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翼，中国社会科学院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一、青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和拓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每一阶段，青年一代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推进作用。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揭开中国近代历史序幕。率先推进了现代化的英国，借助工业化武装的坚船利炮打败了处于农业社会的清王朝，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弱肉强食中，西方列强纷纭而至，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加速了瓜分中国的侵略进程。在民族的生死存亡时刻，青年一代奋勇报国、抛头颅、洒热血，掀起救亡图存浪潮，历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终因找不到正确道路而以失败告终。
新文化运动的出现，将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思想理念注入中国大地，在文化领域率先激发了青年一代的爱国热情。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动，显示了青年一代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意志，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自此开始，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等精神深入人心，在古老而深重的热土开出了解放之花。陈独秀先生由此而高歌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并指明青年要形成“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现代价值，以适应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在那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艰难岁月，一代又一代觉悟起来的青年涌向井冈山、涌向延安、涌向西柏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碎了旧世界，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青年一代以极大的奋斗热情，投身农村与城市建设，克服各种困难，推进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建成了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推进了“四个现代化”，为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打下坚实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面对热火朝天的改革开放春潮，青年一代紧抓时代机遇，掀起一波又一波“考学热”“出国热”“下海热”，努力“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建设小康社会而拼搏，以鲜活思想和无悔青春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划时代地推进了工业化、城镇化、科技化和农业现代化，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青年一代积极进取，奋力拼搏，不在小富即安中安度时日，而在科技进步中推进现代化，在消除农村绝对贫困、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与全国人民一道完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划时代地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使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在“东升西降”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二十大为我党制定了新的中心任务，那就是：从现在起，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为青年一代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道路设计与时间规划，为青年一代的新抱负和新梦想写入了辉煌的时代内容。当前，嘹亮的号角已经吹响。过去的胜利在社会记忆中源源不断地鞭策和激励我们前行。惟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发挥勇于担当精神，才能在祖国展现的广阔舞台上施展才干。对于每一个青年来说，我们个人的抱负，既是家庭的担当，也是民族与国家的需要。只有将自己的人生梦想汇入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大潮，才能如江水入海那样享有更为宏伟的未来世界。
“你若盛开、蝴蝶自来，你若精彩、天自安排”。在历史的脉搏中，现代化塑造了青年，青年引领了现代化进程。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中，青年一代惟有对空谈误国者棒喝，对实干兴邦者点赞，才能继续通过奋力拼搏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以青年的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的现代化，在代际更替中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航向。
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现代化内容。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当前，各国在推进现代化中表现出以下重要特征：第一，青年人文素养与科技素养的提升决定现代化的进度；
第二，青年的科技创新决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经济与社会的进步方向；
第三，青年的公平、正义、民主、法治思想决定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及其运转秩序。在一个由少年人口、青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共同组成的大家庭中，青年一代永远承担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们在14～35岁之间的青春岁月，能不能形成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念、会形成什么样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在当前的初心感，决定其在未来的使命感。
在这个意义上，青年的现代化才在代际变迁和代际更替意义上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发展。凡有生命者都将老去并不得不离开这个世界。所有解决“代差”问题的社会政策，如果偏离了青年的成长规律，就会以悲剧的方式最终落幕。社会的发展方向，并不完全取决于下一代人是否会完全继承上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但却取决于下一代人对上一代人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程度。即使是在现代社会中，每一个具体的人的生命都是短暂的，而代际更替所创造的社会转型力量则是无穷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曾经富有激情地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邓小平同志也强调说：青年一代的成长,是我们事业发展必定要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说：一百年前，一群新青年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的领导人都表达了“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的深刻认识。
那么，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青年要在哪些方面推进自身的现代化呢？党的二十大报告专门强调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的问题，着重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基于此，青年的现代化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青年的现代化是青年面向知识的现代化。青年在代际意义上代表着生产力的发展方向，青年必须经由教育而实现人力资本的现代化。在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过程中，青年的现代化主要表现为识字率的提升，表现为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普及化。但在工业社会转型为后工业社会过程中，或者在转型为数字社会过程中，青年的现代化就表现为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表现为青年一代对数字社会的参与、适应、接纳与推广。中国以人均1.25万美元的GDP，创造了57%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伴随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规模的缩小，高等教育的大门将更为宽阔。但与此同时，教育的高质量转型最终决定代际人力资本的积累程度与青年一代作为生产力的发展潜力。只有形成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阶段相适应的青年人力资本供给，形成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知识体系，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在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强国过程中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资源。
第二，青年的现代化是青年面向世界的现代化。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既取决于与其历史比较而发生的进步，更取决于与世界其他地区比较而形成的发展潜能。因此，青年一代的努力与拼搏程度、以及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了解程度，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家的现代化程度。青年一代只有顺利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等，才能使中华民族永远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此同时，还需要以积极开放的心态，学习其他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少走弯路或尽量不走弯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还要推进宗教的中国化和世俗化，推进民族融合与大团结，实现国家的安全发展。
第三，青年的现代化是青年面向未来但却继承历史的现代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光辉灿烂。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最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青年一代只有扎根祖国大地、汲取丰厚历史养料，吸纳世界先进成果，面向未来团结拼搏，才能开拓更为广阔的发展视野，不断推进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古人说，“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才能修身。惟有修身，才能形塑“修齐治平”逻辑，从而为构建现代化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打下坚实基础。
第四，青年的现代化是青年面向人文素养和科技素养融合发展的现代化。青年一代积极向上，开拓奋进，善于接纳新思想、善于接受新科技。惟有将新思想与新科技结合在一起，才能推进青年的现代化。因为，没有人文精神的科技化，会缺少社会伦理的规约。没有科技化推进的科学精神的普及，整个社会就会迷信盛行。所以，青年的现代化，是以人文精神与科学技术双重装备的现代化。人类的现代化历史无不说明，科学技术的每一次创新，都为哲学社会科学的进步奠基了经验基础；
由哲学社会科学的每一次大发展所形成的思想解放运动，都为科学技术的使用开拓了广阔社会场景。数字社会既应该是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构的社会，也应该是爱国、公平、正义、民主、法治思想大普及的社会。
第五，青年的现代化是青年勇于担当国之重任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在青年型人口转型为成年型人口过程中，规模巨大的人口会创造出规模巨大的劳动力人口红利，推进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但工业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会加速成年型人口转型为老年型人口的进程，由此也会伴生出家庭少子化、家庭小型化、家庭迁居化、家庭人口留守化或随迁化、青年人口收缩化等现代性现象。在社会的这一整体性现代化转型中，很多国家会因为老龄化与少子化以及家庭养老负担的加重而失速或减速。在这种情况下，青年一代只有奋力拼搏，提升生产和生活过程的智能化水平——在当代更为明显地体现为人机结合水平，并以人机社会替代单纯的人的社会，才能克服老龄化风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跨越式发展，顺利实现现代化战略规划。
总之，在改革开放中，青年一代通过竭诚努力，推动载人航天等战略性创新性产业取得重大成就，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未来，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艰苦卓绝努力中，我们还需要克服很多可以预期或现在还未能料及的困难。要迎难而上，就得继续解放思想，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激发社会活力，鼓励青年形成团结拼搏、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与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相比，青年人口更易于站在时代的前列，更有机会接受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更能够发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作用。当前的青年一代，在2035年将转变为成年一代，到本世纪中叶将陆续进入老年——他们注定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为如期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就必须更加关心青年、爱护青年、心系青年、竭诚服务青年，在青年成长中赋予青年现代化使命感，在青年奋斗中实现青年的中国梦。
谢茂松，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寄语广大青年要“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征程上，青年工作具有重要的战略性地位，青年人既生逢盛世，也肩负重任。
一、中国式现代化赓续中国的“可大可久之道”
中国式现代化赓续了中国的“可大可久之道”。“可大”不一定“可久”，西方过去五百年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以及西方大国更替的历史一再印证了其大为一时之大，却不能久。“可大”如何还能“可久”？中囯式现代化完整给出了“可大可久”的全部答案。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不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的局部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作为超大国家、超大人口的规模，继承了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大一统的大国政治传统；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继承了中华文明“成己成人”的传统，克服、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资本至上发展理念所带来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富而好礼”、人民由安居乐业而能安身立命、内心“充实而有光辉”的现代化。“富而好礼”之“礼”是礼义，是德性，所以中国式现代化中人民的美好生活是具有德性的生活，从而能克服、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中经常伴随的理性、知识、科学与信仰之间巨大矛盾冲突所造成的精神危机、信仰危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继承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思想，克服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在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发展中对于自然的巨大破坏；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全球共同发展的新道路，继承了中华文明“成己成人”“天下一家”“天下大同”的文明传统，克服了过去西方现代化依靠战争、殖民、掠夺而实现现代化的老路。
这些全新超越的特质，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可大”的同时还能“可长可久”。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越走越宽广，可大而能可久，在根本上具有“可长可久之道”，具有“道”的文明原理普遍性意义。中国探索走出的这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可长可久之道”，在大本大源上是最大地继承、创新了中华文明一直坚持的“可大可久之道”，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出了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征程上的“可大可久之道”。
二、中华文明的“可大可久之道”：“后继有人”的重要性
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一个虽然历经危机挑战却连续未断裂的文明，背后乃是有其道理，即深刻的文明原理所在，这就是“可大可久之道”。大是大一统的大国政治，不仅大，还要能持久、连续而不断裂。保证“可大可久”背后的道理，就是“可大可久之道”。“可大可久之道”一方面体现在中华文明的价值与制度上，同时体现在承载价值、运作制度的具体的人身上。前者被称为“治法”，后者被称为“治人”。“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制度是要由人去运作、执行的，好的制度能否达到好的效果，根本上取决于执行制度的人的品质。所以在中华文明传统中，“治法”与“治人”二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大一统是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传统，大还要能久。久则有赖于一代代人对于“中国之为中国”的家国天下事业的自觉的继承与发扬光大，这就是《中庸》所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制定于建党百年之际的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明确指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需要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中国共产党对于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的自觉意识，正是对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传统的继承，正是中华文明核心原理的深刻体现。
三、“后继有人”的底层文明原理：“继善成性”
《易传》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继善成性”四字精辟地道出了中华文明的价值追求，“后继有人”正是体现了中华民族“继善成性”的底层文明原理。继《五经》之后的《四书》中的《中庸》《大学》则是将“继善成性”四字落实于教化以及教化与政治的一体上，而这也就是“后继有人”在政、教的制度上的落实。《中庸》开篇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大学》开篇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中华文明对于人之为人的理解，在于天命、天赋之性善，而这超越了西方的天赋人权。而人继承、葆有、发扬天赋予人之为人所在的天性之善，需要明道、明德，而这要通过教育的方式来达到。
《诗经·郑风·子衿》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之诗句。《毛诗序》诠释这首诗是 “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修焉”。曹操《短歌行》引用此诗句来表达其求贤若渴之心意。“青青子衿”指代青年学子及其青春气息，强调的是对于青年成才的要求。中华文明历来高度重视青少年教育，这又与接班人培养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士子对于自身的严格要求而言，首先是立志，“士志于道”，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也就是成己成人的内圣外王之道。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士的进德修业的教育是着眼于今天所说的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孔子强调“君子不器”，君子不能局限于专门人才，而要有能通贯性的大格局与大战略。年轻士子在学习阶段要专心致志于道而无暇考虑其他，更不夹杂功利之心，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又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近代以前中国长期领先于世界，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侵入中国，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羞，中国陷入国家困境、社会困境、文明困境的三重困境。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是要克服这三重困境，通过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来推翻旧中国，建立新的中国。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带有中华文明以天下为己任的士精神以及青春精神。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新青年》杂志、五四运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李大钊提出“青春中华之创造”。
而共产主义的远大志向也与《大学》“止于至善”的中华文明核心原理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止”与行走相联系，“止于至善”是说达到至善才会停止，但至善是远大的目标与追求的过程，所以“止于至善”实际是说不达到至善就不会停止，所以对于至善的追求是到死方休的永不停留的过程，共产主义作为远大理想也同样是如此。从文明史视野来看，广大青年“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正是对“止于至善”的中华文明传统的继承。
四、中国青年奋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希望广大青年“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中国青年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首先要立志并持志定，要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
其次是要自觉在学习中增长各种本领，“君子不器”，否则将是“不学无术”，中国式现代化是统合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大系统；
新时代青年的所学最终要在伟大的斗争实践中加以检验。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在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深刻体认并深入分析斗争与矛盾的无所不在的普遍性，要有敢于斗争的精神，并在不断的斗争实践中增强各种斗争本领。习近平总书记将青年工作放到战略性工作的高度，多次强调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祖国的未来属于青年，重视青年就是重视未来，青年工作攸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要始终坚持党管青年的总原则。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党要“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信任青年、热情关心青年，严格要求青年、积极引导青年，为广大青年成长成才、创新创造、建功立业做好服务保障工作。”青年具有热血沸腾、敢想敢干、有理想有担当的特点，党抓住青年的特点，引领青年将个人奋斗汇聚进国家民族奋斗的伟大事业中。而信任青年、爱护青年是给青年成长的空间和时间，信任的同时还要严格要求青年、积极引导青年，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爱护青年宽严相济、刚柔相济的辩证法。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连续出席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的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显示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年轻干部培养的重视，而这也就是“抓好后继有人根本大计”的历史意识、政治意识与战略思维的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开篇就强调“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一个民族只有寄望青春、永葆青春，才能兴旺发达。”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饱经沧桑的古老民族，但更是自强不息、朝气蓬勃的青春民族，“千百年来，青春的力量，青春的涌动，青春的创造，始终是推动中华民族勇毅前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磅礴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青年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对青年的殷殷嘱托充分体现了对中华文明一直以来关心爱护青年的传承，“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关乎“抓好后继有人根本大计”、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所具有的新的“可大可久之道”，这是中华文明继续保持其连续不断裂的关键所在。
陆杰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自古至今，青年历来都是国家发展中最为积极、最有生机、最具创造力、最有影响力的新生力量，是国家社会进步和文明传承的重要基石，更是代表着国家未来发展的走向和希望。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辉煌不仅是一代又一代青年人奉献和奋斗的伟大结晶，还是代际变迁过程中一代又一代青年人不懈筑梦逐梦圆梦的历史见证。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一代又一代青年人无疑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中坚力量，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青年强，则国家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因此，如何从代际变迁的视角认识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青年群体的变迁趋势、特征及其历史使命是学界乃至全社会的重要责任。
一、从代际变迁认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青年群体变化趋势
从广义的人口学意涵上讲，时代变迁本身就意味着不同时期发生不同人口社会经济事件的一批人持续变化和更迭过程，即宏观面向的时代变迁是不同队列群体的动态变化。日本著名社会学家福武直将代际定义为：“以年龄相仿,具有出生在某一历史时期这种人口学特征和完成历史课题为特征的,性质比较相同的人们的集合体。”［1］这表明，代际变迁语境下的“代”具有两个鲜明特点：一个是自然代，即生物年龄的增加和变化；
另一个是社会代，即特定时期社会价值观的传承、拓展和创新。因此，代际变迁实际上是指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经济变迁而引起的不同队列变化，而且每个不同队列都具有不同社会时代的历史烙印。从上述代际变迁的语境上看，时代变迁一定程度上也预示着不同代际的青年群体规模和比例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最基本人口国情，也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人口基础。这里所说的人口规模巨大同样暗含着不同人口年龄结构规模总量也是巨大的，其中包括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规模巨大且代际变化的青年群体。
无论是从理论还是现实上看，迄今学界、决策者乃至全社会对青年群体的年龄界定并没有达成共识。比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将青年的年龄区间确定为14～35岁。考虑到人口学的年龄分组规范性和统计数据可得性，我们将青年群体界定为15～34岁的年龄区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下简称“七普”数据）显示，我国15～34岁青年群体总人口为3.63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5.8%［2］，其中青年群体总人口比2020年美国总人口规模还要多三千多万。展望2035年，当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际，按照人口预测的中方案，尽管受到持续低生育率和人口负增长的影响，届时我国15～34岁青年群体总规模仍然约为3.25亿人，约占总人口的23.5%，与2035年俄罗斯、日本和德国人口规模合计相差无几。到本世纪中叶，当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际，同样按照人口预测的中方案，届时尽管我国15～34岁青年群体总规模和比例将下降明显，但是青年群体总规模仍然为2.23亿，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17.2%，与2050年巴西总人口规模相当。
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青年群体主要特征
“青年是一个随历史时期的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不同而有所变化和存在差别的概念”［3］。如前所述，社会学中的代际变迁暗含着不同时期青年群体有着明显不同的人口社会经济特征。因此，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我们需要客观认识和理解新时代青年群体的队列特征。综合而言，当下青年群体的主要人口社会经济特征包括如下五个方面：
一是教育素养更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人力资本支撑。人力资本积累始终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与以往队列相比，新时代青年群体的受教育水平更高。“七普”数据显示，仅青年群体中的20～24岁年龄组接受大学本科教育的比例就已经超过25%［2］。这预示着，持续提升的一代又一代高素质青年群体将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支撑。
二是数智化时代弄潮儿，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力量。新时代青年群体出生和成长于数智化时代，与数字智慧化和智慧数字化同频共振，是人类历史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受益者、见证者和参与者，也将势必成为人类文明和进步的推动者。例如，当下我国超过10亿的互联网使用者中，其中20～29岁年龄组的互联网使用者占了接近五分之一。我们有理由相信，得益于数智化社会的青年群体无疑将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最具创新活力和影响力的骨干力量。
三是职业发展更加多样，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产业主力军。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当今职业发展更为多元化，其中青年群体由于教育水平高、数字化技能强等优势，其职业选择个性化、多样性特征更加明显，特别是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成为新时代青年群体的聚集地。此外，青年群体还是我国超过2亿灵活就业人口中的绝对主体。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青年群体必将成为新经济、新业态、新职业的重要推动者。
四是迁徙流动更加活跃，是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推动者。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测量维度。“七普”数据预示着我国已由传统的乡土中国转向高流动性的迁徙中国，构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高流动社会形态。在所有流动人口中，15～34岁的青年群体约占64.6%［2］，成为我国近年来持续增长新型城镇化的最重要源泉。据预测，2035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将超过75%，届时青年群体将成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
五是文化自信自强，是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的文明传播者。文化不仅是中华文明影响力的关键要素，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有研究发现，与以往相比，今天的青年群体具有较高的文化自信、国力自信和制度自信［4］。成长于扁平化信息时代的青年群体见证了中国从世界边缘走到世界舞台中心的历史过程，这形塑了青年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自信和自强，无疑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文明传播者。
三、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对新时代青年的新期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青春孕育无限希望，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梦想成就美好明天。毫无疑问，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坐标上，新时代青年正在承担着历史重托，这对于代际变迁中的青年群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以理想信念之光照亮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理想信念是青年群体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动力源泉。新时代青年应当带头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志存高远、忠于祖国，识大局、顾大体，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在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爱国奉献和团结奋斗中不断实现人生的理想和价值。
其次，以责任担当之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心怀责任、勇于担当是新时代对青年群体的客观要求。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承载的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更高的使命和责任，新时代青年应当勇于承担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使命，“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第三，以专业知识之力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专业知识是青年群体高质量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条件。面对人类第四次工业革命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代大潮，光有理想信念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努力钻研专业知识，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大局中持续练就过硬本领。
第四，以实践才干之能领跑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实践才干是奉献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艰辛知人生,实践长才干，青年群体将过硬专业知识转化实践才干需要在学中干、干中学中锻炼自身，在基层实践中磨练真知才干，努力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材。
“时间之河川流不息，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属于青年。”我们相信，经过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一定会谱写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篇章。
返县青年与县域乡村振兴
吴重庆，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华南农村研究中心教授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求“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吸引更多的青年下乡、返乡成为了乡村人才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着力点。但在具体的实践中，“返乡青年”类型的差异性却被忽视。
在当下的语境里，人们习惯于把从劳动力输入地返回输出地择业的青年称为“返乡青年”，并且想当然地将“返乡”理解为回到狭义的故乡即其出生地的村子里。“返乡青年”也往往被理解为主动回到家乡从事以农业为主的创业青年。个别因特殊原因无法在外继续打工，或者创业失败而不得不返乡的，则不会被当作“返乡青年”看待。总之，“返乡青年”往往被视为是一群在外有所成就，而今热爱家乡、选择在农业领域创业的青年人。
但事实上，今天青年人从劳动力输入地返回输出地择业，不可一概而论。其一，“返乡”不一定是返回狭义的故乡，而可能是回到其家乡所在的县域；
其二，“返乡”也不一定是从事农业创业，而有可能选择非农就业。所以，与其称“返乡青年”“返乡创业”，不如叫“返县青年”“返县就业”。
人们不禁要问，大城市的就业机会多，有些青年人为什么要“返县”？道理很简单，大城市固然就业机会多、工资相对较高，但生活成本也越来越高了，算下来其实所剩无几。如果给“农民工”分代的话，今天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青年人，起码可以算为第四代“农民工”了。他们在生活习惯、消费观念上已经大大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如不愿意住雇主安排的集体宿舍，而宁愿到城乡结合部或者城中村自己花钱与人合租农民屋，只是现在城市扩张快，要么城中村被改造，要么城乡结合部越来越远离市中心。这些因素都导致居住成本与通勤的时间成本抬高。另外，初为人父人母的青年人再也不愿意将子女留在家乡当留守儿童，但把子女带到自己打工的城市一起生活又不堪重负。而另一方面，随着教育部门多年来在我国广大农村实施大规模的“撤点并校”政策，优质教育资源越来越集中于县城。所以，青年人为了让子女获得良好教育、核心家庭团聚及对家乡年老父母的照顾，回到家乡所在县城买房或者租房便成为近年来的新动向。
我国绝大部分县城已经成为了不折不扣的消费型小城市，教育资源集聚带动了人口集聚，教育消费带动了以县城为中心的县域房地产消费，诚如叶敬忠所言：“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并非农村城镇化的必然结果，而恰恰是推动城市化的重要手段，是追求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主义的战略安排。”［5］一般情况下，今天县城的常住人口大概占到全县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人口集聚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产业集聚，建筑装修、家教家政、托学托幼、饮食外卖、快递物流、保安保洁等第三产业也在县城里出现，这给在外打工而学有一技之长的青年人返县就业提供了可能。当然，小县城毕竟不是大城市，不仅工资相对城市偏低，而且就业岗位有限。贺雪峰认为，中西部地区的县城已难以为进城农民提供制造业就业机会，县城无法容纳大量人口就业，那么，“县域范围内的农民进入县城，就只可能是过渡性的，会致使农民必须再次选择进城，一直寻找到可以就业的地方。”［6］不过，我们在此讨论的“返县青年”并非贺雪峰所指的县域范围内初次进入县城的农民，“返县青年”其实也不是不了解县城就业的前景，只是因为人生阶段中诸多制约因素，不得不“返县就业”。
“返县青年”虽然有些无奈地从劳动力输入地返回输出地，但这依然值得致力于乡村振兴的地方政府重视。起码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打工潮”以来，离土离乡不仅是生计所迫，也是一代农村青年人的价值观念所系。不出去打工的男青年，往往在相亲时得不到女方的青睐。同样，如果从打工地撤退返乡，则被视为无能或者失败。加上十多年前的打工者没有像今天的人们如此重视子女教育，以及当时的县城尚未形成房地产市场，所以，曾经作为青年人的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基本上不可能选择“返县就业”。而第四代农民工选择“返县就业”，则既可以避免“返乡”可能遭受的非议，又可以凭其一定的经济能力和技能在县城买房或者租房安家就业。至于以后第五代、第六代“农民工”是否也会选择“返县就业”，恐怕还得看政府能够为当下青年返县就业或者创业提供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人才是关键。在青年人往城市及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的大势之下，青年人才严重缺乏已经成为制约乡村振兴的普遍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做青年群众的引路人”。那么，对待部分愿意甚至已经返县的青年人，我们是推动其进一步返乡创业，还是在县域城乡流动、县域乡村振兴的框架下为青年人发展提供帮助？
随着交通设施的改善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与县城及县域范围内的联系日益便利，互动也日益频繁，乡村振兴战略需要从县域整体加以谋划。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以县域为单位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立足县域布局，以县（区）为单位创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区，把产业链主体留在县城，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推进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等县域统筹，把城乡关系摆布好处理好，一体设计、一并推进。要强化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县乡村统筹，加快形成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的建管格局，推动公共资源在县域内实现优化配置。要赋予县级更多资源整合使用的自主权，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把乡镇建设成为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7］可以说，在乡村振兴的空间单位已经从村域、镇域扩大到了县域的情况下，返县青年既在县城居住工作，又需要返乡照料父母，其频繁在县域城乡之间往返的生活，正好是其扮演县域乡村振兴重要角色的优势。从返县青年发展的角度看，与其鼓励其返乡创业，不如鼓励其如何在县域城乡流动及县域乡村振兴方面发挥作用。而此二者之间的政策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
如果是鼓励返县青年返乡从事农业创业，政策支持重点应该围绕农业生产方面（如高标准农田改造、水利建设、农业科技应用、土地流转、带动农户等）的补贴与奖励；
如果是鼓励返县青年在县域城乡流动及乡村振兴中发挥作用，则政策支持重点应该是在县城或者县郊创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区以及青年创业孵化基地，鼓励、支持返县青年进入园区创业，提供贴息贷款或小额贷款，提供低廉办公场地或厂房，兴建廉租房，并为返县青年的子女在县城入托入学提供帮助。以此一系列优惠政策将本来是权宜性返县就业的青年留下来，并进一步吸引更多的青年返县创业。只有青年人才回流到位了，才能形成在地创业的局面，从而逐渐实现将产业链的主体留在县城的目标。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青年强，则国家强”，也可以说青年强，则乡村振兴工作强。当然，“青年”并非一个同质性的概念，在青年群体中也存在不同的阶层，这决定了青年创业在起点、类型、规模、取向、目标上的不同。所以，支持青年发展，非常需要分类细化，以便因地制宜、因类而异地鼓励、引导青年发现各自优势，甚至还可以将表面上的劣势转化为优势，如返县青年平时不得不在县域城乡间往返的无奈其实也使得他们比别人更方便链接城乡，更直接了解城乡之间的相互需求。返县青年就是一批非常特殊的青年主体，如果我们能够将他们引导到县域乡村振兴的舞台上，他们就有可能发挥出在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打工时无法表现出来的才能。
返县青年在县域乡村振兴中扮演的角色可能并非新型农民或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他们可能离土不离乡，也可能离乡不离土。在青年群体中，返县青年的人数在规模上虽然尚未为人关注，但其在县域乡村振兴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却值得期待。我们应该像关注县域乡村振兴那样关注返县青年，支持返县青年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促进县域乡村振兴。
王宁，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的作用和地位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创新既可以是狭义上的创新，也可以是广义上的创新。就狭义来说，创新主要是指科技创新，并同教育、人才一起，为发展提供动力。正如二十大报告指出的：“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此，需要“培育创新文化，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优良学风，营造创新氛围。”就广义来说，创新不仅包括科技创新，而且包括所有有助于人类社会进步、改进人类福祉的新理论、新观点、新物品、新技能或新举措。笼统地说，广义的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两类。理论创新既包括自然科学和数学的理论创新，也包括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哲学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技能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治理创新、体制创新、社会创新、服务创新、教育创新、文艺创新等。正因为如此，二十大报告的一个精神实质，是鼓励创新，提倡创新文化和创新思维。
二十大报告还指出：“青年强，则国家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可见，党和国家对青年寄予厚望。在国家对青年所寄予的期望中，也包括对青年发挥创新作用的期望。虽然不是所有青年都能够成为科研工作者，从而进行科技创新（狭义的创新），但青年可以在广义的创新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要让青年在广义的创新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就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建设一种激励青年参与创新的环境；
另一方面，发挥青年的主观能动性，让青年形成创新思维。
创新环境为什么重要？这可以从历史中找到答案。创新意味着对某种正统观念（普遍接受的观念）和主流实践（普遍流行的做法）的挑战，并可能触犯奉行正统观念和主流实践的人的权威和利益，因而难免遭到这些既得利益群体的打压和扼杀。依据戈尔德斯通的研究，在历史上，中国的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逊色于英国。在17世纪以前，中国比西方更先进。东西方的差距是从17世纪以后拉开的。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源于东西方对17世纪的危机的不同反应。英国、奥斯曼帝国和中国都在17世纪初出现了危机，体现为国家财政危机与社会骚动和叛乱。三个国家都对危机作出了某种反应。其结果是，奥斯曼帝国和中国在制度上做了改进，而英国则是恢复到原有的制度，并没有做太多的制度变革。因此，用制度变革来解释17世纪以后东西方的差异，似乎不大说得通。
那么，为什么此后英国崛起，而中国和奥斯曼帝国走向衰落？戈尔德斯通发现，能够解释东西方差异的更主要原因，既不仅在于韦伯所说的社会理性化程度，也不仅在于制度，而且还在于创新环境。这种创新环境所导致的不是个别机器上的创新（如蒸汽机），而是一种普泛化的、弥散在全社会各个领域的、全方位多点开花的创新。英国在18世纪出现了创新起飞（大量的创新出现在各个领域），而中国和奥斯曼帝国在同一时期几乎很少创新。为什么会这样？这源于英国对17世纪危机的独特反应。其结果之一，是英国形成了一种对多元性和歧异性有更多包容和宽容的环境，而这样的环境有利于创新。而中国和奥斯曼帝国则因为恢复了秩序，强化了国家统治，并更加强调正统观念的绝对权威，不容许对正统观念进行任何挑战，在全社会范围内强调遵从、同质化和一体化，对多元性和歧异性持不容忍的态度，从而扼杀创新。正是这种创新环境的不同，导致英国在17世纪以后出现了大量创新，而中国和奥斯曼帝国则因为过度强调正统观念的权威、反对对正统观念的挑战，丧失了创新能力，步入停滞和衰落的轨道［8］。不论我们是否同意戈尔德斯通的解释，至少有一点无可怀疑，创新环境的不同，是中国与西方在近代科技实力和经济水平上差距拉大的原因之一。
有助于创新的环境不但体现为对创新的宽容，而且也体现为对创新、尤其是颠覆性创新的保护。颠覆性创新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可能伤害到一些现行实践模式实行者的利益。例如，数字照相机的创新技术，伤害了胶卷公司的利益。虽然这种颠覆性创新伤害了一些群体的利益，但在总体上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如果没有一种保护和激励有助于社会整体性进步的创新的环境，胶卷公司就会采取各种措施来打压数字照相机技术的产生或应用。而实行公平竞争的制度（如公平的市场竞争制度），则有助于保护这种创新。越是颠覆性的创新，越会对那些被颠覆者的利益造成伤害，因此就越是会遭到后者的反弹或打压，即使这种创新在整体上有助于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可见，为了保护创新，就要有相应的制度安排，避免扼杀这种给整个社会带来红利，但伤害一小部分人利益的创新。
创新的起飞还源于某种环境让创新获得充分激励。创新者参与创新，既可能是出于兴趣，也可能是出于创新能够带来经济和社会回报。专利制度和产权保护制度就是这样的一种激励创新的制度。在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创新不但是技术或观念性的存在，而且还可以借助创业为创新者带来更大的经济回报。但是，由于创新成果向创业的转化存在风险，充满不确定性，因此，一些厌恶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人，就不愿意冒险把创新成果应用于创业（自己创业或购买他人的创新成果来创业）。为了避免这种创新向创业转化的惰性，西方社会出现了风险投资。可以说，风险投资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它对基于创新的创业发挥了重要的激励作用。除了对创新者进行经济激励，好的创新环境还体现为给创新者以机会激励。例如，在高校，好的创新环境体现为，越是做出了创新性科研成果的学者，越是优先获得职称上的晋升；
在期刊论文发表上，越是创新性的科研成果，越是容易在论文评审中获得通过，获得发表机会；
在科研资金的申请上，越是具有创新性的思路和研究设计，就越是容易获得科研资助。此外，要让这种机会激励变得公平，还需要建立配套的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创新成果的评价规则和程序，避免在学术评价体系中，创新成果遭到扼杀和打压。除了高校教师和科研机构研究人员的创新激励，高校学生的培养也同样需要创新激励。高校不但是向青年学子传授知识的地方，而且也是培养学生获得创新能力的场所。
青年参与创新，不但受到创新环境的影响，而且也受到自身是否具备创新思维的约束。在相同的创新环境下，不同个体的创新思维和能力是不同的。这说明，在创新方面，存在个体差异。尽管如此，创新思维是可以培养的。它不但可以是学校和培训机构教育的产物，而且也可以是自己有意识养成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创新思维是一种独特的思维习惯。那些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为了功利性目标而沿袭标准答案、不敢挑战存在疑点和问题的正统观念的思维习惯，属于保守型思维。带有这种思维习惯的人，是很难进行创新的。他们可以很好地继承前人的知识（“做题家”），或沿袭主流的实践模式，但很难进行知识或实践创新。相反，那些具有怀疑精神和批判能力，愿意打破常规，保持开放性思维，敢于实验和试错，不害怕失败，不放过正统观念或主流实践模式中存在的任何疑点或问题，敢于向存在瑕疵和问题的正统观念或主流实践模式发出挑战，另创更好的替代性观念或实践模式，就是一种创新思维。正是带着创新思维的人多了，创新才能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创新环境和创新思维是相互同构的。一方面，好的创新环境有助于更多的人形成创新思维。另一方面，持有创新思维的人多了，不但延续了原有的创新环境，而且强化和扩展了创新环境。因此，创新环境和创新思维相辅相成。要鼓励青年参与创新，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建功立业，就不但要强调创新环境的建设，而且也要注重青年创新思维的培养。
谭建光，广东省团校教授、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为青年志愿服务提供新机遇，也提出新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并且要求“完善志愿服务制度和工作体系”。青年是志愿服务的生力军，也是主力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需要青年提高对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认识。
第一、青年要认识到，中国化让志愿服务更有方向。二十大报告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同样，志愿服务也需要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化就是让志愿服务更加符合国情特色、更加立足本土资源；
时代化就是让志愿服务既要不忘初心，也要与时俱进和自我革命，时刻保持旺盛的生机活力。
第二、青年要认识到，社会化让志愿服务更有力量。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体现就是社会化程度。广州青年从一开始就是志愿服务社会化的探索者，从1987年“手拉手”志愿服务热线由一群热心青年发起，获得团市委支持并开展服务；
到1995年“启智”“松柏”等五支青年自发组建的志愿服务队伍挂靠团市委获得良好的发展空间，都探索出志愿服务社会化的雏形。如今，在坚持党的领导、团的引领前提下，进一步探索和创新社会化发展路径，值得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在志愿服务领域，不能将“坚持党的领导”与“推进社会化发展”相分离、相对立；
而是力求做到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党的领导和团的引领，是对青年志愿服务的方向把握和统筹支持，唯有如此方能发展得更好更稳健；
社会化激发了青年志愿服务的生机活力，建立起党团组织与青年群众之间更加紧密的联系，夯实党组织的青年群众基础。社会化的第一个体现就是各阶层、各行业的青年广泛参与志愿服务。《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提到，截至2021年底，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中14岁至35岁的注册志愿者已超过9000万人。然而，从调查的情况看，机关团员青年、学校团员青年、国企团员青年所占比重较大；
非公企业青年、社区青年、农村青年等仍然有一部分未参与志愿服务。除此之外，新兴群体青年包括网络行业青年、游戏行业青年、自媒体青年、“快递小哥”、自由择业青年等参加志愿服务也较少。目前，尤其要探索吸引和激励新兴群体青年参与志愿服务的有效路径。深圳市公共安全志愿者联合会吸纳“快递小哥”作为志愿者，通过专业培训、提供专业设备，让他们在大街小巷“飞驰”送物的同时，发现安全隐患、迅速报备处理，为广大人民群众营造安全安心的生活环境。北京“夕阳再晨”志愿服务队吸收“网络青年”“自媒体高手”参加志愿服务，成为“上善网红”传播正能量。与此同时，还要吸引更多的科技青年、“双创”青年、青年文化人、青年流量红人参与志愿服务，为青年志愿服务增添新力量、带来新活力。为此，青年志愿服务扩大开放性、走向社会化，对于激发组织活力、丰富服务内容，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第三、青年要认识到，专业化让志愿服务更有内涵。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未来一段时期的任务，也是志愿服务的重点。为此，志愿服务不能徘徊于浅层次、低水平的发展，而是要推动专业化、高效能的发展，真真正正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仅是激励青年教师、青年医生、青年律师等成为志愿者，而且要激励青年科学家、青年科创人才、青年金融人才以及青年网络工程师、青年游戏设计人才、青年抖音流量人才等成为志愿者，发挥他们的创造性思维与专业化特长，使他们在志愿服务领域大有作为。这样，青年志愿服务就能够获得多方面的人才支持，不断创新服务思维、拓展服务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同时，提出“志愿工匠”的理念，就是一大批普通的青年志愿者，通过服务实践培养技能、提高素质，逐渐成为志愿服务领域的技能人才，成为实务型的专业力量。青年在参与助老、助残、助学以及社区治理、乡村振兴、生态环保、应急救援等服务领域，通过实践锻炼，掌握服务技能，逐渐成为“志愿工匠”。可见，青年志愿服务的专业化发展，并不仅仅局限在理论创新、科研开发的领域，而是全面融入组织发展和服务深化的方方面面，用多样类型的专业志愿者推进创新和发展。
第四、青年要认识到，信息化让志愿服务更有影响。“网络改变世界”“网络改变生活”，这是上个世纪末的预言，现在成为普遍的社会现实。志愿服务必须主动抓住网络社会发展的机遇，积极推动志愿服务信息化发展，让青年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长出信息化的“翅膀”，飞得更高更远。目前，除了“志愿中国”（“志愿汇”）等青年志愿服务信息系统，还有“中国志愿”系统以及其他信息管理系统，此外，也有省市县特定区域运行的信息系统。青年志愿者和志愿组织呼声最高的就是希望“即时兼容”，即不需要重复登录系统和记录时数，而是在一个信息系统登录计时之后就获得其他各个系统的共享。为此，要为青年志愿者着想，切实解决他们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尽快开发兼容共享机制。此外，还要丰富青年信息系统的项目对接功能。新时代青年志愿服务的发展，特别需要开发和提供更多的项目对接机会，既让志愿服务的“供方”与“需方”对接，能够面向乡村社区群众的需要，最短时间把群众需求与服务提供实现对接；
也让志愿服务的各方资源对接，即不同的志愿服务组织拥有志愿者资源、专业资源及其他资源，在开展服务时，通过信息系统获得共享。
在步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征程，在推动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同时，青年的参与日趋广泛，也更加能够发挥作用。第一，青年参与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从2018年以来推进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就是为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以传播新思想、引领新风尚为主线，促进志愿服务不断丰富、增强实效。青年作为思想活跃、创新力强的年龄群体，在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中更有作为，成为活跃的传播者和服务者。第二，青年参与乡村振兴志愿服务。吸引和激励青年参与乡村振兴志愿服务，为农村农业发展、农民生活改善、乡村文明进步提供支持和帮助，尤其是发挥聪明才智建设美丽乡村和幸福乡村。第三，青年参与社区治理志愿服务。青年在社区治理发展中，通过志愿服务的方式参与法律普及、矛盾调解、治安防范、社区矫治等服务，为人民群众的安全保障做出贡献。近期，大量青年志愿者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在卡口值守、核酸检测、物资配送、人员关爱等方面提供帮助，也促进了社区治理的创新。第四，青年参与邻里友善志愿服务。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重建邻里守望、邻里友善的社会氛围。青年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好传统在社区与农村推广普及，发挥积极作用。第五，青年参与关爱助困志愿服务。青年要积极参与扶贫、济困、扶老、救孤、恤病、助残、救灾、助医、助学等领域的志愿服务，为有需要的群众提供关爱和帮助，解决困难、改善状况，让困难群体感受社会的温暖。第六，青年参与应急救援志愿服务。大力发展应急救援的专业志愿服务队伍，鼓励青年在应急救援服务中发挥先锋作用，为保护人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做出贡献。第七，青年参与生态环保志愿服务。引导和打造青年参与生态环保的各类志愿服务项目，促进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让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减少污染、更加环保。
青年在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中作出贡献的同时，也获得自我体验、自我教育、自我成长。一是提高思想觉悟。青年在参与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社区治理志愿服务等过程中扩大社会视野、增强社会见识，加深对党和国家的热爱，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二是丰富道德情感。青年在志愿服务中形成“向上向善”的品质，追求“做好事、当好人”，从雷锋精神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收道德营养，丰富自己的内心情感。三是提升能力素质。青年在志愿服务中经历各种情景，面对各种需求，想方设法解决问题、帮助他人，就是一个能力锻炼和提升的过程。四是获得激励回馈。我国在推进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制定志愿服务政策制度的同时，非常重视对志愿者的激励回馈。青年在参与志愿服务，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时候，也获得升学激励、入职激励、晋升激励等等，还可以获得日常生活、精神生活的回馈。这样，“好人有好报”成为新的社会风尚，也让青年看到更多的希望。五是实现快乐成长。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倡导的“我志愿、我快乐；
我志愿、我成长；
我志愿、我健康”等理念，获得全国的认同和推广。所以，青年在参与志愿服务的时候，一方面获得内心的充实与快乐，在帮助他人的同时感受自身的价值；
另一方面获得自我的认识和成长，在服务实践中不断“长大”、不断“成熟”。为此，我们认为，志愿服务是青年人生成长的阶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充满希望、富有活力的未来。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青年志愿服务具有“助人”与“育人”的双功能，即关爱帮助他人的同时，也获得自身的锻炼成长。为此，青年积极投身志愿服务事业，也是成为时代新人并历练成才、积极有为的机遇。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青年是志愿服务发展的活跃力量与创新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勉励青年要“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这也是对青年志愿者的指引和激励。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走向共同富裕、创造美好生活的新征程，青年志愿服务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优异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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