北宋士人文集中，表达类似情怀的语句比比皆是，可以说，科举培养出来的士人在文艺思想上必然指向以政治教化为主的现实精神。
伽达默尔在其名著《真理与方法》中对于西方的“教化”以及相关的概念有很好的阐释，这对于我们理解北宋科举影响下的文艺思想有很好的启发意义，故引述如下。在这本书的开篇，“伽达默尔具体考察的主导精神科学的人文主义概念有四个：教化、共通感、判断力和趣味，这些概念也可以说是人文主义传统的四个基本要素。伽达默尔认为，只有弄清这些概念或要素的原始意蕴，倾听这些概念或要素本身的历史生命，精神科学的特殊性质和真理源泉才可澄清”[11]18。伽达默尔借用黑格尔的普遍性思想来谈论教化：“人之为人的显著特征就在于，他脱离了直接性和本能性的东西，而人之所以能脱离直接性和本能性的东西，就在于他的本质具有精神的理性的方面。‘根据这一方面，人按其本性就不是他应当是的东西’——因此，人就需要教化。黑格尔称之为教化的形式本质的东西，是以教化的普遍性为基础的。……人类教化的一般本质就是使自身成为一个普遍的精神存在。”[12]23洪汉鼎说：“Bildung是一个很难翻译的德文词。……幸好在我国古代汉语中保留了‘教化’这一词，按《增韵》注：‘凡以道业诲人谓之教，躬行于上风动于下谓之化’，其意义颇有我们将要解释的德语Bildung一词的基本含义。”[11]19伽达默尔借用维柯的思想来谈论共通感：“现在对教育来说重要的东西仍是某种别的东西，即造就共通感，这种共通感不是靠真实的东西，而是由或然的东西里培育起来的。现在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东西就在于：共通感在这里显然不仅是指那种存在于一切人之中的普遍能力，而且它同时是指那种导致共同性的感觉。维柯认为，那种给予人的意志以其方向的东西不是理性的抽象普遍性，而是表现一个集团、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整个人类的共同性的具体普遍性。因此，造就这种共同感觉，对于生活来说就具有着决定性的意义。”[12]35洪汉鼎认为：“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教化实际上就是一种普遍的共同的感觉，教化的过程就是对共通感的培养和造就。这就使我们进入人文主义传统的第二个本质要素，即共通感。”[11]27“共通感概念实际上是与判断力概念紧密相联系的。健全的人类理智，即共同的感觉，根本上只是由判断力所规定的。一个不具有判断力的人就是一个不能正确运用他的健全理智的人。”[11]32伽达默尔对判断力和趣味的阐释主要建立在康德哲学的基础上：“在人们能称之为感性判断能力的整个范围内，对于康德来说，只剩下了审美的趣味判断。在这里我们可以讲到真正的共同感觉。尽管人们在审美趣味中是否触及认识还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审美判断确实不是按照概念进行判断的，我们仍可确信，在审美趣味中具有普遍规定的必然性，即使这种趣味是感性的，而不是概念的。所以康德说，真正的共同感觉就是趣味。”[12]55
在科举的指引下，北宋士人所进行的文化、艺术活动必然具有教化的因素，而这种教化必然建立在共通感的基础上，共通感又与判断力紧密相关，三者最后都归结为一种审美趣味。就史学而言，司马光著《资治通鉴》的目的就是“叙国家之盛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13]1831，与范仲淹《岳阳楼记》所说的“进亦忧，退亦忧”是一致的。神宗阅后，认为该书可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曰资治通鉴”[13]23。欧阳修以一己之力撰写《新五代史》，陈寅恪先生可谓其知音：“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14]无论是《资治通鉴》还是《新五代史》，不仅有教化意义，同时也具有共通感，因为书中所表达的思想是北宋新型士人的普遍感受。二者虽为史学著作，但也具有很高的文学性，文学价值不言而喻。就绘画而言，苏轼画论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学界论之已详，兹举一例。苏轼在评价文同的画时，注重画家的道德，体现出从教化角度论画的思想：“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15]邓乔彬指出：“士人们的热心政治、推崇气节对于绘画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向往人格高洁、志节不屈的象征性绘画，也发展出新的品种，如水墨的梅花和兰、竹、菊花、松树等，开启了被称为‘四君子’或‘岁寒三友’的类型化题材。”[16]这同样是教化、共通感、判断力与趣味相结合的表现。就书法而言，颜真卿的书法在北宋的接受充分反映了伽达默尔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四要素”，美国汉学家倪雅梅对此有充分探讨[17]。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庆历士人首先注意到了颜真卿书法的价值。欧阳修《笔说·世人作肥字说》云：“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然后世不推此，但务于书，不知前日工书随与纸墨泯弃者，不可胜数也。使颜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杨凝式以直言谏其父，其节见于艰危，李建中清慎温雅，爱其书者兼取其为人也。岂有其实，然后存之久邪？非自古贤哲必能书也，唯贤者能存尔，其余泯泯不复见尔。”[18]有学者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针对宋初官方选编的《淳化阁帖》不收颜书的现象，李强认为：“颜真卿的书法艺术，在北宋初期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宋仁宗庆历之际是北宋士风最为高扬的时期，颜真卿的文官道德典范价值受到‘庆历士人’的重视。‘庆历士人’重新发现了颜真卿，并在‘以人论书’的书学思想下，认同了颜真卿的书法艺术。‘后庆历士人’更加关注颜真卿的书法，特别是苏轼的品评，为颜真卿书法的巅峰地位提供了评论上的资源。”[19]借用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的观点来分析，颜真卿的道德人品受到庆历士人的推崇，由人品而书品，颜真卿书法的价值在北宋士人中获得共通感，获得他们的判断力的认可，进而再通过他们掌控的文化资本，将颜书的趣味确立为经典。
对于北宋士人而言，强烈的济世情怀促使他们将教化与审美联系在一起。相同的庶族出身与科举经历使他们对于文艺有着明显的共通感，这从后来的政治纷争中也可看出。虽然北宋中后期士人因为政治观点不同而陷入党争旋涡，但他们在文艺判断力和趣味上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徽宗时编写的《宣和画谱》最具典型性，由于“崇宁党禁”苏轼等人被视为“元祐党人”，著作被禁毁，甚至不能被引用，但《宣和画谱》中却处处透露出苏轼的画论思想。
王建山先生的《苗女》系列作品以象征寓意、转换空间的手法进行创作，以平面图式与符号化的方式，进行装饰平面处理，在尊重客观对象的基础上加以概括，以圆点和直线构建画面，使画面极具强烈的形式感。齐凤阁曾评述此时期的王建山：“也许他有意想与那种原始现代主义画风拉开距离，也许他出于对“根”、“魂”的本土艺术精神的文化自信，他以亲和的态度选择对本土艺术的提纯与升华。”
然而，伽达默尔“四要素”的启发性不限于此。朱国华在阐释布尔迪厄时说：“调查表明，教育水平越高，根据学派、时期、文类等来把握艺术品的人就越多。通过种种分类，他们能够深入思考艺术品意义或价值的独特性、微妙性和丰富性。教育程度较低者之所以喜欢名家，是因为他们只知道名家。教育程度较高者则会引用学校书本上从未提到的人，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消化了学校教育的内容，因而有一种精神的余裕。他们可以超越学校的规定，因为他们早已由家庭熏习而得以掌握的知识使他们有资格或特权嘲弄学校教诲的迂阔与落伍。”[9]1258士人科举及第意味着他们从此成为北宋社会政治、文化的精英，相对于数量广大的普通人，他们“有一种精神的余裕”，可以打破已有学术、文化、思想的藩篱，所谓宋人的怀疑精神、议论精神，都是这种“精神的余裕”的表现。宋人创造出诸多影响后世的新范式，如新儒学、古文、士人画、士大夫词、“尚意”的书法等，这一切的根基都与“四要素”有关。需要说明的是，“四要素”只有作为一个整体，对于我们理解北宋审美趣味才有意义。因为正是北宋的科举制度培养了一个在教化、共通感、判断力和趣味上高度一致的士人共同体，士人共同体又创造出新的思想和文艺范式④，这些范式成为此后士人学习、效仿的经典范式⑤。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认为：“11—13世纪期间，在政治、社会和生活诸领域中没有一处不表现出较先前时代的深刻变化。这里不单单是指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而更是指一种质的变化。……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已是近代中国特征的端倪了。”[20]这种观点同样适用于文艺。
随着科举的普及与扩大，北宋士人的政治热情高涨，政治地位提高，文艺繁荣。但随着科举的改革，士人共同体的分裂，政治逐渐陷入混乱，文艺也趋于衰落。科举及第的士人都饱读圣贤之书，他们与循规蹈矩、照章办事的一般官吏不同，对于朝政有着自己的理解，因此而分化为不同的阵营。因此，抢夺科举的话语权，也就是抢夺政治的话语权。也正因为如此，北宋中期开始的改革总是围绕着科举。“北宋中叶是中国科举史上争论最为激烈的时期之一，有些争论开启了后代相似争论的先河。在此期间，除了上述糊名考校之争以外，还发生了学校科举之争、科举废存之争、南北地域之争、经术文学之争，而且这些争论还常常交织在一起。此波争论时间旷日持久，参加争论的人士非常多，上至皇帝、下至一般官员都卷了进去，因此影响重大。”[21]
王安石在神宗支持下展开的熙宁变法，可视为北宋政治的转折点。关于科举的改革，王安石的举措主要有两种：一是亲自注释《周礼》《诗经》《尚书》，合称“三经新义”，将其作为官方指定教材，其他各种论著一律废弃⑥；
二是创立“三舍法”，另行选拔人才，即由官办学校，不经科举考试，三舍学生经由外舍、内舍、上舍的学习考试，可以直接授官[8]52。布尔迪厄等人认为：“教育系统作为相对独立的垄断着符号暴力合法实施的制度而具备的制度性手段，事先就决定了要额外地，因而是在中立性的外衣之下，服务于它为之再生产文化专断的那些集团或阶级(独立造成的依附)。”[5]78-79任何教育都要服务于它所隶属的统治阶层的利益，这是毋庸置疑的。关于王安石变法，学界论之已详，本文不作探讨。但王安石为了推行改革而改革科举的做法，对于当时正处于繁盛阶段的北宋文艺、思想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作用。
苏轼在《答张文潜县丞书》中的这段话屡屡被论者引用：“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⑦这里所说虽然未必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但他指出王安石为了改革的需要而在思想上实行专政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很有见地的。事实上，这种思想上的专政对于文艺的影响是长远而深刻的，正如论者所指出的：“神宗、王安石决定修改学校和科举制度，促进教育发展，以培养改革人才和统一人们的思想。神宗朝的改革成为北宋政治和文化专制主义加强的重要转折点。”[22]28从“庆历之际，学统四起”[23]的百花齐放，到王安石变法的罢黜百家，独尊“新学”，意味着北宋政治和文化的由盛而衰。
神宗去世后，由于继位的哲宗年幼，由反对新法的高太后主政，在哲宗亲政之前的8年，年号“元祐”。学界多将刘宋元嘉、唐代元和、北宋元祐并称“三元”，作为古代文艺的三个高峰。元祐时期执政的旧党不仅继承了王安石的专制主义，而且变本加厉、党同伐异，甚至炮制了远过于“乌台诗案”的文字狱“车盖亭诗案”。旧党内部也分裂为朔党、洛党、蜀党，彼此攻讦。从元祐年间文艺的实际情况来看，文化、学术并未如后世所评价的那样取得突出成就。苏轼等人在元祐年间的主要文学成就是与苏辙及门生黄庭坚等人的诗歌酬唱，即《坡门酬唱集》，由于畏惧文字之祸，加之被党争纠缠不休，这些诗歌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并无多少可取之处；
刘挚作为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主要助手，此时同样身陷党争，无心史学研究；
一代大儒程颐在朝一年便被迫辞职；
苏轼也屡屡请求外放，以求远离政治风暴中心。
学界的研究已经揭示，元祐年间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远不如长期被后世贬低的王安石变法时的熙丰年间，在思想和文化上也同样如此。这是十分不正常的现象，同样是那批人，为何在政治上居于主导地位时，反而在现实中没有创造出盛世？这一问题值得深思。学界多以“君子、小人之辨”、文人意气等解释，这当然是十分合理的，但布尔迪厄的“场域”观念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理解维度。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指出：“场域是为了控制有价值的资源而进行斗争的领域。……当资源成为斗争的对象并发挥‘社会权力关系’作用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种资本的形式。场域的斗争围绕着对于特定形式的资本的争夺，如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科学资本或宗教资本。……行动者也为界定什么是场域中最有价值的资源而进行斗争。这一点在风格与知识急剧变化的文化场域尤其如此。换言之，场域是争夺合法性的斗争领域。用布尔迪厄的话说，即争夺实施‘符号暴力’的垄断性权力的领域。”[24]这段话的实质就是围绕场域的资源而展开斗争，正是这种斗争带来元祐时期的全面衰退。同为旧党的司马光、苏辙、程颐等人，正是为了争夺“场域中最有价值的资源而进行斗争”。元祐时期，一方面，士人忙于“进行斗争”，无心文艺创作；
另一方面，文艺作品会成为对手深文周纳的利器、匕首，使得苏轼等人不敢在文艺创作中透露心迹。在此背景下，文艺的衰落也就不可避免。翻检元祐时期苏轼等人的诗文，充斥着因党争而写的辩解文字，较之于他在政治上被贬的黄州时期，其文艺成就反而大大降低。
正在旧党斗争如火如荼之际，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重用新党，旧党土崩瓦解，纷纷被贬黜远荒之地。哲宗几年后去世，徽宗登基，蔡京四次入相，北宋迎来了万马齐喑的时代，甚至有研究者称之为“继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的又一次人为的文化大劫难”[25]171。史料对相关情况的记载颇多，兹引一例：
禁习诗赋和历史，一是为了标榜继承神宗、王安石的改革政策，二是为了加强经学的作用，进行更严密的思想控制，而一个重要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打击异己。“元祐党人”中有不少著名学者和文学家，例如司马光是北宋成就最大的史学家，苏轼、黄庭坚是第一流的诗人。统治者要通过禁抑诗赋和史学消除他们的影响。宋人指出：“史与诗所以遭斥者，以有涑水(司马光)之《通鉴》，苏、黄之酬唱也”。这使学生的文史水平严重下降。政和三年(1113)闰四月，徽宗的御笔手诏说，宋朝学生的写作能力从来没有这么糟糕过：“近览大学生私试程文，词繁理寡，体格卑弱，言虽多而意不逮。……为文之陋，于此为甚！”政和二年(1112)三月，翰林学士蔡薿等人的奏疏指出，由于停止了历史知识的学习，学生们连各个朝代的先后和重要历史人物的姓名都搞不清。[22]42
不要说后来在哲宗亲政和徽宗时期成长起来的士人，即使是仅存的一些经历了北宋中期政治宽松、思想自由、文艺兴盛而又相对长寿的人，也在孤独与沉默中走向死亡。苏辙晚年，闭门不出，筑室“遗老斋”，默坐参禅。在思想上曾经针锋相对的程颐，同样是遣散门生，闭门独居。可以说，他们的肉体虽然还活着，但思想已经枯萎，他们已经被迫或主动地被当时的现实抛弃或禁锢了。我们可以用被誉为美国政治心理学“开山鼻祖”的拉斯韦尔的一段话来解释这一现象：“除了认同与要求，自我还拥有与世界相关的渴望。原初的自己或自我的构成因素有可能受到剥夺，以至于它们不能够享有自我所要求的价值立场。……进一步而言，人们认为，当自我在向未来发展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生价值地位的丧失；
或者在价值扩张的过程中，人们预见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在这两种情况下，自我就被视为遭到了剥夺。”[26]这种“与世界相关的渴望”既然被“剥夺”，他们就不能再“享有自我所要求的价值立场”，这样他们在事实上就被剥夺了自我。
与苏辙等人稍有不同的是黄庭坚。这位原本在政治上无所追求也未曾得势的诗人，却因与苏轼的关系被列为“元祐党人”。黄庭坚贬谪黔州期间，曾在一封书信中指出：“老夫绍圣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旧所作读之，皆可笑。绍圣以后，始知作文章，但已老病惰懒，不能下笔也。外甥勉之，为我雪耻。《骂犬文》虽雄奇，然不作可也。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27]这里反复提及的一个时间点是“绍圣”，这是哲宗亲政后所用的年号，明确表示对神宗政策的绍述。显然，这是黄庭坚思想的转折点，诚如论者所云：“这不是黄庭坚一以贯之的文学观，而是绍圣以来党祸连结、大狱屡兴、遭贬处穷的背景下形成的，是儒家诗学在党争中遭破坏后的一种重建，体现了在动辄以‘文字’得罪的政治环境中忧谗畏讥的心理。”[25]225在此思想的指引下，黄庭坚专意于诗歌技法，由此发展出文学史上有名的“江西诗派”。但无论是“夺胎换骨”还是“点铁成金”，都已经是一种纯粹的诗歌技法，与庆历以来士人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热情不可同日而语。庆历士人所奠定的文艺思想在这里有了一个巨大的转折，以教化为基础的“人文主义四要素”所构建的文艺范式已被破坏。
在遥远的京城里，徽宗也许还在深宫园囿中欣赏着花石，在画院中泼墨挥翰，在大晟府中体味精妙的词曲，然而，作为社会中坚的士人阶层已经沦丧，无论是政治热情还是文艺创作都已经萎缩。这其中，科举的改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意义上也许可以说，北宋文艺的兴盛与衰落都与科举密切相关，正所谓“兴也科举，废也科举”。
北宋的科举选士方式成为此后中国古代主要的官员选拔方式，其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在此后的历史中都有着充分的体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熙宁变法时期以儒家经义为主要考试内容、以“三经新义”为指定教材的做法对于明清时期的八股文具有直接的影响。一方面，它促成了一个相对公平、开放的选士方式，使绝大多数读书人有机会跻身仕途，实现阶层流动；
另一方面，它也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思想的统一模式，限制了思想的多元发展。学界经常论及宋代之后君主集权空前强化，就与这种科举方式密切相关。大一统的科举选士方式形成了思想的大一统，也促成了政治的大一统。
注释
①宋人劝学之作不胜枚举，陆敏珍说：“即便不作数量上的统计，仅就泛观博览式的印象，宋代劝学作品的体裁无疑是多样的。历史文献中保留了从皇帝到士人的劝学诗、劝学歌、劝学文，至今依然影响广泛且深远。”参见陆敏珍：《黄金屋与圣贤事：两宋的劝学文》，《文学遗产》2021年第1期。②王水照指出：“政治家、文章家、经术家三位一体，是宋代‘士大夫之学’的有机构成。”参见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③作为法国20世纪最具国际影响的思想大师之一，Pierre Bourdieu的很多著作被引进国内，译成中文。“Bourdieu”的中文翻译主要有“布尔迪约”“布迪厄”或“布尔迪厄”，本文在引文中不做统一，在正文中则统一称为“布尔迪厄”。④伽达默尔的“人文主义四要素”建立在西方哲学的语境下，与中国北宋的历史环境完全不同。这里只是借鉴“四要素”的概念及其关系来分析北宋科举影响下的文艺思想，并不意味着将西方的“四要素”直接套用到北宋。⑤“一个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Pattern)。”参见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⑥“三经新义”撰成后，由官方在全国正式颁行，“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各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参见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550页。⑦参见苏轼：《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27页。程颐也有类似的感慨：“本朝经术最盛，只近二三十年来议论专一，使人更不致思。”参见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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