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卫疆
（新疆社会科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1）
[内容提要]元朝时期对天山南北各地的管辖治理是探索我国历朝管辖治理西域进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成吉思汗对该地的统一和管辖进程，更具有开创性质和重大意义，故理应得到关注和重视。以往这方面成果不多。本文依据文献史料，在参考学界前贤研究基础上，对成吉思汗兴盛后对天山南北各地的统一进程和经营政策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论述，以此求教于方家指正。
“成吉思汗在我国年代悠久、丰富多彩的历史上有着自己不可抹灭的地位。”①亦邻真：《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内蒙古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公元13世纪初，成吉思汗对西域地区的统一和经营是元代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成吉思汗此间对于天山南北各地的政治统一终结了自唐末后天山南北诸地纷争割据的长期混乱局面，开辟了西域地区各民族交往融汇的新格局。其对该地区的军政管理体制则以中国传统边疆治理政策为根基，沿袭融合了蒙古草原游牧族群的制度文化形式，故对于延续和巩固蒙古汗国对于西域地区的军政统治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成吉思汗时期的治疆体系之后为历任元朝统治者所继承发展，深刻影响了后来西域地区历史的演变和发展进程。
成吉思汗对天山南北各地的统一进程，应以西域畏兀儿人的自愿归属为始端。元朝时期汉文史籍中的畏兀儿人，一般专指聚居活动在今吐鲁番盆地和吉木萨尔县等地为中心区域的畏兀儿人。②参见陈高华：《元代新疆史事杂考》，载见《新疆历史论文续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4页。“畏兀儿地区”首领被尊称为“亦都护（意为‘幸福之主’）”。从王族谱系来源分析，元朝时期的畏兀儿亦都护王族应是唐末五代时期创建西州回鹘政权的仆固家族的遗裔后代。参阅田卫疆：《高昌回鹘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4页。元代史籍将这一带地区称之为“畏兀儿地区”。
众所周知，西域地区同漠北草原一直有道路想通，各族间传统联系密切。①元代疆域广袤辽阔，诚如陈垣先生所言：“元人著述中所谓西域，其范围亦极广漠，自唐兀、畏吾儿，历西北三藩所封地，以达于东欧，皆属焉。”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绪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页。明人修《元史》，未设“西域传”，而置“西北地附录”代之。大致成吉思汗之后，凡天山南北诸地，多以地名称之，倘若帕米尔以西中亚、西亚地区，偶尔称之西域。参见田卫疆《“西域”的概念及内涵》，《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蒙古族初兴起于漠北之际，活动居地高昌（今吐鲁番市）诸地的畏兀儿人因地理上与蒙古人活动区域相接，所以，很早便与之发生联系和交往，宋代《蒙鞑备录》所谓蒙古“其俗既朴，则有回鹘为邻，每与两〔一作西〕河博易，贩卖于其国”的记载就证实了这一点。②〔南宋〕赵珙:《蒙鞑备录》，载王国维《蒙古史料四种校注本》。西域畏兀儿地区同“蒙古汗国”的直接联系是从其主亦都护率部脱离西辽统治，归附成吉思汗开始的。
据史书记载，西辽末主直鲁古在位期间，特别是屈出律篡权之后，一改其先王对附庸国宽松平和的招抚策略，派往畏兀儿地区的“少监”（镇守官）督责赋役甚厉，又聚敛不法，遂引起下属畏兀儿部众的极大不满。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记道：西辽镇守官“对亦都护和他的将官百般凌辱，撕毁他国的荣誉面纱，因此他成为贵族和平民共同憎恨的对象”。③〔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9页。此间，又适逢西辽在河中地区的征讨活动一再受挫失利，对西域各地的控制明显削弱，畏兀儿地区的王室贵族试图摆脱西辽的控制，《高昌偰氏家传》一书中记录了此事前因后果：（西辽国王）“命太师僧少监来围其国，恣睢用权，奢淫自奉，王（巴而朮阿而忒的斤）患之，谋与仳俚伽曰：‘计将安出？’对曰：‘能杀少监，挚吾众归大蒙古国，彼且震骇矣！’遂率众围少监，少监避兵于楼。升楼斩之，掷首楼下。”④〔元〕欧阳玄：《高昌偰氏家传》，《圭斋文集》卷11。
相比之下，同时代波斯文献中的记载更为具体，基本事实与汉籍史书大体相同，例如志费尼书言道：“成吉思汗征服契丹，他凯旋的消息传遍四方。这时，亦都护下令把少监围困在他们称为哈喇火者城的一所房屋中，把房子推倒，压在他头上，然后，宣布他背叛哈剌契丹，归顺世界的皇帝成吉思汗。亦都护派忽底阿密失哈牙·乌马儿斡兀立、塔儿伯去见成吉思汗。”⑤〔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9～50页。
亦都护杀死西辽“监国”之后的事态发展，《圣武亲征录》则如此记载：“已己（1209年）春，畏吾儿国王亦都护闻上威名，遂杀契丹所置监国少监，欲求议和。上（成吉思汗）先遣按力不也奴、答儿拜二人使其国。亦都护大喜，待我礼甚，即遣其官别吉思、阿邻帖木儿二人入奏，曰：‘臣窃闻皇帝威名，放弃契丹旧好，方将遣使来通诚意，躬自孝顺，岂料远辱天使降临下国，譬云开见日，冰泮得水，喜不胜矣！而今而后，当尽率部众为仆为子，竭犬马之劳也。’”⑥《圣武亲征录》，贾敬颜校注本，中华书局，2020年。《元史·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传》续记道：
“……是时帝征[乃蛮]太阳可汗，射了脱脱（按《元朝秘史》作脱黑脱阿，非太阳汗之子），杀之。脱脱之子火都、赤剌温、马扎儿、秃薛干四人不能归全尸，遂取其头涉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将奔亦都护，先遣使往，亦都护杀之。四人至，与大战聸（一作崭）河（今精河）。亦都护遣其国相来报，帝复遣使还喻亦都护，遂以金宝入贡。”⑦〔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22《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传》，中华书局，1976年。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0页。从上引史籍可知，畏兀儿亦都护归服蒙古汗国虽然有因受凌辱而击杀西辽监国的缘由，但是蒙古大汗遣使联系为先，可见不能忽视畏兀儿地区归附蒙古的外部因素，这一现象还证明当时畏兀儿地区在蒙古汗国整个军事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地位。显然，蒙古汗国欲向西发展，必须先占据西域地区，畏兀儿人是其可以依靠的重要力量，所以，采用招抚手段，收附畏兀儿人，统领高昌畏兀儿地区，实际上也是蒙古统治者的主观愿望。鉴于此，成吉思汗遣使通知亦都护，准其持方物进贡，羊儿年（1211年），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亲往怯绿连河畔的蒙古汗帐朝觐，并奏称：“以致陛下若恩顾臣，使臣得与陛下四子之末，庶几竭犬马之力。”铁木真允准了畏兀儿亦都护的请求，“帝感其言，使尚公主也立安敦，且得序于诸子”。①〔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22《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传》。中华书局，1976年。也立安敦，《元朝秘史》作阿勒阿勒秃（屯），《世界征服者史》称：“阿勒屯别吉未嫁先死，后合罕又将阿剌真别吉（即也立可敦）下嫁之，但是下嫁前，巴而朮阿而特的斤又不在人世。”对此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书中也记载：“畏兀儿王亦都护也来到那里，向至尊表示臣服，他进献了表示归顺的礼物，并奏道：‘若蒙成吉思汗垂青，顾念臣下老远听到消息后立即前来而予抬举的话，请赐我以红袍金带，让我做成吉思汗四子以外的第五子；
我将更加顺从，更加为他竭诚效劳！’成吉思汗明白他的意思是要求娶自己的女儿，遂说道：‘我把女儿给他，让他做我的五儿吧。’”②〔波斯〕拉施特：《史集》（中译本，第1卷，第2分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26页。
高昌畏兀儿亦都护巴而朮阿而忒的斤率部归附蒙古，以及其同蒙古黄金家族联姻一事无论在西域史，抑或畏兀儿史上都是一件意义深远的政治事件。因为畏兀儿人的归附顺应了当时国家统一于蒙古这一大趋势，这种归属不仅使高昌畏兀儿地区处在蒙古成吉思汗的统辖之下，为后来蒙古军统一天山南北各地创造了条件，也为之后大批高昌地区的畏兀儿人入仕元朝奠定了基础，后来的元朝皇帝忽必烈曾指出：“我太祖时亦都护先附，即令齿诸王之上。”③〔明〕宋濂等撰：《元史》卷7《世祖纪》，中华书局，1976年。畏兀儿亦都护因此受到“得序于诸子”之宠荣，元代大文人赵孟頫记到:“成吉思汗略定西北诸国，回鹘最强，最先附，遂召其主亦都护为第五子，与诸皇子约，得为兄弟，宠异冠诸国。自是，有一才一艺者，皆效于朝。”④〔元〕赵孟頫:《全公神道碑铭》，载《松雪斋文集》。
在随后蒙古大军西征过程中，归附蒙古的高昌畏兀儿亦都护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也受令亲领所部随同前往，《高昌王世勋之碑》说亦都护“将部曲万人，以先启行。纪律严明，所向克捷”。⑤〔元〕虞集:《高昌王世勋之碑》，载《道园学古录》卷24。拉施特记载略显不同：“[亦都护]遵旨带着三百人出征，立下了英勇功勋。后来，他获得许可后，带着他的近侍和部队返回。当成吉思汗进军大食地区时，[亦都护]奉旨带着他的军队出征。”西征返回后，成吉思汗出兵攻唐兀（汉籍文献作“河西”，实即西夏），“亦都护同样奉旨带领人马从别失八里出师”，与蒙古军相配合，元人虞集书则以“皆有大功”而载之。拉施特《史集》记载：“当成吉思汗到达老营、到达大斡耳朵里，宣布出征唐兀人时，亦都护曾奉旨从别失八里率领军队来为成吉思汗效力。”⑥〔波斯〕拉施特：《史集》（中译本，第1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43页。
高昌畏兀儿亦都护归服蒙古汗国对西域地区其他各族具有潜移默化的示范效应，它有力带动了西域各地归附蒙古的热潮，不久活动在伊犁河谷和海押立等地的哈剌鲁部相继投附成吉思汗就是一个有力证明。
元朝时期的哈剌鲁（Qarluq）人主要活动在我国西北草原地区。元代文献中所谓“合儿鲁、哈鲁、哈利鲁、罕禄鲁、匣剌鲁、柯耳鲁”等名称皆其同名异译。⑦参见陈高华：《元代的哈剌鲁人》，《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一般认为，哈剌鲁即唐代葛逻禄之后裔。葛逻禄人初依属突厥，唐朝中期势力增强，后往西迁至西突厥故地，大概今天的巴尔喀什湖东南的伊犁河和楚河流域一带地区。唐末，受漠北回鹘汗国溃散后迁往西域残部的挤压，葛逻禄成为回鹘之一部，并会同西迁的回鹘人在天山南部一带建立了喀喇汗王朝。耶律大石创建西辽后，随着天山南北各地归其所属，葛逻禄复成西辽属部，称“哈剌鲁人”。文献记载显示，当时归属西辽的哈剌鲁人主要分布在海押里和伊犁河谷一带地域。①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9页。
此间聚居活动在海押立的哈剌鲁部首领名叫阿尔思兰罕（Arslan Khan），意即“狮子王”，他们归属西辽后，后者指派一位沙黑纳（意为“镇守官”）驻扎于此监理日常事务。不久，阿尔思兰罕被“沙黑纳”所逼服毒自杀，其子嗣位，续用“阿尔思兰罕”的称号，依旧归西辽管束。漠北蒙古汗国兴起后，哈剌鲁人受到畏兀儿归附蒙古的影响和鼓舞，也欲投奔蒙古，对此志费尼书中记道：“因菊尔汗的监护官对百姓越发专横暴虐，他被阿尔思兰罕的儿子所斩，后者接着投奔成吉思汗的宫廷，在那里蒙受恩渥”。②〔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7页。
《元史·太祖纪》中记载：“元年辛未（1211年）春，帝居怯绿连河。西域哈剌鲁部主阿昔兰罕来降。”③〔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太祖纪一》，中华书局，1976年。进而在年代上确定了阿尔思兰罕归属蒙古的时间。对此《史集》中记载得更为详实：“相当于伊斯兰教历607年的羊年（1211年）春天，哈剌鲁汗阿尔思兰汗到成吉思汗处表示臣服，归顺了他。他将表示归顺的礼物进献到怯绿连（河）地方。”④马汝珩：《史集》（中译本，第1卷，第2分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26页。同书另一处的记载与前稍有差异：“在成吉思汗时代，哈剌鲁人的君长名叫阿儿思兰汗，当成吉思汗派遣巴鲁剌氏部人忽必来那颜去到那里时，阿儿思兰汗便归顺了，并出见了忽必来。成吉思汗将自己氏族中的一个姑娘给了他，并降旨称他为阿儿思兰—撒儿塔黑台，即大食人阿儿思兰，并说道：怎能称他为阿儿思兰汗呢？”⑤〔波斯〕拉施特：《史集》（中译本，第1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46页。
显然，活动在海押立的哈剌鲁人归附蒙古之后，阿儿思兰罕即被遣回海押立，并与一位蒙古汗廷的公主成婚，后来他还派人协同蒙古大军四处征战，如哈剌鲁军队在塔不台的率领下就参加了蒙古对金战争，史书记载：“从卓赤（朮赤）、察合歹（察合台）两太子掠汉地，下桓、昌诸州，及丰、胜、云内、大同等城。”尔后“又从太祖亲征，大败金兵于野狐岭，取宣德等城，追掩金兵，直抵居庸关，功最诸将。”⑥黄缙：《太傅文安忠宪王家传》。
经研究，这部分哈剌鲁人后来就滞留在内地。⑦参见陈高华：《元代的哈剌鲁人》，《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海押立的“阿儿思兰汗带领自己的人马去与他会师，给他很大帮助。”⑧〔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8页。从文献中的记载来看，该家族在后来的历史过程中，始终同蒙古“黄金家族”保持着密切联系，蒙哥汗时期，中亚的讹迹邗曾被赐为阿儿思兰罕一子的封邑，蒙哥汗对其宠敬态度由此可见。
游牧流徙在伊犁河谷的哈剌鲁人首领名叫斡匝儿，依史籍中记载，此人勇猛绝伦，擅长于打仗，藉此则攻占了伊犁地区，甚至占据了原来归属西辽的普拉（今博乐市等地）一带区域，据《世界征服者史》中记载：“（西辽）屈出律屡次攻打他，但屡次败北。于是，斡匝儿派一名使者往朝成吉思汗，上报有关屈出律的情况，自称是世界征服者的臣仆。他受到恩宠和抚慰以示奖掖。并奉成吉思汗之命，与朮赤结为姻亲。当他作为藩属的基础巩固后，遵照成吉思汗的诏旨，他亲身赴朝，在那里得到殷勤的接待。在他临行时，获得种种礼遇的殊恩，成吉思汗嘱咐他戒猎，免得突然成为其他猎人的猎物，而且作为猎物的代替，他赠给他一千头羊。”①〔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7页。
返回阿力麻里城的斡匝儿并未听从成吉思汗的劝告，依然我行我素，热衷于狩猎游玩，最后果然在狩猎中被屈出律的士兵俘获后杀害。对于之后相关史事，志费尼书中继续记道：
“斡匝儿死后，他的儿子昔格纳黑的斤获得圣上垂顾，他得到他父亲的位子，而且奉诏与朮赤的一女成婚。……昔格纳黑的斤蒙成吉思汗的恩宠，奉命治理阿力麻里。他死于归途。他的儿子在651/1253-4年继承他的位子。”②〔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8页。
活动在天山北部地区的哈剌鲁部落相继归附成吉思汗，部分将士还随同蒙古军西征。③〔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6页。哈剌鲁人的归附不仅解除了蒙古大汗对来自天山北部广大草原地区众多游牧部落军事威胁的担忧，更给其最终击败西辽王朝，兼并天山南部农耕区创造了条件，极大减轻了蒙古汗国统一西域的政治军事成本。④在后来的西域史中，哈剌鲁人聚居活动的海牙立和阿力麻里一带地区成为成吉思汗二子察合台汗国的组成部分，哈剌鲁人与西域地区的其他族群交汇与融合，逐渐消失于史册。参考陈高华：《元代的哈剌鲁人》，《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
公元1211年，高昌畏兀儿人和伊犁河谷的哈剌鲁人相继归附蒙古，阿尔泰山北部以及伊犁部分草原地区不久也尽为成吉思汗统辖，但天山南部诸地仍处于西辽统治之下。由于成吉思汗将其主要军事力量用于统一中原各地中，经略西域暂且搁置。然而世事难料，此间中亚局势的突变促使成吉思汗再度将其目光转到西域地区，此事起因于中亚花剌子模国驻扎讹答剌（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锡尔河右岸阿雷斯河口附近）守将杀害蒙古商队和使臣，由此引发了之后蒙古大军长达数年的西征之举。成吉思汗西征活动看似偶然，却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1.花剌子模国的摩诃末政权
蒙古大军进入中亚诸地之前，实际控制这一带地区的是花剌子模国的摩诃末。花剌子模（Khwarezm）系中亚古国，该地位居今天的阿姆河下游地区。摩诃末作为花剌子模汗，其祖辈都是西辽的属臣，每年都向葛儿汗贡献赋税，尤其是在吞并西喀喇汗王朝过程中，东征西讨，为西辽统治中亚地区立下汗马之劳。1200年摩诃末即父位，仍从属于西辽。但是随着西辽的衰败，花剌子模国势力日渐强盛，摩诃末政治野心随之膨胀，他不仅幻想成为最高主宰，还妄图东进中原。此间从中原往返河中地区的商贾很多，不时将一些中原地区的战事情况传递到中亚地区。1215年成吉思汗据有华北各地，信息迅速传到西域及以西地区，摩诃末闻知后遂萌生东征意图，于是便派遣了一个名叫巴哈乌丁·拉齐的人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蒙古大汗处打探消息，以了解成吉思汗的军事实力和政治意图，根据中亚史家朮兹贾尼的记载，巴哈乌丁·拉齐代表团受到成吉思汗的热情接待，成吉思汗明确地告知他，其视摩诃末为西方之主，正如他本人为东方之主，期望双方和平友好，商贾能够往来无阻。⑤〔俄〕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中译本，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95页。
基此可知，成吉思汗至此仍试图打开草原地区通往中亚地区的商贸之路，以弥补中原战事而导致的游牧地区农产品和日用物质的匮乏，并无西征称霸世界的念头。①王治来：《成吉思汗和中亚》，刊载《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巴托尔德书中就指出：“不容置疑，成吉思汗的这些话确系由衷之言，这时候，成吉思汗还不曾梦想征服世界。从来蒙古境内诸游牧部落的统一常以入侵中国为结局，而在蒙古兴起之前，只有两个游牧民族，即匈奴与六世纪的突厥所建立的帝国曾经席卷中亚的东部与西部。”《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中译本，下册）第3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另见弗拉基米佐夫：《成吉思汗传》（英译本），第115～116页。作为一种外交礼节，回报花剌子模汗使团来访，成吉思汗选派了一个使团前往中亚回访，根据穆斯林作家志费尼的记载，该使团由三人组成，即花剌子模人马合木、布哈拉人阿里·火者以及中亚讹答剌人亦速甫，他们皆为穆斯林，原来都是花剌子模的臣民。1218年春，携带巨额中原地区珍贵宝物的蒙古使团抵达河中并受到摩诃末的接见，使团成员传达了成吉思汗缔结和平协议的口信。大致与此同时，②按奈塞维的叙述，这两个蒙古使团应是前后不同时间抵达中亚地区，但是正如巴托尔德引述志费尼书中记载所言，商团与使节拟同时前往摩诃末处的，时间都在1218年，亦即讹答剌事件发生的时间。见《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中译本，下册）第3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另见王治来：《成吉思汗和中亚》，刊载《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蒙古大汗还派遣了一个450人，由清一色穆斯林商贾组成的商队随同前往中亚地区，商队的四个领队的名字分别是讹答剌人倭马尔·火者、马腊格人哈姆马勒、布哈拉人法赫拉丁和哈拉维人阿明阿丁，该使团的五百峰骆驼，满载着中原的金银财宝、丝绸、海龙皮、貂皮等货物。成吉思汗同样也带给摩诃末一封祈求友好交往的信札，志费尼书中录取了该信札的内容：“贵国商人已到我处，我已送他们返回，其情况你将会听到。我们也派了一批商人与他们结伴前往贵国，以便得到那里的稀奇货物。随着我们之间关系的改善并达成协议，就可以挤掉那邪恶的脓包，让那引起叛乱的脓液流掉。”③〔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98页。
1218年，成吉思汗派遣的使团和商队应该同时从蒙古草原出发前往中亚地区，在使团离开讹答剌后不久，蒙古商队也来到花剌子模国的这个东部边境城镇。讹答剌，俄罗斯以至欧洲等地的商贾都经行该地，具有重要的经济和军事地位。④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2～33页。此时该镇的镇守官名叫亦纳勒朮（Inalchuq，一译哈只儿·只阑秃），有人称他是摩诃末母亲忒俚蹇哈敦的族人（奈塞维认为是摩诃末舅父之子）。⑤《多桑蒙古史》（中译本，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94页。亦纳勒朮对蒙古商队的财产产生了攫取之意，按志费尼书中的说法：蒙古商队中有一位印度商人系亦纳勒朮的老友，后者不知其已经荣升为官（受封为“哈只儿汗”），于是未改旧称，仍称他亦纳勒朮，进而招致后者不满，便以间谍为名逮捕了所有商人，同时还扣留商队物品，随之派遣信使将此事报告了远在伊拉克的摩诃末，摩诃末未加考虑，就同意杀死所有商人，并没收商队携带的物品，复将这些商品转卖给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商贾。所获收入皆归花剌子模汗所有。⑥〔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1～92页。巴托尔德引用伊本·阿西尔书中记载，后者是从一位布哈拉商人得此信息的。根据志费尼的记载，惨遭杀掠的蒙古商队中有一商人（或为驼夫）还在屠杀命令到达之前设法逃出囚禁，探明真相后逃回蒙古汗廷向成吉思汗报告了此事。
闻此噩耗的成吉思汗的愤怒心情不言而喻，志费尼书中曾如此记载：“这些消息如此影响汗的情绪，以致无法平静下来，那愤怒的旋风把尘土投进爱的眼中，万丈怒火致使泪水夺眶而出，唯有洒下鲜血方能扑灭它。在这种狂热中，成吉思汗独自登上一个山头，脱去帽子，以脸朝地，祈祷了三天三夜，说：‘我非这场灾祸的挑起者；
赐我力量复仇吧。’于是他下山来，策划行动，准备战争。”⑦〔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3页。
尽管如此，作为一位睿智的政治家，成吉思汗依然按捺住自己的义愤，专门派遣了一位之前曾在花剌子模汗廷帐里做过事的穆斯林巴合拉充作使者，在两位蒙古人陪伴下前往中亚摩诃末交涉此事，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交出肇事人亦纳勒朮偿命。但是摩诃末完全无睹成吉思汗的要求，不仅拒绝交出亦纳勒朮，还杀死了巴合拉，将两位蒙古陪同人员的须发剃掉放回以示羞辱。花剌子模汗的这种失礼行径激怒了素重复仇的蒙古贵族，坚定了成吉思汗讨伐花剌子模汗的决心。一个偶然发生的“讹答剌事件”遂成为成吉思汗决意进行西征军事活动的直接因素。
2.征讨屈出律
在成吉思汗谋划的西征花剌子模沙的军事部署中，他将剪除屈出律、打败西辽残余势力作为其廓清西征障碍的主要行动之一。因为当时屈出律依然控制着天山南部及广大中亚地区，曾被蒙古击败的蔑儿乞部残余也活动在这一带区域，并随时可能对蒙古构成威胁。所以，在讨伐花剌子模沙之前，必须清除这些西征的障碍。元太祖十八年（1218年）前后，成吉思汗派遣大将哲别带兵往征屈出律，另派出速不台和弘吉剌部的脱忽察儿前往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追讨蔑儿乞部残余。
此时掌控西辽权柄的是乃蛮人屈出律，《史集》译称“古失鲁克”（突厥语“有气力”）。原来，公元13世纪初，统辖西域以及以西中亚广大地域的西辽王朝，随着花剌子模国的勃兴而逐渐衰败。1208年，乃蛮部塔阳罕之子屈出律在其父被成吉思汗杀死后，历经艰辛，逃入西辽境内，投靠了西辽的菊儿汗直鲁古，之后用欺骗手段取得后者的信任，被委以重任，借此他招兵买马，扩大其势力，待羽翼丰满之后，便背叛直鲁古，与花剌子模结盟，共同进攻西辽。1210年，花剌子模军队于中亚塔剌思河畔打败西辽军队，守将塔阳古被俘，讹迹邗城（今锡尔河畔）及以西诸地皆归属花剌子模。屈出律得知讯息之后，“马上出兵，乘古儿汗（菊儿汗）军队分散的时候向他进攻，把他包围起来。由于古儿汗没有出路，便要向他屈服称臣。古失鲁克（屈出律）不许，把他看作父亲，表面上尊敬他，名正言顺地将古儿汗统治下的地区和他的王位夺取到自己手中。过了三年，古儿汗忧伤而终，三百零五年间积累起来的帑藏、财物、军队和动产全部落到了古失鲁克手中，称王了好几年。……”①〔波斯〕拉施特：《史集》（中译本，第1卷，第2分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51页。参见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2～74页。
屈出律表面上奉直鲁古为太上皇，实质上却篡夺了西辽皇位，直鲁古死后，他更加倒行逆施，继续其苛刻残酷的治理手段，欺压盘剥下属部落和民众，招致天怒人怨，部众叛离，志费尼书记录了当时的情景：“每逢收获季节，屈出律便派兵去毁坏他们的庄稼，用火把庄稼烧光。三、四年来，他们都收不到庄稼，发生大饥馑，百姓为饥饿所困，这时他们服从他的命令，他率领军士上可失哈耳，凡有主子的人户，他都派一名士兵居住，因此他们全都跟居民共聚一堂，同住一屋。处处看得见奸淫烧杀；
而且异端的偶像教徒随意大肆胡作非为，谁都阻止不住他们。”②〔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3页。
屈出律本人系聂斯脱里教教徒，其妃子（即西辽公主耶律氏）则信仰佛教，在其妃子劝导下，屈出律皈依佛教。③〔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2页。为了使天山南部的喀什噶尔和于阗等地穆斯林群众信仰佛教，屈出律采取强力手段，武力强迫当地穆斯林皈依佛教，《世界征服者史》记道：“屈出律由此进兵忽炭，攻占了该地，接着他强迫该地居民放弃回教，要他们从下面二者中任择其一：要么信奉基督教或偶像教，要么穿上契丹人的袍子。既然改奉他教是不可能的，迫于无奈，他们穿上契丹人的服装。……一神教徒和信士的礼拜，都被中断，学院被封闭和坠毁。有天，在忽炭，屈出律把大伊玛目们赶到郊外，跟他们辩论宗教的事，他们当中的一个，忽炭的伊玛目阿老丁·穆罕默德大胆跟他辩论；
在遭受酷刑后，他被钉死在他的寺院门上，此事下面将述及。如此一来，穆斯林的事业陷入悲惨的境地，甚至它给全毁了，无休止的苦难和恶魔笼罩着主的奴仆。……”①〔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3页。同样记载还可见于拉施特《史集》（中译本，第1卷，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52～253页。屈出律上述倒行逆施的所为给蒙古进入天山南部创造了条件。
成吉思汗的大将哲别亲率蒙古军队进入西域后，先往伊犁河谷征讨屈出律，抵此发现屈出律已经返回南部地区，便继续西行，进入费尔干那盆地，收降西辽可散城八斯哈长官曷思麦里和斡思坚城的哈剌鲁人，随之进入天山南部的哈实哈儿（今喀什噶尔）绿洲，为了击败屈出律，哲别于该地采取“诸教并蓄”政策以笼络各族人心，很快获取当地各族民众的鼎力相助，几乎没有费多少精力就击败西辽军队，屈出律被杀。拉施特书中记录尤详：
“他（成吉思汗）派出哲别那颜带着大军担任先锋去反击古失鲁克。这时古失鲁克在可失哈耳城中，蒙古军还[没]展开战斗，古失鲁克已逃跑了。哲别那颜与那可儿们通过传令官宣布：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保持自己祖先的[宗教]规矩。住在城里的伊斯兰教徒家里的古失鲁克士兵全部被消灭了。蒙古军到处追逐古失鲁克，追得他走投无路。最后他在巴达哈伤境内山里迷了路，[蒙古人]在名叫撒里桓的峡谷里将他抓起来杀死后，回去了。”②〔波斯〕拉施特：《史集》（中译本，第1卷，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53页。
总之，屈出律在狼狈逃出哈实哈儿城，向西在进入巴达哈伤地区后，为当地部落猎户所擒，交给了曷思麦里，后者取其首级而回。③姚大力：《屈出律败亡地点考》，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5期，1981年。“哲别令曷思麦里持屈出律首往徇其地，若可失合儿（喀什噶尔）、押儿牵（叶尔羌）、斡端（和田）诸城，皆望风降归。”④〔明〕宋濂等撰：《元史》卷《曷思麦里传》，中华书局，1976年。西辽国亡。正如《世界征服者史》中记载：“可失哈耳和忽炭地区，直到算端统治的一片土地，都归于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⑤〔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4～25页。原西辽所属的今天山南北各地俱归属蒙古汗国版图。
随着天山南北各地皆归属蒙古，成吉思汗西征复仇的障碍基本扫清，特别是蒙古所属地域同中亚地区的花剌子模联结一起，花剌子模汗具备中西交通要道的战略地位，对于急于打通漠北地区与西方商贸通道的蒙古大汗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成吉思汗加快了军事征讨花剌子模汗的步伐。
1.攻占讹答剌
元太祖十四年（1219年）春，成吉思汗亲自率兵西征，⑥〔波斯〕拉施特：《史集》（中译本，第1卷，第2分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63～264页。逾金山（阿尔泰山）后，次年在也儿的石河住夏，后折向西南至中亚城镇海牙立。成吉思汗兴兵西征的最初目标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攻占花剌子模要镇——讹答剌，打败摩诃末，为死去的蒙古使者和商队复仇。然而战争的进展及其结果往往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成吉思汗西征活动得到已经归附的哈剌鲁人和高昌畏兀儿亦都护的全力跟进和积极配合。①波斯人志费尼书云:“（畏兀儿）亦都护再次奉命带领出征，察合台和窝阔台两王领旨围攻讹答刺，他也跟随他们，讹答剌陷落后，朵儿伯（《史集》译塔儿拜）、牙撒兀儿（《史集》译作也速儿）和葛答黑率师征镬沙（乌浒河支流）驻那一带地方，他又随师前往”。《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0页，另见同书第96页。西域各地归附诸部俱奉命集结在海押立待命，根据巴托尔德的精心分析，估计西征的蒙古大军（尚包括从军的其他西域部落）人数不少于十五万人，但也不会超过二十万人。②〔俄〕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中译本，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05页。即便如此，成吉思汗西征动员的兵力之多也够令人惊叹。
蒙古西征大军从海押立启程后继续西进，越过亦列水（今伊犁河）后向西南方向进入西辽故都——虎思斡耳朵，③〔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49《郭宝玉传》记载郭宝玉随从成吉思汗西征经过的“古徐国讹夷朵等城”，经考证即虎思斡耳朵城。见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2页注③。途经著名的塔拉斯城，顺阿雷思河谷而下直抵讹答剌城下。成吉思汗在城外对攻城战术进行了仔细的部署，亦即：兵分四路，其中次子察合台和第三子窝阔台负责主攻讹答剌城，其他各路分别进攻摩诃末分布在锡尔河下游和阿姆河以北诸城镇。
为应对蒙古大军的进攻，花剌子模汗摩诃末调集兵马，进行了精心的部署准备，他拨付给讹答剌城镇守官亦纳勒朮八万人马以阻挡蒙古人的正面进攻。亦纳勒朮为了备战更是不敢懈怠。他在城中修筑了高垒深池，装备足够的粮饷，但是这些抵御举措仍不能阻挡蒙古大军势必攻城的决心。据说成吉思汗一度担忧大军长途跋涉，是否能攻克此城，为此咨询准备攻城的汉将郭宝玉，郭宝玉自信地答称：“使其城在天上，则不可取，如不在天上，至则取矣。”④〔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49《郭宝玉传》，中华书局，1976年。事实上，蒙古军队真正同花剌子模军队展开如此大规模的战争，此前还从未遇过，故此，双方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根据史书记载，察合台、窝阔台亲领蒙古军队从各个方位连番进攻讹答剌城，后者则拼命抵抗，双方对峙长达五个月之久，战争仍未有结果，攻城之役的残酷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最后，由于讹答剌城里一位官员的叛变，蒙古大军才得以攻克外城。而内城的争夺战更加激烈。亦纳勒朮守城意志异常坚定。外城失守后，他率领着两万守军撤到内城，依然坚守了一个月，直到伤亡殆尽，他本人被蒙古军队俘虏。占据讹答剌城的蒙古军队将该城夷为平地，男丁皆被改编为回回军队发配前线打仗，亦纳勒朮则被处死，⑤〔波斯〕拉施特：《史集》（中译本，第1卷，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73～274页。《元史》卷1《太祖纪》。受到应有的惩处。讹答剌城的军民为之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价，但其不畏强暴、勇于战斗的精神不能不使人敬重。
2.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城等城的陷落
讹答剌城的失守并没有阻挡蒙古大军西征的步伐，成吉思汗长子朮赤按照军事部署，率军继续向忽阐河（锡尔河）下游挺进，先是攻打昔格纳黑（Sïqnaq）城，由于朮赤派往该城劝降的使臣（一位常往蒙古草原做生意的当地穆斯林商贾）为城中市民所杀，蒙古大军攻城七日，以几乎杀掠全城民众而为逝者血仇。随之将该城的管理事务移交那位使者儿子主理，蒙古大军继续向西进发，先后克讹迹邗（此即西辽大将塔阳古驻守地）和巴耳赤邗（即《元史·太祖纪》中的八儿真⑥见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5页。）城，后来抵达位于锡尔河左岸的毡的城，这是一座位于花剌子模东北的军事重镇，守护该城的摩诃末手下大将忽都鲁汗得知蒙古大军到来的消息，因惧怕弃城出逃，蒙古军队顺利占据该城，之后复攻占了养吉干城，至此镇守在忽阐河下游各地的花剌子模军队皆被扫清。这一带地区成为后来钦察汗国的组成部分。
根据志费尼书中的记载，攻占讹答剌城的那支蒙古军队5000余人则在三位蒙古千户的带领下溯忽阐河中游而上，在攻占别纳客惕后，东南行进入费尔干纳盆地西端重镇忽毡城。该城位于忽阐河畔，当时为花剌子模守将帖木儿·灭里所据守，花剌子模守军以河流为屏障顽强抵御蒙古军队，战争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蒙古军队从讹答剌、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地抽调了七八万蒙古和回回士兵，最后才攻占该城，蒙古西征军队为之付出很高代价。①〔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3～107页。
在此同时，成吉思汗与幼子拖雷则亲率蒙古大军离开讹答剌城后，长途深入，征讨阿姆河北部地区，这一带系粟特部族故地，依赖泽夫拉善河的灌溉，土地肥沃，文明悠久，卜花剌和撒马尔罕更是绿洲平原上的两颗明星，所以也成为花剌子模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然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攻占该地区对于蒙古军队战胜摩诃末政权具有象征意义。成吉思汗征讨该地的行军路线应该是自讹答剌城溯忽阐河而上，在河谷左岸一个名叫扎尔努黑的地方转向西南，穿过乞则里沙碛，抵达努黑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撒马尔罕州努拉搭市②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7页注释③。）以上两个城市尽管都有花剌子模国军队把守，但都被成吉思汗的军队一一攻破，所有被攻占的城镇居民青壮年都被编入回回军队随同蒙古人打仗，城镇尽为蒙古军队劫掠，或夷为平地。从努黑城西南行就是著名的卜花剌了。1220年3月成吉思汗蒙古军将该城包围后，花剌子模国的守城主力怯战逃出城外，在阿姆河岸边被消灭，该城民众开门投诚，成吉思汗纵兵劫掠，城区遭受极大破坏。随之，蒙古军继续东进，一路横扫阻碍，进军至撒马尔罕城下，亦即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撒马尔罕近郊的阿芙拉西亚夫古城。撒马尔罕城自古以来都是中亚地区最为富饶的绿洲农耕地区，经济繁盛，人文荟萃，西辽时期称之为“河中府”，盖因为其地处泽拉夫善河两条支流，即素叶河与达尔·古母河之间之故。花剌子模国时期于此建立新都，俨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据记载，摩诃末当时在该城驻扎有十一万大军，还配有战象二十头，城市防守可谓固若金汤。尽管如此，摩诃末早在蒙古军围城之前就已经弃城而逃，所以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守城官兵的士气。在闻知抵抗无益之后，城中贵族开门投降。朮兹贾尼记载，此时间应系1220年3月19日。③转引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9页。尽管如此，撒马尔罕城中的守城士兵依然与蒙古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巷战，场面极为惨烈，这些抵抗的士兵最后均被杀死，成吉思汗还杀死了已经投诚的三万花剌子模军队的官兵。所余市民工匠被分配给贵族，青壮年则被强征入伍，均被编入回回军中，这些工匠和回回军后来又被征调至元大都等内地城镇中，为元朝经济文化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蒙古军队攻陷撒马尔罕城后的所作所为，不仅使该地人口锐减，还使该城遭受空前的破坏。④〔波斯〕拉施特：《史集》（中译本，第1卷，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280～286页。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6～124，第135～140页。
随着卜花剌和撒马尔罕城等城镇的相继陷落，成吉思汗基本完成了对河中地区的政治统一，摩诃末治下的这块最富庶区域的丢失，使其失去了继续阻击和遮挡蒙古大军西进的战略屏障和物质根基。河中地区后来成为蒙古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成员的属地，察合台及其后裔创建的“察合台汗国”曾长期据守这一带地区。
3.摩诃末悲愤而亡
蒙古大军攻占撒马尔罕等城后，鉴于摩诃末仍旧逃亡在外，成吉思汗未敢懈怠，立即从诸子带领的蒙古军中抽调精锐乘胜追赶，闻讯摩诃末滞留在忒儿迷（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捷尔梅兹），准备渡过阿姆河向南进入呼罗珊，成吉思汗调集大将哲别以及兀良合惕部将领速不台各率领一万人，从撒马尔罕城启程追赶。据拉施特的记载，1220年4月，摩诃末得知不花剌、撒马尔罕诸城失守后，即放弃了阿姆河的防守，奔往河南岸的你沙不儿驻守，但是蒙古大军随之南渡阿姆河，逼近你沙不儿城，摩诃末如惊弓之鸟离开该城西行，先后逃亡里海以南的可疾云、只八里洲，最后经过哈马丹，渡海进入距古尔根河河口不远的一座小岛上，在此传位于其子扎兰丁。根据相关记载，此时的摩诃末已患肺炎，病重无康复之望。不久，摩诃末闻知蒙古军队在祃匝答而的亦剌勒城堡中俘获其母亲、诸子和妻妾，其子为蒙古兵所杀，而女眷皆被分赐蒙古将领，其母亲图尔坎—可敦（忒俚蹇哈屯）被押送至蒙古汗庭，故而悲愤而亡，时间大致是在1220年底或次年年初。①〔波斯〕拉施特：《史集》（中译本，第1卷，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93～294页。摩诃末死亡地点和时间为巴托尔德据后人研究而得出此结论，见其著作：《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中译本，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82～483页，489页。
对于像摩诃末这样一位末路英豪，后人评价普遍较低，且不说一些史籍竟将其诸多事迹依附在其子扎兰丁身上，后者毕竟在抗击蒙古大军过程中还作过一些可圈可点的事。但是，基于摩诃末能够在当时局势动荡的广大中亚地区创建过疆域辽阔的花剌子模王朝，故对其评价就不能如此草率。然而其纵容部属违背公德杀死带有外交使命的蒙古使团商队，进而招致成吉思汗蒙古大军连绵冗长的西征之举，其国被灭，其国民也遭受战火蹂躏，摩诃末的过错实不可恕。
摩诃末亡后，其子扎兰丁继承父位。扎兰丁在主政方面显示了其杰出的才干，他不仅适时有度地处理了其父亡后宫廷中内乱，还在抗击蒙古大军进攻方面做出超越其父的积极努力。此间，追击摩诃末的蒙古将领哲别和速不台仍未中断对波斯北部地区，以及高加索山区的征伐，蒙古大军先后攻占了钦察草原，在1223年的阿里吉河（今乌克兰的日丹诺夫）役中战胜了斡罗斯王公和钦察汗联军的抵抗，掠夺斡罗斯南部地区，继而又攻占了也的里河（今伏尔加河的突厥语名称Ïtïl的音译）流域各地，这些区域在蒙哥即位后就成为设立的“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所辖地，后来分别演化成伊利汗国和钦察汗国的一部分。②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4.玉龙杰赤被攻陷
成吉思汗蒙古军攻陷不花剌、撒马尔罕诸中亚大城，即为其最终攻打花剌子模都城——玉龙杰赤扫清了前进障碍。特别是摩诃末之死极大程度上消弭了花剌子模国军民士气。但是面对蒙古大军进攻，玉龙杰赤城中的居民的防守之战依然被认为“无疑是历史上最堪注目的事件之一。”
成吉思汗闻知摩诃末死亡的消息后，迅速征调人马，兵围玉龙杰赤，以图乘胜聚歼之。作为花剌子模都城的玉龙杰赤地处阿姆河下游，即今土库曼斯坦共和国的科尼亚·乌尔根奇（即老玉龙杰赤）。根据文献记载，长久以来，玉龙杰赤一直都是花剌子模的中心地带。摩诃末于此创建了地域庞大的花剌子模王朝，经过数年苦心经营，此时更是花剌子模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但是随着周边各城相继为蒙古大军攻占，此时位居中央的花剌子模城正如志费尼所言，恰如“座断了索的帐篷”。③〔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5页。当摩诃末率军出城抵御蒙古大军进攻之际，城里执掌实权的乃是摩诃末的母亲图尔坎—可敦（忒俚蹇哈敦），之前一直未受到蒙古西征战火之骚扰，当图尔坎—可敦得知摩诃末弃守阿姆河岸的消息后，知道战局不妙，于是仓皇带领部分随从离城出走，辗转数地躲避战火，后在祃匝答而的亦剌勒城堡中被蒙古兵俘获，押往蒙古。图尔坎—可敦离城后，虽然有守将曾率兵出城击败朮赤的进攻，但是并没有继续扩大战果。
摩诃末之子扎兰丁继承父位后，即刻回到玉龙杰赤城执掌汗权，然而处于衰势的花剌子模国内部惊恐，在外部蒙古大军的侵入之际，依然内讧不断，主要是掌握军政实权的当地将帅们对扎兰丁掌权不满所致，国内政局极度混乱。扎兰丁在此一筹莫展，愤而离城出走，城中达官贵族见势不妙，纷纷逃向呼罗珊，这些人都在途中为蒙古兵所杀。留在城中的军民开始为保卫玉龙杰赤城协力作战，大家共同推举图尔坎—可敦族人忽马儿—的斤（Khumar Tegin）统率玉龙杰赤城的防守事务。按照志费尼的记载，为了表示对忽马儿—的斤的敬重，经过诸将领同意，封其为“诺鲁思王（波斯语意为‘新年’‘元旦’）”的称号。①〔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5页。
成吉思汗深知攻占玉龙杰赤城的艰难程度和社会影响力，丝毫不敢懈怠，为此，他先后抽调诸子，如朮赤、察合台和窝阔台率领所部，以及由博尔朮带领的“怯薛军”集结于此，还在朮赤所部最晚赶到之前，已经集结的兵力多达十万人。②〔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6页。1221年，蒙古兵开始蚕食玉龙杰赤城近郊，忽马儿—的斤率领官兵出城击退入侵的蒙古军，后复与蒙古援兵相遇，遭挫返回城中，第二天，蒙古大军强攻，守军拼死抗击，阻止蒙古兵入城，残酷的拉锯战持续长达七月之久，围城的蒙古军软硬兼施，采取多种手段和战术依然无法入城，其主要原因是攻城的蒙古军内部，亦即朮赤和察合台关系不睦，进而导致指挥系统协调不畅，玉龙杰赤城被围7个月而未攻克，围城蒙古军伤亡惨重。拉施特记道：“蒙古军被花剌子模人杀死了许许多多，据说尸骨堆积如山，迄今还堆在花剌子模旧城四郊。”③〔波斯〕拉施特：《史集》（中译本，第1卷，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97页。
最后成吉思汗亲自下令由窝阔台全权指挥进攻，④《元朝秘史》里有段内容涉及此事，见同书汉文本，续集卷1，第258页。巴托尔德根据资料分析，认为主要是朮赤意欲该城日后并入其领地时能够继续保持繁华富庶，所以一直同其弟争吵，不让采取武力手段解决。见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中译本，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92页。攻城战局才出现根本扭转。但是城中防守军民依然不屈不挠，同进攻的蒙古军展开街巷争夺战，场面极为惨烈，以蒙古军伤亡为例，仅仅为了占领横跨该城的一座大桥，蒙古人就为之付出3000人的牺牲。⑤〔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7页。玉龙杰赤城居民也为之付出了沉重代价，拉施特书中详细记录这场战争的惨烈场面，战火劫掠后的玉龙杰赤城，这座“曾经是斗士的中心，淑女的汇集地，福运曾降临其门，鸾凤曾以它为巢，现在则变成豺狼的邸宅，枭鸢出没之处，屋宇内的欢乐消失殆尽，城堡一片凄凉，园林如此凋落。”⑥〔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8页。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玉龙杰赤城等地成赤家族的封地。
5.花剌子模国寿终正寝
蒙古大军攻打花剌子模国都城玉龙杰赤城之役最激烈的时候，眼见胜券在握，成吉思汗携幼子拖雷率领另一支部队离开玉龙杰赤城，转向南部直奔阿姆河上游地区。一方面拓展汗国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则清除花剌子模新主——摩诃末之子扎兰丁及其余众，扎兰丁当时实际上仍控制着河中的不少地区。花剌子模政权的存在依然对蒙古主政的中亚区域权威构成严重威胁。
蒙古大军在成吉思汗的亲领之下，途经渴石（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沙赫里夏勃慈）、那黑沙不（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卡尔希），行抵阿姆河岸边重镇——忒儿迷，成吉思汗在蒙古侍臣劝降守城士卒遭拒之后，经过11天激烈的战斗，蒙古军攻占忒儿迷。守城军民悉为所杀，无一获免。①〔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0页。攻占忒儿迷城后，蒙古大军顺阿姆河而上，又先后武力占据了巴达哈商、巴里黑、塔里寒诸城，因为沿途皆遭到各地居民不同程度的顽强抵抗，致使成吉思汗对此均采取屠杀市民、毁坏城郭的野蛮策略，例如志费尼书中记载，巴里黑城中居民实际上自动降服，并无反抗，成吉思汗已经接受投降，但是旋即背信弃义，下令屠城，导致该城一片废墟，直到伊本·巴图塔时代，该城依然未及恢复。
扎兰丁离开都城玉龙杰赤城后，途经呼罗珊等地，逃往其最初的封邑驻地——哥疾宁。成吉思汗闻讯令其子拖雷率领军队沿途围追堵截，但扎兰丁联合各地军民冲破封锁，数次重创蒙古军队，历经你沙不儿等地，终抵达哥疾宁。经过同当地各种势力的协调，共筑抗击蒙古军的联盟，并在一个名叫巴鲁弯的地方出击进攻的蒙古军队，胜之，失利后的蒙古军复调集3-4万人反击，双方于此鏖战两天，最后扎兰丁所率军队依然大获全胜。这次战役使蒙古军遭受最严重的损失，受此战役鼓舞，中亚一些被蒙古军占据的地方居民不堪压迫，纷纷举起叛旗，捕杀蒙古留居各地的军政官员。②〔俄〕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中译本，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99页。但是在随后的时间中，由于扎兰丁没有稳妥地处理好同当地部族首领的关系，加上内讧不断，削弱了抵抗蒙古军的军事实力。
1221年底，蒙古大军抵近哥疾宁附近地区，扎兰丁闻讯弃城逃亡在外，蒙古军不战而克哥疾宁，窝阔台奉其父之命进占哥疾宁城后，除了工匠留下外，余皆被杀。③〔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6～164页。《史集》中所记史实大体一致，只是细节方面略有差异。见拉施特《史集》（中译本，第1卷，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06～308页。
是年11月24日，蒙古军与扎兰丁部众在印度河畔相遇，当时扎兰丁的意图是渡过印度河后继续同蒙古军队周旋，但是受到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虽然历经恶战，中间少有余胜，扎兰丁部众仍旧分崩离析，此时在印度河两侧集结着双方近十万兵力。扎兰丁起初获胜，但是后来战役不顺，一再溃逃在外。在扎兰丁7—8岁的儿子被俘杀后。遂愤而命人将自己的母亲、父亲、妻子及其他妾都投入河中，避免为蒙古军队俘虏受辱。自己带领残余渡河退向东岸。④〔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2～159页。《史集》中所记史实大体一致，只是细节方面略有差异。见拉施特《史集》（中译本，第1卷，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99～310页。在随后的数年里，成吉思汗先后派遣其子和蒙古将领在兴都库什山和印度河附近清剿扎兰丁残余，但一直未觅及扎兰丁的踪影。整个夏季，成吉思汗一直驻扎在被蒙古人称作“八鲁弯”的一个草原上。⑤〔波斯〕拉施特：《史集》（中译本，第1卷，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09页。1222年春天，中原地区道教首领丘处机数经辗转，从中原地区奉命西行抵达中亚地区的撒马尔罕等地，并乘船渡过苏尔汗河与阿姆河，最后于5月16日到达成吉思汗八鲁弯的行宫，双方就长生不老的问题进行了畅谈。⑥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侯仁之审核本，中国旅游出版社，1988年。之后，成吉思汗在大军护送下，渡过阿姆河，进驻撒马尔罕城过冬。1223年春继续东行，过锡尔河，在此与察合台、窝阔台诸子相会。应该是在次年于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度过夏天，1225年返回蒙古斡耳朵。⑦《元朝秘史》第264节。正如有人研究后所指出的：“成吉思汗离开西方时，还不曾彻底征服西方诸国，全面建立起蒙古的统治；
但在河中与花剌子模，从1223年起，已不复有人尚敢反抗蒙古人的号令。”⑧〔俄〕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中译本，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14页。
成吉思汗的西征活动具有明显的军事扩张性质，给西域和中亚等地民众和经济社会造成极大破坏。其深层的原因应该从草原游牧文明和定居农耕文明的对立、隔阂及冲突方面进行审视评论。①李治安：《元史十八讲》，中华书局，2014年，第25页。受成吉思汗西征成果之鼓舞，成吉思汗子孙们尔后继续进行了两次重大西征活动，将蒙古控制范围又向西延伸了许多，并藉此形成了数个汗国，例如阿姆河上游、兴都库什山以南地区成为察合台汗国的领土，而巴里黑以西呼罗珊诸地则进入伊利汗国版图。成吉思汗西征及其“黄金家族”遗裔后代创建的属民封地，以及由此建立的汗国疆域，形成庞大的蒙古汗国向西延伸其统治范围的组成部分，扫清了东西交通大道上的此疆彼界，削平了阻碍经济文化交流的堡垒要塞，使东西方间的交往交流更为便利频繁，不仅对世界史，也对之后天山南北诸地历史的演进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②韩儒林：《论成吉思汗》，《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
成吉思汗和蒙古汗国时期几位蒙古汗对西域各地的军政管理措施是在其征讨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特别是成吉思汗时期推行的若干治理西域方略与后来元朝诸汗对天山南北各地经营格局的形成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它真实具体地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西域广大地域的管辖统治，应是汉代以后历代中央王朝对天山南北各地进行管辖治理的延续和发展。
西域地区幅员辽阔，地理复杂，民族众多，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文化生态各异。针对这种特殊区情，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大军进入之后，根据其政治统治的实际需求，结合蒙古族游牧传统特征，因势利导，因俗施治，设置了名目繁多、内涵各异的管理机构和官吏，采用比较灵活的军政管理模式对西域地区进行军政管辖治理。这些军政体制奠定了之后元朝统治者治理西域方略的基础。
成吉思汗创建的蒙古国的政治体系实质上是一种君主专制和氏族公产的统一。一方面，成吉思汗将蒙古从一松散的部族社会改组为严密的国家，并配备以铁的纪律，组成以他本人为君主的蒙古汗国；
另一方面，蒙古传统理念，蒙古汗国的属民和土地隶属于成吉思汗家族——黄金氏族（Altan urugh）的共同财产，且人人有份，大家共享。诚如《元典章》中所记载：“太祖皇帝初建国时，哥哥弟弟每商量定，取天下了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③《元典章》卷9，《吏部》三，《改正投下达鲁花赤》。志费尼记载得更为具体：“虽然形式上权力和帝国归于一人，即归于被推举为汗的人，然而实际上所有儿子、孙子、叔伯都分享权力和财富。”④〔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下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5页。
这种观念缘于蒙古人传统的经济和生产活动，因为对广大蒙古人而言，畜牧和狩猎是他们最重要的经济形式，畜群既是生产资料，同样也是生活资料，每一个牧人都不能没有牧地和狩猎场。所以，蒙古人中的分子（忽必）是由一定数量的游牧民和牧地两部分所构成的。这种特殊的经济社会特征必然导致蒙古人在政治军事上的分封制。
据史料记载，成吉思汗早在西征之前就已根据情况划分了诸子和兄弟们的封地和分子。志费尼书中称：“当王罕被解决，蒙古各部或出于自愿，或出于被迫，都听命于他（指成吉思汗），服从他的指挥，这时他便把蒙古、乃蛮各部和各族，连同所有的军队，全分给这四个儿子；
对其余诸幼子及他的兄弟族人，他也各赐与一部分军队。”①〔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下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4页。成吉思汗灭乃蛮在灭克烈王罕之后，所以其分封之事当在灭乃蛮塔阳汗之后。参见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0页。
除了对属民的分配，成吉思汗之后又将所占据的牧场和土地进行了分配。《元朝秘史》曾详录当时成吉思汗分封诸子民户的基本情况。②《元朝秘史》第242节。参见李治安：《元史十八讲》，中华书局，2014年，第20页。根据文中记载，是时成吉思汗将其诸弟（合撒儿、合赤温、铁木哥斡赤斤、别勒古台）封授东边，今东北及内蒙古的大兴安岭一带区域，称“东道诸王”；
封其长后孛儿帖夫人所生四个年长的儿子，即朮赤、察合台、窝阔台封授阿尔泰山以西，合称“西道诸王”。③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3页。幼子拖雷封地靠东一些，继承管领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蒙古语，意为“宫帐”）和中央兀鲁思所属千户。相关文献中曾详细记录了诸子们所辖的属民分地范围，例如《元朝秘史》中记录了分封的情况：“成吉思汗合罕札儿里黑做着：母行、儿子每行、弟们行百姓分着与咱么道。与时兀鲁思（百姓）收拾辛苦了的每，母有也者，子每的我的长子拙赤有也者，弟每的我的最小斡惕赤斤有也着说着：母行斡惕赤斤〔行？〕忽必（分子）等万百姓与了。母嫌少着，不曾作声了。拙赤行九千每百姓与了；
察阿歹行八千每百姓与了；
斡歌歹行五千每百姓与了；
脱雷行五千每百姓与了；
合撒儿行四千每百姓与了；
阿勒赤歹二千每百姓与了；
别勒古台行一千每百姓与了。”④《元朝秘史》第242节。
《史集》中对此记载甚详，但是成吉思汗分给诸子的分封数量同《元朝秘史》有一定出入，例如书中记录，成吉思汗分给长子朮赤共计四位异密及四千军队，分给第二子察合台的军队有四千人；
分给第三子窝阔台的军队也是四千人。⑤〔波斯〕拉施特：《史集》（中译本，第1卷，第2分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75～378页。从拉施特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这里所述的年代或许比前者略晚些，如讲到察合台统辖的军队时称“察合台及其如今与都哇在一起的诸子的基本军队是这四千人，〔后来〕由于人口繁殖，人数增加，〔此外，后来〕可能还增加了一些非蒙古族的其他族部落。”⑥据研究，察合台在内地也有封地，例如他曾在太原的封地收缴贡赋，征召人口。参见党宝海：《察合台史事四题——卒年、驻地、汉民与投下》，《西域研究》2019年第3期。当时窝阔台的军队也有同类情况，大概因为时间差，所以两种史料依据的恐非同一时代的文献。至于分封的属地以及距离范围，志费尼书中对此记载的比较具体：“成吉思汗时期，国土变得十分广阔，他赐给每人一份驻地，他们称之为禹儿惕（yurt）。于是，他把契丹境内的土地分给他的兄弟斡赤斤那颜及几个孙子。从海押立和花剌子模地区，伸延到萨哈辛及不里阿耳的边境、向那个方向尽鞑靼马蹄所及之地，他赐给长子朮赤。察合台受封的领域，从畏兀儿地起，至撒麻耳干和不花剌止，他的居住地在阿力麻里境内的忽牙思（今巩乃斯）。”⑦〔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5页。同书另一地方记载：“（察合台）和他的军队的营地从别失八里扩展到撒麻耳干。”据美国学者爱尔森（Thomas T Allson）研究，该书波斯文原意是：“他和诸子的军队的营地从别失八里之边扩展到撒麻耳干”。参见爱尔森：《13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畏兀儿》，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49页。
与此同时，“皇太子窝阔台的都城，当其父统治时期，是他在叶密立（今额敏）和霍博（今和布克赛尔）的禹儿惕；
但是，他登基后，把都城迁回他们在契丹和畏兀儿地之间的本土，并把自己的其他封地赐给他的儿子贵由；
……拖雷的领地与之邻近，这个地方确实是他们帝国的中心，犹如圆中心一样。”⑧〔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5～46页。
由此可知，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领地，亦即所谓“汗国的中心”，实即蒙古的本土，此即蒙古族传统习俗“幼子守产”制度，如此一来，“成吉思汗的禹儿惕、大帐、〔财产〕、帑藏〔家室〕、异密、那可儿、近卫军和直属军队都在他的统辖之下。因为自古以来，蒙古人有这样一种习俗：还在活着之时，就把自己的年长的儿子们分出去，给予他们〔财产〕〔牲畜〕和〔羊群〕，其余的东西则归幼子所属。并且他被称为‘斡惕赤斤’，即与火和家灶有关系的一个儿子，以表示他是家屋的根本。”①〔波斯〕拉施特：《史集》（中译本，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96～197页。在拉施特书中另外还有一段重要的记录明确地说明了成吉思汗此举的真实意图：“成吉思汗也曾有意把合罕尊号和帝位传给他，让他做大位的继承者，但是后来他说：‘由你来担任掌管我的禹儿惕、大帐、军队和帑藏的职务，对你更好一些，你可以更安心一些，因为你将拥有许多军队，你的儿子们将比其他宗王们更为独立和强大。’大概因为他看到他们对权力有愿望和行动，所以不禁想到，结局将是合罕尊号和帝位归于他们所有，这一点正如后来大家亲眼所见。”②〔波斯〕拉施特：《史集》（中译本，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97页。
拖雷继承其父执掌的大部分军队，以及其实际权力的增强，都对于其子后来夺得蒙古大汗权位奠定了基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成吉思汗亡后，合罕的位子虽然由窝阔台继承，但拖雷的实际势力却比他大得多。这就埋下了后来汗位从窝阔台系转移到拖雷系的种因。③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93页。
长子朮赤的封地，《史集》在另一处记载的或许更为详尽些：“成吉思汗把也儿的石河和阿勒泰山一带的一切地区和兀鲁思以及四周的冬、夏牧地都赐给了朮赤汗管理，并颁降了一道务必遵命事行的诏敕，命令朮赤汗将钦察草原诸地区以及那边的各国征服并入他的领地。他的禹儿惕在也儿的石河地区，那里为其京都所在地。”④〔波斯〕拉施特：《史集》（中译本，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39～140页。
朮赤的管辖地后来为其后裔统领中亚、西亚广大区域奠定了基础。察合台的封地应主要分布在天山北部的伊犁河谷一带地区，志费尼在另一处交代道：“他（察合台）的驻地和军队的驻地，从别失八里扩展到撒麻耳干，适合帝王居住的美丽富饶的地方。春夏两季，他在阿力麻里和忽牙思驻跸，此地在那些季节中好像伊剌木园。他在该地区筑有聚集水禽的大水塘（他们称之为库尔）。他还兴修了一座叫作忽都鲁的城镇。秋冬两季他在亦剌河（今伊犁河）岸的（篾鲁疾克）度过。”⑤〔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21页。嗣后察合台后代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察合台汗国。⑥《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中有“察合台汗国”定义:“元朝西北宗藩国，统治中亚地区的蒙古汗国，成吉思汗次子所建。”见同书第1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刘迎胜先生《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中称：“察合台汗国由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封地发展而来，……察合台汗国从金末成吉思汗建国时出现，到元末陷入分裂而衰落下去，存在约一个半世纪。察合台汗国史是元朝历史的组成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见同书第2～3页。
叶密立（今额敏）和霍博（今和布克赛尔）一带的草原地带封给三子窝阔台，包括今喀拉额尔齐斯河及阿尔泰山一部分的原乃蛮部游牧地区，其汗帐置于叶密立和霍博之地（今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窝阔台后来去世后没有按照传统葬在起辇谷，而是葬在距离也儿的石河和阿尔泰山附近的“也客温都尔”，基于这里是他的封地。⑦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94页。
成吉思汗诸子后来藉此分别建立了各自的兀鲁思。后人将这些蒙古大汗后裔及其所管辖的封地称为“西北宗藩”或“西北宗王”。蒙古宗王对自己封地政事有一定裁决权，但是，作为蒙古大汗的藩属地，各封地宗王之承嗣仍由大汗委派任免，亦即“边藩诸王以大汗为宗王，大汗视镇边诸王为藩臣”。①〔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21页。有关研究参见陈得芝主编：《中国通史·中古时期·元时期》（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52、572页。并且这些封地仍然是由大汗任命的长官来管治，这些蒙古宗王只限于封得一定数量的赋入而已。②王治来：《中亚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41页。
对于西域东部畏兀儿亦都护政权境（今吐鲁番市、吉木萨尔县一带），以及最先归附蒙古的伊犁河谷的哈剌鲁各部的管辖治理模式则是另外一种情景。高昌畏兀儿亦都护政权和活动在伊犁河谷等地的哈剌鲁诸部本来就有一套自身的管理体制，所以成吉思汗对这些主动归附的西域诸部采取政治联姻、赐封爵号的方式，亦即赐皇室宫女下嫁诸王以示其地为大汗封地，维护旧体制，且不派专人督理的政策，例如畏兀儿亦都护政权归属蒙古之初，畏兀儿亦都护因享有“第五子”的优遇，使“与诸皇子约为兄弟，宠异冠于诸国，”③〔元〕赵孟頫：《全公神道碑铭》，《松雪斋文集》卷7。俨然为蒙古大汗直辖封地。而驻扎海牙立的哈剌鲁人酋长阿儿思兰汗和伊犁地区的哈剌鲁首领昔格纳黑的斤都分别享有蒙古大汗驸马的荣耀。这些归属蒙古的西域诸部作为蒙古汗国的附属部属，曾受蒙古汗指令派遣部众西征，并立下汗马功劳。例如高昌畏兀儿地区，从归属后就享有作为蒙古大汗属臣的诸多权利和义务，从相关资料记载知道其权利大致包括：（1）亦都护王族世袭地位，但是即位者必须得到蒙古大汗的首肯和委封；
（2）亦都护拥有按照本部原有习惯法管理其域内事务的权力，如《元典章》中规定的所谓“畏兀儿田地里，从在先传留下底各自体例有来。”④《元典章》卷3《礼部·畏吾儿丧事体例》。当然，享有权利，同时意味着也要承担义务。首先，畏兀儿亦都护及部众作为蒙古大汗的探马赤军，随时都必须应对出征讨伐的任务：亦都护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刚被招抚，便受命率领其部众随从“者必（哲别）、那演（诺颜）征罕勉力锁潭、回回诸国，”后又“从帝征你沙卜里，征河西，皆有大功”。⑤〔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22《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中华书局，1976年。其次，缴纳赋税、朝贡方物也是其职责。蒙古汗国、元朝政府对于畏兀儿地区的这种管理体制从蒙古统治西域之初，一直沿袭到畏兀儿亦都护政权王室东迁甘肃永昌之前。
西域各地，以及中亚阿姆河以北的农耕绿洲和城镇地带，亦即所谓“城郭诸国”和中亚农业定居区域则由蒙古汗国大汗遣派官员直接进行管理。这些地区和城镇应是从高昌畏兀儿地到阿姆河沿岸诸城镇——火州、别失八里、忽炭、可失哈耳、阿力麻里、海押立、撒麻耳干和不花剌等⑥韩儒林等著：《元朝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7页。爱尔森：《13世纪的元朝和吐鲁番畏兀儿》（英文），载《中国及其周边》，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49页。。《通制条格》及《元史·地理志》等汉籍史书中记述的所谓二十四城，除两座划属察合台外，其余也当在元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之下。
蒙古大军西征过程中，随着天山南北西域各地的相继归附，蒙古大汗在这些地区先后推行“达鲁花赤”制度，按其机构名称和性质与蒙古大汗在其他地区建立的基本一致。“达鲁花赤”，蒙古语音译（daruqaci），意即“镇守者”，它是官名，此官职是蒙古所占的地方和官衙中最高监治长官，事实上是一个监管地方官府衙门官员。其职能“籍户口，收赋税，签发兵丁”⑦亦邻真：“达鲁花赤”，载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第25页。叶子奇《草木子》三下记载：“元路州县各立长官曰达鲁花赤，掌印信以总—府—县之治，……达鲁花赤犹华言荷包上压口捺子也，亦犹古言总辖之比。”一般官衙之长官均呼为达鲁花赤。见《郑天挺元史讲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49页。，权限极大。该官职早在成吉思汗时期就已设置。就已知文献披露，蒙古汗国时期在西域地区设立的最早的“达鲁花赤”是在阿力麻里城。1221年，中原道教首领丘处机奉敕西觐成吉思汗，途经阿力麻里城，据记载，他在那里就受到“铺速满（穆斯林异称）国王暨蒙古‘塔剌忽只’领诸部人来迎”的款待①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侯仁之审校本，中国旅游出版社，1988年，第76页。。此处“塔剌忽只”即“达鲁花赤”之异称，是时阿力麻里城已在蒙古“达鲁花赤”管辖之下可见一斑。两年后，蒙古大汗复在别失八里诸地设置“达鲁花赤”以示其军政管理。《元史·太祖本纪》载：1223年夏，（成吉思汗）“避暑八鲁湾，皇子朮赤、察合台、窝阔台及八剌之兵来会，遂定西域诸城，置达鲁花赤治之”②〔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太祖纪》，中华书局，1976年。。《元史·石抹也先传》记载：“（詹德纳—石抹也先兄）后亦弃金官来归，为别失八里达鲁花赤”。③〔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50《石抹也先传》，中华书局，1976年。所以“别失八里达鲁花赤”的官职一直沿用到忽必烈至元五年（1269）④是年五月，蒙古统治者方“罢诸路女真、契丹、汉人为达鲁花赤者，回回、畏兀、乃蛮、唐兀儿仍旧”即是一个证明，见《元史》卷6《世祖纪》三。。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东还，途经独山城（今木垒县），封畏兀儿人月朵失野讷为该地“达鲁花赤”，同时掌都督印章，以表彰他及其父哈喇亦哈赤北鲁对开发当地社会经济之贡献⑤〔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24《哈喇亦哈赤北鲁传》，中华书局，1976年。。由此可知，随着蒙古大汗对天山南北各地的政治统一，也将蒙古人的传统管理体系推广到西域地区。
成吉思汗在西域，包括今天的中亚广大区域普遍设官镇守，除了上面所转引的资料外，而后随着蒙古军西征的进展，“达鲁花赤”这种管理模式也进入到中亚一带区域。例如成吉思汗在西征途中，就任命其四杰之一的赤老温的孙子察剌为业里城（今阿富汗赫拉特）的达鲁花赤。⑥黄缙：《明威将军管军上千户所达鲁花赤逊都台公墓志铭》，《金花集》卷35，四部丛刊初编，第361页。据史书记载，成吉思汗征服西域中亚各地后，“一如众望所归，这些州邑的权柄，归诸大丞相牙老瓦赤及其孝顺儿子麻速忽比有才干的掌握中。因他们公正治理，他们恢复了该地的损毁。……牙老瓦赤废除了扯里克和签军的强制兵役，及种种临时赋税的负担、摊派。”⑦〔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译本，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4页。
由此可见，成吉思汗时代对于统辖之下的西域各地及中亚农耕和城镇地区的直接监管完全出于满足蒙古贵族经济方面的需求，这些地区产生的赋税收入应是其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之一，它事关元朝统治之根本。所以，所谓宗王封地的实际控制权显然还是掌握在蒙古大汗手中。并且自此历任蒙古大汗皆沿袭继承，均不放弃。
然而，成吉思汗创制且为其后代承袭不断在西域草原牧区与农耕区分别推行的这种双重管理体制，尽管初期对于调整缓解蒙古统治阶层间的冲突，以及稳定西域地区社会秩序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它同时也助长了蒙古西北藩王们政治上的离心倾向。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成吉思汗死后，不断出现的蒙古宗室内“西北藩王”之乱便同这种双重管理体制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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