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新
内容摘要：在空间转向思潮、媒介技术快速迭代和元宇宙概念横空出世的多重影响下，出版实践正发生空间转向，该转向对出版理论和实践建构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从历史的维度梳理和解构出版空间实践，认为技术促进了出版生产的空间优化，网络拓展了出版关系的空间延伸，以及平台实现了出版权力的空间赋权。出版活动的空间转向对于出版的影响是全局性的，它将推动出版理论创新和实践革新。
关键词：出版空间；
空间转向；
出版生产；
出版关系；
出版权力
DOI：10.3969/j.issn.2095-0330.2023.02.011
2016年，结合了虚拟与现实场景的PokemonGo 风靡全球；
2018年，解谜书《谜宫·如意琳琅图籍》销售额达8 000万元；
2021年，刘媛媛在图书直播中单场带货达7 000万元。出版产业伴随着科技进步正经历深刻的变化，从实体图书向虚实图书融合，从固定空间向移动空间发展，从实体营销向虚拟营销跃迁，所有实践都指向出版领域的“空间”，空间成为出版生产营销富有想象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出版研究对这些现象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但鲜有学者从空间视角给予关注。
空间作为研究对象，很早就被界定为地理学科的范畴，社会学科将空间一直视为静态的历史背景。直到20世纪以列斐伏尔、福柯、索亚、苏贾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出现，他们把空间作为人类社会生产实践的产物，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空洞的“容器”。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创造了日益丰富的物理空间和人的精神世界，这些新的社会空间不仅促进了社会的生产和扩张，也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索亚认为，一种再度兴起的、结合空间性的清晰想象的批判性视角，开始给历史和社会研究注入思想与阐释的新模式。空间理论的勃兴成为当代哲学研究的热点领域，同时它也深刻地影响到人类学、文学、社会学、传播学等领域，这些领域也纷纷将空间视为问题探究的新视角。正如迪尔认为，后现代就是空间化的文化。
作为空间对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空间，至今还未有学者对其进行界定，本文根据列斐伏尔对空间领域的划分，尝试从出版视角将出版空间划分为三个领域：第一空间是可被感知的，是出版活动所创造的具体内容，表现为媒介的具象化，如图书、期刊、数字内容等；
第二空间是出版活动的逻辑-认识论，以抽象思维为主，表现为对出版领域的理念、规律、法则的空间操作；
第三空间是出版的实践空间，是以第二空间为指导的出版活动，如出版内容的生产、营销、服务及阅读。第三空间是主体在出版空间中的具体实践以及由这种实践活动所编织、创造出来的具有理性意识的空间，既反映日常出版，同时又充满着主体间的关系，这亦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随着元宇宙概念的持续升温，虚拟空间被科技界人士认为是人类的第二人生，虚实结合的空间必将成为人类未来生产生活的主流方式。VR/AR/MR 等扩展现实技术将推动人类社会迈进高度智能化与实时交互的沉浸传播时代。面对空间化进程的加速，传统出版的“在场”“实在”不断被“在线”“虚拟”等形式所替代，丰富、动态、个性的出版空间已初显端倪。尤其是移动媒介在出版中的广泛应用，以及出版形态的多样化，更是加快了出版活动中各种社会关系空间构建的进程。媒介的空间发展为出版开辟了新的产业路径，各种新产业生态随之而生，既繁荣了出版业，也促进了出版空间的升级。正如喻国明所指出的：人类社会的一切媒介，本质上是其社会关系的隐喻，它构造了社会，而其任何意义上的变化与迭代，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引发和促进社会的变革与迭代。因此，穿透媒介的空间属性，以空间视角解析出版转型中所出现的各种现象和活动，才能更好地诠释和理解当下出版变革。本文以空间理论最具代表性的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和福柯的空间规训思想为指导，尝试从历史的维度厘清出版空间与出版生产、出版关系及出版权力的图景；
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宏观的社会学理论与出版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提升出版实践理论的内在逻辑性与阐释力。
一、出版生产的空间转向：技术的促进与革新
列裴伏尔认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
每一种社会、每一类生产模式都会有独特的空间。工厂、商店、住宅、高速公路、飞机场、地铁等建筑被合理地布局，人类在特定的空间中进行生产并由此基于主体经验的协调又作用于空间改造，即通过改变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在空间中的分布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提升，进而实现社会空间的重构。空间的生产会对技术、知识的革新所促成的生产力的飞跃做出一种反应，如果这种趋势演进到了它的极限，或者更好一些——克服它自身的局限性，那么，最终必然会引发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蒸汽机的发明使机器代替了人工，新的工业生产方式推动了原有城市的扩张和新工业城市的兴起；
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的发展奠定了生产自动化的基础，以机器为主的生产方式不仅使生产效率显著提高，而且使产业群形成，促进了新的产业空间的形成。不同的生产方式都有它独有的生产空间，从一种生产方式转向另外一种生产方式必然会需要新的空间生产。
出版技术的演进是推进出版生产的核心动因。不同时代的出版技术不仅改变了宏观的出版形态，也改变了具体的出版产品形态，从而深层次地影响乃至决定出版的空间生产方式。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成为“大规模一致性重复”的机械印刷工业的开端，自此出版物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以前一本书需要一个人100天抄完，通过印刷机可以一天完成100本。技术的革新颠覆了“修道院缮写室”的出版体系，生产空间从偏居一隅的小作坊跃迁到机器厂房，这不仅打破了居所与生产场所的一体化，而且出版业开始出现明显的行业分工，形成了以书为职业的出版商人、以写作为生的作者、专司印刷的企业以及售卖图书的企业。产业分工一方面是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协调，另一方面也直接提高了生产效率。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扩大（例如開垦新的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出版产业在15世纪的欧洲已蓬勃发展，200个城市里已有1 100多家印刷铺子，生产了1 200万本书籍、35 000个版本。
19世纪电子技术的发明被认为是“可以缩小时空的第一种信息处理技术”。伴随着各类电声媒体的出现，广播、电视、电影等出版产业快速崛起。新型的出版媒介如磁带、唱片、光盘等迅速崛起，它们以信息表达丰富、记录保存时间长久、传播速度快以及受众面广的特点被广泛应用于出版各领域。据《世界CD-ROM指南》报道，1996年全世界电子出版商达1万家以上，生产了约1.3万种光盘出版物，光盘读物超过80亿张。技术的进步降低了用户获取信息的技术门槛，只要他们有听和看的能力，就可以方便使用各类电子媒介。用户需求的扩大进一步推动出版生产力的发展，出版生产在技术、人才、资本的共振下形成了新的产业空间。该空间的生产特征是将生产过程分散到具有不同优势的地区，确保产业链每个阶段需要的劳动力相对單一，同时通过电子通信联系整合为一体，以提高出版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形成诸如原料生产的珠三角产业群、创意生产的好莱坞影视产业群和伦敦文化创意产业群等。
20世纪互联网的出现及数字技术的发展成为出版产业最富挑战、最具活力的技术。各种类型的文本、图像、声音、视频等内容都可以无差别地转换成数字形式在网络上传播，信息传递速度达到即时发生、同步到达的程度。地球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空间距离不复存在。出版形态随之演化，电子图书、数据库出版物、网络地图、网络游戏、手机出版物等产品类型层出不穷，被激发的市场需求不断促进产业的发展。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2020—2021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逆势上扬，全年收入超万亿元规模。数字出版打破了传统出版的分工和布局，涌现的各类数字阅读平台、听书平台、网络游戏平台等在商业功能上与传统出版企业相似，但在产业链上又有所区别，诞生的内容制作商、下游分发商以及硬件供应商从不同空间维度为用户提供出版服务，如自出版的服务平台、“硬件+内容”的出版模式、当当的网上书店、图书直播营销模式等都在不同程度解构传统出版所需要的物质生产空间并赋予出版新的虚拟生产业态。
出版的数字化通过重置物理空间的各个生产要素构筑了出版的新的生产活动。正如邓伯军认为，数字技术正在改变当代资本主义的存在样态，凭借数字技术，资本形态从实体资本转化为数字资本，数字资本成为继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之后的第三种支配性资本样态。数字技术所支撑的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组织互动等各种流动与作为生产实践的物质支持空间形成了新的生产架构。传统出版由在绝对空间中顺序生产的流程演化为在虚实空间中共时生产，地理空间不再是出版企业生产要考虑的首要条件，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快速流通，撬动了工业时代出版中心城市的布局，推动了出版空间生产的优化。
其一，数字空间的出现打破了出版者必须在中心城市的地位，构造了超越时空界限的内容生产网络。作者、编辑开始转向远程的数字节点，生产趋向不同空间场域的即时协作，推动出版的弹性生产。作者、编辑借助各类网络论坛、数字媒体平台的互动就能读取、研判和预测用户的需求，这就弱化了与线下不同区域读者交流的不平衡性，增加了内容生产的确定性，祛除了传统出版单向的生产中心。
其二，数字技术推动了出版空间生产的区域转移，通过智能监控每个生产环节，促进生产各要素的优化，提高空间资源的生产效率。新一轮空间生产集聚点由生产成本较高的地区转向成本较低的地区，这不仅使外围区域获得赋能，突破中心区域对出版生产要素的绝对垄断性，而且深化了外围区域与中心区域的协作。如2019年，《读库》的仓储中心由北京搬到了1 129公里处的江苏南通，通过建立智能分拣系统，《读库》库房成为国内出版业最先进、高标准、智能化的库房，从而提升了企业的发展动力。
其三，营销场所从固定的实体空间转向了流动的网络空间。通过线上书店、媒体平台的营销，以新华书店为代表的传统图书销售的地理限制被消除了，线下店面辐射的区域限制以及数量种类的限制亦被突破，出版营销由城市集聚转向数字空间的集聚，当当、淘宝、抖音等平台成为图书销售的主渠道。在2020年全国图书销售码洋中，线上渠道销售码洋约767亿元，远超实体书店的销售码洋204亿元。
二、出版关系的空间转向 ：网络的延伸与拓展
列裴伏尔认为，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会生产出自身的空间。社会空间包含着生产关系和再生产关系，并赋予这些关系以合适的场所。人类在进行社会实践时，空间从根本上制约着人们的经济活动，位置、环境、交通等因素影响着生产力的空间布局，进而赋予了参与者不同的地位、角色、分工等，他们在生产实践中形塑了各自的社会关系。在农业生产时代，以种植、圈养业为主的生产方式经济规模小、交通不便、条件简陋，人类生产活动被禁锢于稳定狭小的空间中，以地缘、血缘为纽带组织社会生产，形成了稳定的以家庭手工业为主的社会分工。在工业生产时代，机械技术的统一、交通的便利、商品交易的繁荣打破了相对封闭的空间社会，人类的生产活动在资本、技术的加持下形成了统一的集体生产。生产力的提升将人类局部的生产空间扩展到全球化，“无边界”世界市场同时将之前分散的、简单的分工变成了细致的、相互协作的、大规模的、同时性的复杂分工，正如哈维指出的：每个社会形态都以符合物质与社会再生产的需要为目的。空间生产既是空间生产主体凭借技术与空间发生的物质交换的生产力，又是空间生产主体以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为载体建构的生产关系。
出版的生产关系受制于不同时代的生产力，当出版的生产力出现扩展或溢出时，会无意识地产生适应出版需求的分工和服务，这是一种自发的市场行为，关系到出版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延伸。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使书籍由抄本时代进入印本时代，著作、编辑、复制的分工日益明晰。在图书雕刻之前就有编修、校读、抄录和刊刻等较细的分工，此外，图书交易中心与出版中心也开始分离。根据胡应麟的记载，在明代已形成三个刻书中心：浙江、江苏、福建；
交易中心有四地：北京、南京、苏州、杭州；
图书通过固定店铺、书摊、货担郎等形式进行销售，触角遍及大小城镇。至此，中国图书出版已形成完整的产业分工。空间生产的要素如技术、资本与人口、政治、经济、交通、人文环境等社会要素相互契合，产生了出版生产的聚合点，进而形成了相应的协同分工。
随着机械出版技术的发展，出版物的媒介载体更多了，传播的区域更广了，产业分工更精细了，但出版主体——作者、编辑、印刷和销售人员——的生产内容并没有因为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而发生质变，只是出版的数量提高了。根据丹尼斯·佩利和查尔斯·比洛奇的统计，从1500年至2000年左右，每年发表作品的作者从100人左右增加到约100万人，还不到总人口的0.01%。这表明数百年来，出版实践受制于物理空间，虽然区域扩大了，受众人口变多了，但出版生产关系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进而影响内容的生产。
始于网上图书销售的亚马逊公司成立于1995年，继而生产电子阅读器，搭建自出版平台，作者不再需要耗费时间与出版商联系，自己可直接上传内容，设定价格，即时出版。制約出版发展的各个物理空间和社会要素被瓦解，泛在的空间关系支撑出版如同涅槃重生焕发出新生机。21世纪之初出现了博客、社交网站、微博和媒体分享服务，发表作品的人数飙升到15亿，约占世界人口的20%。虚拟空间的建立摆脱了物理空间的束缚，就如同吉登斯提出的“脱域”概念一样，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也就是主体及其行为通过网络构建了社会交互的时空错位，他可以不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与特定的设备上进行生产，由此错时错位的生产产生了空间生产的重构。这在出版实践中表现为出版活动脱离了人与物及事件存在的特定生产空间，克服了必须直接相互触碰的空间限制。依托于网络，出版实践不再固定于狭窄的物理－社会空间中，同时生产关系突破了传统出版空间建构的约束，呈现出大量非地理性特征，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出版生产资料的虚实配置。作者、编辑、印刷企业等是出版生产所必需的要素。出版内容的数字化、运营的符号化、管理的数据化使出版企业的市场配置能力越来越强，各类生产要素从地方性的场景中被创造性地“挖出”，并以交错的片段不受具体时空限制地“再联结”，“内生”出抽象的、虚拟的空间，这也成为出版生产得以拓展的奥秘。出版编辑可以与任何区域的作者联系，安排最合适区域的印刷企业进行生产，委托网红团队进行营销，提供最快的线上服务。网络技术淡化了主体性界限，凭借高效的信息沟通和便利的交通物流，出版企业可以有效地扩展出版资源利用的深度和广度，从而降低能耗、物耗并节约空间。
其二，出版生产关系的协作平等。在传统出版中，由于空间的阻隔，预制了编辑、作者在用户中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表现为编辑、作者传达什么内容，用户只能选择接受与否。而进入网络环境后，信息获取的多途径改变了主客体关系，用户不仅可以通过各类渠道反馈他们的意见，同时亦能即时与编辑、作者进行平等对话，相互探讨故事的走向或者选择知识的深度、广度，进而影响出版内容。正如波斯特认为的：技术革新中最关键的并不是信息交换效率的提高，而是身份的构建方式。基于网络技术的各种交流方式有效提高了出版信息的沟通效率，进而使得编辑、作者能以低成本的方式与用户建立联系，共同交流创作，这种关系的重构，既是与网络环境的契合，同时也是出版效能的提升。
其三，出版交易模式的虚拟赋能。网络技术对出版的空间交易形成了强大推动作用，促进了出版市场运营效率的提升和规模的升级。各类数字内容作为实物资本、货币资本的映射而进行指征性交易与流通，使出版产品交易有了超越物理空间的可能，也使整个生产关系能从人与出版物、出版物与出版物、出版物与货币的直接变换关系中解脱出来，从而刺激出版资本、产品、衍生品的集中与周转，提高出版的运作效率。正如凯利所指出的：“网络逻辑已经塑造出了一些产品，而这些产品正在塑造着今天的商业。‘即时现金这种从ATM机里吐出来的东西，只有在网络环境才会出现。”这些建立在网络技术基础之上的新的交易模式，如B2C、B2B、C2C、C2M等从根本上颠覆了以往的出版交易活动必须面对面的空间结构，并成为出版主流交易方式。
三、出版权力的空间转向：平台的赋权与扩张
列裴伏尔认为“空间并不是一个被排除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之外的科学对象；
它始终具有政治性……空间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它是一个完全充满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自古以来，人类的社会实践就是不断地驯化自然空间的过程，城市、乡村、公路既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同时也深深烙上了各种意识形态。古代王朝的都城都是雄伟的，它是国家威权的象征，是一种权力符号，凸显王权的力量。城中的牌坊、街巷等标志性的建筑都是用来界定所居住的不同阶层的人群的，同时居住在城内的群体凭借城墙、城门等建筑，强化了其作为凌驾于乡村民众之上的“城里人”的优势。因而，空间成为权力的隐喻和象征，它的规划、设计、布局是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冲突所建构出来的，反映并塑造着权力的关系。正如福柯所认为的：现代社会是一个纪律社会，而空间成为权力运作的重要场所或媒介。
传统的出版空间经过长期的社会建构和形塑，被赋予了相对稳定的出版秩序，特别是经由权力的编织，出版无不体现了统治者的意志。世界上第一份报纸 《每日纪事》出现在公元前59年，它就是国家统治者政治意志主导的结果。当时罗马统治者尤里乌斯·恺撒为了削弱元老院的权力，下了一道命令：元老院议事和人民讨论的情况须每日汇编发布，发布的地点为罗马公开的广场，每个人都可以抄写下来进行再次传播。在中国唐朝出现的《开元杂报》、宋朝的《朝报》《邸报》等都是当时由官员将皇帝的谕旨、文武大臣的奏章及政事动态记录于上，供官员和上层阶级观看。同样，书籍也是官僚、贵族等统治精英人物才能拥有的产物。为了控制舆论、维护权威，历史上各国都有不同形式的对图书进行审查和管制的制度，焚书和禁书是主要的手段，如秦始皇、乾隆焚书事件，牛津大学焚毁弥尔顿、霍布斯等作者书籍的事件。随着机械印刷技术广泛传播，出版业迅速腾飞，它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与日俱增。为了防止出版物有违反现行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各国政府都实行内容事先审查或者事后审查制度，制定各类法律以规制出版物的内容，并由出版企业、印刷复制企业、发行企业等负责。
依靠平台经济快速崛起的互联网出版单位，如当当网、亚马逊、中文在线、阅文集团等，它们以用户的多元需求为核心，全面调动出版的产业链，提高出版市场的资源效率，成为新的出版经济体，从而对传统出版价值链产生颠覆性影响，并形成独占优势，催生出新的权力效应。这种平台权力表现为平台拥有者对参与主体、资源、信息、交易、数据等要素的掌握能力，它是将市场凝聚之后而形成的一种垄断性权力。不同于国家政府法定授予出版企业的权力，平台的权力是在企业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下的前提下，通过与平台用户之间的契约条款，掌握用户的信息，实现对用户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权力。早期互联网出版公司仅能提供图书信息、网络文学等服务，随着资本和技术的加持，平台逐步打造了“策、采、编、发”的整个产业生态。对海量用户的历史数据和实时动态数据进行分析，能为用户提供各种个性化出版内容和服务，从而强化用户黏性。借助于用户数据的优势，平台在向传统出版领域渗透或者开辟新的出版内容时，就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如亚马逊平台在2000年左右成为全美最大的网上书店后，继而在2007年推出Kindle电子书阅读器、2014年推出自助出版平台、2015年开设线下实体书店，均获得成功。在这里，空间和时间被抽离或“虚化”，它脱开了传统出版的地域阻碍，呈现出一种超越现实物理地点的因果关系的全新社会。由此，基于网络平台的发表权、定价权等诸多方面都与传统出版不同，并形成显著的权力行使特点，主要表现为：
其一，降低发表权的门槛。由于版面有限，传统出版的运作流程就如同一个巨大的沙漏，将从四面八方汇聚而至的各类内容进行分类整理压缩，然后将它们线性地挤入出版这个狭窄的“漏口”，最后由此散播给众多用户。编辑则是“漏口”的把关人，内容是否发表将由他们决定。而在网络空间中，平台所做的工作是将不合规的内容过滤而不是挑选。对于网络传播结构而言，内容过滤是一种质量更高、效果更好的筛选技术。网络平台只是汇聚众多内容，然后让用户选择内容，并把受欢迎的内容推荐给其他用户。它所实现的功能是“巧指路”而不是“严把关”。此时，平台与作者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一方面，平台为了吸引作者，会下放一定的收益权力，以刺激他们创作内容的积极性和参与热情。如阅文平台上的创作者内容收益分成达50%，远高于传统出版业的6%～15%，而且作者通过版权转授所获得的收益也高于传统出版业。同时，平台也会为作者提供各类免费的创作配套服务，如作品的发表空间、与用户互动的交流环境以及写作工具、审读、各类创作资讯等方面的服务，以帮助他们拥有更低的创作门槛、更好的创作环境。另一方面，平台为了获得更多的流量和收益，会通过排行榜、阅读量、点击率等方式引导作者跟风创作受市场欢迎的题材，这就造成大量的同质化内容快速发表。根据《2021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网络文学同质化、模式化仍然严重，“三俗”现象仍时有发生，不良亚文化、畸形审美等错误倾向时有浮现，“战神文”“豪婿文”“多宝文”等存在大量荒腔走板的内容。
其二，自主定价权的提升。影响企业定价的因素主要有四个，分别是资源、技术、品牌和供应链。在传统出版产业链中，出版社占据了出版资源和品牌优势，无疑成为定价的主导者，图书制作完成后标上的定价是不可更改的。作者、出版社、印刷厂、发行商等将按照协定的模式进行分成。但这种模式的最大弊端是价格体系僵硬、流通系统固化，容易造成库存积压。互联网出版公司利用流量优势能够直接掌握供应链端，通过分析用户的喜好数据，利用直播、广告、论坛、排行榜等引领出版消费潮流，并为用户设计多种价格优惠，如低折扣、特价书、包月优惠、免费阅读、付费拓展等。多种定价模式的开启，有效激活了下沉市场，成为刺激出版市场快速发展的新力量。根据2020年出版行业发展现状分析研究报告，中国的图书零售市场总规模已由2015年的624亿元持续增长到2019年的1 022.7亿元。
四、展望：出版空间实践研究前景
时间和空间一直是人类研究社会的基本维度，出版活动天然地与时空有密切关联。然而，在传统的出版研究中，空间仅被作为出版活动的背景，而不是独立存在的主要因素。空间转向是将出版活动置于更加宏大、深刻的社会实践中，这不是单纯的变换研究视角，也不是简单地拓展研究领域，这是将出版从工具性、操作性层面解放出来，融入多元学科的对话中，摆脱被其他学科边缘化或替代的命运，这对出版学的影响无疑是全局性和革命性的。清华教授陈劲认为，虚拟现实在这个空间的范围和扩展性比传统的物理空间或者人际空间更大。赛博空间的出现为经济和社会活动提供了虚拟现实仿真模拟的可能，加快了以信息生產、分配、使用为基础的知识经济和创意产业的发展。毫无疑问，出版空间的构建发展为出版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找到了新路径和生长点。在《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中提到要健全现代出版市场体系、提高出版治理能力与管理水平、推动出版业高水平走出去等，都涉及出版空间生产、营销、传播等，这不仅愈加彰显了空间在出版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对出版空间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随着出版高质量发展理念深入推广，元宇宙出版迎面袭来，空间领域的出版元素越来越凸显。出版的学界和业界需要更加关注出版的空间转向研究。其一，需要建立出版空间理论的逻辑起点、核心概念和价值观点等，从出版空间的范畴、原理、规律等方面进行理论体系的凝练和创新，形成具有时代高度的理论场。其二，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出版空间的生产业态，包括生产要素的布局、资本在产业中的运作、权力运行的分配机制、产品载体的新形态、内容表达的新形式、营销场景的新体验、个性服务的新路径等。进而在巩固出版学自身学科的传统上，更多地融入多元学科的视角，这将是出版理论创新和实践革新的契机之一。
（作者系南通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技术系书记，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注释
① 索亚.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M].李均，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9.
② 迪尔.后现代都市状况[M].李小科，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73.
③⑥⑦ 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M].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58-59，40，151.
④ 喻国明，耿晓梦.何以“元宇宙”：媒介化社会的未来生态图景[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44.
⑤ 喻国明.未来媒介的进化逻辑：“人的连接”的迭代、重组与升维——从“场景时代”到“元宇宙”再到“心世界”的未来[J].新闻界，2021（10）：
54.
⑧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
⑨?? 匡导球.中国出版技术的历史变迁[Ｍ].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3，136，22.
⑩ 蔡凯如.现代传播：用时间消灭空间[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0（6）：17.
? 《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最新发布[EB/O L].（2021-10-27）[2022-05-28].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4756267312975257&wfr=spider&for=pc.
? 邓伯军.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逻辑批判[J].社会科学，2020（8）：23.
? 2021年中国图书出版行业市场规模及行业发展前景分析[E B/O L].（2021-07-02）[2022-05-28].https：//www.askci.com/news/chanye/20210702/1752321504830.shtml.
? 迪尔.后现代血统：从列斐伏尔到詹姆逊[M]//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87.
? 哈维.时空之间——关于地理学想象的反思[M]//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377.
??? 斯丹迪奇.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M].林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348，348，42.
?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0：18.
? 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M].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34-35.
? 凯利.失控[M].东西文库，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276.
? LEFEBVRE H，ENDERS M J，et al.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s ofspace[J].Antipode，1976（8）：30-37.
? 何雪松.空间、权力与知识：福柯的地理学转向[J].学海，2005（6）：46.
? 陈青鹤，王志鹏，涂景一，等.平台组织的权力生成与权力结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6（2）：126.
? 黄少化.论网络空间的社会特性[J].兰州大学学报，2003（3）：62.
? 阅文升级作家合约体系：让作家有更多选择权[EB/OL].（2020-06-03）[2022-06-10].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8463003651463968&wfr=spider&for=pc.
? 蓝皮书：去年中国网络文学同质化仍然严重，三俗现象时有发生[E B /OL].（2022-08-22）[2022-09-28].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1841993337392357&wfr=spider&for=pc.
? 2020年中国出版行业发展现状分析：数字化、智能化的结合[EB/O L].（2021-08-05）[2022-09-28].h t t p s：//b a i j i a h a o.b a i d u.c o m/s？id=1707218884930457634&wfr=spider&for=pc.
? 清华经管教授陈劲：赛博空间的建立为可持续发展找到了新路径[EB/OL].（2021-11-28）[2022-09-28].https：//news.caijingmobile.com/article/detail/448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