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 宁， 宁 楠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一直将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当成矢志不渝奋斗的目标。公共服务则是党和政府回应人民关切、确保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十三五”时期，我国全面打赢了脱贫攻坚战，民生福祉持续增强。这标志着我国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取得了不俗成效，兜底民生的能力显著增强，但同时也意味着公共服务迈入新发展阶段，面临着人民群众更个性、更多元的质量型公共服务需求；
而如何高质量地满足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新需求，稳步实现共同富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深入开展，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数字经济不断发展壮大，重塑生产方式、颠覆服务理念，已然成为驱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能。2021年12月2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1)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1/10/content_5667482.htm。，明确提出要“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手段，鼓励支持新技术赋能，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智能、更加便捷、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 。可见，我国公共服务建设的重要方向是借助数字经济驱动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升级。本文在此基础上，探讨数字经济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效应与机制，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对于加快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数字经济为政府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赋能等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学界对公共服务质量的研究由来已久且成果颇丰。因公共服务具备公共产品的经济学性质，学者们重点关注其供给的效率和公平性，对公共服务质量的研究嵌套于效率和公平研究之中。从效率视角，有学者立足全国层面揭示财政分权与教育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非线性关系[1]，也有学者聚焦探索某一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不足的主要障碍[2]；
从公平视角，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虽在不断提升，但均等化水平不增反降[3]，而造成此结果的重要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典型事实。学界已有研究表明，我国三大区域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均存在显著差异[4]，并且差距还处于波动上升中[5]。当然，这些评价结果也与研究所选的评价指标体系有关。综合来看，学者们构建公共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做法分为两种，一种是从供给侧出发，直接选取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部分或全部内容构建指标体系，以政府对其投入力度间接衡量公共服务质量[6-7]，其优点在于研究可追踪性强、易于横纵向对比；
另一种则是从需求侧出发，通过调查问卷等形式采集个体对公共服务的质量评价，其优势在于得到的评价结果更贴合实际。例如，有学者从公共服务的便利性、响应性、保证性等方面设计指标，研究了贫困县公众对公共服务质量的感知[8]；
也有学者借助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简称CFPS)数据库的个体满意度数据，研究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的互动关系[9]。
关于影响公共服务质量的因素，学者们的研究多集中于城镇化、人口、财政等方面。有学者认为城镇化水平越高，公共服务质量就越高[10]，但也有学者认为公共服务质量本身就是城镇化的重要评价尺度，二者是相互作用的[11]。人口因素的研究表明，人口数量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扩张对公共服务质量不利，而人口密度提高则能促进公共服务质量升级[12]。在财政因素中，中央转移支付由于在实践中筹资和激励机制设定不到位并未对公共服务供给产生助益[13]，同时也不利于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缩小[14]。目前，学界仅有少量研究着墨于数字经济对公共服务的影响，认为数字经济能使大数据治理的精度上升、尺度更合理、适老性更强[15]，搭建数字服务平台可以改变基层公共服务供给协作互动方式与流程，增强公共服务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共创契机，进而缓解公共服务不均矛盾[16]；
还有学者从数字乡村建设、数字政府建设、数字治理等特定视角论证了数字经济与公共服务的关系[17-18]。
学界对数字经济的研究内容尽管已覆盖理论探讨[19-20]、测算[21-23]、以及对产业结构[24]、区域创新[25]、高质量发展[26]的影响等多个领域，但明确衔接数字经济与公共服务质量的文献却较为鲜见，与现实需求尚有一定的脱节，且还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研究对公共服务质量评价未能同时综合供给和需求两侧，评价结果不够全面；
二是研究多从数字政府、数字治理等特定视阈出发，缺乏对数字经济赋能公共服务质量的直接全面分析，进而其影响效应和机制也尚不明确；
三是研究所用方法多以理论推演为主，结论可靠性存疑。本文综合主客观评价视角构建指标体系，力求较为全面地反映公共服务质量实际，进而真实刻画数字经济对公共服务质量升级的影响效应，揭示数字经济发展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可能机制，并为数字经济与公共服务深度融合提供可行的政策建议。
(一)数字经济驱动公共服务质量提升的内在机理
1.数字技术平衡公共服务供需
数字经济本质上具有较强的技术属性[27]，而数字技术的进步及算法、算力的迭代升级既提升了公共服务供给对需求的满足能力，也使满足需求的效率和成本得以优化。
数字技术提升了公共部门的三种关键能力。一是需求感知能力。数字技术生成和处理的数据体量庞大、来源广泛、时效更强并且维度更丰富，所包含的需求信息也更全面充分，使公共部门能够随时从海量信息中感知到公共服务的需求反馈。二是需求识别能力。公共服务需求的异质性和多样性极强，个体和集体需求须得有效甄别。数字技术同时兼顾了数据分析的“粗”“细”两种维度，既能保证个性需求被识别，也能通过密切的社会联结使私人需求更快凝聚成集体共识，并且从个体需求中抽取共性和关联性的能力更强。三是需求预测能力。深度学习技术还使公共部门能够从需求数据中抽象出社群特征与需求差异的相关性、供给内容与质量感受的关联机制等，前瞻性地精准预测不同群体需求，有依据地对当前供给方案进行改进，使公共服务质量的预期向好。
从效率与成本维度考量，各部门主动引导数字技术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中的普及应用提高了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和调度能力，缩短了从需求反馈、感知到响应的时间。保证效率的前提下，数字技术所具有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特征还会使获取信息的成本随公共服务的受众规模、服务范围的扩张而边际递减，对供给信息、供给质量等持续追踪的成本更低。同时数字技术可以快速匹配交易对象，交易过程关联信用信息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对交易者的履约监督，节约因风险和不确定性产生的交易成本。
2.数字经济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数字经济发展可以助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28]。公共服务与之相关性的强弱可将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是指，数字经济在与服务业融合过程中驱策微观企业创新和大众创业[29-30]，衍生出更多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这些创新成果经由产业关联逐渐渗透到公共服务供给领域。除直接吸纳社会面创新成果之外，引导各类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落地的过程还将引发公共服务部门的继发性创新，主要表现为对数据开放边界的探索、对新模式的治理创新等，而且长期持续的创新活动是公共服务质量升级的稳定动力来源。间接效应是指，数字经济还带动了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31]，使生产方式更加协同化、智能化、绿色化和高效化，生产理念也从“产品至上”转为“用户体验至上”[32]。在政府侧重以购买、外包等形式引导商业服务部分或完全替代公共服务的背景下[15]，公共服务满意度越来越与私人部门所提供的产品质量紧密相关。生产部门的服务化趋势转变可以充分保障公共服务个性化、精细化、品质化的供给，因而可以提高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满意程度。
3.数字素养培育价值共创生态
公共服务质量感知和评价的核心主体是人民群众，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就需要扩大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提升公众的数字素养构建起了从“服务单向传递”到“服务价值共创”的全新生态。一方面，数字经济可以赋能社会公众参与公共服务决策[33]，原因在于各类数字平台使公众接触到的信息更广泛，表达的渠道更通畅，公众利用数字平台行使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参与权利的意识和能力稳步提升。老年群体也可通过平台适老化改造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参与，而公众主动反馈其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意见建议等也能够避免公共服务的无效建设。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扩充了数字技术创新、数字政务平台建设、数据处理与分析等领域的人才储备，为政府公共服务部门的联动协同、服务内容的数字化改造、需求数据的深度分析、突发舆情的及时应对等奠定了人才基础，增强了公共部门对公众需求的回应。本文认为，以数字素养提升为纽带，公共服务供需双方互动的频率、维度、深度均不断增强，形成了稳定的公共服务价值共创生态。据此提出假设1。
假设1：数字经济能够驱动公共服务质量提升。
(二)数字经济驱动公共服务质量提升的传导机制
1.数字经济、财政透明度与公共服务质量
财政信息不对称、不充分容易引发公共服务供需错配，导致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损失[34]，不仅如此，由于除转移支付以外的公共服务建设各项投入都是高风险、低回报的[35]，故政府极易产生公共服务供给投入不足、投入结构扭曲等问题，甚至还存在贪污腐败等挤占财政公共服务支出的行为。
政府提高财政透明度是应对此问题的有效手段。数字经济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底层架构的经济形态，而信息技术的基本作用是破除信息传递壁垒，因此可以提升财政信息透明度。当政府财政信息足够透明时，公众可以充分行使其对财政支出的监督权利，确保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真正流向民生所需领域。当发现财政支出问题时，还可以通过“评价→传播→问责”机制[36]约束政府立即改进公共服务供给质量；
同时，财政公开透明还是全社会反腐的重要制度安排[37]，提高财政信息透明度也能提高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进而抑制其发生；
此外，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财务系统的工作效率，使财政透明度提高的成本得到有效控制，提高了公共部门财政公开意愿和能力。据此提出假设2。
假设2：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升财政透明度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2.数字经济、财政压力与公共服务质量
政府财政压力可能对公共服务质量产生不利影响。在财政分权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面临较为严重的财政压力时，可以自主压缩其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还可通过支出结构的灵活调整率先将支出转向能带来“立竿见影”式增长效果的基建领域[12]，导致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不足。更严重的是，政府财政压力对公共服务质量的不良影响还具有长期性[38]，当期的质量损失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弥补。
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一是数字技术在金融部门的应用可以使财政资金流向更易于监管，信贷风险更易于控制，提高了资金的运作效率。二是数字金融平台还可以整合更多社会闲置资金，参与公共服务的社会化供给，减轻了地方政府的资金筹措压力。由于数字金融在落后贫困地区的发展更迅速[39]，因而对该地区密织数字普惠金融网络带来的赋能性更强，可以提高落后地区公民平等享有公共服务的可能。三是数字经济孕育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可以助力居民就业、增收，进而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当社会需要救助的群体数量缩减时，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也能得到缓解，并且可以腾挪资金着力建设质量型公共服务。据此提出假设3。数字经济对公共服务质量提升的作用关系详见图1。
图1 数字经济驱动公共服务质量提升的机理与机制
假设3：数字经济可以通过降低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一)公共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为了获得更全面的的公共服务质量评价结果，本文综合宏观的公共服务政府投入指标和微观的公众满意度指标，借鉴肖涵和葛伟(2022)[40]的做法，从公共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就业服务、社会服务、社会保障、文化体育、公共管理和基础设施等9个方面，构建了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详见表1)。
表1 公共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二)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学界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虽未形成较为统一的认知，但主流做法几乎都汲取了信息经济分类的经验，将数字经济发展分为生产和应用两大部分。这也与国家将数字经济分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定义相符。本文综合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创新驱动4个维度，构建了数字经济测度指标体系(详见表2)。
表2 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三)计量模型
本文采用截面数据混合回归方法测度数字经济对公共服务质量的影响效应和机制，设定实证模型为：
Pubin=α0+cDigitalin+βPin+γHin+λSin+φRin+εin
(1)
式(1)中，下标n和i分别表示第n省的第i个被访样本，Pub为公共服务质量， Digital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P、H、S和R分别表示个人、家庭、社会和区域特征。β、γ、和φ分别为以上变量的系数。本文重点关注数字经济对公共服务质量的影响系数c。
考虑到数字经济对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效应可能并非简单线性，本文还在基准回归模型基础上引入了数字经济平方项以考察其作用规律，如式(2)所示。
(2)
在研究数字经济对公共服务质量的影响机制时，本文将财政透明度和财政压力作为机制变量构建了中介效应模型，如式(3)(4)所示。其中，M为中介变量，机制回归中重点关注系数a、c′和b的大小及方向。
Min=α0+aDigitalin+βPin+γHin+λSin+φRin+εin
(3)
Pubin=α0+c′Digitalin+bMin+βPin+γHin+λSin+φRin+εin
(4)
(四)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
本文所用数据包括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微观数据来源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CGSS)数据库，共包含除海南、西藏和新疆之外的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 968份样本。由于该数据库隐匿了市县级代码，本文利用省级层面代码将其与宏观数据进行匹配，删去了居住时长回答不详样本、2015年刚来此地样本、满意度评价回答不适用样本等；
此外，借鉴缪小林和张蓉(2022)[41]的做法，样本中还剔除掉了在户籍地探亲或学生放暑假回家等短期居住的样本。宏观数据主要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网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变量具体含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详见表3。
表3 数字经济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因变量：公共服务质量。本文采用熵权法为表1的公共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赋予权重，计算得到2015年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公共服务质量指数(2)限于篇幅，公共服务质量指数计算过程及结果留存省略。。熵权法的优势在于其避免了人为赋予权重的主观性，将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公共服务质量指数取均值绘制成图。图2显示，2015年，我国公共服务质量均值最高的省份为广东(0.508)，最低的为青海(0.249)；
在三大区域中，东部地区(3)东部地区共包含10个省(市)：即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
中部地区共包含10个省(市、自治区)；
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和广西；
西部地区包含8个省(市、自治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的公共服务质量均值为0.399，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均值分别为0.340和0.341。这表明，我国公共服务质量平均水平自东向西逐渐递减，但从内部差异看，东部地区样本的极差和标准差分别为0.298和0.084，均高于中西部。可见，东部地区内部公共服务质量有较大差距。
图2 2015年我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共服务质量及数字经济指数均值
自变量：数字经济。表2的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中，数字普惠金融以“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The Peking University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ndex of China，简称PKU-DFIIC)衡量。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该指标体系进行降维处理，计算得到2015年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字经济指数(4)限于篇幅，数字经济指数计算过程及结果留存省略。。研究发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排名靠前的省份为广东(0.775)、上海(0.768)、江苏(0.743)、北京(0.729)、浙江(0.726)等，排名最后的则为青海(0.375)(详见图2)。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区域数字经济指数均值分别为0.695、0.582和0.559，表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明显的自东向西梯度递减规律。
机制变量：一是财政透明度。上海财经大学的《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是国内权威的省级财政透明度研究成果，该报告滞后两期，故选用2017年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得分衡量其2015年的财政透明度。二是财政压力。财政压力的测度方法较多，本文借鉴储德银和迟淑娴(2018)所构建的财政纵向失衡度指标予以度量(5)纵向财政失衡度=1-(收入分权/支出分权)×(1-地方政府财政自给缺口率)。。
控制变量：借鉴肖涵和葛伟(2022)[40]的做法，将控制变量分为四类：一是个体特征，主要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和居住时长。年龄以2015减去被访者出生年份计算得出，居住时长为登记来此地时间起至2015年止，若被访者从出生即在此地生活，则将时间换算成2015与出生年份之差。二是家庭特征，包括户籍性质、是否有投资行为、同住人数、居住面积、是否有车。其中，定义农业户籍赋值1，非农户籍赋值0，非农户籍包括居民、蓝印以及军籍等。三是社会特征，主要为是否购买商业医疗险，购买为1，否则为0；
被访者对自身幸福程度、社会阶层和经济状况等级的自评级，得分分别为1～5分、1～10分和1～5分。四是区域特征，包含城镇化率、政府财政收入、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开放程度。其中，城镇化率以年末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度量，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度量，对外开放程度按照经营单位所在地进出口总额取对数度量。
(一)数字经济对公共服务质量的影响效应分析
1.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截面数据混合回归方法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表4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为不引入任何控制变量的结果，模型2为引入个体、家庭、社会和区域特征控制变量的结果，且控制了省份效应。对比可见，引入控制变量后，模型的拟合优度大幅上升，但无论是否引入控制变量，数字经济都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公共服务质量提升，假设1成立。以模型2为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1单位能使公共服务质量提高0.589个单位。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1)在个体特征中，年龄越大，对公共服务质量的评价越高；
相反，受教育程度越高以及工作年限越久越容易让公众对公共服务质量产生负面评价。(2)在家庭特征中，有投资行为的以及当前居住面积越大的家庭更倾向于对公共服务质量给出较为满意评价，而同住人数越多，家庭对公共服务质量的满意度越低。(3)在社会特征中，被访者对自身的幸福程度、所处社会阶级和经济状况等级的自评程度越高，对公共服务质量的评价也越高。(4)在区域特征中，令人意外的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对公共服务质量的满意度反而越低；
而城镇化率越高、地方财政收入越多的地区，被访者对公共服务质量的认可度更高。
表4 数字经济驱动公共服务质量提升的基准回归结果
表4的模型3和4反映了加入数字经济平方项后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数字经济系数仍显著为正，但其平方项系数却均显著为负，即数字经济发展虽然可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但这种提升作用具有边际报酬递减特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公共服务质量的促进作用越小。由系数计算可知，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约达到0.695这一临界值时，其对公共服务质量的促进作用接近于0。因此，本文推论，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异的事实下，数字经济驱动公共服务质量提升的效应可能呈现区域异质性，而表5对三大区域的回归结果证实了此推论。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大值分别为0.630和0.638，尚未达到此临界值，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分别会带来公共服务质量3.837和1.751单位的提升；
相反，东部地区中52.3%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跨越此临界值，可以预计数字经济的正向作用已经得到了充分释放，故东部地区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表5 数字经济驱动公共服务质量提升的区域异质性回归结果
2.内生性处理
本文的内生性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数字经济与公共服务质量升级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例如数字经济发展需要大量高素质劳动力，而教育和医疗公共服务的完善会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升级，进而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另一方面，尽管已经尽力控制可能影响公共服务质量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社会特征以及区域特征，仍然可能遗漏重要变量；
此外，尝试对最小二乘回归(OLS)及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2SLS)进行Hausman检验及异方差稳健的DWH检验，结果也均显示数字经济可被认为是内生变量。因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
在工具变量选取上，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基于地区间的数字化连接，而电话拨号入网是我国网络互联的第一步，越早接入固定电话的地区，越能积累起深厚的数字经济先发优势，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随着互联网及其他现代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的发展，电话入网对当前公共服务质量的影响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也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因此，本文借鉴黄群慧等(2019)的思路[42]，以1984年底每百人固定电话数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2SLS)，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1单位，会促使公共服务质量提高5.856个单位(详见表6)，排除了内生性后数字经济对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作用更强，假设1依然成立。不可识别检验的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p值为0，可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不可识别的原假设；
在弱工具变量检验中，Kleibergen-Paap rk Wald检验的F统计量大于Stock-Yogo在10%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这表明，以1984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数作为数字经济的工具变量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表6 数字经济驱动公共服务质量提升的内生性检验回归结果
3.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四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调整研究样本量。一般而言，被访者在当地居住年限越久，越能对公共服务各项内容有深切感受，也越能对公共服务质量做出相对全面的评价，研究借鉴缪小林和张蓉(2022)[41]的做法，剔除了数据集中居住年限小于3年的样本后重新进行回归。二是替换被解释变量。201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CGSS)数据库中，采用五级里克特量表法收集了被访者对公共服务的充足性、均衡性、便利性和普惠性的满意度打分。本文将以上四项指标满意度得分与表1的公共服务宏观供给指标相结合，采用熵权法测得新的公共服务质量指数进行回归。三是替换自变量。研究为避免单一测算方法导致的结果偏差，以熵权法重新测度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字经济指数值进行回归。四是缩尾回归。研究为剔除异常值的影响，对主要变量进行1%水平上的缩尾处理后重新回归。
稳健性检验结果(详见表7)显示，数字经济的系数、显著性与表4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稳健，也再次印证了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公共服务质量升级的假设。控制变量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也与基准回归接近，年龄、投资行为、居住面积、被访者对自身幸福程度、社会阶层、经济状况的积极评价、城镇化率和地方财政收入等会正向影响公共服务质量。相反，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同住人数、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的提高会加大对公共服务质量的要求，进而对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产生不利影响(6)限于篇幅，控制变量回归结果留存省略。。
表7 数字经济驱动公共服务质量提升的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二)数字经济对公共服务质量的影响机制分析
本文的理论分析揭示了数字经济影响公共服务质量的可能传导机制为“数字经济发展→提高财政透明度→公共服务质量提升”，以及“数字经济发展→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公共服务质量提升”。表8对这“一增一降”的作用机制进行了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公式(3)和(4)中的系数a、b和c′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引入中介变量后数字经济对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作用下降，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Sobel检验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验证了部分中介效应的存在，间接效应占比分别为14.96%和27.44%；
同时，为确保中介效应的结论稳健，表9进一步采用自举法(bootstrap)重复自助抽样1 000次进行估计，得到的财政透明度和财政压力作用机制的置信区间都不包含0，部分中介效应依然显著。因而，假设2与假设3均成立，即财政透明度和财政压力是数字经济驱动公共服务质量提升的重要机制。一方面，数字经济为公众参与财政监督，确保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精准到位提供了有效渠道；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也切实缓解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确保其有能力在公共服务质量建设领域稳定支出。
表8 数字经济驱动公共服务质量提升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表9 自举法(bootstrap)数字经济驱动公共服务质量提升机制检验结果
(一)主要结论
数字经济赋能作用尽管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但已有研究对数字经济驱动公共服务质量提升的效果与机制仍不明确，不足以为数字经济与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提供理论支撑。因此，本文构建了指标体系，分别测算了除海南、新疆和西藏外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5年的公共服务质量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公共服务质量的影响效应与机制，主要有三方面的结论。
1.我国公共服务质量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呈现“东高西低”的梯度递减规律，广东在两项指数中均独占鳌头，青海则排名末尾；
2.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并且在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但此提升作用具有边际报酬递减特征，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过0.695这一临界水平后，作用效果将由正转负；
3.数字经济发展不仅可以提升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还可以缓解财税分权制下地方政府所面临的财政压力进而提升公共服务质量。
(二)政策建议
根据研究结论，本文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及公共服务高质量建设提出三点政策建议。
1.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
(1)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大数据、智能技术、区块链等前沿领域的基础研究和技术攻关力度，为公共服务筑牢技术根基；
(2)鼓励、支持和引导数字经济融合赋能，对于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等贯彻包容审慎监管原则，给与新事物适当的“野蛮生长期”，使公共服务能够充分吸收社会面创新成果的养分；
(3)加大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资金和政策倾斜力度，破除区域间、城乡间的“数字鸿沟”。突出强调数字技能培育在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着力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做好数字公共服务的适老化、护老化改造，确保公共服务数字化升级进程中不落一人；
(4)提升公共部门数字化水平，完善各级数字政务平台的功能体系，引导破除公共部门在机构设置、业务内容上的壁垒，探索加快数据开放共享与共治，形成数据驱动公共服务治理的新格局。
2.提高财政透明程度，加大财政支出监督力度
(1)应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财政信息披露相关法律法规，强化新预算法的执行力度，探索将财政公开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为财政透明度提高提供法律法规依据；
(2)建立政府和社会公众、新闻媒体之间常态化的互动与反馈机制，强化政府对财政政策、预算决算等信息的宣传解读力度以增强公众对政府的理解与信任，畅通财政公开中违法违规行为的反馈、举报渠道；
(3)长期坚持并不断深化全社会反腐力度，搭建上下联动的数字化、智慧化反腐平台，肃清地方政府财政贪腐流毒，以反腐高压线驱动地方政府主动加快财政公开进程。
3.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完善公共服务多元供给机制
(1)应因地制宜，根据地方政府面临的公共服务需求特征进行匹配性转移支付，在保障地方政府基本财政支出能力，避免民生性支出数量缩减和结构扭曲的同时也要谨防“大水漫灌”补贴带来的资金效率损失；
(2)加快政府职能定位从“主导者”向“引导者”转变，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和放大作用，打通与金融部门合作壁垒，形成政府性、政策性和金融性资金“三位一体”的公共服务社会化、市场化供给机制；
(3)畅通市场主体、民间组织和个人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进入和退出机制，明晰、保障多元主体的义务和合法权益，保护社会主体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