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加南
提 要：
在衢州出土的史绳祖夫妇墓志， 由于严重残损而一直未被学界充分认知。
事实上， 两方墓志的用语， 或明显导向蜀中儒士的著作， 或刻意在连续四句中营造与四书分别关联的语境， 而两方墓志间的比照， 更揭示了蜀中理学在浙江“在地化” 的失败而隐晦于历史图景背后的内因。
虽然墓志文直接反映的线索局限于墓主个体， 但若将视野放置在文本背后遣词造句所参考的阅读图谱之上， 往往能揭示更为宏观的议题。
尽管墓志文进入学界视域是因其作为史料所具备的关键性地位［1］， 但正如萧婷所揭示的那样， 墓志文更应该是一种反映政治变迁与道德取向的书写作品， “某些部分甚至并非客观信实”［2］。
本文尝试循此方向进行进一步探寻， 检视墓志文在遣词造句中所参考的书籍文献， 及其中所反映的认同变迁。
近来蔡涵墨在对宋代史料的考察中提出“文本考古学” （Archaeology of the Text） 的理念， 笔者希望从实例入手深化这一路径， 来说明墓志文并非仅是冰冷客观的史料， 亦是被植入撰写者观念，并能反映思想取向的一种意识辐辏。
史绳祖夫妇的两方墓志于1974 年在浙江衢州出土， 由于残损严重而一直未被充分关注。
两者中刻写较早者为史绳祖所撰《有宋归齐郡宜人杨氏圹志》 （简称“《杨氏圹志》”）， 较晚者则是史孝祥为其父史绳祖撰写的墓志［3］。
笔者的初衷在于还原阙字， 不意也在此过程中发现：
两方墓志的用语， 或明显导向蜀中儒士的著作， 或刻意在连续四句中营造与四书分别关联的语境。
进一步地， 两方墓志自身之间也构成一组对比， 揭示两方墓志的差异， 有助于我们寻求蜀中理学在浙江“在地化” 失败而隐晦于历史图景背后的内因。
既有研究业已详细描绘宋季蜀人外迁并将蜀学散播至浙东的过程， 然而却不免从结果回溯过去， 乐观地探讨蜀中史学在两浙的成功扎根［4］， 却未注意到蜀中理学在浙江所受的挫折。
虽然地方史导向在近来的研究中逐渐兴盛， 但对于地方学术间的竞合问题， 相关研究仍非蔚然可观。
本文选择从两种学术传统间的交互切入， 思考地方文化的彼此影响， 而不愿执着于对一地学术的静态探寻。
并且以蜀学、 浙学间消耗性转化的一面切入， 也将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蜀中学术促成浙东学派兴起这一经典结论。
在史绳祖所撰《杨氏圹志》 中， 随处可见颇具文人气息的书面化用语。
许多拗口用语的出现并非史绳祖一人的首创， 而是有所借鉴。
借鉴的来源除了一些经典文本中的用语外， 几乎全是蜀中学者的言论。
比如开头形容杨氏的“幼有淑质” 一语， 便是因承自同为蜀人的范祖禹所做《故蔡国长公主追封记》［5］。
并且， 频频借鉴蜀中先贤著作的迹象， 在墓志的开头还尚未完全显诸史绳祖的笔端。
（一） 对战争的记述
根据约翰·基根对军事史书写范式的研究， “正如士兵不会在阅读书本中学习如何战斗， 军事史家也不会在观看战斗中学习如何书写战争”［6］。
史绳祖恰恰也是这么一个例子， 在书写战争时往往选择从已有文本中寻找借鉴：
淳祐初， 余参蜀梱军事。
虏寇江， 制置使遁去， 诿余以舟师。
护帑藏于□州之湖江。
贼瞷知， 拥万骑夹岸而逼。
重汹怖欲入山， 君曰：
四面皆贼， 上岸死， 不如战而死也。
余壮其言， 携君及儿登第一舟， 与贼搏， 败之， 万〔赖〕以全。
既而， 新梱忌， 媢没其功， 人或余屈。
君曰：
全生不辱命， 足矣。
余守郡， 例册得盐万斤， 义不欲受， 将归之有司。
君曰：
蜀阃□□□， 盍捐以养士乎？ 余从之。
这一段落中至少存在三处独特而具含地方色彩的偏僻用语， 共同描绘出史绳祖在书写中所借鉴的文本。
第一处偏僻用语“瞷知” 在史绳祖以前， 只为绳祖业师、同为蜀人的魏了翁所使用， 且在《鹤山集》 中反复出现。
“第一舟” 作为第二处偏僻用语， 来源于与史绳祖同为眉州人的蜀学代表苏轼所做《送钱婺州纯老》 诗中的“桃花汴水半河流， 已作南行第一舟”［7］。
最后一处生僻用语“盍捐以”， 源自同为宋季徙浙蜀人， 又是魏了翁弟子的高斯得所写的《永州续惠仓记》 中“食饥之后，犹有余粟， 盍捐以助我乎”［8］。
上述三个生僻而又引人注意的用词， 均是直接导向了史绳祖学术渊源中深刻的蜀学背景。
尽管史绳祖在南宋初年辗转移居浙江， 但蜀中学风的影响在著作中仍旧不曾褪去。
（二） “蜀有翟难”
在展开下一步讨论前， 我们也不应忽视史绳祖夫妻两方墓志共有的一条关键线索， 也即“蜀有翟难”：
蜀有翟难， 徙名数于浙。
（ 《史绳祖墓志》）
蜀有狄难， 君之考既没， 君又嫠处。
（ 《杨氏圹志》）
两方墓志都将“蜀有翟（狄） 难” 作为标志来特意书写， 凸显此事件对当时士人的深刻影响。
与前文讨论过的构词一样， “蜀有翟（狄） 难” 一词也并非史绳祖首创， 而是在蜀中先贤的论述中存有渊源。
首先是史绳祖的业师魏了翁， 同样在为他人撰写的墓志铭中， 提到“蜀有狄难， 势张甚， 制阃下令弃阶、 成、 和、 凤、 天水五郡”［9］。
此外是在巴川人阳枋的著作《字溪集》 的附录《系年录》 中， 通过第三视角叙述阳氏生平， 写到“蜀有翟难， 公与弟全父、 侄存子举家避地夜郎”［10］。魏了翁、 阳枋与苏轼、 高斯得一样， 都是蜀学的代表性人物。
尤其是魏了翁， 两次成为墓志文本的征引来源。
（三） 蜀学谱系
上文对于墓志铭书写中参考来源的分析， 导向一群特定的学术团体。
而这些学者背后所代表的学术根源， 隐约指向一幅属于蜀学自身的理学图谱， 值得我们做出更深刻的追问。
在刘壎对史绳祖的称颂中， 提到“益州自蚕丛而后， 于今几年；
临卭从鹤山以来， 惟公再见”［11］， 将史绳祖视作魏了翁以后的蜀学继承人。
同样在《学斋占毕》 中， 史绳祖回忆其讨论“日月随天左旋” 一句时， 曾“援引张横渠、朱文公、 魏鹤山之言”［12］。
如今重拾旧题且对学术史突出回顾， 事实上也显示了史绳祖期许自己去继承张载、 朱熹到魏了翁的未完之业。
绍继蜀中理学的期许并非局限于史绳祖一人身上。
比如前文提及的高斯得， 在《宝庆府濂溪书堂记》 中追溯“邵熙郡学之祠， 文公朱先生记之。
邵定改建之祠，公之季父鹤山先生记之”［13］， 而高氏自己承担的， 则是继朱熹、 魏了翁之后第三位为该祠做记的角色。
高斯得之弟， 在其书斋内魏了翁题写的匾额毁于元军战火后，也认为“再题而阐其义， 舍兄其谁”［14］， 希望高斯得在元军入侵的战乱背景下， 在蜀学内部承担起继承魏了翁之后的理学领袖角色。
上面的例子共同描绘出一幅从张载、 朱熹、 魏了翁， 再到史绳祖与高斯得的传承图景， 共显示蜀中学士即使在寓居两浙之时， 也仍秉承着继承理学之四川谱系的使命。
（一） 史绳祖对于蜀学的引用
史绳祖的学生郭囦在《学斋占毕跋》 中， 对史绳祖同乡业师魏了翁只字不提，却将史绳祖与朱熹相联系：
先生学紫阳者也……即是书而求先生之心， 因先生而求紫阳之心［15］。
这一关注焦点的转移十分不合情理。
一方面， 史绳祖在《学斋占毕》 中很少提及朱熹， 但反复提到魏了翁学术观点对自己的影响；
另一方面， 魏了翁的棺椁在嘉熙元年下葬时， 众望所归而为之撰写神道碑的也正是史绳祖。
史绳祖与魏了翁之间的学术渊源明显胜过朱熹， 《宋元学案》 中将史绳祖列于《鹤山学案》 内的做法也一直为学界所认可。
而在《史绳祖墓志》 中， 更是直接透露了史绳祖的治学格局，有助于我们检视郭囦在跋文中所持观念的正确性：
蚤亲哲师， 自作元命。
揭洙□〔泗〕， 以底圣则。
穷神明之奥， 以渫其赜；
探事物之理， 以致其知；
玩阴阳之变， 以研其几；
溯圣贤之归， 以充其诣。
著书立言， 劬身徇道， 秦汉以后之学不道也。
晚著《周易古经传〔断〕》 一书，发三古四圣人之心， 钩玄测灵， 潜乎义先。
〔考先〕 生著述， 有《学斋类稿》六十卷， 《孝经集解》 十卷， 《易断》 三十卷， 《占毕》 五卷， 《讲义》 十卷，《经史发□》 □卷， 中庸、 九经《要义》、 《洙泗论孝》 各一卷， 《奏议》 两卷，皆行于世。
这段叙述中的许多内容都导向魏了翁， 首先是“蚤亲哲师”， 只能指史绳祖幼年在蜀中便接触到的著名学者魏了翁。
其次是仅为一卷的《九经要义》， 这一简小的篇幅显示此作品应当是魏了翁领衔所著《九经要义》 百卷中史绳祖参与撰写的部分， 或者是这一部分的草稿。
最后， 《洙泗论孝》 一书由魏了翁作题并提供朱熹的著作作为资料来帮助史绳祖的研究。
（二） 史绳祖后人对于蜀学的回避
种种迹象表明魏了翁是史绳祖学术生涯中不可略去的角色。
因而， 郭囦跋文中对史绳祖与朱熹而非与魏了翁学术理念上关联性的极度强调， 只能解释为郭囦自己意图抹去业师身上的蜀学色彩， 并将其师承私淑到新安朱氏。
事实上这一抹去蜀学印迹的做法， 在绳祖后人史孝祥所撰《史绳祖墓志》 的收尾段落中也有案可稽：
□□若先生〔者〕， 可谓笃志强〔学〕， 守〔于〕 善道者矣。
天未〔丧〕于斯文， 则诵其书， 求其心， 后来者犹 〔不能悟〕 也， 而 〔其〕 孤何足以知之。
这一段话在去掉补缺字之时显得极其平常， 但当我们从经典中寻找残句来源并对空白之处尽可能一一补缺之后， 却发现除却开首的“笃志强〔学〕” 出自北宋名儒杨时“世人多不自己求之， 以质夫之笃志强学” 一句之外［16］， 在之后的叙述高潮中， 里面的词句分别指向《四书》 或其注释中的一部。
指向《中庸》、 《论语》 与《孟子》 的三处痕迹相对明显。
“守〔于〕 善道” 源自孔颖达对《中庸》 中“膺” 字的注解：
“膺， 谓胸膺， 言奉持守于善道， 弗敢弃失。”［17］而“天未〔衷〕 于斯文” 则更直接地取自《论语·子罕》 中的语句“天之未丧斯文也， 匡人其如予何”［18］。
至于“诵其书， 求其心” 一语， 在遣词造句上明显是参照了《孟子·万章下》 中“颂其诗， 读其书” 这一表述。
指向《大学》 的线索相对隐晦。
在与史绳祖业师魏了翁齐名的真德秀所著《大学衍义》 中， 有“后来者犹甘心而不悟”［19］一句， 与墓志文中“后来者犹〔不能悟〕 也” 一语存在关联。
《史绳祖墓志》 末尾一段的词句分别指向《四书》 或其注释中的一部， 同时择取真德秀而非魏了翁的注解， 这与《杨氏圹志》 中高频率引用蜀中学者理学论述的文风形成鲜明对比。
这一现象仅是一个缩影， 其最终影响则更为深远， 几乎改变了蜀中后学对于理学之四川谱系的书写。
比如阳昂在对其从父阳枋学术渊源的书写中，认为“考亭之后， 有度（正）、（渊）。
由度、而来， 我叔父字溪（阳枋） 一人而已”［20］， 将这一四川谱系的源头与朱熹相攀附。
而在后人对牟子才师承的书写中，也于魏了翁之外特意强调牟子才与朱熹的间接师承关系。
前文所提及的郭囦， 也将史绳祖的师承源流与朱熹而非与魏了翁衔接。
简言之， 作为在迁徙地上成长起来的蜀学后人， 史绳祖的学生与后代都竭力掩饰甚或抹去其师承中的蜀中元素， 他们所征引的理学言论中也已经看不到蜀学的印迹。
从《杨氏圹志》 到《史绳祖墓志》 的书写转变， 也恰恰反映了蜀学内部学术认同不断动摇甚至被遗弃的历程。
人们都应承认并接受的事实是， 许多迁往两浙的蜀中士族， 起初都同时带来了经、 史两种传统。
就史绳祖自身而言， 其对理学问题深有研究， 同时在其存世笔记《学斋占毕》 中也能见到大量笔墨， 从碑刻、 铜镜等入手考证史实。
自谦不能继朱熹、 魏了翁之理学的高斯得， 对编年史学也用力颇深， 撰有《徽宗长编》 《孝宗系年要录》 等著作。
作为徙浙蜀士后代的牟应龙对理学颇有造诣， 与其家人相互“以义理相切磨， 于诸经皆有成说”， 但又同时“长于叙事”［21］且因其母为李心传外孙女而又从蜀中编年史学传统中继承颇多［22］。
但为何最终蜀中史学在浙东学术上留下了深刻印迹， 而蜀中理学则被抛弃并遗忘？
首先， 原因在于蜀学后继团体内部反对理学空疏的风气。
比如跟随长辈自蜀来杭并在元廷参修实录的邓文原， 直言“谈空说性者多矣， 史传无所启口也”［23］， 认为史学是能用以纠正理学不足的迫切选择。
自蜀中而来的迁徙人士因为遭受更严重的离乱， 更重视对过往历史的记载， 且对仅能“谈空说性” 但无法实用的理学颇为失望。
而两浙当地的学术风气则恰属史学空虚， 理学中兴。
这一环境使得蜀中史学在两浙遇上了亟待开垦的荒地， 而蜀系理学则在自身衰微的同时又遇上了当地固有理学传统的强烈抵制。
其次， 蜀系理学在两浙没有像史学那样找到发扬者， 也是促使其被遗忘的一个重要因素。
牟应龙为其史学技艺在两浙找到了优秀的继承者。
黄溍“拜于床下， 而辱赠以言”［24］， 柳贯也往牟应龙处“悉受其说”［25］。
这一交接形成了从蜀中史家李心传， 到徙浙蜀士后代牟应龙， 再到浙东学者黄溍、 柳贯的完整传承系统。
蜀中编年史学的传统在两浙人士中找到了继承者， 得到了呼应， 因而作为一种互相关联的结构性力量推动了当地学术的改变。
相反， 蜀系理学在与浙学的磨合过程中并未找到合适的接受与继承对象， 使得蜀系理学在两浙的传承局限于蜀中士族内部， 有如一种孤立的点式影响， 无法对当地学术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最后， 徙浙蜀士的聚居传统， 更使得蜀系理学在新地域的传承步履维艰。
蜀籍理学家张， 其父张瀛在蜀中遭兵乱之时即是和姻亲“监丞黎公出蜀寓浙”［26］。
在出川时人们多是由于避免遭袭而聚集行走， 但在定居之时， 这种聚集现象仍未有削减。
比如梓州吴泳与眉山史家王偁的后裔王浚仲“避蜀难” 而“同侨居吴兴”［27］，晚年寓居湖州的蜀人程公许， 其“族姻奔东南者多依公许以居”［28］。
这种现象限制了徙浙蜀士与当地学者的交流， 也无疑限制了两种地方学术间的互动。
李心传及其两位兄弟为我们提供了解释该问题的极佳案例。
李心传于蜀乱之后在湖州建立新居， 同时带来了高斯得与牟子才这两位蜀人作为修史的协助， 这种聚集效应使得蜀中史学在两浙迅速产出著作成果并影响浙东史学。
但在理学方面， 尽管李心传在《道命录》 中抵制并试图纠正黄干等人对朱熹的圣贤化塑构， 宋史中的评论更是直言“其作吴猎、 项安世《传》， 褒贬有愧秉笔之旨。
盖其志常重川蜀，而薄东南之士云”。
但是其兄弟李性传与李道传则热衷于《朱子语录》 的编辑， 而没有坚持维系蜀中自身的理学谱系。
这种反差也使得我们不难理解为何蜀中史学在浙江成功的同时蜀中理学则日益衰微。
当然， 在这一过程中， 蜀中的移民士族对理学的信念也并非完全消亡， 而是逐渐融入史学当中。
比如徙居吴兴的成都人宇文公谅， 在对《资治通鉴》 残稿的跋文中， 认为司马光“诚笃忠厚气象， 凛然见于心画之表”， 用史学家的名数操守来解释其史篇得以流传并获得成功的原因。
这种对史著的考量标准已经与李心传所处的编年体盛行时代存在极大反差。
诸如此类， 是清代理学衰微、 史学兴盛的前期萌芽中隐含的内在动力。
总之， 史绳祖一辈的学者因为受学于蜀中， 带有在两浙居住多年仍无法抹去的蜀学印迹。
而其后辈史孝祥一代， 则因希望融入东部主流理学传统， 有意无意地抹去其身上的蜀学色彩。
蜀学对浙学的影响， 并非如学者仅从史学面向上所观察到的那样一帆风顺， 尤其是在理学面向上， 几经竞合与挫折。
尽管近来地方史的研究取向兴起， 但对于地方学术传统间的动态交互， 仍视之为巧合联系而少有探讨。
事实上， 这些各自呈线性、 “没有直接的关系” 的观念， 也仍会如铜山西崩、 洛钟东应般产生呼应［29］。
若要从呼应过程中寻找一条共有的准则， 那无疑是地方传统的逐渐去个性化。仅以墓志文本身而言， 史绳祖的《杨氏圹志》 从题名的拟定开始便四处标新立异，没有遵循传统撰志者“妇女之志以夫爵冠之……若子著名则以子爵冠之” 的基本法则。
接下来更是一律以言论为线索展开， 贯穿其中的是五个“君曰”、 一个“君怡然曰” 与一个“语其子曰”， 这种叙述方式不见于其他墓志文本， 与《杨氏圹志》前无序、 后无铭的独特结构交相映衬。
最后， 还将离世时间具体到时辰， 而置“书生卒止书某年某月某日不书某时” 的传统于不顾。
但史孝祥在构思《史绳祖墓志》 时， 以死亡日期、 葬地信息构成中规中矩的开头之后， 更是几乎照搬了韩愈撰写墓志文“先叙姓字三代， 次履历， 而以妻子居后” 的经典笔法。
仅见的改动是在对史绳祖父辈的书写中， 特别提到了配偶信息。但这无法挽回《史绳祖墓志》 在全文结构上的非原创与复制性， 以及史绳祖文字中的独特风格在其后辈身上已然消失匿迹的事实。
如前文所论及的那样， 与之同时在蜀中后人身上消逝的， 还有理学论述中的蜀中印迹， 阅读蜀中先贤著述的意愿， 以及绍继理学之蜀中谱系的使命感。
学界对文本塑形史的考察， 也即蔡涵墨所归纳的“文本考古学”， 往往从文本间性出发， 着眼于不同史料对于同一史实记载的互异性［30］。
然而问题在于， 史绳祖事迹仅见于墓志这一处史料， 完全不存在平行史料。
事实上， 书写某一具体战役的文本或许仅见一处， 但书写战争的文本则四处可寻， 而这些都可以作为平行文本来比照研究。
因为书写者每一处笔墨的采择与润色都受到其自身阅读圈的深刻影响，而这一阅读圈不仅反映了其借鉴对象， 更是无声透露了书写者的学术交游、 师承背景， 甚至是终其一生的学术认同。
注释
［1］ Valerie， H.， “Inscriptions：
Historical Sources for the Song”，Bulletin of Song-Yuan Studies， 1987， 19，pp.17-25；
黄宽重：
《宋代研究的重要史料——以大陆地区出土宋人墓志资料为例》， 《新史学》 1998 年第2 期；
王德毅：
《宋人墓志铭的史料价值》， 《东吴历史学报》 2004 年第12 期。
［2］ Angela S. ， “A Buried Past：
The Tomb Inscription and Official Biographies of Wang Chuzhi”，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2009， 52 （1）， p.50.
［3］ 衢州市文管会：
《浙江衙州市南宋墓出土器物》， 《考古》 1983 年第11 期；
衢州市博物馆：
《衢州墓志碑刻集录》，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6。
后者因残损严重而不见题名， 下文根据惯例称《史绳祖墓志》。
［4］ 《蒙文通文集》， 巴蜀书社， 1995， 卷三， 第320 ～322、 411 ～412、 415 ～416、 472 ～473 页；
刘咸炘：《推十书》，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9， 甲辑， 第1 册， 第386 页， 以及丙辑， 第2 册， 第512 页；
吴怀祺：
《宋代的地区性史学的特征的形成和浙东史学、 蜀中史学》， 载氏著《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宋辽金卷》， 黄山书社， 2002， 第378 ～390 页。
［5］ （宋） 范祖禹：
《太史范公文集》， 载四川大学古籍所编《宋集珍本丛刊》， 第24 册， 线装书局，2004 （影印休宁汪氏藏摛藻堂钞本）， 第479 页（卷五十三， 叶三背）。
［6］ John， K. ，The Face of Battle：A Study of Agincourt，Waterloo，and the Somme， N.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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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苏轼集》， 中华书局， 1990， 《樊城集》 卷三， 第49 页。
［8］ （宋） 高斯得：
《耻堂存稿》， 卷四， 中华书局， 1985， 第75 页。
［9］ （宋） 魏了翁：
《渠阳集》 卷十八《大理少卿直宝谟阁杨公墓志铭》， 岳麓书社， 2012， 第285 页。
［10］ （宋） 阳枋：
《字溪集》 卷十二《系年录》， 《四库全书珍本初集》 集部别集类， 商务印书馆， 1935，叶九背。
［11］ （宋） 刘壎：
《通史提举》， 载李修生主编《全元文》，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第10 集， 第248 页。
［12］ （宋） 史绳祖：
《学斋占毕》， 载《百川学海》 （民国十六年武进陶氏据宋咸淳本景刊）， 第2 册， 甲集二， 卷三《日随天左旋》， 叶一正。
［13］ （宋） 高斯得：
《耻堂存稿》， 卷四， 第69 页。
［14］ （宋） 高斯得：
《耻堂存稿》， 卷四， 第84 ～85 页。
［15］ （宋） 郭囦：
《学斋占毕跋》， 载史绳祖著《学斋占毕》， 卷四， 叶十七背。
［16］ （宋） 杨时：
《答练质夫》， 载氏著《杨龟山集》， 商务印书馆， 1937， 第67 页。
［17］ （东汉） 郑玄注， （唐） 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第1427 页。
［18］ （魏） 何晏等注， （宋） 邢昺疏《论语注疏》，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第113 页。
［19］ （宋） 真德秀：
《大学衍义》 （影印北京图书馆藏元刻本）， 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1， 卷十三， 第402 ～403 页。
［20］ （宋） 阳昂：
《跋易正说》， 载曾枣庄、 刘琳主编《全宋文》，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册349， 第469 页。
［21］ （明） 宋濂等：
《元史》 卷一百九十《牟应龙传》， 中华书局， 1976， 第4338 页。
［22］ 《虞集全集》 下册《牟伯成先生墓碑铭》，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7， 第879 页。
［23］ （元） 邓文原：
《巴西文集》 册四《通鉴音释质疑序》， 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藏本（不分卷），叶七十二背。
［24］ 《黄溍全集》 上册《龙山牟先生文集序》，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8， 第230 页。
［25］ 《宋濂全集》 卷七十六《柳贯行状》，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册四， 第1840 ～1841 页。
［26］ （元） 吴澄：
《故文林郎东平路儒学教授张君墓碣铭》， 载李修生主编《全元文》， 第15 集， 第498 页。
［27］ （宋） 吴泳：
《鹤林集》 卷三十四《王立言墓志铭》， 《四库全书珍本初集》 集部别集类， 第16 册，叶十九正。
［28］ （元） 脱脱等：
《宋史》 卷四百一十五《程公许传》， 中华书局， 1977， 第12459 页。
［29］ 王汎森：
《思想史研究经验谈》， 载许纪霖、 刘擎主编《何谓现代， 谁之中国？ ——现代中国的再阐释》，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第52 ～55 页。
［30］ 蔡涵墨：
《曹勋与“太祖誓约” 的传说》， 《中国史研究》 2016 年第4 期；
Charles， H. ， “A Textual History of Cai Jing"s Biography in the Songshi”， In Patrica Buckley Ebrey and Maggie Bickford （eds.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p.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