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怡芳 张国启
(华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0)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通常表现为内蕴意识形态象征意义的符号表达系统，无产阶级通过人、物、行为等为载体的特殊符号系统，外显其价值观念、思想体系和信仰体系，以此为社会主义思想宣传服务，“实现无产阶级的统治意图及价值追求”[1]。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从而引起生产方式、经济力量等“经济基础”的变更，也使得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建设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2]。随着网络发展和全媒体兴起，已经进入“看图说话”“听音叙事”的世界，图像、音乐、景观、仪式活动等丰富的象征形式表达着不同思想及价值观，正影响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递。新时代如何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形象引领功能，以增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效果？本文试图从这一问题入手，通过梳理学界相关研究成果，呈现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研究全景，为探索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表达形式提供思想资源。目前，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从内涵特征、社会功能、表达样态、实践路径等角度开展研究。
学界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研究是从概念界定与特征分析开始的，本文也从内涵和特征两方面进行梳理。
(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内涵
学界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内涵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较少，明确提出此概念的学者不多，主要有文化现象说、符号系统说、微观意识形态说，代表性观点如下。
1.文化现象说。此观点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看作体现统治关系的文化现象，主要围绕英国学者约翰·B·汤普森的研究成果进行批判性研究与概念构建。汤普森是第一位明确提出“意识形态象征形式”概念的学者，指出“象征形式或象征体系本身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它们是不是意识形态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取决于它们在具体社会背景下被使用和被理解的方式。”[3]朱悦怡、樊宏法沿用了这一概念，他们指出“象征形式是产生于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的一种文化现象，当其服务于建立和维护一定的权力机制和统治关系时就成为意识形态”[4]。赵文荟批评汤普森的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理论“模糊了精神体系与物质实践之间的区别”[5]。彭冰冰认为汤普森没有把握住象征形式在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上的本质区别，“真正的意识形态分析应研究阶级和阶层”[6]。学界关于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内涵探索主要源于对汤普森思想的批判性吸收。汤普森将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理解为在社会历史背景下为统治关系和权力结构服务的现代文化现象。他对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理解，一方面体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批判，另一方面也遮蔽了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阶级属性。
2.符号系统说。有学者从符号系统的角度理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概念。毕红霞认为“符号系统”[7]是社会关系结构的文化技术表达方式，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的主要实践形式。鲍德里亚将批判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作为研究意识形态象征形式内涵的起点，他指出“无论是在符号逻辑里还是在象征逻辑里，物品都彻底地与某种明确的需求或功能失去了联系。确切地说这是因为它们对应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可以是社会逻辑也可以是欲望逻辑——那些逻辑把它们当成了既无意识且变幻莫定的含义范畴”。[8]鲍德里亚的论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象征形式商业化背后的资本霸权逻辑，强调意识形态象征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符号拜物教外观。“符号系统说”强调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符号表征，反映了意识形态象征形式在不同阶级社会中的本质性外观差异，揭示了特殊符号体系能够反映阶级力量对比下特殊社会关系结构。
3.微观意识形态说。这一内涵界定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作为微观意识形态因素，进而探讨与宏观意识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杨生平、薛颖指出，物、行为等微观意识形态象征形式弥补了象征形式原有“宏大叙事”的单一抽象缺点[9]。凌玉建认为，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形式具体表现的象征形式实质上是在特定场景中进行的一种“价值性功能性的命名”[10]。以上学者区分了意识形态象征形式与意识形态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将意识形态象征形式视作能被具象化的意识形态形式，揭示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在宏观历史背景中的微观表征特性。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特征
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特征研究，学界的研究视角较多，目前提出的观点主要有阶级性说、政治性说和意义性说，这是当下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特征认识的主要看法。
1.阶级性说。这是学界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特征分析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首先建立在对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阶级性特征的分析基础上，主要代表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学者侯惠勤。侯惠勤在分析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论述时指出：“旧经济学家被贵金属的感性光辉晕眩而陷入对货币的偶像崇拜，这不仅是因为货币作为社会财富的象征物，更重要的在于货币建立了‘抽象的统治’”[11]。这一观点揭示了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阶级性特征。他认为，马克思笔下的“货币”已成为其资本循环和商品拜物教的符号权威，马克思通过对这一资本主义象征形式的形象批判，揭开了资本主义社会表面上自由平等的假象，凸显了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阶级性。樊宏法发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整合各种社会资源、支撑和服务于一定权力和统治关系的象征形式”[12]。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基于无产阶级立场对资本主义“拜物教”的批判而形成，其对认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特征有参考价值。
2.政治性说。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主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最重要的特征在于为权力结构服务的根本任务，代表性学者有冯刚、梅里亚姆等。冯刚认为，意识形态“涉及庞杂的实践和实物，尽管往往是带有象征意义和符号意义的实践”[13]，其价值指向集中体现为政治价值。梅里亚姆主张象征形式的“合法性”[14]，认为象征形式在政治象征构建中具有重要地位，强调象征形式在政治行为中的科学化应用。默里·埃德尔曼主张象征形式为政治服务，认为蕴含象征形式的政治活动能将政治精英与普通大众联结在一起。[15]主张这一观点的学者都强调意识形态象征形式在政治行为中价值传递的隐蔽性，揭示了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文化传播模式及政治应用规律，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实践路径探索提供了批判视角。
3.意义性说。意义性说代表了学界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特征的另一种讨论，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强调内蕴的象征意义特性。其中王军提出，意识形态象征形式有别于一般符号系统的关键在于前者的意义性[16]。吴琼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已经形成了“一套以视觉性为标准的认知制度甚至是价值秩序”[17]。艾德和科布从政治行为角度详细梳理了象征形式内蕴意义的生成机理，强调对象征形式的理解应当放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中[18]。在视觉文化转向下，这些学者力图揭开象征形式的形象外观，深入探讨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中意识形态象征形式内蕴的思想、价值和情感内容。
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社会功能的研究，目前学界研究较为庞杂，主要有整合功能说、教育功能说、传播功能说、政治建构功能说等，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社会功能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
(一)整合功能说
学界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社会功能的一种观点，强调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对国家意识形态思想形塑的整合与解释作用。戴长征认为，作为意识形态标签和符号的象征形式能够“为政治系统提供合法性、调控政治生活、节约政治成本、威吓和阻止异端等方面”[19]。刘伟兵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感性整合功能，认为道德、宗教、伦理、法律、信仰、记忆、仪式等象征形式是意识形态的感性表达形式，能够“实现异质性意识的有效整合”[20]。齐泽克通过“物化意识形态”[21]形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虚伪思想的外观，认为资本主义物化意识形态表象下隐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意义秩序。卢卡奇指出，现代社会中绘画与音乐的进步，意味着这两种感觉方式已经成为“半自律”[22]的意识形态象征形式，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行为方式。持有此观点的学者从客体与主体两方面分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整合功能尤其是物质整合功能，揭示了意识形态象征形式在感性认识环节功效发挥的主要内容。
(二)教育功能说
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揭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形象引领作用。焦成举强调内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图像、音乐、景观等具有思想、价值传递的话语优势，能够通过调动“教育对象比联想机能”来传递价值观念和思想立场[23]。高俊华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常常借助形象信息传递，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之间形成一种“双向形塑”[24]。学者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教育功能的研究，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中形象资源的应用提供了全新的探索路径。
(三)传播功能说
持有传播功能说的学者主要关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媒介传播作用，代表性学者有樊宏法等。樊宏法认为，意识形态的象征形式借助于大众媒介的流通和传播，形成能够为接受、认同者提供一套认识和分析社会现实的模式[25]。揭晓认为，视觉文化在大众传播中能够产生较强的视觉冲击，使得人们在大脑接收这些信息时较易形成感性认识，进而“在不知不觉中顺从、认同和维护景观所代表的现存意识形态”[26]。学者普遍主张视觉文化、景观等象征形式的意识形态传播功能，强调其形象传播的价值导向或情感传递作用，旨在促进人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接收和情感接纳。
(四)政治建构功能说
这是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社会功能的一种观点，主张象征形式在政治领域发挥着重要的政治意义输出作用。其中马敏从工具性价值出发，研究意识形态象征形式体现权力精英利用政治象征建构权力结构和秩序的技术策略[27]。王海洲发现国家常常通过对象征形式的“多义性控制”[28]来实现政治目的。李海金指出国家象征的国家认同建构作用，有助于促进人民的“政治身份认同”[29]。殷冬水通过分析国家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三种方式，指出“国家象征被内化成国家认同建构的一种积极力量”[30]。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政治建构功能的研究多从政治技术角度进行分析，探索了意识形态表达样态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建设方面的作用与意义。
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表达样态研究较为学界所关注，学者主要从视觉听觉样态、景观样态、仪式庆典样态等角度进行具体探索。
(一)关于视觉听觉样态的研究
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研究梳理了以视、听要素为主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表达样态，这些研究主要探索了视觉样态、听觉样态、视听结合样态等。赵晓峰指出“图像文化”需要“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即“一种社会主义的文化前景”[31]。韩升则认为，网络表情包以通过趣味性和调侃性的“图片行为”来打破话语等级的限制[32]。刘汉波指出网络表情包体现了“技术的发展、媒介的嬗变和社会世俗化等合力下”的图像话语符号实践特征，认为这表达了一种“喜悦的犬儒主义精神”[33]。刘国普认为，电影“既是科学技术的产物，又是传播和建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34]。丁亚平梳理了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发展历程，指出电影政策、管理和电影生产涉及意识形态与象征形式的转变，是理解当下中国电影发展成就和存在问题的关键。他认为“电影影像生产与象征形式达成谐和的关系这一目标，最根本的是思想观念与社会空间的变化”[35]。学者的研究剖析了视觉听觉形象与权力关系之间的紧密关系，揭示了象征形式对于仪式形态的思想形塑机理。以知觉、听觉形象为主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能够运用多种感官介质充分调动人的感官体验，在意识形态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学界日益关注的意识形态新兴表达样态。
(二)关于景观样态的研究
学界有部分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新兴表达样态主要表现为景观。其中，关于“红色景观”的意识形态表达样态研究日趋受到学者关注。王冬青认为“人类通过纪念性景观这一中介联想物对历史和文明进行还原和联想”[36]。程天明以合肥渡江纪念馆为例进行分析，认为景观通过景象内蕴意义表达出“不怕艰难困苦，不惧流血牺牲”[37]的革命精神，在当下仍有着巨大的精神激励意义。景观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研究日益受到学者重视。蕴含意识形态内容的景观能够运用多种感官介质充分调动人的感官体验，通过精神美的艺术外壳去暗示精神的内在意义，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历史的回忆，在意识形态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关于仪式、庆典样态的研究
学界近年来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样态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关于行为要素的研究，代表性学者有陈金龙等。陈金龙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历次纪念活动，强调其承担着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作用，能召唤起人们对历史的“集体记忆”[38]。刘燕、任旺认为“丰富宏达叙事仪式的内容”和“适应微观叙事仪式的灵活形式”[39]可以促进仪式的意识形态功能发挥。李志娟、王新中指出国人的传统节日意识渐渐淡薄[40]，重视节日庆典的国家意识形态构建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特性。从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仪式、庆典具有非常重要的情感召唤和集体历史回忆作用，能够通过人民的行动参与强化价值认同。
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既依赖于表达抽象观念的理性思维，又依赖于表达具体形象的感性思维，意识形态实践过程首先是具体形象的外显过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是表达具体形象的重要实践环节，学者从具象运演说、隐喻话语构建说、认同情境搭建说等角度，对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实践路径进行了探讨。
(一)具象运演说
这是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实践路径的一种普遍性观点。持有此观点的学者的问题研究域，集中于探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从抽象理论到形象表达的具象化过程及演变规律。张磊深入研究了象征形式中仪式感的生成过程，认为意识形态的具象化传播具有“内容生产场景化、价值传播隐蔽化、话语主体大众化”[41]特征。龙柏林、刘伟兵分析了图像、音乐、仪式三种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具象化逻辑。[42]在葛兰西眼中，艺术形式“形象而‘拟人地’体现出‘集体意志’”[43]。他认为统治阶级将个人意志附着于具象化人物形象中，通过构建蕴含特殊意义的艺术形式来凝聚人心，以完成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场域中的粘合任务，最终形成集体意志，这种意识形态象征形式发挥黏合作用的机制，是为统治集团利益服务的。以上学者普遍分析了文艺、图像、仪式等具象运演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属性，深入探索了象征形式的具象运演规律和实践机理，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运行机制研究提供了理论源泉。
(二)隐喻话语构建说
持有此观点的学者强调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方式，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符号叙事的主要路径。朱炜认为，隐喻的意识形态性为语篇的批评性分析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并可以推动批评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44]。侯建波、孙静怡指出，概念隐喻的过程也是价值观选择的过程[45]。郜丽娜认为隐喻具有意识形态构建功能，是“批评话语分析的重要工具”[46]。龙柏林、刘伟兵研究了隐喻中的相似机制和映射机制，主张“隐喻对意识形态的具象化在形式和内容上呈现为时间隐喻、空间隐喻和本体隐喻”[47]。以上学者分析了隐喻的意识形态建构优势和路径，强调隐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重要表意方式。
(三)认同情境搭建说
这是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实践路径的一种新兴观点，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借鉴西方社会学家的相关理论，对象征形式的认同情境进行分析。史沁园通过拉康镜像理论分析指出，象征认同过程的实质是社会成员以个体身份参与“能指游戏”并获取身份认同的过程[48]。高洁强调“每一个象征形式的意义都会经过读者主动地构建和再构建”[49]。阿尔都塞指出“这些‘个人’生活在意识形态当中，也就是生活在对于世界的确定的表述当中；
表述的想象性歪曲取决于他们与自身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换句话说，归根到底取决于他们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想象关系。我要说的是，这种想象关系本身就具有物质的存在”[50]。这些研究促进了意识形态象征形式在感性认识环节的认同规律研究，指出了象征形式运行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外在情境构建表达内在象征意义，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实践研究提供了思想源泉。
综上所述，通过剖析学界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厘定其概念特征，强调其实践价值是目前讨论的焦点。学界普遍借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资源，关注其具体样态的丰富多样性以及现实应用。这些研究成果为该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理依据和实践反思，但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主要在于尚未形成对该领域的理论共性与实践特性的系统性研究，缺乏意识形态学科思维。从未来研究方向看，应当从以下方面入手进行深化研究：第一，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学理阐释研究，重点探讨内涵特征、社会功能和具体样态等问题。第二，进一步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学理依据进行研究，从理论基础、资源借鉴、重要支撑三个方面进行理论资源探索。第三，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运行机制研究，深入分析其构成要素、表意机制和运演规律等问题。第四，深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现实境遇研究，主要通过分析“两个大局”、网络社会崛起以及我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面临的现实机遇与挑战，揭示其时代价值。第五，拓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实践路径研究，主要探索其价值化过程以及实践路径，解决意识形态象征形式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问题。总之，在该领域的研究应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立足问题意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结合我国意识形态具体实践，形成科学系统的研究体系，才能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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