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珺
(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上海 200241/里昂高等师范学院 马克斯·韦伯中心，法国 里昂 69007)
进入数字时代，作为人存在方式的身体退隐于网络背后，自我被形式化为数字信号。有人曾预言一个“告别身体”的时代即将到来[1]。但“我就是我的身体”(梅洛-庞蒂语)，数字化生存中的身体与身体体验并没有被消弭，相反我们始终基于自己的身体来使用/研究这些新技术[2]，并借助这些技术进一步创造出新的感官体验[3]。
数字时代丰富、拓展了人们的存在与互动方式，赋予身体意涵与身体体验新的内容。网络社交中人们得以跳出身体的时空限制，获得更多的交往空间与机会，让带有负向社交情绪的个体有效减低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与社会交往缺乏或社交焦虑情绪造成的困扰[4]，以新的交往形式增加自己的人际关系总量，从而有效降低孤独感、减轻社交焦虑[5]；
进一步影响着线下社交关系的重构与改造，作为对社会关系及社会资本的投资帮助人们获得更多的情感性及工具性回报[6]。值得注意的是，数字技术不仅带来了更多交际可能，也伴随着更多的互动风险，如网络依赖甚至出现网瘾疾患，以及引发学业失败、工作绩效降低、现实人际关系疏离等负向行为[7]：当人们沉迷于网络关系及其维系时，会淡化真实的人际互动，冲击人们在原有时空中建立的存在感，弱化与真实世界的连结，其直接后果是孤独感的增加和意义感的缺失。不能忽视的是，基于数字技术实现的交往行为“抽空了情感与意义的社交礼仪和安全高效地处理互动关系的简化机制”，导致人们在“肤浅的、缺乏情感投入的联系中一起孤独，自我认同的焦虑进一步加深”[8]，并进一步改变人们与自我的关系。一方面，网络空间中人们能够跳出现实，相对自由地进行身体和自我的呈现，由此生发出与现实相并行的“网络身体”[3]、“网络自我”、甚至“网络性别”[9]，赋予人们新的自我形态与存在可能。另一方面，既沉浸于网络空间也行走在现实时空，人们体验着不同情境的反复切换与游离[10]，不断地加剧着身体虚化与身心分离体验，造成数字时代特殊的身心疲惫感。网络的超时空、非具身特性改变了原有的人类互动情境与规则，人们正经历一种数字时空的身体再社会化[11]。如何理解并呈现这种身体的再社会化？如何在高度数字化的中国社会中实现这种身体的再社会化？这是人们正在遭遇的现实，也是本研究的出发点。
面对数字时代原始身体场的逐渐萎缩，现代人越来越强调运动和健身。在健身房高度身体化的空间中，身体既是运动的手段，也构成了健身的目的。此间，人们的健身实践为我们理解数字时代的身体再社会化提供了有效观测点。人们为什么走进健身房？在这个空间中有着怎样的身体实践？走出这个空间人们实现了何种身体建构？借助这些问题的透视，我们试图探究人们在全新时空中的身体体验、身体调适与身体再社会化路径、策略。
本研究以无锡市J健身房作为研究现场，以健身会员的身份进行了为期一月余的参与观察，选取不同时间进入健身房，对健身者的活动进行了细致观察。与该健身房的老板、教练以及健身会员进行初步交流,并对其中11人进行了深度访谈，为研究收集了一手材料(1)本研究访谈对象包括最初的受访者：Q1与Q2，以及他们推荐的其他9位访谈对象(含3位健身教练)，其中健身会员分别以Q1-Q8、健身教练以J1-J3表示。正式访谈前，通过微信或QQ等方式了解受访者的生活、健身基本情况。正式访谈在健身房会客厅、附近咖啡馆完成，访谈时间在四十五分钟到一个半小时不等。。
在讨论教育社会化时，布迪厄已注意到身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习得往往是通过将两者的差异归结为身体性而实现的，例如在衣着、行走、说话等方式上的不同[12]。某种意义上，社会化就是社会结构躯体化的过程，其间身体成为特定结构的标记物[13]。可以说，社会化不仅是我们“通过身体学习”，更是学习特定情境中如何使用身体。由此，理解数字时代的身体再社会化，我们需要重回莫斯的身体技术传统。据莫斯 定义，身体技术就是不同社会中人们以传统方式习得使用自己身体的方法[14]。这里，身体技术具有社会性、传统性和有效性的特征。首先，身体技术的社会性意味着人们使用身体的方式存在社会差异。技术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社会的产物，且会对社会产生影响[15]。而身体技术作为技术的特殊形式在不同社会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中均有所不同。其次，传统性特征强调身体技术需通过训练/模仿和教育来获得，在不同代际之间不断调整，也不断传递。最后，莫斯特别关注身体技术的有效性，人们根据不同目标有效地使用自己的身体。关于身体技术，莫斯并未建构系统化的理论，而是在其敏锐、深刻的观察与叙事中提供了一种充满诸多可能的社会学议题[16]：如何使用身体？
第一，莫斯按照性别、年龄、效果和传授方式对身体技术进行了类型划分。在讨论这些维度的有效性之前，我们首先能从中观察到身体技术暗含的情境性特征，“如何使用身体”的问题需要在具体情境中才能回答。在描述网络技术引发的身体后果时，希林使用了“技术态身体”的概念，用以表明我们所处的前所未有的技术支配状态：“生产技术与知识都在向内部移动，侵入、重构并愈益支配身体的内容。”[17]在身体技术的讨论中，莫斯强调对“完整的人”的分析并将社会学与生物学、心理学区别开来：社会学关注具象的人，兼具个体性与社会性的身体与意识的总和[18]。但建立在身体之上的现代技术，被视为“器官的延伸”[19]，用以改善或拓展身体。身体的某一功能或某一器官的延伸、拓展，导致莫斯所强调的完整的具象的人被打破或改写。因此，探究如何使用身体，需要在数字技术建构的全新时空情境中重新思考。
第二，莫斯在分析身体技术的传统性特征时，关注传统的惯习和社会化对身体技术的影响。我们能够从父母、教师、前辈等人那里习得特定的身体技术，以期在当下乃至未来服务我们的生活。虽然莫斯也注意到身体技术的代际差异，但他并不否认身体技术的延续性。他指出身体技术是在不同世代之间不断完善的，但身体技术的这种延续性在数字时代遭遇了挑战。在旧有情境中形成的身体技术其有效性正不断下降，甚至失效。同时，新的身体技术正逐渐形成。这种延续性的被打破，使得我们难以从前辈甚至自己的过往经验中寻找到有效的身体实践支持。同时，还带来一个更为深层的身心秩序“危机”：如何使用身体，甚至关于身体本身，我们已陷入某种茫然与不知所措。在莫斯的身体技术遗产中，我们首先注意到其情境性特征，并提出情境变化引发的身体技术变迁问题。进一步地，我们关注高度数字化的中国社会中，人们可能遭遇到的身体技术“断裂”以及由此引发的身心秩序“危机”，也正是在此“断裂”和“危机”中蕴含着身体再社会化的诉求、可能。
综上，本研究将聚焦：数字时代的身体体验、身心秩序危机，这种危机正是人们走进健身房的主要动因；
考察健身房内身体再社会化的路径、策略，力图对身体技术的更新及数字时代的身心安顿有所裨益。
面对数字技术创造的全新情境以及由此产生的身心秩序改变，人们试图以不同方式寻求适应之道，走进健身房就是其中之一。通过审视人们走进健身房的动因，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数字时代身心困惑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由此引发的人们对自身身体存在的体验与省思。
1.数字时代的“虚拟身体”。网络时代快节奏、跨时空的工作，以及移动互联技术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产生了诸如腱鞘炎、颈椎病等健康问题。同时，人的视觉、听觉甚至触觉都能在数字空间中进行模拟，人们得以建构并体验一种特殊的“虚拟身体”[20]。在此空间中，人们能够穿梭古今、环游世界，但对网络的依赖却可能导致对现实世界视退隐、阻隔。以大学生群体为例，他们的课堂不仅局限在学校内，对新生活与新城市的适应与融入过程本身也是一种学习与成长，但数字时代“宅”的生活方式[21]的流行却改变了这种可能。“天天都不动啊，就宅在家里上网，当时就想出去活动一下，给自己找个理由活动一下，然后就去了那边。”(Q3)Q3正是在对其昼夜颠倒、足不出户的作息方式的反思中选择走进健身房。与此相类似，Q7也体验到了某种程度的身心秩序危机。“(玩电脑)颠倒了就搞得神经衰弱似的，人就会消瘦嘛，一天只吃一顿饭，所以说身体比较弱。注意力会不集中，然后一天感觉很难受，浑浑噩噩的，非常困的感觉，就身体条件很弱。”(Q7)在他的表述中，基于数字技术建构出的“虚拟身体”并不能实现身体原本的整体性感知，而是以对时间与空间的分割为前提，让人们以碎片化的方式知觉时间与空间[20]，导致他们陷入网络世界的庞杂浪潮之中而无力自拔，面对现实生活又体验到到莫名的存在感缺失。
2.从面对面交流到“数字化在场”。数字技术引发了人际交往模式的改变。现代都市社会中孤独作为一种相对普遍的社会心理状态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2]，网络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究竟是缓解还是加深了现代都市人的孤独感，对此尚未有定论。但人作为身体性存在，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身体发挥着重要作用，包含面部表情、身体姿态、肢体语言等在内的身体表达构成了移情的基础，保障了良性人际互动的发生。“女生可能比较矫情吧，有些事情不是多严重，就是需要有人在你身边，拍拍你的肩、给你个拥抱，……真的，胜过千言万语。”(Q8)在Q8的讲述中，正是身体的出场让人的温度与感性得以保存，也让人际互动显得真切而富有温情。但以身体“离场”为特征的网络空间的出现与扩展，削弱了人的身体性存在，单纯依靠文字、图片等符号进行沟通，主体呈现为作为人“虚拟身体”的一连串符号。人们在网络空间中有着不可计数的短暂相遇，也深刻地体会到身体“离场”导致的人际交往温度缺失。对网络空间中没有温度的交往方式感到疲惫，构成了数字时代的特殊身心体验，也增加了人们的孤独感。
3.数字化、符号化存在冲击着原有的身心秩序。身心秩序危机还表现为某种程度的身心分离。“主动锻炼的人，不会在健身房玩手机，就是你在健身房其实会看到有一部分人是在玩手机的，就是他身在，他的确是去锻炼的，但是他会有相对较多的时间，他在休息而且是在看手机。”(Q4)Q4的经验表明数字时代任务和场景的快速切换是基本的生存技能，由此产生的身体在此处、心灵却不知归属何地的错位感，既是网络时代人们身心分离的结果，又在不断重复地过程中将之增强。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对“自身”与所处社会的漠然无感，“我”的心灵并不能如其所在一样关注于此时此刻的情境。伴随这种身心分离而来的，还有存在感危机。在对现代技术的分析中，海德格尔指出，人类征服的空间虽然越来越大，但人们心灵的天地却越来越小[23]。与此相类似，沃思对20世纪初的美国城市的观察显示，现代都市生活就是一个摧毁人性和个性的恐怖机器[24]。而数字时代的到来使人类在技术上取得了瞩目成就，却也在这种技术中日益迷失，陷入汉娜·阿伦特所谓的某种行动者的悖论——“行动发起的新过程常常超出行动者的控制”[25]：网络技术在带来便捷与发展的同时，也将人化约为一连串的数字与符号，人的丰富性与完整性因此被消解。我们不再是作为有独特个性的完整人来与世界及他人互动，相反是一堆符号的叠加与堆砌，其结果就是所谓“无身体”“无主体”交往的出现[26]。基于上述不同的身心秩序危机，人们选择走进健身房，开始“我”的找寻、重建。
作为“用身体、在身体上、通过身体进行实践”的存在[27]，人及其身体并非总是处于被动之中，相反他们能根据情境适时地采取相应的身体策略。面对数字技术带来的身心秩序危机，人们或主动或被动地进行调试，以求建构出与之契合的身心状态。进入健身房，人们主动地谋求与身体、与自我的相遇，通过身体实践来缓解或改善不同层次的身心困惑，并逐步形成能够自洽于数字时代的全新身心样态。
1.健身：改善身体“异常”状态。面对健康问题的出现，人们在不舒服和疼痛中被动感知自己的身体。在自我觉知中，开始反思原有身体状态与生活方式，并选择健身房健身作为主要的调节方式。不断的健身过程，让人们短暂地抽离网络空间，与自己以及自己的身体相遇。“你要是想维持这种体型，就比较自律一点，那从某一方面体现出这个人，确实比较自律，这也可能是一个意志力的体现。”(Q7)此间健身习惯的坚持与对身体极限与惰性的克服帮助他们提升了意志力，重返健康的身心状态。健身房健身行为的选择，在改善身体状况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身体原初、完整机能的回归，重返与身体、与世界的良性互动，按照梅洛-庞蒂的观点，在身体与世界的互动过程中，身体知觉着世界，世界也“构型”着身体，并通过身体得以存在[28]。“从家里走到健身房，这个路上这么走走看看都挺好的，觉得自己真的是在生活了。”(Q8)因此，在改善身体状况的同时，进入健身房也能够扩大人们的活动空间，让他们去感受、去触摸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以重建身体与世界之间的良性互动。身体的觉知唤醒了健身者的存在感。
2.具身交往：找回人际互动的温度。身体构成了健身房中一切活动发生的基础，其间的人际交往也往往具有具身性。进入健身房的都市青年，虽不以建立人际关系为目标，在其间也发生了不同类型的互动：与健身房工作人员的接触、与健身教练的对话、与其他健身者的交流等都以具身形式展开，健身者与他的身体一道参与了这些程度不同的互动，并在凝视与情境共享中体验鲜活的、细微的具身互动。这种持续的身体在场与身心同在的参与使得健身房内的人际互动能够找回网络交往所忽视的身体与情感的深层体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健身房中都市青年的身体建构，能够借助于具身交往的方式，改善网络时代人际交往中缺乏温度的问题。同时，对于那些有着长期健身习惯、以健身为旨趣的人来说，健身房可以被视为交往空间的一种。长期出入健身房，彼此相熟的过程，也是健身者之间增进联系的过程。“你相当于，就是对于练时间长的人而言的话，健身房更相当于一个茶楼，就更相当于一个休闲的地方，我去那里以健身的方式去喝茶。”(Q3)正如Q3所言，近一半的受访者都会跟朋友一块去健身房，或出于安全考虑，借助他人的配合来降低健身危险发生的可能；
或与朋友相约，健身的同时也与朋友交流感情。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健身房情境中，持续稳定的“共同在场”构成了互动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不知不觉间让都市青年改变了身体离场式的网络社交模式，重返具身交往之中，增加了人际互动体验，增进了与周围他者的联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的孤独感。
3.身心互动：重构身心和谐与独特个性。与身体以疾病与疼痛的方式被觉知不同，健身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主动了解自身，不断地与自己的身体对话的过程。一般来说，初次进入健身房的人常常会进行一次体能测试，将其身体机能状况完整地呈现在他们面前，以此为基础在健身教练的帮助下制定相应的健身计划。在此过程中不断感知自己的身体，在每一个微妙的身心变化中增加对自己身体的了解，认识到一个与众不同、为“我”所有的身体，这也构成了后期实现身心合一、找回独特个性的重要基础。
对于进入健身房的人而言，他们可能会经历一个身心回归契合的缓慢过程，即从身体进入健身房到身心同在、融合。新近接触健身的人，对健身房环境的陌生与好奇，让他们的注意力容易被其他人或事所吸引。同时，有限的健身经历使他们往往不太懂得如何与自己的身体进行有效互动。因此，身体投入到健身环境，心灵却处于游离之中，成为健身初学者身心状态的真实写照。“刚开始练，人家讲肌肉会有响应，都不太明白，太专业了。自己么，练练也晓得了，就是那种酸酸胀胀的，你练对了才晓得！”(Q2)有着五个月健身经历的Q2的讲述显示了健身过程中身心分离的状况是如何逐步得以改善。借助健身器械的帮助，Q2能够慢慢将意识集中于运动中的身体上来，在身体的酸胀感中知觉自己的身体，也因为这种来自身体的回应而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健身活动中来，逐步实现身心合一。在瑜伽教练J2的叙述中，我们则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身心关系处于相对和谐状态时，身体的舒展与强健，以及随之而来的内心的平和与安全感。“就瑜伽本身的一种境界呢，就是一个内观，一个自己关注自己，也是一种安逸的那种感受。”(J2)在她的表述中，瑜伽要求人们进行“内观”“关注自己”，这种向内的关注，一是关注自己的身体，二是关注身体与内心的互动。只有在身心达到合一时，才能获得“自在、切身”的体验。
我们发现，健身房活动中对自己身体的感知、身心之间的互动，使得人们对自己以及自己的身体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理解——“我是我的身体”。这种对身体以及基于身体的独特个性的确认，一方面表现为对自己身体状态的自信，健康的体魄与符合主流审美的体型，让人们能够更加游刃有余地应对健身房之外的生活；
另一方面，按照罗兰·巴特的观点，源自于身体的习惯和爱好是个人性标记，是我和你的差异性所在。这一源自尼采的传统，视身体为个人的决定性差异，即“人的根本差异性铭写于身体之上”[29]。因此，在意识到“我有一个身体”且“我是我的身体”之后，人们得以逐渐实现基于身体的自我独特性确认。由此，找回存在感、意义感和生活趣味。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高度数字化时代，人们享受着网络技术带来的突破时空限制的身体解放，同时也面临着新的身心问题。具体而言，数字技术创造出的新的时空情境改变了人们与他人、与自我的关系，引发了不同程度的身心秩序危机。对此，一些人选择走进健身房，在健身活动中与身体、与自我对话，通过健身来改善身体状态、重回具身人际互动，进而在身心互动中重塑自我，以此调适数字化生存中遭遇的身心秩序危机，并借助身体再社会化建构出新的身心状态以更好地适应当前的数字化社会。
在关于数字时代的身心秩序危机及其解决之道——身体再社会化的反思中，我们可以看到具有可塑性的身体，从来不是一个恒久不变的概念，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意涵都会发生变化。可以说，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殊的身体技术和身体意涵[14]，也正是在我们改造自己以及他人身体的过程中，世界得以拥有新的呈现方式[30]。而在对身体及其意涵的追问与思考中，我们得以重新理解与审视所处社会、时代及其变迁。面对这种身体意涵、身体体验在网络社会的变化，本研究放弃概念上的纠缠，而试图回归日常生活、回归“活生生的身体”，在人们走进健身房的努力中，去理解他们的身心遭遇与应对策略，其中包含着人们对时代的理解和感知，对自身身体的把握与期待，更重要的是其中隐含着尚在磨合与建构中的全新身心样态，走向一种新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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