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梓浩 王衡
（1．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2．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党的二十大明确宣告，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既光荣伟大又复杂艰巨的事业，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只有充分调动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蕴藏在亿万人民群众中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
目前，学术界围绕团结奋斗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理论定位方面，团结奋斗被视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和马克思主义先锋队政党所独具的先进特质[2]，团结政治被视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的重要话语叙事与实践经验[3]。有学者指出，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体系中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工作任务和制度体系。团结涉及的范围是广泛而具体的，包括阶级联合、民族团结、人民团结、军民团结、党派合作等，其核心目标是使每个人都能平等、和谐地生活在政治共同体之中，使整个制度体系的运行“立足于以人为本与以民为本的有机统一”，从而完成“创造人民的团结、幸福与发展”的根本使命[4]。有学者把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政治实践中，积极地将党的领导与广泛深入协商结合起来，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全社会和谐团结紧密结合起来，所形成的独特政治形态概括为“协商团结的政治”。“协商团结的政治”不同于西方政治的竞争、选举、分化，这种政治形态的核心是领导、协商、团结的联动发展[5]。在运行机制方面，有学者从统一战线视角分析团结政治的形成机理，指出统一战线通过调节不同社会政治力量关系建设有效的社会共同体[6]；
统一战线全面嵌入现代化强国的整体架构，是形成多维团结形态的重要推动力量[7]。
在上述研究中，关于团结奋斗的价值意蕴、基本原则和实现方式的论述较为充分，但关于如何更好实现团结奋斗、如何有效将团结奋斗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相结合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对思维方法层面的研究仍然显得较为欠缺。团结奋斗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行动主体是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目标宗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从整体上把握前进方向、从宏观上制定战略部署、从全局上规划发展目标；
作为强大法宝的统一战线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作为制度载体的协商民主搭建互动平台、畅通利益表达，通过不同群体的对话和沟通不断强化政治认同、实现政治整合。在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过程中，一个关键机制是对商量思维的有效运用。为此，系统分析商量思维的概念内涵，回顾梳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运用商量思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总结提炼商量思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联系，认真评估商量思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的原则要求与作用空间，对于更加充分地彰显人民主体地位、更加紧密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更加有效地将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商量思维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历程中形成的一种重要思维方式。其核心内涵是通过广泛商量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商量思维的运用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参与主体是全体人民，运用范围覆盖治党治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各个领域，实践环节贯通决策实施的全流程，核心原则是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商量思维不是单线运转、孤立于政治系统之外的抽象思维，而是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概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发挥着指导性、原点性的理论功能，包含开展政治活动的原则与方法，是协商政治、团结政治、合作型政治在思维层面的理论映射，构成了中国政治形态的一种“元思维”。商量思维具有如下基本内涵。
（一）唯物史观的实践理念
商量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哲理层次范畴的理论创新成果。唯物史观将人民群众视为历史创造的主体，这是商量思维得以形成的重要前提和理论依据。在马克思主义中，一切历史活动都是群众的活动，群众参与并主导了历史进程，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主体。“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8]人民不是简单的社会成员的集合体，而是人们在共同占有生产力总和中形成的不可分解的“全体个人”。正因为如此，认识和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既要由全体人民掌握权力，使人民作为社会力量的实践主体“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充满生气的力量”[9]，同时也使个人获得全面发展的可能，成为有个性的人。运用商量思维的重要目标，就是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不断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结合，实现党的主张、国家意志与人民意志的统一。只有充分反映人民诉求、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牢牢把握住人心这一最大的政治。商量思维正是这一历史必然要求的实践体现。
（二）团结政治的关键机制
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与生俱来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将曾经处于一盘散沙的社会凝聚为一个有机整体。在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历程中，中国没有像一些帝国体系那样崩解，关键原因就是先锋队政党及时有效地承担了团结民众、凝聚社会、维护民族团结的使命，使中国社会全面“团体化”[10]，从而避免了群龙无首的政治局面。团结政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形态，是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大团结大联合为目标设定制度体系、调节权力关系、营造多元共识的合作型政治秩序。商量思维正是在团结政治的实践与发展过程中得到体现的。政治形态的核心是国体，即国家政权的性质。团结政治的国体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团结就是在整体性的人民中得到体现。人民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凝聚起来的具有整体性、统一性的力量。革命年代，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充分运用商量思维，将各个阶级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才得以顺利实现人民解放。在人民获得解放后，团结政治体现为党带领全体人民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商量思维进一步在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中得到运用，从而形成了具体的国家治理体系。团结政治的当代任务是不断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商量思维在不断发展的民主实践中促进制度建设、增进国家认同，为团结提供深厚的社会心理与政治精神资源。由此可见，商量思维贯穿于团结政治形成与发展的全过程，是团结政治的关键机制。
（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决定了运用商量思维的必要性。从核心特征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就决定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调动各方面有利资源、形成共同聚集共同推动的历史合力；
必须统筹考虑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领域的利益诉求，在各方面共同发展中凝聚形成社会共识；
必须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这些都要求在维护领导核心的前提下进行广泛商量。从本质要求看，中国式现代化以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方向遵循，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布局，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主张，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使命落脚点。这就决定了实现这一新型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在共同价值中有效整合和实现多维目标，在共同发展中有效沟通和联合多元主体，在共同富裕中有效协调和达成多元利益。
（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精神实质
商量思维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和实践深度关联。人民民主的真谛就是通过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商量的过程“就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11]。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群众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两大行为主体，两者是紧密互动、良性促进的关系。商量思维发挥了将二者有效黏合、使其协同运转的内在驱动功能，共同支撑起人民民主的主体结构。一方面，商量思维有效将人民群众民主协商、民主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诉求与党的领导有效对接，充分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人民性本质。另一方面，商量思维不断协调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联系，为人民民主提供具有根本意义的政治保障，始终确保人民民主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商量思维将国家治理的各个环节、各个领域有效贯通连接起来，保证了党的领导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核，各方面的民主诉求在党的领导下得到充分实现，保证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序、稳健、均衡发展。同时，以商量思维连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行为主体，保证民主机制始终针对治理体系展开运转，始终重视民主机制的可治理化，避免无序民主成为分化社会舆论、瓦解国家认同、服务特定集团的政治工具，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始终成为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原则
商量思维内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之中。它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等制度的构建和运行过程中均有充分体现，同时也作用于政治运行各个环节、各个领域的具体制度。从制度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构者。在“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12]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建立、完善、调整、充实制度体系。这种不断强化与各方力量有效连接、共同整合的过程，也正是商量思维不断发挥作用的过程。从制度组成来看，在各方面重要制度形成和展开的过程中，商量思维起到了建立适配性、突出功能性的作用。它将各方面意见有效吸纳进制度体系建设的过程，将各项制度所规范的重大原则转化为具体的、生动的治理效能。商量思维既避免了制度体系的生长陷入漫无目的、毫无章法的随意搭配，也避免了制度体系与各领域实际情况发生冲突矛盾、无法产生有效的规范作用。商量思维在制度体系中运用的过程，正是不断汲取实践中形成的新经验、不断回应人民群众提出的各方面诉求与问题、不断强化各领域各层级的组织或个人之间的共同追求的过程，促进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六）中国共产党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独特方法
商量思维提供了联结多元化主体、协调差异性认识的独特方法，赋予了中国共产党研判问题、分析冲突、化解矛盾的洞察力、思辨力和行动力。商量思维强调比较分析的方法，认为只有充分进行调查研究、资料收集，并在掌握足够信息的基础上认真分析、反复比较、反复论证，才能保障开展商量的有效性。商量思维强调组织协商的方法，既要合理安排参与协商的具体成员，使之具有广泛充分的意见代表性；
也要妥善制定协商的中心议题，使之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指向性，真正与人民群众诉求息息相关，保障协商过程的深入。商量思维强调监督反馈的方法，要在商量之后把所收到的合理意见建议运用到国家治理各个环节和过程中，充分运用商量成果，有效增强治理体系的生机活力。规范有序、民主集中是商量思维作为方法论的内在要求。运用商量思维的方法并不是要逢事就商、无穷无尽、议而不决，而是要使各个环节规范运转，形成具有充分代表性、足够建设性的结果，最终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服务。作为方法论的商量思维，其目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13]。坚持运用商量思维，有利于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14]。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一度处于被动落后境地。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近代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摆脱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危机局面，必须在推进现代化上实现对西方的赶超。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肩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行持续探索的过程中，商量思维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促进救国、兴国、富国、强国。
（一）以商救国：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社会前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运用商量思维团结党内、联合党外、协同各方，探索出会前协商、会上讨论、形成决议的新型商量流程，实现了以联合为基础的共同团结。中国共产党在对商量思维的生动运用中探索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成功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运用商量思维开展工作。在建党初期，“商量”“协商”“讨论”等都是高频出现在党内活动中的关键词。李大钊曾论述到：“自由政治”的真谛是“人人得以自由公平的态度，为充分的讨论，详确的商榷，求一个公同的认可”[15]。土地革命时期，党强调在根据地建设过程中不能依赖命令推动基层发展，而是要经过协商讨论，各类商量的活动成为苏维埃的制度性安排。商量思维的运用对推动党组织建设、根据地生产生活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商量思维巩固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边区政权建设。毛泽东反复强调，要“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要“在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口号下，与各统一战线的地方工作当局协商”[16]。在边区政权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坚持举行军、政、民等多方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协商决定一切大小问题。在采取“三三制”原则建立的政权中，当党外人士有不同意见时，中国共产党主张采取诚恳的商量态度去争取一致。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临近，中国共产党运用商量思维的重点逐步从“打倒外来侵略势力”转移到“建立新的国家”。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一个为各个抗日民主党派互相同意的最低限度的具体纲领，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准备以上述纲领为基础和他们进行协商。”[17]面对国民党反动政权“假和谈、真内战”的政治阴谋，中国共产党仍秉持最大诚意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解放战争胜利在即之时，毛泽东指出“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18]。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举行，44%的共产党员代表、30%的民主党派成员代表、26%的工人农民以及无党派人士代表共同商议新中国成立事宜。经过充分的商量讨论，9月29日表决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协商建国、商量议政的伟大实践成为中国共产党坚持运用商量思维的重要成果。
（二）以商兴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商量思维贯彻到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全过程，建立起相对完整、运转有效的国家制度体系，为经济生产和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运用商量思维构建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构成了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设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尽快恢复社会经济成为首要课题。“我们的国家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民主是商量办事。”[19]人民政协代行国家权力机关职能，在政治协商会议的框架内对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等大政方针开展商量。1954年，毛泽东指出政协的任务有三个，分别是协商国际问题、商量候选人名单、提意见，涉及到国家各个方面关系的问题都要经过协商这一环节。在1956年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中，毛泽东用“商量政府”对新中国的政府性质进行形象化描述，显示出商量思维的范畴由党际交往上升为国家制度。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由劳资双方各自在内部推选出代表，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对改造方案进行充分的商量。同时，在农业改造过程中也强调商量讨论，“分配方法民主协商”成为土地改革的典型经验与重要原则。
随着大规模组织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持续优化商量思维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应用。在工业生产领域强调“多谋善断”。“多谋，就是要和大家多商量”；
“善断，就是要断生产指标，在和大家商量的基础上来断指标定多少合适”[20]。在农业生产中，集体领导、联系群众、遇事同群众商量，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管理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将商量思维全方位贯彻到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之中，有效协调了部门之间、区域之间、集体与个人、民主与集中等重大关系，确立了现代化制度体系的基本价值和发展方向，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持续性的制度基础。
（三）以商富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保障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运用商量思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定推进改革开放，造就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的政治局面，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商量思维的作用领域不断扩展。邓小平强调，党的领导干部要“同人民一起商量着办事”，要将“民主协商”的优良传统贯彻下去，“走群众路线，同群众商量，提出很好的办法”[21]。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强调重大情况要让人民群众知道、重大问题要经人民群众讨论。20世纪90年代，针对农业农村工作的变化，江泽民指出，“要同农民商量办事，善于用说服的方法、示范的方法、服务的方法推动农村工作”[22]，将协商办事作为稳定“三农”的重要途径。针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潜在风险，江泽民指出，“要坚持发挥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建立和完善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23]。进入新世纪，胡锦涛强调要抓住密切联系群众这个核心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坚定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遇事同群众商量”[24]。针对社会矛盾凸显期的严峻态势，胡锦涛强调要善于运用说服教育、民主协商等方式来解决问题，避免因沟通、诉求表达不到位而引发的矛盾激化，使党的领导在运用商量思维中得到加强。
面对世界局势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将商量思维的运用延伸到实现国家统一、处理国际问题和地区事务的过程中。在香港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提出“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共同商量和讨论解决有关香港的一些问题”[25]的谈判原则。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愿与台湾当局在一个中国原则下进行商谈，包括谈判名义和形式均可以商量”。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共产党坚持将“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自己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方针，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商量思维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过程中始终具有政治领导力。中国共产党运用商量思维有利于寻找全社会共同的利益诉求，凝聚全体人民共同的前进力量，化解复杂的社会矛盾冲突，形成推动国家发展的向心力，促进世界和平、合作与发展，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了多方面的坚实保障。
（四）以商强国：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断丰富商量思维的作用领域、制度水平和实现形式，使其成为治国理政与对外交往的重要理念。中国共产党运用商量思维推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运用商量思维的过程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商量得越深入、越彻底、越全面，就越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就越能有效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商民主是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设计。”[26]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到2015年《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明确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内涵，再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丰富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实践，党运用商量思维的主动意识不断强化、渠道路径不断拓宽。从领域上看，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协商渠道，极大丰富了民主形式、拓宽了民主渠道、加深了民主内涵。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过程中，商量思维得到立体化、层次化运用。从形式上看，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等都成为运用商量思维的不同载体，在协商中促进广泛团结、推进多党合作、实践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推动了不同领域、不同形式的共商共量共议，有效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提出的新要求，调动了不同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党的领导下，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形成了既能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又保持理性有度、合法依章的良好氛围。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商量思维确立为处理国际问题、推动国际治理体系变革、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核心途径。当前，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地缘冲突与大国博弈加剧，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治理体系面临严峻挑战。对此，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动员全球资源，应对全球挑战，促进全球发展。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他强调：“协商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也应该成为现代国际治理的重要方法。”[27]针对国际和地区争端，中国政府坚持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寻求国际合作的最大公约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和争端，奉行协商一致的重要原则。“多边主义的要义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28]商量思维既是多边主义原则的彰显，也是对现行国际秩序、对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治理规则体系的维护。中国共产党以商量思维处理国际事务，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的鲜明特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商量思维的运用更加成熟、更加灵活、更加有效，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愈加成熟与完善，为人类实现现代化的选择提供了中国方案。
商量思维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科学思维，具有丰富的文化功能、政治功能、社会功能。商量思维为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提供文化资源、制度资源和社会资源，助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伟大成就，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扩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影响。
（一）传承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品格
从历史传承看，中国的政治传统以追求大一统作为重要方向，这既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组织形式，也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方式。大一统是一种政治传统，也是一种文化脉络，代表了中国人对于天、地、人之间密切关系的理解，以及由这种理解衍生出的历史文化的内在规定性。大一统的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贯穿了整个中国政治的历史，传统的权力核心都以追求政治局面上的大一统、延续文化传承上的大一统为己任。这样的政治传统与文化沿革决定了维系社会、延绵民族、维持民生是必须完成的政治责任，决定了“寻找一种新的能够同中国现代国家融合在一起的政治大一统，就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根本所在”[29]，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实现大一统作为基本前提，并且有效化解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冲击大一统的各类风险矛盾。从文化传统看，“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的政治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宇宙观、“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天下观、“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社会观等，共同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文化优势。尤其是作为中华文化典型特质的“和合”思想，崇尚“以和为贵”，追求“和而不同”，在承认差异性、矛盾性的同时，通过扩展社会成员之间的共同性、弱化社会成员之间的冲突性，实现利益关系的平衡、达成社会关系的和谐，促进政治主体之间达成团结有序的政治局面。
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充分运用商量思维，通过求同存异、兼收并蓄实现对各方力量的整合，建构了大一统的现代国家形态，奠定了迈向现代化的基础。同时，在不断探索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运用商量思维知晓民情、顺应民意、契合民利、赢得民心，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开展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之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始终秉持的鲜明理念，使中国式现代化延续了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传统以及“和合”“民本”的政治文化。
（二）浸润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基础
彻底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国家体系是近代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这决定了必须通过政治整合有效团结民众。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国家建构历程来看，商量思维顺应了近代以来中国实现政治整合的现实需要。协商是共和政治在中国的基本表现形式和中国民主成长的内生要素[30]。基于特定的现实条件、历史任务和政治理念，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发内生性协商资源创造出“协商政治”这样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形态，形成了以协商为价值偏好的现代国家制度建构路径和民主政治发展的程序选择。这不仅是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得以巩固的基础，也是民主集中制的政体得以完善的关键[31]。协商政治目标的有效达成，需要秉承商量思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同政治主体在特定的利益要求和利益关系基础上，通过商量协调政治权力关系与配置政治权利，共同致力于国家治理[32]。这种以团结、协商、合作为核心的非竞争性的政治关系模式，对“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的生成发挥基础性作用，形成和发展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33]。
商量思维在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构建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统一。无论是以国家认同为基础的稳定的价值体系，还是包括了塑造领导核心的权威分配制度、稳定社会运行的利益分配制度在内的制度体系，都共同服务于政治现代化的根本目标，都有赖于商量思维的作用发挥。就价值体系而言，以商量精神为核心的共同表达、共同参与，是实现个体与国家之间的积极有效互动、建立国家认同的前提基础。就制度体系而言，包括统一战线、协商民主在内的体现商量思维的制度安排，不仅赋予政治社会生活以生机活力，而且在弥合利益纷争、缓解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实践证明，商量思维指导下充分的合作协商促进了大团结、大联合，在中国式现代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三）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比较优势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其中，商量思维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团结合作、民主协商、和谐有序等优势。西方一些人士把“党争民主”定义为现代化的所谓核心要点与关键标志，声称没有“竞争性选举”和“多党轮替”就没有现代化。但事实是，西式民主模式日渐背离民主的初衷，无法为实现现代化发挥积极作用。在最初的制度设计中，政党的互相竞争被寄予避免权力独裁、规避特定集团掌权的功能，但这一制度的有效运转必须以明确的同质化条件作为前提，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同、意识形态价值的一致和社会内部结构的平等。但在资本裹挟的冲击之下，原本党争民主中的否决功能被无限放大，形成了彻底的否决性体制，否决性体制反过来又为资本的扩张提供了空间。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下，西方国家中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日益加剧、国家认同感逐渐下降，各个政党所代表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不断极化。“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至今，已陷入生态危机、社会危机与精神危机等系统性危机”[34]，西方现代化制度无法有效化解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社会问题。
商量思维既充分尊重差异、表达意见，又形成共同认识、统一思想，从而使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化利益诉求得到统筹兼顾。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显著优势。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规模伴随利益诉求的极端复杂性、多重性，它所追求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求各个社会阶层、各具差异的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得到共同实现，而不是简单化、差异化地部分实现。单一化地实现某一特定群体的利益诉求、忽略甚至压制其他群体的利益诉求，会导致各个社会群体之间关系的不稳定和冲突，最终导致社会结构的动摇解体。简单化地同等实现各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不顾社会主要矛盾和现实条件，会导致各方力量之间的互相否定，使争斗代替发展。中国共产党运用商量思维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将共同利益与部分利益结合起来，为实现全面、协调、均衡、可持续的新型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支撑。
经过长期奋斗，尤其是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上新征程。商量思维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契合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场景。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充分汲取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运用商量思维的宝贵历史经验，牢牢把握运用商量思维的原则要求，不断以商量思维固守政治圆心、凝聚利益共识、完善制度环境、拓展治理空间、担当世界责任。
（一）以商量思维固守新征程的政治圆心
商量思维的运用主体是中国共产党。运用商量思维、开展商量活动的全过程，都必须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始终确保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要义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条道路确保了有效权威、广泛参与和规范程序的同步发展，其中党的领导是最关键保证。只有坚持党在开展商量活动中的主体性和领导地位，才能确保人民的充分参与、意见的充分表达、诉求的充分考量，从而将公众参与有效转化为治理动能。运用商量思维的前提是尊重多样性，在求同存异的过程中充分照顾各方的差异和利益诉求，广泛调动积极性。但运用商量思维的目的是增进一致性，其最终目标是凝聚共识、形成合力，这就需要在坚强党的领导下循序渐进地进行。忽视多样性、只强调单一性，是商量思维的对立面；
没有核心主导、忽略集中统一、泛化商量边界，同样是商量思维的对立面。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既要坚决反对不广泛商量、不汇总意见的“一言堂”，也要坚决反对商量活动的过度泛滥乃至议而不决，要在商量的基础上实现有效集中，使集中的意见得到各方认可、彰显各方价值。
（二）以商量思维凝聚新征程的利益共识
共同利益是共同奋斗的重要基础。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捍卫人民共同利益的实现。共同利益不是相同利益，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基本现实决定了不同的社会主体必然存在各不相同的利益诉求。许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正是因为无法妥善处理各具差异的利益诉求，无法迈过利益困境，最终陷入发展停滞与政治社会动荡的深渊。商量思维为整合社会群体差异化的利益诉求、统筹各方利益提供了重要的路径。一方面，要运用商量思维搭建利益表达渠道，在最大化表达利益诉求的基础上，研判利益关系、找到共同利益。另一方面，要运用商量思维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对共同性的利益加以整合，对分歧性的利益加以统筹。在进行涉及利益分配的社会制度建设时，要尤其注重社会弱势群体，通过合理有序的制度设计，保障社会弱势群体能够获得较为稳定的权利资源分配与竞争机会供给。新时代新征程上以商量思维凝聚利益共识，有利于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提供稳定的社会基础。
（三）以商量思维完善新征程的制度环境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国家治理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的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人民对自身利益的实现和发展上来。”[35]只有不断结合变化发展的社会条件，持续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完善运用商量思维的制度安排，充分发挥多方共同商量在决策、实施、监督、评价全流程中的重要作用，才能确保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运转。从制度环境看，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目前还面临着不少现实问题。基层民主平台的搭建不够完善、开展民主的方式方法不够充分等，使得人民民主的全过程性、全方位性、持续性、有效性仍发挥不足。要将商量思维贯彻到民主实践的各个环节，坚持在决策之前、决策之中、实施之中、实施之后开展充分的共同协商。商量思维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原则，有利于充分发挥共商共议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巨大效能。
（四）以商量思维拓展新征程的治理空间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领域。国家治理体系趋向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各具差异、各具功能的多元化治理主体围绕共同目标、形成合作共治、最大化贡献国家发展能量的过程。这样的过程既需要硬性的制度规范，也需要治理空间的不断搭建，即建构合理有效的治理机制与治理平台。围绕共同目标、形成合作共治，需要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国家、社会主体的作用来共同治理公共事务。无论是中央与地方、决策部门与执行部门等跨层次的主体整合，还是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市场主体、群众个体等跨领域的主体整合，运用商量思维都能起到有效黏合、协调运转的作用，搭建起高效运转的治理机制。同时，运用商量思维不是一劳永逸的静态过程。社会意见与诉求不断形成并提出，这既为治理机制的运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驱动力，也为运用商量思维不断提出新要求。党作为核心领导力量，根据治理机制与治理平台运转的成效与不足，不断调整、优化治理目标与治理过程，从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不断健全。商量思维的运用对治理空间的建构具有积极作用，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提供治理效能。
（五）以商量思维担当新征程的世界责任
面对新时代新征程上纷繁复杂、风险持续、挑战不断的国际局势和国际环境，中国始终坚持以商量思维为优化国际局势和国际治理体系提供稳定支撑，始终倡导以共同商议、共同建设、共同分享取代霸权主义、霸道干涉、霸凌举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对世界好、对世界各国人民好，要由各国人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说了算，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36]在国际关系与国际治理体系中贯彻商量思维，要求以平等、开放、合作的价值认同为基础，建立探索利益共识、协商处理分歧、应对公共危机的体制机制。在利益共识方面，要以找到各国利益交汇点、扩大共同利益覆盖面为目标，强化战略互信与伙伴关系，坚持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在处理分歧方面，要维护联合国等重要国际组织平台，在现有的国际秩序内、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进行对话磋商。在应对公共危机方面，要形成认识危机的国际性共识，采用科学理性方式对公共危机进行分类分级响应，在尊重各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强化关键信息、技术物资、人员储备的资源共享。总之，贯彻商量思维，要求以协商促和平、谋发展，推动构建和平共处、稳定有序、持续发展的国际关系与多方参与、平等对话的国际治理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实践表明，商量思维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团结奋斗、推进伟大事业的基本理念与重要方法。中国共产党的商量思维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密切结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在实践创新中持续探索、不断改进。中国共产党不断拓展商量范围、创新商量机制、优化商量流程、提升商量效度，使之不仅成为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而且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共同践行的中国方案。
中国共产党运用商量思维，归根到底是要彰显人民立场、实现人民利益。这恰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旨归和根本议程。商量思维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塑造与赋能是持续性的、多方面的。它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内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和原则，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顺利发展，成为彰显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特征和内在优势的关键逻辑。新时代新征程上，要继续充分发挥商量思维的重要作用，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国梦团结奋斗，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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