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倩楠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为培养抗日干部和人才，创办了许多高等学校，培养了数以万计治党治国治军的优秀人才，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乃至新中国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鲜明的抗日救国主张，赢得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和衷心拥护。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怀揣着抗日救国的理想，不畏艰难险阻，以“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的决心，千里迢迢云集到革命圣地延安。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1938年5月至8月，经该处介绍到延安的知识青年有2288 人，全年总计有1 万多青年从这里获准进入延安。[1]2据任弼时1943年12月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 万余人。[2]123为了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培养人才，发挥好人才的作用，中共中央先后创办了多所院校。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马列学院、中国医科大学等20多所院校，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艺术、教育等学科门类，在办学理念、办学方针、办学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实践，先后培养了40 余万优秀人才，为中国的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干部和人才资源，包括一批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创办红色高等教育的探索。
教师队伍是第一资源，也是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高素质教育的核心力量。延安时期，各高等学校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头等大事，克服人才、经费、物资等方面的不足，千方百计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当时，各院校教师的来源主要有四个途径，第一个途径是跟随党中央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来自中央苏区的知识分子；
第二个途径是来自上海等国统区的左翼文化人。比如陕北公学成立后，陆续聘请了来自国统区的艾思奇、李培之、吕骥、徐冰、陈唯实等知名学者和文化人来校任教。茅盾、丁玲、周扬等左翼文化名人，也活跃在延安时期各院校的讲坛。第三个途径是抗战爆发后来自沦陷区的进步文化人；
第四个途径是各院校培养的师资力量，比如中国女子大学就设有教师班。从这四个途径而来的教师在鲁迅艺术学院就体现得就非常明显，建院初期共有37 名教师，其中有3 人来自中央苏区，占教师总数的8%；
来自上海的左翼文化名人和进步知识分子各17 人，各占到教师总数的46%。[3]15
延安时期，由于教师来源不同，成分复杂，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各高校严把教师入口，在理想信念、业务水平等方面提升教师素质，不断改善教师待遇，壮大教师队伍。
延安时期的高校，在教师队伍建设上，聚焦教师队伍综合素质，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形成了宝贵的经验。
（一）突出资格审核
延安时期，由于来延的知识分子成分复杂，再加上特殊的政治环境，党对来延的知识分子（包括教师）采取了非常严格、审慎的审查方式。组织介绍就是重要的方式。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原在上海“左联”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根据党的指示，分两批撤往内地的重庆和延安。其中奉调到延安的有周扬夫妻、艾思奇夫妻等。他们带有组织关系介绍信，集体行动，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就受到热情接待，并安排搭乘汽车到延安。如果没有随身携带党组织关系，又提供不出任何可以证明自己身份者，就不能直接被安排进入延安。[1]208-209
队伍的纯洁是组织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源泉和保证。这样层层把关、反复筛选是由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决定的，也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必然之举，从根本上保证了教师队伍的思想纯洁性、政治坚定性，这也为培养造就革命人才提供了重要保证。
（二）狠抓思想教育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鲜明特色和突出政治优势，是我们党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有力武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确保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在高等学校落地生根的重要保证。延安时期各高等学校坚持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教师队伍建设的首要位置，把广大教师打造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仰者。
延安时期，整风运动是党内的一项重要活动，要求进行集中学习，反复认真研读中央指定的文件，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反省总结，从而达到思想上的高度统一。整风运动开始后，党中央对延安的知识分子进行全方位的核查，要求各类人员反复填写个人履历、思想经历等信息，并由本单位负责人审查后，存档保存。这一系列时间跨度长、严密的审查措施旨在审查党员干部政治上的可靠性，思想上的纯洁性，使每一位同志在言谈举止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主义者。
整风运动后，知识分子“下乡”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比如鲁艺的教师深入敌后战场，了解工农兵的思想和生活状况后，在思想上逐步贴近劳苦大众，创作了无数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自身的思想得到升华。
（三）加强教学指导
延安时期，学校对教师的教学方法提出要求，要求理论联系实际。这与当时的现实情况有关，由于抗战急需人才，学习内容必须紧贴实际。比如延安大学的教育方针中指出教学应克服教条主义的倾向，提倡个人钻研与集体讨论、自学与讲授适当结合，发扬质疑辩论、热烈争论的民主作风。[4]47
延安时期，由于条件艰苦，学生没有统一的教材，教学内容由教师自主决定，因此学校对教师的备课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要求教师在上课前，对教学内容进行反复思考，合理规划，选取核心部分、精华内容进行讲解，使教学内容重点化、系统化。毛主席非常重视教材编写工作，还主动承担了游击战争的编写任务。[5]71
在教学时间上，要求合理分配教学时间，教学时间的总和不能超过学员的自习时间。将教师教授和学员自主学习结合起来，有利于知识的消化吸收，避免了知识漫灌现象的出现。
（四）重视教师待遇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抗战态度发生转变，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经济封锁，以及陕甘宁边区的自然灾害，物资匮乏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面临的重大困难，正如毛泽东讲的：“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1940年及1941年，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子。国民党用停发经费与封锁经济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6]892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边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党中央采取了加大投入力度，生产自救等系列措施，优先保障教育。而在教育经费中，教师队伍的津贴占的比重较大。在极端困难的前提下，边区政府依旧把干部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千方百计提高教师的收入。津贴体现出教师的优厚待遇。当时，八路军内的津贴费用分为五等：士兵1.5 元、排级2元，连级3 元，师级以上，包括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均为5 元。而当时教师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等人的津贴达到10元。[3]38同样在各学校中，津贴发放标准又向一线教师倾斜，教师发放金额高于党政干部、教师的最高津贴高于院长，基本标准是教师十元至十六元，院长、部处长六元至十元。[7]37在住宿方面，教师一人住一孔窑洞。
教师的优厚待遇不仅体现在津贴上，还体现在参与社会治理上。为了建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社会各阶层力量投身到抗日战争中，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8]742当时，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八路军敌军工作干部学校和日本工农学校四个单位作为一个选区，竞选一名边区参议员代表。通过民主的方式，选举产生边区政府参议员代表。最后边区政府将这几位候选人全部聘任为边区参议员。[1]5从国统区、沦陷区到延安，从生活资料的基本满足到参与基层治理，教师自身的社会价值得以展现，进而激发了教师参与办学兴教、人才培养的热情和积极性。
（五）领导参与教学
延安时期，活跃在各院校讲台的，除了专职教师，还有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人。学校定期邀请中央领导同志、专家学者作报告，围绕国内外形势、党性修养等内容讲授。毛泽东经常去各大学校做讲座，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洛甫（张闻天）、陈云以及从前线回到延安的彭德怀、贺龙、叶挺、罗荣桓、邓小平等许多同志，也都在院校中作过演讲或报告。这支队伍既有高超的理论水平，又有较强的实践经验，同时又是政策的制定者，往往对重大事件、理论政策具有较深的见解，能够深入浅出地讲授理论及党的政策，是教师队伍不可或缺的补充。毛泽东的讲授非常生动，讲解艺术高超。一次，毛泽东来到红军大学作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他先着重阐述了释放蒋介石对于避免内战、促蒋抗日的重要意义。台下有人提问：如果蒋介石不谈判，不接受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主张怎么办？蒋介石心狠手毒，毫无信义，放了他，他会抗日吗？毛泽东听后，风趣幽默地说：“你们看，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是不愿上山的，但是陕北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当然喽，要拉得很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被赶上山了。西安事变就是这样。”[9]53
延安时期的高等学校在教师队伍建设上积累了诸多经验，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开辟了道路，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和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堪当民族大任的人才。当前，我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机遇与挑战并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人才，人才的培养离不开优秀的教师队伍。虽然时代不同，历史任务不同，但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必然性是相同的，延安时期的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经验，可为新时代教师队伍的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一）严把教师入口关
当前，高校引进教师的标准往往是高学历，但是高学历并不意味着高素质，部分教师以高学历自居，自视甚高，政治素养有待提高。高校应建立健全教师准入标准，破除唯学历、科研、成果等顽疾，聚焦理想信念、专业素质、师德师风等核心要素，设置科学合理的准入评价体系，真正把理想信念坚定、政治素养过硬、专业技术水平高的人才选拔进教师队伍。同时畅通出口关，对理想信念缺失、师德师风失范等行为坚持零容忍，加大惩戒力度，把一些不称职的教师清理出教师队伍，确保教师队伍的纯洁性。
（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在高校教师队伍中，部分教师以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为价值取向，一切向“钱”看，以自我为中心，严重影响了高校教书育人的风气，高校应抓住岗前培训、入职培训等机会，精心设置培训内容，围绕教书育人，抓好思想工作。结合学科专业实际，开展党的理论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理论学习与立德树人深度融合，引导教师努力做学生成长的“领路人”。以理论学习成果指导教学工作，使广大教师树立热爱教育的信念，矢志为教书育人事业奋斗终身。
（三）注重教师业务能力
重科研、轻教学现象在当前高校中严重存在，高校教师科研能力较强，但对教学技巧和方法缺乏研究，教学能力一般，影响到学生的培养。学校要对教师的业务能力加强要求，通过公开课、集体备课、个人讨论、自主学习等形式，提升教师的业务水平。同时开展教学的评比活动及运用奖励制度等激发教师的业务学习热情；
通过不定期地检查，督促教师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在教师队伍中，形成追赶超越的氛围。
（四）提升教师的获得感
在高校中，学历内卷成为普遍现象，高校教师的科研、教学压力较大，上升通道不畅，严重影响到教师的幸福指数。学校应畅通职称上升，千方百计提升教师工资待遇，不断提升广大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同时根据教师的特点和知识优势，引导教师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主动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切实发挥好智囊作用，让教师乐教、善教，引导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氛围。
（五）建立兼职队伍
高校的教学内容专业性较强，但有时与社会需求脱节，存在滞后性、局限性，兼职教师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兼职教师队伍灵活性比较强，队伍成员可以由多方面的人才组成，是专职教师队伍的重要补充。可以由书记、校长等各级领导组成，也可邀请政府的领导要员或者学科领域、行业领域的专家组成。既可以深度解读国家政策，也可以介绍行业、学科领域的前沿知识，打通了学校、社会、企业的交流，便于人才的培养。同时，学校领导参与教学，深入教学一线，能够了解教学的现状、教学面临的问题，便于针对性地做出教学改革，从而提升教学质量。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归根到底靠人才、靠教育。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必须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着力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使其发挥“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人类文明传承者”的天职，担负起“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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