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晓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之举，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是稳固现代化建设中物质基础的根本保障。纵观国际，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将是今后世界各国比拼产业竞争力的重要要素。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皆提出了旨在打造世界一流的产业工人、提振实体经济、重塑国家技术技能人才的发展战略[1]。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工人队伍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性与基础性意义。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才之成出于学。产业工人队伍的建设离不开职业教育的支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把握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这个时代命题，明确职业教育在其中的发展向度与实践策略，将会是迈向制造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的重要一步。
新中国成立以来，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在政策制定、院校办学以及制度完善等诸多方面也随之进行了深入改革，并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特点，提供有助于其队伍建设的指导。因此，梳理职业教育助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有助于对其时代命题作出更准确的判断。
（一）历史轨迹：我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已进入质量深化与制度保障新阶段
我国从现代化发展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进程是围绕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这“四个现代化”和“四化同步”并联发展的现代化[2]。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是中国共产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3]。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始终是我国现代化发展路上关注的重点，职业教育在这一过程中也始终与此紧密相连。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我国开始转入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而培养中、初级技术工人是职业教育工作开展的第一方针与重要任务，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成为解决当时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农业中学、半工半读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大发展。同时，“八级工制”的推行将工人的技术等级和工资挂钩，消除了工分制带来的弊端，不仅改善了工人的生活水平，同时也提高了工人的社会地位，使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大幅提升。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首次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由此围绕着以科学技术现代化赋能的工业、城市、农业现代化拉开了序幕，对产业工人的需求逐渐从中、初级技术技能人才转向高技术技能人才。为此，我国开始对职业教育体系进行改革，特别是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发布，将高等与初中职业技术学校加入体系中，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发展。这一时期，高等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以及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不断提升，使得职业教育对技能人才的支撑质量进一步提升。此外，《劳动部关于修订工人技术等级标准和制定岗位规范的通知》的颁布进一步强化了工人技能等级与薪酬待遇水平之间的联系，使得“技有所得”的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4]。进入新时代，我国迈入了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的中国式现代化阶段[2]。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随着《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实施方案（2018—2020年）》《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等系列国家文件的持续推动，逐渐明确了以培养高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为先导，带动技能人才队伍梯次发展的路径。职业教育通过现代学徒制、1+X证书制度、普职融通改革、双师型教师队伍等内涵深化举措，进一步强化了产业工人培养的社会适应性。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产业工人队伍的不断壮大，而职业教育在这一过程中的支持作用始终未曾消减，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提升其适应性。
（二）助推成效：职业教育在产业工人建设进程中发挥了强大的人力资本提升作用
近年来，职业教育围绕着产业工人的培养、使用、评价等各方面进行了多维度的理论探索并且形成了多样化的实践模式，提升了技能作为人力资本要素投入过程中的重要性。
一是职业教育对技能人才的供给稳步增长，层次不断提升，服务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近年来，高职（专科）院校数量稳步增加，2022年全国共有独立设置的高职（专科）院校1 489所，比2017年增加101所；
职业本科教育稳步推进，目前已有职业本科学校32所；
高职院校的区域布局更为合理，600余所高职（专科）院校办在地市及以下城市，其中200多所办在县域城市，设在工业园区、开发区或科技园区的高职院校有150多所。高职院校对高技能人才的供给已经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发挥着高级别技能传授的基础作用。2021年我国专科招生人数和在校生总数分别占全国本专科高校招生数和在校生总数的55.60%、45.85%。近十年来，高职就业率在91%以上，高于普通高校的平均值，其中毕业生到中小微企业及基层就业的比例超过80%，半数以上毕业生留在院校所在地直接就业。
二是职业院校办学内涵不断深化，产教融合不断加深，对接经济发展更为紧密。从2006年开始进行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之后经历了骨干校、优质校直至当前的双高校建设，职业院校建设进入了增强社会经济适应性的内涵深化阶段。在国家“双高计划”推进的同时，有24个省份启动了省级“双高计划”，总计投入714亿元支持建设799所高水平高职学校，投入301亿元支持建设2 709个高水平专业群，形成了国家、省两个层次的双高建设校。高职院校30%以上专业点对接智能制造、现代信息服务等当地支柱产业。校企合作更为广泛。目前，全国已组建1 500多个职业教育集团，培育了3 000多家产教融合型企业，试点建设了21个产教融合型城市，职业学校与企业共建实习实训基地2.49万个，现代学徒制试点覆盖1 000多个专业点，企业新型学徒制在全国30个省份全面推行[5]。
三是职业教育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在推动城乡教育均衡，稳定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职业教育一方面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向进城务工的农民提供从事二三产业的技能培训；
另一方面服务于现代农业，向留居乡村的农民提供第一产业的技能培训，对接时代需求，培养一批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能带富的新型职业农民[6]。其中，15%的高职院校年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超过5 000人/日，有效服务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建设，职业学校7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有力地推进了新型城镇化进程，成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生力军[7]。同时，针对新技术、新设备、新职业对劳动力带来的岗位、技术更迭的冲击，职业院校面向社会的培训规模进一步扩大，全国1万余所职业学校每年开展各类培训上亿人次；
并且，自2019年来连续三年针对社会生源的扩大招生，大幅度提升了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四是“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理念深入人心，社会尚技的文化逐具雏形，职业教育面向国际逐渐彰显了“技能强国”风采。在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中，中国代表团在参赛的34个项目上，共获得21枚金牌、3枚银牌、4枚铜牌和5个优胜奖，金牌榜世界第一，展现了中国近年来职业教育优化发展的成果，提振了职业教育发展的不懈动力。当前，职业技能发展道路不断扩宽扩长，技能人才的荣誉感、获得感、幸福感也不断增强。2022年，人社部发布《关于健全完善新时代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的意见（试行）》，提出在现有职业技能等级设置的基础上适当增加或调整技能等级，在健全技能等级设置、打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晋升通道、提升技能人才生活水平等方面迈出了巨大一步。
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技能不再是产业工人谋求物质的生存手段，其同样也将成为产业工人提升生活品质、实现自我追求的重要载体。因此，准确回答好当前产业工人队伍建什么、怎么建的问题将是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一）时代路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注重产业工人物质生产与精神文明相协调
1.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对高素质产业工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需要。建成现代产业体系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任务。纵观国际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无疑都建成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并以其作为支持高质量社会生产和高水平国民收入的基石。“十四五”时期将是我国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由孕育发展向形成高潮的关键过渡期，也是我国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时期[8]。锚定世界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发展方向，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一方面需要以创新发展抢占产业发展自主与主动权，另一方面则需要一支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形成基础性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的断论，其中人才更是根本。高素质产业工人是将技术转化为产品，打通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链条，建设自主可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要素。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各产业结合形成数字化生产力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的重要方向，其带来的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材料改变了传统生产的组织模式与管理模式，对产业工人的文化素质要求、岗位协调能力、通用能力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9]。数字技术的推动使得人机协同、绿色生产将成为未来生产的主要场景，因而需要工人群体有更高的文化素养去理解设备的技术原理，并且能够随其更新迭代不断主动适应。同时，扁平化、液化的管理模式将会进一步强调工人跨部门、跨生产环节的协同能力。总之，在现代化产业建设进程中，拥有一支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将会是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
2.共同富裕进程中要实现工人群体对无边界职业生涯的成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10]。不断提升人力资本和职业技能水平，提升就业创业能力，是以勤劳智慧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当前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正在改变就业格局，全球疫情的影响以及技术创新的加速降低了劳动者工作稳定性的保障，并且产生了要求劳动者灵活地管理流动的工作的需要。组织与员工之间的心理契约变得更具交易性，使个人在资源、终身就业或晋升机会方面依赖雇主的能力降低，而能够更好地适应这些不稳定环境的个人会获得更好的职业成果[11]，传统的在单一雇佣关系中进行的职业生涯路径正在转向多雇佣关系的无边界职业生涯发展[12]。无边界职业是指个人通过从当前雇主外部寻求资源或机会来应对组织资源减少的职业路径，例如通过更换雇主或建立外部专业网络[13]。我国正处于以技术创新为驱动的产业转型升级关键期，大量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的工人将面临岗位淘汰、迭代、升级等不稳定情况的挑战；
同时，数字平台技术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带动了零工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2021年，据人社部公布的数据，中国灵活就业的从业人员规模达2亿人左右，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零工经济”从业者[14]。新的用工模式正在重新塑造我国企业与工人之间的供需关系，我国产业工人队伍的建设不能再将工人置于被动的单一的职位契约关系中，而应该充分发挥工人的主动性，推动产业工人的无边界职业生涯发展，提高工人主动适应岗位发展能力。这不仅仅是从经济层面满足产业工人物质生活需求，更是从精神层面实现产业工人的自我职业认同。
3.产业工人身份嬗变下对国家重技、社会尚技氛围的呼吁。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强调的是在巨大的人口规模中实现公平与质量之间的充分与平衡。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产业工人需要从阶级身份转向职业身份。在劳资关系视域下，产业工人的内涵基本等同于工人阶级，是相对于资产阶级的一个概念[15]，认为产业工人是指没有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来获取生活资料的雇佣劳动者，其主要标志是不占有生产资料并且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存。这种对产业工人身份的辨析将工人置于一个不平等的位置当中。而在技术进步与产业渗透融合背景下，产业工人的身份标签正在逐渐淡化，他们既可以是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员工，也可以是战友生产资料的创新实践者[16]。体力、操作性劳动不再是产业工人群体的外在表征，社会群体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带动了产业工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富裕。这便带来了一种新的呼吁，即工人不应该是一个阶级层次概念，更应该是一个具有较高声望的职业类型，因为职业不仅仅是一个来自劳动技术分工的经济集团概念，更是有着特定共同体生活方式的文化集团。对产业工人职业身份的认同与重视将是影响产业工人收入公平、精神丰富的隐性而又不可或缺的一环。
（二）时代挑战：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仍面临巨大挑战
1.学历与技能：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需求下急需打通学历与技能体系。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强调的不单单是孤立地提升工人队伍的生产水平，而是在提升工人队伍技能水平的同时兼顾工人群体自我的成长，在技术技能成长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生成的人学观所论断的，同样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所要求的。将人口规模巨大的数量优势转化为质量优势，以人的全面发展发挥其在个人与集体、分配公平与质量效率等矛盾中的协调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重点在于以技能水平的提升带动经济生产水平高速发展，强化了技能的物质生存作用，却忽视了对个人价值的实现。学历水平和技能等级都能从某种方面代表着一个人的知识和技能储备水平，而其不同点在于，学历是人在教育机构中获得的，且大部分人的学历水平的认定是通过接受学校教育。这种教育经历给予人的不仅仅是面向岗位的知识技能，同时还包涵着人格的完善，包涵着智慧、道德、精神等方面的训练。技能水平更多地是展现出人在处理问题与手段使用之间的匹配度、熟练度等。当前，我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过程中对学历和技能之间的兼顾存在一定的偏颇。一是具有职业教育类型特色的学历体系仍未打通。职业本科教育还存在办学定位模糊不清、办学模式矛盾凸显、缺少专门化的制度设计、缺乏类型化的办学范式等关键问题[17]，并且更往上的专业硕士、专业博士的对接机制仍亟待构建。二是学历水平与技能等级之间的匹配框架仍未建立，使得在以学历为主要评价标准的就业市场中，产业工人的货币收入与非货币收入过低，出现了我国劳动力（尤其是青年人）就业存在“离制造业”现象，产业工人成了全社会各阶层就业取向中的边缘地带甚至是最边缘的地带[18]。三是产教融合有待进一步加深，需加强产业工人培养过程中的多元深度参与。学历与技能体系间的贯通在依靠制度从外部实现的同时，更要注意到其原先难以打通的本源在于以学历为重点的学校教育与以技能为重点的企业生产两者之间的脱节，这除了导致一定的“象牙塔”现象之外，也使得企业人才需求与学校人才培养间的脱节，产业工人培养的主体呈现出单一化的现象。
2.迭代与跨界：无边界职业生涯发展趋向下急需兼顾职业迭代与跨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优化了知识的存储，但各类电子书籍、网课甚至于AR、VR设备在提升知识存储容量的同时也降低了知识获取的门槛，并且伴随着职业标准的逐渐完善，各个职业的知识技能谱系逐渐完善。人们进入职业的门槛随之逐渐降低，使得无边界职业生涯成为一种可能。在这种转变下，产业工人的成长将会出现两种路径。一种是以生产链、岗位群为基础，在单一职业领域中进行技能提升、迭代，特别是在精密制造等领域中，需要产业工人不断熟练生产技能，并且能够随着技术、工艺的改进而不断适应。另一种是以个人需求为导向，搭配不同自由度的职业，在横向上进行职业中的跨界。比如同时作为生产的工人与自媒体的网络博主，其两种能力本来是无相关性的，然而平台经济的发展，使得信息互通、门槛降低。但是，当前以职业教育与培训来满足产业工人对不同职业生涯发展的需求依旧有一定的不足。一是企业作为培训主体的职责没有充分发挥，使产业工人职业技能的精进路径受阻。大部分企业对一线员工的培训以师带徒、班组长内训为主；
对中高层管理者，则与第三方培训机构合作，外派培训，投入时间和财力多。在整体上，培训时间、培训经费大多倾向于管理层，并且多数企业对职工重使用、轻培训，甚至只使用不培训，宁可高薪挖人，不愿主动培养，开展自主评价的积极性也不高。二是职业教育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产业工人多元发展路径不通畅。高技能人才职业技能培训平台不足，具备技师和高级技师培训资质的平台不足，公共实训基地对技能培训服务力度不够、对外开放度不尽人意等问题，使得优质的职业教育公共资源还没有实现大规模普惠。
3.文化与认同：身份转变中对工人文化的需求急需完善制度与社会认同。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既是最难的，也是最伟大的。从这个角度看，紧紧依靠工人阶级是必不可少的，工人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19]。中国最高领导人对工人阶级地位的强调，一方面代表了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其政治地位的不可动摇；
另一方面也表明了随着时代变迁，工人作为一个劳动群体其内部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20]。工人文化将决定国家建设什么样的制造强国和技能型社会，培育怎么样的产业工人队伍。产业工人队伍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思想的引领、文化的滋养、精神的支撑，这对发挥这一特殊文化群体的“主力军作用”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社会鄙薄劳动、轻视技能观点根深蒂固，主导价值依旧认为产业工人低人一等，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期望值也是大大下降[21]，以至于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企业招工难、普职分流面临严峻挑战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在对技术技能人才制度保障中，未能给予技术技能人才合理的社会地位和待遇水平；
另一方面，社会大众对于产业工人的文化认知还以老国企工人的无私奉献和以流动进城务工农民工为主体的打工人无前途、没奔头两大认知为主。因此，产业工人在身份转变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在制度层面承认“工人”这一特殊职业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文化传播转变大众视野中对产业工人的文化认知。
教育和教养造就了一种共同的生活方法[22]。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产业工人队伍将会以新时代的工匠精神、劳动精神、劳模精神不断提升内部群体的知识技能与精神水平。产业工人的建设将会与职业教育的联系更为紧密，职业教育也将为塑造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形象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发展向度：产业工人队伍建设要强化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类型的属性
1.职业教育要以高端化发展带动产业工人整体层次提升。以高端化发展职业教育实现产业工人队伍整体素质上移的重要手段，是满足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传统的职业教育往往被认为是“低人一等”的教育，究其背后的原因，一方面是早先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与普通教育的道路并不对等，被认为是断头路；
另一方面，早先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经济重要驱动力从外部决定了对高素质产业工人的需求并不强烈。随着当前国家建设对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职业教育必须在层次和质量上不断提升，实现高端化发展。一是在学历体系中，职业教育要进一步打通本硕博上升通道，形成与普通教育间的转换通道，实现个性化、多元化产业工人成长。二是在技能体系中，职业教育要进一步加强对高技能人才的培育能力。当前我国正在为技能人才探索建立“新八级”职业技能等级制度，职业教育要扩大对高技能等级以上的教育服务供给，特别是技术、高级技术，面向当前社会大批量的高级工群体提供合适的教育服务与评价方式。三是在产教融合中，以深度产教融合为职业教育高端化发展提供高质量内涵建设支持，进一步灵活开放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路径，以资格门槛优化实现高质量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建立复杂劳动与先进技术背景下基础理论与专业素养兼顾的高素质产业工人培育模式。
2.职业教育要以普惠化发展提升产业工人整体人力资本水平。普惠化发展职业教育是以技术技能提升直接提升产业工人就业能力，发挥职业教育对产业工人整体水平的托底作用，保持产业工人群体的就业活力与质量。普惠性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低门槛，甚至是零门槛，实现人人、时时、处处即刻获得。它强调职业教育应该面向每个走向职业生活的公民，尤其是弱势群体，都应享有职业教育的权利和机会，都应享受到某种形式的职业教育，且目前尤其要惠及因各种原因失去职业教育机会的人群[23]。面向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一是要精准化识别群体类型，对在岗产业工人、预备产业工人与潜在产业工人进行全覆盖，实现产业工人队伍全体普惠；
二是以多样化满足发展需求，面向产业、岗位发展的不同模式，为产业工人提供技能的托举、补偿、衔接、迭代、提升等多样化提升服务；
三是以美好生活为导向，为产业工人提供跨界的、休闲的、满足精神需求的普惠性服务。
3.职业教育要以区域化发展优化产业工人队伍合理布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同时也是幅员辽阔的现代化。不同区域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程度、自然气候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产业发展格局。在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过程中，职业教育在把握好整体发展走向的同时更需要依据不同区域发展特征进行定制化发展。一是区域化职业教育发展定位，针对不同的经济发展规模与发展阶段，协调职业教育在就业、教育、服务等方面的定位。二是区域化普职发展规模，针对不同区域的产业工人需求层次与结构，动态化、区间化控制普职协同比重。三是区域化职业教育特色模式发展，基于不同区域的经济主体类型、社会发展文化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提高职业教育区域服务力与适应力。
4.职业教育要以文化化发展引领产业工人实现共同体文化认同。新时代工人文化的构建是提升工人的社会声望，实现工人体面就业、体面劳动的重要一环。产业工人的共同体文化，不是上世纪老国企工人展现出来的无惧无畏，将全部身心献给国家建设的无私奉献精神，也不是本世纪初为求物质生活提升，将技能作为廉价要素投入的打工文化。新时代的产业工人文化是投身于国家产业经济发展，拥有平等职业观、持续全面发展理念的价值认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职业教育要发挥统一与引领产业工人队伍文化的重要作用，在工人培养过程中不断重构旧的工人文化，传播新的工人文化，让技能既能改善物质生活水平，也能实现全人发展。
（二）实践路径：高质量建设产业工人队伍要以大职业教育观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1.构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升产业工人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是实现职业教育服务产业工人全生命周期发展的重要保障。新时代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不能局限于狭义的学校职业教育视野，而是要放在社会经济的整体视野中进行构建。首先，优化紧随业态发展的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凸显职业教育类型特色。要以现代学徒制为抓手，根据新工业革命带来的新业态重新定位人才培养目标与方式，推进新工业革命时代新型教育资源的建设，加强职业院校教师信息化能力的培养。其次，深化产教融合的国家教育办学制度，推动产教供需双向对接。要面向新兴产业建立相关的职业教育集团、混合所有制办学的职业院校，加强职业院校应用性研究的能力，提高其服务企业的生产创新能力。再次，完善普职融通的国家教育生态环境，贯通人才成长多元通道。要推动职业院校文化环境建设，进一步凝练职业院校办学特色，加快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学分互认与转化机制，打通职业教育自身的内部成长通道，在尝试职业教育本科层次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职业教育硕士、博士的培养。最后，建设面向人人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服务职业生涯全过程。要将职业启蒙课程有效融入中小学文化课、劳动课等课程中，建设公共职业体验中心；
要以职业院校作为主要载体，面向在职员工提供技能提升培训；
要针对农民工、退伍军人等就业弱势群体进行“学历+技能”的补偿培训。
2.大力发展职业本科，增强产业工人面对经济社会进步的发展力。职业本科教育是凸显职业教育类型特色的重要之举，同时也是提升产业工人整体素质的必然之举。要以职业本科教育的发展逐渐打通技能人才的成长通道，增强其对新发展格局下产业发展的服务能力。首先，加快地方本科院校转型为应用技术型大学。要以掌握一定技术学科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技术应用中不可缺少的非技术知识作为人才培养目标进行应用技术型大学人才培养目标转型，以考核学生综合素质为目标的学业成绩总评标准，注重对学生知识学习与应用的双重考核，促进教师队伍向双师素质队伍转型；
要强化与行业、企业、协会及社会团体的横向联合与深度合作，建设技术研发中心、工程技术中心、研究所、重点实验室。其次，完善我国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保障机制。要对转型的地方本科院校给予更加优惠的政策保障，完善行业、企业参与应用技术型大学办学的保障机制，构建高职专科与本科一体化衔接机制，在培养目标、培养方式以及招生制度上形成一体化设计。
3.形成“一域一策”区域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提升产业工人对区域发展的适应力。我国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决定了职业教育的发展不能一刀切或者一个模式行天下。每个区域需要根据自己的发展需求和地方文化特色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首先，专业结构优化调整，突出特色引领。职业院校专业建设要立足区域产业、行业，进行专业集群、改造升级等，区域政府要有意识地培养一批、扶持一批紧密对接区域重点、支柱产业的专业群，高职院校专业建设要以服务为导向，定期对区域产业、行业发展诉求进行调研，把握产业、行业的发展动态，及时调整优化人才培养方案等内容。其次，人才规模紧贴行业，强调技术与技能。高职院校要通过跨学科进行专业建设，面向产业链培养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注重人才学历层次的提升，与本科院校同类型专业对接，培养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人才，形成专业纵向链接。要将中职—高职—本科的相关专业内容形成衔接，避免重复学习，在培养学生技术技能的同时，也要关注学生“软实力”的提升。最后，培养质量自足市场，重视生源和师资。高职院校应把焦点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建设、品牌塑造转变，不断提升自身吸引力，积极与本科院校进一步衔接，发展本科职业教育，从层次上吸引生源、优化生源；
对兼职教师的引进要兼顾数量与质量，师资团队的建设要专兼配对结合，形成一支“双师型”结构的教师队伍。
4.优化职业教育服务机构的公共服务，提升全社会对产业工人队伍的接受力。以职业教育公共服务实现普惠性人才资历提升能够拓宽不同产业工人群体的成长通道、上升渠道，实现全体产业工人的整体性能力提升，使其得到更好发展。首先，精准帮扶技能贫困群体，多措并举提升劳动力技能水平。要完善毕业生毕业见习实习制度；
为社会上如退役军人、残疾人、低学历下岗失业人员等被边缘化的非正规就业群体提供教育与培训；
加强农民工群体的就业帮助工作，拓宽农民工就业途径；
坚持城乡统筹，完善农民工、特别是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支持。其次，发挥职业教育促进就业的重要作用，全面提升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职业院校应广泛吸纳非正规就业群体接受正规职业教育与培训，对有创业意愿的就业弱势群体要组织开展创业意识教育、创业项目指导、企业经营管理等培训，提升其创业能力，并积极承担失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或创业培训。最后，加强新业态下的数字技术应用，实现“互联网+职业培训”的技能提升新模式。要根据新就业形态制定平台企业劳动用工、工资支付等有关劳动基准，以及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和劳动保障监察制度，推动完善与“灵活用工”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网络信息技术等技术，搭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就业服务平台，完善线上线下协同培训体系。
——湖北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五周年工友(2022年12期)2022-02-10产业工人新时代青年歌声(2020年2期)2020-02-27农民工许纪平：做一名有本领的新时代产业工人今日农业(2019年13期)2019-01-03Hair Highway--Studio Swine 的现代化诠释工业设计(2016年5期)2016-05-04还剩多少人?数学大世界·小学低年级辅导版(2010年2期)2010-03-03“五老”队伍大有可为中国火炬(2009年2期)2009-07-24青藏高原筑“天路”小哥白尼·趣味科学画报(2006年1期)2006-02-15武器装备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军事历史(1998年6期)1998-0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