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露露
(西安文理学院 学前教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5)
张謇(1853—1926)是近代重要的实业家、教育家、政治家，更是晚清走向民国进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之一。作为清末状元，张謇身上一直背负着儒生的家国情怀和经世致用理想，至今仍值得学者们关注与研究。学界通常较为注重对张謇实业救国思想的研究，对其在农、工、商、交通等实业领域的改革实践及其相关思想关注较多，对其教育思想也多有研究，而对其家庭生活和家风建设方面研究较少。通过史料挖掘，将家风建设与国家命运进行关联分析，是深入解读张謇家风建设特点的重要路径之一。
(一)张謇家教、家训、家风相关研究
沙银芬、张廷栖曾对张謇的“教子三纲”(体育、德育、智育)展开研究，以此为基础分析总结了张謇家庭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特点，[1]认为张謇家庭教育具有传承与创新相统一、强健体魄与人格塑造相统一、知与行相统一的特点。第五届张謇国际学术会议上，廖大伟整理了分散的生活史料，在家庭生活当中探讨了张謇的另一面，关注他作为父亲、丈夫的家庭角色特点。[2]王舒雅、陈菁注意到了张謇晚年为儿孙立碑刊刻的《家诫》，从七则名人家训探讨了张謇家训中的廉洁思想。[3]王海岳等则以张謇为个案总结出通商群体对“家国一体”的价值追求，即“‘小家’与‘大国’同命相依、同声相应、同气相求”。[4]这些研究虽与张謇家风相关，但所得出的结论尚有些局限和偏颇。首先，家风建设不仅限于教子，家训也不完全等同于家风。家训是家族长者在积累了长久的生活经验之后，为“言居家之道，以垂训子孙”所凝练的训语，[5]虽是家风建设中的一部分重要内容，但却不是全部。家风建设应当更关注家庭生活所营造的氛围。为此，研究家风建设的过程需要纳入更生动的生活史料，而目前此类研究相对较少。其次，张謇作为清末状元，倾尽后半生心力实业救国，其立场是书生，并非纯粹商人，张謇在大魁天下后转而从商，实是在国家转型的历史时期自己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是为了在国家危难时更好地完成“士”的使命。[6]正如王斌指出的，“张謇的家庭教育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良好家风的传承，是对自身科举经历和教育探索的反思，是对近代民族危机和西学东渐的警醒”。[7]由此可见，割裂地看待张謇的实业成就，既不利于全面理解其志向与理想，也不利于全面解读其家风建设的意图。
研究张謇家风建设时，有必要回到更具体的家庭生活场域，借助多种生活史料，在“家国同构”的家风建设传统理念下开展研究，同时需要充分考虑近代转型时期国家所遭遇的困境及传统儒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情怀，这样才能更客观、深入地分析这个家庭在复杂历史境遇中的家风生成过程及齐家治家之道。
(二)研究方法：注重“个人经验”生活史研究转向
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挖掘生动的“日常生活”，能使生活史研究独具价值。生活史源自20世纪70年代的“微观史学”(micro history)，它让历史研究“本质上缩小观察规模”。[8]此后，随着叙述史学的复兴，历史研究开始更注重“个人经验”的内容，同时结合人类学、心理学的分析方式，希望用更直观的方式呈现和解读史料。[9]采用生活史的视角和方法开展历史研究，既能让历史研究回到生活实践当中，又能用真实的生活佐证时代的变革。
张謇是清末状元，辞官回乡后成了实业家、教育家，民国时期因其对地方的巨大贡献，又成长为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他所获得的社会身份与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紧密相连，他的家风建设也必然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中国古代便有“家国同构”的治家理念，对这位重要历史人物的家风建设进行全面分析，小则可以看到一个家庭个案对时代之需的回应，大则可以间接反映当时社会中的积极动因在朝代更迭时的历史选择。
(三)研究立场与史料选用
由于张謇身处时代之大变局，在对自己的小家庭进行家风建设时不仅要继承和遵从古法治家，还要顺应时代变化进行治家策略的调整。只有从日常生活入手，借助日记、诗文、碑刻、传记、回忆录等史料，利用不断革新的史学研究方法考察其家风生成与时局变化的关系，才有助于更全面生动地总结张謇家风的建设特点。由于生活史料庞杂，因此本文主要围绕张謇在家风建设过程中的关键事件开展研究，聚焦焦点事件来分析总结其特点。
值得指出，一个家庭的家风建设，至少应由夫妻二人来完成。张謇在求实业的过程中，家事方面实则多委托夫人徐端操持。如他所说，每当自己“遇极艰苦时，退而至家，夫人必有以慰其劳苦而助其坚忍”。[10]167可惜徐夫人留给后人的资料甚少。张謇认为：“家政者，女子有益于世莫大之事业也。事业从学始。”[10]167为了让女子顾好家事，张謇还倡办女学：“女子教育为家庭之本，养能云云，诚不易也。”[11]369因此，若从生活史的研究角度出发，伉俪夫妻共建的家庭、家教、家风，理应多引述徐夫人治家的言论及思想，不能只从家庭男主人单方的角度进行研究，但限于史料，目前此处也只能依靠张謇留存的日记、碑刻及其后人整理的传记、回忆录等材料加以考察，女子治家对家风建设的贡献待由此后新发掘的史料再作佐证。下文将从夫妻结发、状元得子、创办家塾、书信寄言、碑刻《家诫》等多个方面勾勒张謇家风建设的历程。
鸦片战争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西方坚船利炮及资本的涌入，使得原本的农业社会遭遇了剧烈冲击。张謇祖上务农营商，祖父时代就以农商自立持家，父亲崇尚耕读生活，母亲金氏心怀“远大中正”。张謇的小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组建起来的。
(一)小农之家：成家立业、状元得子
张謇1875年成婚，妻子徐端是海门徐家的千金。徐家较为殷实，相较之下张家较为贫困。徐家看中了张家的踏实稳重和诚信，出于对张謇才学的认可，经过媒人说媒最终两家结为亲家。张謇与徐端成婚第三天，妻子徐端就换上了日常粗布衣服，和张謇过起粗茶淡饭的生活。[12]472-473儿子张孝若回忆说：“我先母……到了我家以后，志趣很和我父相同，对于翁姑奉侍，异常孝顺。我父终年在外居幕奔走，每年年底才回来一月半月，有时竟不回来，家事都是她一手料理，使我父专心在外，没有内顾之忧。”[12]473由此可见，徐端并非娇生惯养的富家女，反而是个能吃苦耐劳的女人。张謇很欣赏自己的夫人，张謇的母亲也认为这个媳妇踏实、有志气。1908年徐端重病，张謇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那天的情形。徐端在弥留之际让张謇抱抱自己，然后她握着张謇的手对两人三十四年夫妻关系客观地进行了总结：“你待我不错，我待你也不错。”[13]659夫妻二人的温情关怀实则奠定了多年来良好的家庭氛围。
夫妻成家之后，曾有过一个女儿张淑，但却过早夭折了。此后张謇一边忙着功名，一边入幕官场，在做吴长庆幕僚期间还援助朝鲜，平定乱世。朝鲜之行回国后，则尽心尽力奉养父母，同时协助乡里农务，继续备战科举。1894年，41岁的张謇大魁天下，考取状元。1898年，45岁的张謇得一子，为此，他高兴地写了一首小诗：“平生万事居人后，开岁初春举一雄。大父命名行卷上，家人趁喜踏歌中。亦求有福堪经乱，不定能奇望作公。及汝成丁我周甲，摩沙双鬓照青铜。”[14]107张謇写此诗时满怀欣喜，但当他想到儿子成年时自己早已两鬓斑白之后则陷入了忧思。正因如此，他在儿子的教育问题上十分慎重。张謇很看重儿子的学习，有一次看到儿子的一篇文章写得还不错，就高兴地吟诗记录：“今见吾儿作，欢喜腾篇章。无乃誉人子，不好徒啾呛。世乱要材用，材必栋与梁。”[14]139他希望儿子快快长大，因为国家经历乱世，正是急需栋梁之才的时候。
(二)寄望教育改革：中西并用、创立家塾
张謇高中状元这一年，中日甲午战争拉开帷幕，中国开始进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艰难时期。张謇对儿子的教育选择反映了对国家新政教育改革的期待。张謇儿子的开蒙教育恰逢清末新政时期，他在反思了自己26年的科考历程后，认为儿子不能重蹈自己的老路。1901年开始的新政教育，反映出爱国士子寄望教育改革重振国家的愿望。由于当时朝堂腐朽，诸多爱国士子希望引进开风气的学堂教育。张謇此时也希望儿子能够在“新气象”中接受新式教育，万不可像自己一样再将大好青春年华花在备考科举当中。因此，他一方面积极关心国家的教育改革动向，另一方面，在新政教育改革尚未真正推广实施时，张謇便决定创立家塾。
所谓家塾，《学记》曰：“家有塾。”塾在古代是指二十五家合为一闾开展教授之学。张謇决定仿照古人建立家塾，但却要用自己认同的方式来教导儿子，于是他“延日女教员兼保姆森田政子开塾于家，课怡儿及邻童十人”。[13]1019实际上1903年张謇赴日本考察看到日本幼儿教育后，内心极为赞赏。回国之后张謇就登报招聘日本幼儿教员。1904年日籍女教师森田政子及其丈夫来到中国，应聘该职。张謇着手制定了《扶海垞家塾章程》，此后又与森田政子商议了教育内容，拟定一些课程的教学计划等。转型时期，清末状元为自己的儿子创办了中西结合的家塾教育，此举极富时代深意。
张謇在《扶海垞家塾章程》中明确了办塾宗旨：“因谋一家儿女之教育而及族戚邻里之儿女，故设此塾。”[15]53同时张謇指出：“体育、德育、智育之本，基于蒙养，而尤在就儿童所已知，振起其受教育之兴味，使之易晓而直觉。故延日本女教习教授体操、算术、音乐、图画，兼习幼稚游戏之事；
延本国教习教授修身、国文之事(国文兼识字习字读书缀文)。”[15]53-54这些科目会“随时参酌各寻常小学校教授法，体察更代与教习商定”，并且引入游戏课程，将“游戏别一室，女教习教之”。[15]54家塾还参照古法，规定求学的童蒙要遵照传统教育礼节，求学前给孔子行礼作揖：“月朔本国教习率儿童诣孔子像前行礼。初见教习行三揖。每晨到学上堂，见教习一揖，晚课毕下堂亦一揖。”[15]54这份蒙养方案博采西学之长，不再仅仅沿用古代道德修身的蒙养观念，而是重视“体德智三育”的蒙养，同时还全面兼顾体操、算数、音乐、游戏等学科知识，充分吸收日本基础教育的长处。这份家塾章程和中西并用的育儿办法，较为全面地反映出张謇在新政时期的蒙学思想。
新政教育改革过程中，1902年的壬寅学制开了时代风气，但1904年的癸卯学制则重谈读经问题，[16]引来了士人的广泛争议。对于儿童应不应该读经的问题，张謇有明确阐述。他认为，与旧时以考取科举功名为目标的开蒙不同，自己创办的家塾不能再只是读经。1901年4月，张謇在《变法平议》中提出“酌变科举”的主张，认为儒家的“科举和捐纳、保举”已经妨碍到学堂的发展，希望“今变五百年之科举，而使天下人才，举出于学堂之一途”。[10]49在张謇看来，此时的国家人才不能再由科举出，因此培养人才的基础教育也不应仅抽取“国学读经之一端言之”，未来人才不能被科考经书所局限。张謇分析了普及教育对象的年龄特点，他说，入家塾者的年龄应当在“六七八九四年”，其所学内容应是礼乐书数，并“随学童年之大小而教之”。例如，六岁开始教授“数与方、名”，“七八九三年又特于数、方、名外，加之以男女别，长幼序”，“十年学书计……吾谓书即今所谓国文，计即今所谓簿记”；
同时张謇还指出，“经乃徒供弋取科举之资，全无当与生人之用。为塾师者且瞢然自以为此孔子教也”。[10]152-153由此可见，通过反思自身的求学经历和时局所需的务实之学，张謇认为幼教开蒙内容应当越过宋元明清之教法，转而上承成周，师法孔子，这样才能在近代转型时期谋得中国教育自强的出路，此种观点与当时力主保存国粹的好古君子们大有不同。张謇在《学制宜仿成周教法师孔子说》一文中指出，在孔子那个时代，孔子只教人以《诗》《书》，《诗》随于乐，《易》不教人。而根据《礼记·内则》，“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
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10]152很显然，依照古法，读经并不是十岁之前童蒙所应接受的教育，恰恰“数与方、名”和基本的“男女别，长幼序”才是适合这个年龄段的学习内容。另外，在教育方法方面，张謇也多为和善，在家塾日常的教育过程中，张謇从不主张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教子。
(三)实用取向：书信督学、恳切嘱托
张謇儿子张孝若曾对张謇家书有过整理，定名为《父训》，并在193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里“每类择捡几封”收入“家书”一章，按类别分为节俭、注重农事、讲论学问、谈国事实业事、做人处世、慈爱六类。南通市档案馆现在保存了张謇的138封家书真迹，按照时间顺序编为三卷，卷一48件、卷二38件、卷三52件。[17]2017年，138封家书被列入江苏省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近期已有出版成果，由南通市档案馆、张謇研究中心编著的《父爱如山——清末状元张謇写给儿子的信》[18]一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等。
由于张謇一直忙于实业，身兼多职，因此对儿子的教导多委托夫人和家庭教师，自己则经常借书信来进行亲情交流和督学。总体来看，张謇在家书中仍然希望儿子未来能够继续倡导实业与教育，他对儿子寄予厚望，也常常比照自己对儿子进行教导：“父生平待人坦怀相与，不事机诈。人之以机诈待父者，往往自败。然父仍含容之。所谓君子落地为君子，小人枉自为小人也。”[19]650“我即一子，一坏即无后望。我老矣，不得不为久计也。何以立品？不说谎，不骄，不惰，不自放纵任性而已。”[11]63张謇还督促儿子多向古人学习。1909年，张謇回到通海垦牧公司时，将两册高等国文讲义寄给儿子，里面标记了十余篇纪传文，希望儿子能从古人身上学到忧国忧民的宝贵品质。家书之中，张謇仍然关心儿子的身体，希望儿子不忘打拳，强健体魄，这与他此前的“三育”蒙养理念一致。张謇希望儿子能够“努力学问，厚养志气，以待为国雪耻”。[12]497张謇说：“父今日之为大局，为公益，皆儿他日之基本，惟须儿承受此基本耳。”[19]645“居今之世，若无学问、常识、声望，如何能见重于天，如何能治事，如何能代父？故不得不使儿阅历辛苦，养成人格，然后归而从事于实业、教育二途，以承父之志，此父之苦心也。”[20]张謇对儿子的期待其实已经超越了小家安危和光宗耀祖的私欲，他希望儿子的求学、志气能与国家前途紧密相连。张謇在家书嘱托中的“为国雪耻”与“救国”心切也让他心中的“国家”概念超越了朝代更迭。
在诸多信件中，有两篇较长的信件较为突出，收录在《张謇全集》的艺文杂录里。一篇写于1913年1月30日，是给初次外出求学的16岁儿子的嘱托，篇名为《儿子怡祖字说》，[20]381-382讲述爷爷留“怡祖”字和自己为儿子起“孝若”字的缘由，大体是希望儿子能够注重家传孝道，理解爷爷和父亲对自己做人做事的要求，明白其中的本意和苦心。另一篇是写于1922年8月的《怡儿使行之训》。[20]534-535当时张孝若准备出国学政，张謇叮嘱儿子不要急于为“官”，应该按照古人“四十为仕”的传统，稳扎稳打，多求学问，让“皆学为士备用于世”，让仕与学“相资为用”，不要为了做官而做官。
(四)比同古人：刻立诫碑、正塑家风
家训包含了家族长者对后辈殷切的关怀与嘱托。民国初到五四期间，各种社会思潮涌现。1922年，69岁的张謇为张家刻立诫碑，希望统一治家思想，正塑家风。古人立碑，是希望比纸张书信留存长久的石头能够承载重要的嘱托，传于后世。作为迟暮老者，张謇也有此意。他知道自己的人生快要走到尽头，而届时儿子才刚到而立之年。为了在往后的日子还能护佑儿孙，他专门选摘古人的训诫之语，编成张氏《家诫》刻在石碑上。张謇坦言：“我之爱子孙，犹之古人；
也爱之而欲勉之，以进德而继业，亦犹古人也。与其述己意，毋宁述古人。乃掇古诫子语，书庭之屏，俾出入寓目而加省。若先世言行之足资师法者，自有《述训》在。”今人研究张氏家风，多从这个石碑入手，认为它集中体现了张氏家风。
这个碑上有七段训言。第一条选自汉朝刘向《诫子书》：
董生有云：“吊者在门，贺者在闾。”言有忧则恐惧敬事，敬事则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曰：“贺者在门，吊者在闾。”言受福则骄奢，骄奢则祸至，故吊随而来。
大意是：董仲舒曾说，如果来致哀吊丧的人在家门口了，那么来贺喜的人也就在不远处的里门(胡同)。这说的是，如果心中有忧虑，处事的时候就会小心谨慎，小心谨慎地为人做事，那么就一定会有善行和功德，这样福祉就自然而然到来了。如果家中有前来贺喜的人，那么那些致哀吊丧的人也就在不远处的里门(胡同)了。如果家中因为拥有了福祉，就变得骄纵奢侈，那么这种骄奢之风就会将祸害招入家中，这样吊唁慰问也就会随之而来。张謇选取此条作为《家诫》首发，是想告诫后世子孙，福祸相至必有缘由的道理，为人在世只有小心谨慎、戒骄戒躁，才会得福避祸。
第二条出自诸葛亮《诫子书》：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
大意是：君子的行为举止应当要做到内心宁静和勤俭节约，因为内心的宁静可以修炼自身的心性，而俭朴的日常生活能够滋养君子的德行。如果没有淡泊的欲望，那么就无法明确自己的志向；
如果没有宁静平和的心态，就不能达成远大的理想。学习应当静心，要拥有才干就必须通过学习来获得。没有志向就没有办法学有所成，学习怠慢则没有办法振奋精神，轻薄浮躁就不能陶冶性情。张謇将此选为第二条，旨在强调君子修身处世的心态应是俭以养德。
第三条选自魏王修《诫子书》：
言思乃出，行详乃动，皆用情实道理，违斯败矣。
大意是：自己说出的话，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自己的行动也应当有详细周密的考察。说话做事都要合情合理，如果违背这些原则，那就注定要失败。此条强调家庭成员的思想言行应当深思熟虑、合情合理。
第四条出自颜之推《颜氏家训》：
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尚为人师；
若能保书，终不为小人。谚曰：“积财千万，无过读书。”
大意是：在长久的历史当中，如果小人都能知道去熟读《论语》《孝经》，那他们也都可为人师；
如果能够一直保管这些经书，养成读书的好习惯，最终也不会再是小人。世间常有这样的谚语：“积财千万都比不过去读书”，由此可见读书的益处。此条向儿孙们再次强调读书的重要性。
第五条出自柳玭《柳氏叙训》：
凡门地高，可畏不可恃。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则得罪重于他人。门高则骄心易生，族盛则为人所妒。懿行实才，人未信之；
少有疵累，人皆摈之。
大意是：门第地位高贵，只会给人带来畏惧而不是有恃无恐。在安身立命的为人处世当中，如果有一件事上出现了失误，那么所招来的罪过就要比别人犯同样的错误严重得多。门第高则容易产生骄傲之心，家族昌盛则会被人嫉妒。他们平时的美德善行、真才实学，人们未必会相信，但稍微有一点差池或者美中不足，那么人人都会去指责。强调不要自视清高，过于看重家族地位。
第六条出自胡安国《与子寅书》，强调：
立心以忠信不欺为主本，行己以端庄清静见操执，临事以明敏果断辨是非。
大意是：确立自己的心性时应当以忠诚和信用不欺骗为主要的根本，行动时则应当以端正、庄重、清白、静心作为行事的操守原则，面临事情的时候应该以明理、敏捷、果敢、决断的方式来明辨是非。张謇强调张家族人应当要培养自身忠实不欺、良心端正的品格，清白做人，明辨是非。
第七条删节自朱熹《与长子受之书》：
勿妄与人接，只是勤俭。循之而上，有无限好事，吾不敢言，而窃为汝愿之；
反之而下，有无限不好事，吾不欲言，而未免为汝忧之。
大意是：不要总是妄想着与朋友结交，要有所选择，最重要的其实只有“勤俭”二字。循着这条路往上，是否就能遇到无限美好的事情，我不敢随便言说，但我心里悄悄希望你能这样去做，真的能遇到无限美好的事情。相反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则会遇到很多不好的事情，虽然我可能不愿意直接地说出来，但却不能说我没有在为你担忧。最后这条，其实是对张孝若说的，父亲虽不能强迫儿子少去结交朋友，但却悄悄期望儿子能够懂得“勤俭”，懂得“自食其力”。由此可见，张謇的家教并不严厉，可以说很委婉，但却不失明确的价值取向，柔中带刚，独具特点。
张謇所引述七位学者的话虽然不是尧舜禹这样的“圣人之言”，却也都是出自历朝历代的大思想家之口。从汉代、三国、隋唐到南宋，这些思想家都是在各自真实的家庭生活中总结出了治家教子的经验，诫子书训中高度凝练的道理，展现出精深独到的家教价值。当然，七段诫语中所包含的忧心爱子情感溢于言表，张謇将其取之用作家训，每条有所侧重，各条均有功用，最终淬炼成张謇家风建设的重要内容。
家庭成员对家风建设的整体自评和子孙的总结回顾，是家庭建设风貌的直接体现；
结合转型时期的时代背景及建设过程的价值选择，可以更好凸显其家风建设的特点。
(一)家庭成员自评
家族后人的表现，有时可以更直接地体现家风建设的成果。后人对先人的追思及对家风建设的回顾，能够把细碎的生活史片段串联得更有原委。父亲去世后，张孝若对时代变局中的张家家风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张孝若说：“我家有一种安贫乐道、独立自重的家风，我曾祖传之祖父，祖父再传之我父，真所谓水有源，木有根。”[13]9“我曾祖虽然不识字，然而有他卓绝的天性，耐得穷苦，有骨气。所以教导祖父，极为严正不苟。而祖父居心的仁慈，克己的勤苦，爱惜物力，无微不至；
最难得，是以穷苦的人，救济穷苦的人，这是何等的人格！还靠着他的诚意口舌，帮乡里解纷争，保和平；
但又极不愿子孙去学他管问事，这是何等远大的见识！儿子既然为国服务，就立即以子许国，不再以私人家庭的分际，分散儿子忠君奉公的责任；
直到病危，依然不改。一旦见儿子贵了，名气大了，心里也不觉得有什么两样的地方，总是牢牢的不脱乡农的本色。这是何等恢宏的意量。甚至收拾一块地方，修订一本书册，都是极洁净，极有条理；
这些事，看看不算稀奇，做做就很不容易了。”[12]8儿子的此番言语，反映出张謇家风建设的过程所铺垫的底色，即张謇在治家过程中既有厚重的家国情怀、立志远大，又有心系民生、慈善大德的忧心惦念，的确与普通小家建设在格局上有所不同。
张謇晚年对自己的家庭也有全面的总结，他说：“我家外面，看似富贵人家，然却不是寻常富贵人家；
又似农村人家，然又不是寻常农村人家；
是读书为善、守礼务本人家；
不喜虚化，不谈势力。”[12]488他对自己的评价则是：“我是天地间一个独来独往一空倚赖的老书生。”[12]488张謇家风中体现出的独立自重、安贫乐道，倒是儒士书生一贯的处世作风。
(二)近代转型时期张謇家风建设特点分析
清末到民初，时代的起伏变化会影响每一家庭的发展。通过此前对张謇生活史的关键事件进行呈现和缀连，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张謇家风建设的三方面特点。
1.家国本一体，治家利治国
中国古代家风建设，实际上遵循“家国同构”思想，张謇治家也是遵循同样的道理。张謇曾说：“国与家相消息而维系者也，国积民，家积族。”[20]300尤其在张謇所生活的时代，家和国的命运联系得更为紧密。实际上，甲午之后，张謇家庭建设的家教格局不再局限于为儿子谋前程，而是把儿子的启蒙教育与自己对国家基础教育的改革思考联系在一起，最终以“以待为国雪耻”为目标，[12]497指向家自立和国自强。晚清儿童启蒙教育相较于明治维新改革之后的日本而言，实为落后。清末新政教育改革在经历了壬寅学制到癸卯学制，基础教育改革又回到了读经的老路上，[16]对于官方的教育改革张謇本人其实是不认同的。张謇在仔细分析了清末的教育现状，回顾和分析了三代时期及孔子的教育思想后，曾提出了经学不适合初入学的童蒙的看法，他的论说有理有据、针砭时弊。转型时期张謇自办家塾，并以家塾为教育实践基地进行教育改革尝试，例如直接延请日本教习，亲自设计和参与儿子的开蒙教育等，体现出家国本一体、治家利治国的家风建设特点。
张謇始终相信“无子弟不可为家，无人才不可为国”[12]497“一家仁，一国兴仁；
一家让，一国兴让”。[21]他重视家庭正派风气的养成，是因为家庭气象与国家气象直接相连，下一代在变局时期只有“努力学问，厚养志气”，才可以成为国家栋梁之才。张謇经历了两个朝代，他始终保持志向的远大中正，以国家安危、人民疾苦为圭臬，“从道不从君”，清晰明了地以家国天下的太平和人民福祉为毕生理想追求，踏实稳重地以经世致用为指导，开辟了实业救国道路。在家庭教育中，他虽希望儿子成才，但目的不是为了光耀门楣，而是希望儿子也能成为国家栋梁，与天下“志士”一同去完成自己因生命有限而未完成的强国事业。这样“家国一体”的家风建设值得后人钦佩。
2.家道在爱亲，立国在礼教
《礼记·礼运》有曰：“礼义者也，人之大端也。”让家中的新生命在礼义中成长为人，是传统儒生教育子女的基本主张。礼仪之外，张謇也十分重视亲子关系，他用宽厚的态度对待儿子，注重和谐的父子感情的培养。作为儿子，张孝若一生崇拜父亲，视父亲为知己，如张孝若所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友谊上的了解，意趣间的和谐。”张謇还很重视“孝”道，认同《孝经·开宗明义章》说的“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但张謇认为“孝”不是僵化的礼制，而是包含着浓重情感的爱亲之情。这点在张謇日记及家书嘱托中不难察觉。家道在爱亲，只有家人之间彼此体谅，相互关爱，家庭才能和睦兴旺。因此，他说“我儿子，是我家庭一个慈祥孝弟识事理有分晓的好子弟。”[12]488“我儿之母，是女界中一个知处家、有耐心的善女人。”[12]488营造尊礼重孝，同时不失和谐美满的家庭氛围，这样的治家之道是很多过于强调尊卑礼法、日益僵化的家庭在生活实践中所难以做到的。张謇的家庭有温情而不失礼法，很有特色。
近代转型时期出现了重要的思想冲击，五四时期，西方“民主平等”的平权观念传入中国后，与当时“礼别尊卑”的“孝道”起了明显冲突。张謇日益年迈，面对社会新涌现的平权思潮，他有自己更为慎重的思考与选择。此前他刻立诫碑所选的七则家训，表达了他对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中“孝悌”与“爱亲”的推崇。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对梁启超丧父后辞官守孝这一事件的讨论，张謇对此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当时有一个观点认为梁启超应该“夺情奉公”，不要太顾念亲情，应以公事为重。张謇对此事评论时明确说：“求立国本明礼教，礼教当自爱亲始，明礼教当自能使人爱亲始。”[11]153张謇从亲情出发论述孝道与礼教，实则对梁启超的守孝行为表示理解。同时他认为，礼教之孝，只有以亲情为基础，才能真正实现家道与立国的内在统一。至于子女与父母是否“平权”，张謇认为：“视父母之分如平等，处父母之丧若平时。率此不变，势将日习于枭鸣，群趋于兽行。观时之士，心焉忧之。”[2]722他指出，如果儿女与父母的相处遵守太多规制，或是太讲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那么就失去了人的本性，人们的行为可能就会趋于“兽行”。这实际表达了张謇对民国初平权思想在亲人关系中滥用的不满。张謇推崇孝道，强调立国在于“礼”，同时，重新强调家人间的亲情温情，在那个传统孝道治家逐步陷入僵化的时代，让礼教治家立国又回到了生动的情理之中，这是张謇家风的又一大特点。
3.言表于近情，萃取于古训
张謇家庭教育内容是亲近家人的，是真实融入日常生活的，是自然朴素的。张謇始终认为，人只容易相信那些与自己关系亲密的人所说的话；
人民也只愿意接受自己所敬佩的人发出的指令。他认为在教育子女时，如果一板一眼引述“圣人”之言讲大道理，可能还不如像保姆阿姨或是自家妻子切实的指导来得有效用。因此，张謇教导晚辈时都是平易近人、关心爱护居多。到了自己晚年，也许他感到心力所不及，也许爱子心切，张謇精选了历代思想大家的教子训言，立诫为碑，也是希望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感化来确保自己的家风纯正。张謇的训子《家诫》应与他几十年的言传身教、家书寄言结合在一起共同解读，才能让人感到其中连带血脉亲缘的殷切劝诫和勉励期待，这样的《家诫》才不是空泛之谈。将深厚的亲情嘱托寄存于古训中，这是张謇家风建设的第三个特点。
综上所述，张謇的小家诞生在近代中国社会剧烈变化的时期，其家风生成与时代变局紧密相关，他对家庭教育的探索创新及对传统家塾启蒙教育内容的取舍与革新反映出其家风建设对家国一体的命运关怀，强调亲情感化在孝道礼制中的重要作用能够弥补近代日益僵化的尊卑礼法家庭生活实践的不足。或许本文的梳理还不足以全面展示张氏家风，但借助生活史的分析视角，希望能较为生动地展现转型时期一个儒士之家是如何紧跟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在改朝换代过程中“从道不从君”，在剧烈变革中坚守“士志”，一心治家利国求自强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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