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德欣 向海凌 吴 非
[提要] 基于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的现实要求,本文基于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集,创新性地运用文本大数据识别手段刻画企业绿色转型,实证检验减税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和机制。实证结果发现,减税能够有效赋予企业绿色转型动能。异质性检验发现,减税对于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的绿色转型具有显著驱动作用。机制检验显示,减税能够有效改善企业内部财务状况、提振企业内外部预期、强化绿色创新动能,由此促进了企业的绿色转型。特别地,在地方政府更加关注绿色环保的情境中,针对企业的减税能够带来更大的绿色转型边际驱动力,并且展现出了较强的结构性优化趋向。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然而,伴随着经济增速的跃升,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所衍生的高能耗高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并对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乃至经济社会发展质量都产生了强烈的负面冲击。缓解生态环境过重负荷,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已经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紧迫性(张琦等,2019)[1]。在此情境下,唯有抓住全面绿色转型这个“牛鼻子”,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模式变革融入经济发展中长期规划,才能在新时代新阶段下切实赋能经济发展提质增效(Bu、Qiao、Liu,2020[2])。为此,中国政府出台了多项政策法规和纲领性文件(图1),以配合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方向的绿色转变。党的二十大鲜明强调,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其中首要的工作任务是“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更加突出关注实体经济的“转型”需求。其中,企业作为经济中最具有发展活力的微观结构主体,其绿色转型成功与否,是整个经济社会形态绿色转型成功的关键(吴非等,2022)[3]。应当说,探讨如何驱动微观结构主体的绿色转型,不但有助于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能对深入落实国家绿色发展理念大有裨益,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和研究意义。
回归中国现实语境,当前中国企业绿色转型仍存在诸多发展中的问题。首先,绿色转型的成功,不仅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以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设备更新迭代,更需要企业从制度层面加以变革,以适配绿色转型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需要。其次,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不完善形成的市场摩擦,使得绿色产品和服务的定价机制不尽完善,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有所不足(李青原等,2020[4])。最后,绿色转型多以绿色技术创新作为基础,而这类创新活动天然所具有的外部性特征,使得市场失灵问题广泛存在,这将导致企业的绿色创新转型动力低于应有均衡水平。从这个角度而言,仅依靠市场自发调节机制可能并不足以保证企业绿色转型进程顺利推进,充分发挥政府“有形的手”对转型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以克服市场失灵并提升企业绿色转型的经济效益就显得尤为必要。
图1 2015-2021年中国绿色发展重点政策梳理
从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来看,政府往往采用对实体企业减税的手段来激励其加快转型步伐。特别是,当前中国实体经济存在整体税负过重的问题(高培勇,2015[5]),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创新的主观能动性。因此,采用税收优惠政策来降低企业生产和经营负担,成为政府推动企业创新和转型的理性选择。近年来随着中国税收制度改革深化,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旨在加大对实体经济的税收减免力度,为企业提升发展质量构筑坚实的底座。那么,在当前推动经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税收减免政策是否卓有成效地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将不仅有助于充分发挥减税政策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而且也对切实增强中国经济的绿色发展底蕴大有裨益。
从现有文献来看,囿于绿色转型概念提出的时间尚短,相关的信息捕捉难度较大,鲜有学者对“减税-企业绿色转型”开展研究,因此本文只能从相关文献推断其中的内在影响及其可能机制。一方面,绿色转型需要企业加强绿色技术创新作为支撑,而减税有助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顺利开展(Guceri、Liu,2019[6])。这主要是因为,绿色技术创新需要较多的资源投入,且不确定性较高,而减税能够赋予企业更多的可使用资源(Castellacci、Lie,2015[7]),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为(绿色)技术创新奠定较好的资源基础(Coccia,2018[8])。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指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更多地受到其自身创新和风险偏好的影响(Gondim、Borini、Carneiro-da-Cunha,2017[9]),减税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和转型活动的影响并不明显。由此可见,当前学术界对此问题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有鉴于此,本文尝试构建“减税—企业绿色转型”的研究框架,从理论解读和实证分析切入,探讨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和内在影响机制,旨在基于中国现实语境回应减税政策的绿色经济绩效,实践中为提升减税政策有效性,助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和美丽中国建设。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在研究立意上,将减税与企业绿色转型联系起来,从微观结构主体的转型视角拓展了对税收工具效用的认识;在研究变量上,采用大数据文本识别手段,构建了上市企业绿色转型指标,为评估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新方案;在研究内容上,从减税的财务、预期和创新机制展开分析,为识别政府税收工具作用渠道机制提供新的实证分析框架;在研究拓展上,基于政府对环境生态的关注视角,探讨最大限度释放减税绿色驱动力的有效途径。
绿色创新和转型活动本身就具有较高的风险,且也需要企业持续投入较充沛的资源,因此无疑对企业的风险管理和资源配置都形成了较大的压力。特别是针对这类具有公共品性质的绿色转型活动往往会面临一定的市场失灵问题,因此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推动绿色转型可能并不足够(Jeroen、Van,2013[10]),亟需叠加政府的相关支持政策以更好驱动企业加快绿色转型。从理论研究层面来看,学者大多基于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转型的角度进行研究,指出政府相关政策(财政补贴、税收政策、产业政策)的实施,将有助于给予企业稳定向好的政策预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梅冬州等,2022[11]),并鼓励其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何邓娇等,2021[12]),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Bronzini、Piselli,2016;[13]郭炳南等,2022[14])。顺延上述理论逻辑,本文认为,减税政策的实施,理应会从企业财务状况、内外部预期和研发创新等维度,作用于企业绿色转型绩效。
(一)减税与企业财务状况
从融资约束视角来看,针对企业的减税行为会显著影响企业自身资源边界,企业在有限资源禀赋的条件下承担了较高的税负,往往意味着政府从中“攫取”了较多的资源,企业此时的发展战略会更加保守。如若实施减税政策,将能够有效降低企业负担的有效税率,使得企业能够留存更多的资金(马震,2019[15]),从而能够较大程度上缓解融资约束(Liu、Mao,2019[16]),并为转型升级活动积累更丰富的资源。更重要的是,减税政策下企业投资回报率随之上升,经营利润的改善使得金融机构更愿意给予绿色转型项目资金支持,从而使得绿色转型拥有更加良好的前景。从财务稳定视角来看,依循上述逻辑,减税政策实施能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企业并不需要囿于财务短绌而通过激进渠道“另辟蹊径”开展投融资活动(张继鸿等,2021[17]),自身的财务行为由此得以显著优化,也降低了扭曲财务行为对自身财务状况的不利干扰。由此,在一个较为稳定的财务状态下,一方面,企业能更好根据自身发展规划进行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将有更充沛和稳定的资金用于支持绿色创新和转型项目;另一方面,企业也无需为维系基本财务稳定而消耗更多的精力,在开展绿色转型项目时也有着更大的缓冲区间,从而为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有效的财务基础。
(二)减税与企业内外部预期
基于企业内部预期视角来看,作为国家扶持实体经济发展“工具箱”中的重要抓手,减税政策的实施能够较好地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困境乃至改善企业生产质效(李华等,2022[18])。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良好的财务基础是企业拥有积极预期的必要条件,在减税措施的支持下,企业经营管理者会对未来的发展前景持有更为乐观的态度,面对绿色转型活动也有着更大的主观能动性和“可试错空间”,从而为企业绿色转型进程加快打下了内部预期的基础条件。基于企业外部预期视角来看,当企业能够充分利用减税政策红利来显著改善自身状况,外部经济行为主体自然会给予企业较为积极的评估预期。易言之,外部新闻媒体对企业的负面报道将会相应同步减少(Chiang、Knight,2011[19]),这也会为长周期、高风险、高投入的绿色转型项目提供更加合意的外部舆论条件。确实,如若企业需要承受较为严格乃至负面的内外部环境压力,其将不得不把主要的精力用于关注日常的经营活动(发展导向则从锐意创新向稳定保守转变),这就难以为绿色转型活动的深度开展提供支持。由此不难发现,减税政策下企业内外部预期的显著改善,能够为绿色转型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使得企业能够在更加宽松的环境中加快绿色创新和转型。
(三)减税与企业研发创新
基于研发投入强度视角来看,减税政策的实施不仅着重于提升减税总量,而且也注重于提升减税质量,特别是在实践中的相应减税优惠正在延续“升级加码”的态势。其结果是,减税政策下企业研发项目所能取得的投资回报率将会高于传统的税务方式(肖春明,2021[20])。特别是,由于减税政策下研发项目的经济收益有效优化(Czarnitzki、Hanel、Rosa,2011[21]),这将有助于增强企业研发的内生性动力,从而激励其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显著提振企业研发动能(陈志勇等,2022[22])。基于绿色技术创新产出视角来看,减税政策的实施能够为企业切实减轻税负压力,较好地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赋予其更为稳健的财务状况,极大减少了企业的创新成本并为其留出了较为充足的创新资源积累空间(Mukherjee、Singh、Zaldokas,2017[23]),从而有效激活绿色技术创新产出潜能(刘诗源等,2020[24])。进一步地,企业绿色转型需要海量研发投入和丰富的绿色技术创新产出作为技术支撑,减税激励下企业能持续深化绿色研发创新,从而为绿色转型奠定较为坚实技术基础,较好地促进企业加快绿色转型进程。有鉴于此,本文提出待检验的核心假说。
假说:减税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转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减税-企业绿色转型”为分析目标,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为载体展开分析。其中企业微观财务数据源自国泰安数据库,上市企业年报文本信息则经由Python从巨潮资讯网中进行抓取。在获取数据后,本文还进行了如下数据清洗工作:第一,将具有金融属性的上市公司进行删节;第二,将ST、*ST、PT以及上市期间退市的上市公司进行删节;第三,将那些核心数据连续年度不满5年的上市公司进行删节;第四,对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1%和99%分位数的缩尾处理,并对所有连续型(非比值型)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
(二)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
企业绿色转型(GTS)。绿色转型对于单个企业而言,主要呈现于理念转型、制度转型和技术转型三个方面。首先,理念转型是根本,需要企业组织跳出短期利润最大化的桎梏,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维,从而形成企业在制度建设和生产技术的绿色化。其次,制度转型是保障,需要企业组织以相关环境政策为准绳,充分考量自身发展战略与生态环境间的相容度和契合点,构造企业业务的绿色绩效考核机制,从而引导和实现企业规章制度重塑的绿色化。最后,技术转型是手段,通过对绿色技术的引入和研发,增加绿色要素的投入,降低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污染水平,从而最终在实践层面顺利开展绿色转型。综上可得,企业的绿色转型是一场体系化的深刻变革,往往会从本质上改变企业的发展导向。而年报作为企业一年发展情形的总结与未来发展导向的指引(吴非等,2021[25]),必然也承载和蕴含了大量关于绿色转型的信息,具有较大的分析价值(姚加权等,2020[26])。
图2 企业绿色转型的核心词频导向图谱
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企业年报文本的解构和识别,从而构建标准化的变量来表征企业绿色转型水平(吴非等,2022[3])。其具体实施过程包含确立关键词库、文本识别和词频统计汇总三个步骤。第一,本文根据对前期文献的梳理,将绿色转型的概念设定为“制度”“执行”和“保障”三个维度。根据上述设定,本文对相关政策文件、行业报告与重要文献进行了人工检索,锁定了初步关键词;同时采用机器学习的方式,将同初步关键词相关系数较高的词汇也纳入关键词库,以弥补可能存在的遗漏,并由此构建完整的关键词库(详见图2)。第二,本文借助Python的分词功能,以关键词库为基准对企业年报进行全文检索与识别,并据此形成每个关键词的词频及同类关键词的词频总数(并基于“制度”、“执行”和“保障”三个维度采用Word2vec和Kmeans对前述特征词语进行聚类处理,最大限度减弱了人工分类造成的误差)。第三,考虑到企业年报文本的披露时滞问题,企业特定年份的年报往往在第二年年中进行写作、审核与披露,因此有着很高的概率会在其中穿插后续年度的发展状况与未来设想,这可能会导致数字化转型的特征词汇随着时间差异展现出变异可能,需要进一步弱化这类问题的存在。于此,本文采用滚动计算方式,统计出特定年份与其年后各1年的年报特定文本关键词词频,进行算数平均处理。第四,本文通过将计算“绿色转型”词频数与年报文本总词频数的占比,形成了表征企业绿色转型水平的强度指标(GTS)。
2.核心解释变量
企业有效税率(Tax)。理论而言,有效平均税率的计算通常分为前瞻性和后视性两种类别,其中前者往往用于反映税收水平对企业加大投资决策的激励程度且相对具有较好的外生性(刘诗源等,2020[24])。参照上述文献做法,本文使用前瞻性有效税率这一指标作为企业减税程度的(负向)代理变量,通过引入名义税率、名义利率、贴现率、税收优惠政策等要素进行有效测算(Devereux、Griffith,2003[27]),从而反映减税政策对于企业投资的影响,其具体的计算方式为
Tax=(R*-R)(1+i)/p=[(p-i)-R(1+i)]/p
(1)
R*=(p-i)/(1+i),R={(p+δ)(1+ξ)(1-τ)-[(1+ρ)-(1-δ)(1+ξ)](1-D)}ϒ/(1+ρ)+F
(2)
式中,p为投资回报率、r为名义利率、i则为实际利率,其通过i=(1+r)/(1+ξ)-1这一式子进行计算通货膨胀率、δ为固定资产折旧率,采用线性折旧法,10年为折旧年限,因此δ=0.1。τ为企业名义税率、ρ则为名义贴现率、D为单位投资税收抵免额的净现值,F为融资成本,三者具体计算方式可参考上述文献。
3.控制变量
本文在实证模型中还纳入如下变量,以控制可能出现的回归偏误,具体包括:企业总资产(LnAsset)、杠杆率(Lev)、年龄(Age)、日均换手率总股数(Turnover)、两职合一(Mega,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时取1,否则为0)、第一大股东股权集中度(First-hold)、净资产收益率(ROE)、QFII机构持股占比(QFII)、审计意见(Opin,审计单位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取0,否则为1)。
(三)模型设定
为检验减税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本文设定了如下模型开展识别检验:
GTSi,t=φ0+φ1Tax+∑βCVs+∑ϑYear+∑λInd+εi,t
(3)
模型中,GTS指代企业绿色转型;Tax表征企业减税的影响;CVs为控制变量集。为进一步吸收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本文还基于“行业(Ind)—时间(Year)”层面双向固定效应进行控制。
(一)基准回归
表1主要探讨减税之于企业绿色转型的核心基准关系。本文基于递进逻辑展开逐步检验,模型(1)中并没有纳入控制变量集,而模型(2)则进一步将相关的控制变量集考虑在内。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的因素,有效税率变量(L.Tax)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且都通过1%置信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较高的企业有效税率将显著抑制企业绿色转型。这意味着,如若实施积极的减税政策,将对企业绿色转型活动有显著裨益,这也为本文的核心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
表1 减税与企业绿色转型:基准回归
(二)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
本部分着重展开如下检验:第一,远期特征检验,考察减税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长期影响;第二,剔除部分样本,将全样本中特殊性较大的观测值进行删节;第三,内生性处理,采用工具变量法和双重差分模型展开识别;第四,安慰剂检验,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来排除随机性因素可能存在的影响。
1.远期特征检验
表2延长了变量之间传递的影响时间窗口,以观察在更长区间内基准结论的稳健性。在模型(1)-(3)中,本文对核心解释变量(Tax)分别滞后1-3期;而在模型(4)-(6)中,本文对被解释变量(GTS)分别进行前置1-3期,并重新展开检验。实证结果充分表明,上述变换不仅确证了基准结论的稳健性(6个模型系数皆显著为负),而且凸显了减税政策对于企业绿色转型长期、可叠加的正向激励。
2.剔除部分样本
表3剔除回归中的特殊样本,以强化基准结论的普适性和稳健性。具体而言,本部分主要从“时间-空间-企业”三个维度进行特殊样本的剔除。具体来看,在考虑时间维度的特殊样本剔除上,本文针对回归样本年限(2007-2020年)中的两大特殊金融负向冲击时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15年中国股灾),将这两类金融冲击样本进行剔除,从而将回归时间区间锁定在2011-2014年中(模型(1));在考虑空间维度的特殊样本剔除上,本文针对那些在经济、政治上具有较大特殊性的直辖市样本进行剔除(模型(2));在考虑企业维度的特殊样本剔除上,本文为进一步提升年报文本信息大数据识别的“企业绿色转型”指标质量,针对企业年报披露考核绩效处于末端(C、D评级)的样本进行剔除(模型(3))。从各个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无论采取何种维度的样本删节,都无法改变原有基准结论,这也就进一步确证了减税激励(即有效税率的降低)则会对企业的绿色转型产生显著增益效果。
3.内生性检验:工具变量法
表4主要使用工具变量法来削弱回归模型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工具变量的选择上,本文选择了“同年度同行业其他企业—同年度不同行业企业”的有效税率均值作为工具变量展开识别检验。从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角度来看,特定企业外部其他企业的有效税率往往与本企业之间有较大的同质性特征,关联度较高;从工具变量的排他性角度来看,特定企业其他企业承担的有效税率如何,同本企业之间的生产创新决策(包括但不限于企业绿色转型)并没有直接关联。从工具变量检验结果来看,也不存在识别不足等问题,即工具变量是有效的。经检验发现,有效税率越高,企业绿色转型强度越低,即减税激励对企业绿色转型是正向有效的核心结论依旧是确当的。
表4 内生性检验I:工具变量法
4.内生性检验:基于减税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表5借助了两项政府税收激励政策来进一步识别减税激励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因果关联。首先,本小节借鉴了林志帆等,(2022)[28]的技术处理方法,基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构建准自然实验开展因果检验;其次,借鉴戴天仕等,(2022)[29]的研究,基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构建准自然实验开展因果检验。实证结果发现,在两类基于减税导向的政策效果上,减税政策都很好地驱动了企业的绿色转型。上述实证结果均表明,无论是采用具有前瞻性特征的有效税率来刻度,还是基于政策冲击下的减税效果,这种激励效应均是有效确当的。
表5 内生性检验II:基于两项减税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5.安慰剂检验
在本文研究中,一个可能的干扰在于,企业税负水平变动极有可能来自随机不可观测因素的干扰。对此,本文构造了非参数随机模拟的抽样方式来进行安慰剂检验,最大限度排除在“减税—企业绿色转型”关系中其他随机性因素的影响。根据减税指标的具体情况,本文借鉴刘瑞明等(2020)[30]的研究,将所有核心解释变量(Tax)的样本全部提取并进行随机分配,在此基础上重新展开1000次回归检验,由此构造出减税指标系数的t统计量核密度图(图3)。实证结果发现,减税指标的t统计量大部分集中在0值附近,且没有观测到回归系数t值(的绝对值)大于基准回归中的t统计量(-4.40)。这表明,减税对企业绿色转型的驱动力并非随机性的偶然事件所形成,该关系与其他未知的随机干扰之间不存在具有统计显著意义的因果关联。由此,本文的核心结论再一次得到了验证。
图3 安慰剂检验:非参数随机模拟(1000次)结果分布
(三)异质性检验
不同资源禀赋的企业,在面对同等的税收政策冲击时,其可能具有差异化的反应特征。有鉴于此,本文将企业的“产权—科技”维度考虑在内,精准识别减税政策的实施对不同属性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以提出更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并切实提升减税政策的经济绩效。
1.产权属性异质性检验
表6主要基于企业的产权属性进行回归检验。研究发现,有效税率的提升将显著抑制非国有企业的绿色转型进程,而对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并不明显。因此,减税政策的实施将有助于非国有企业加快绿色转型进程,但无法有效提振国有企业绿色转型效果。
表6 异质性检验I:产权属性差异
进一步基于变量影响边际弹性的方式展开检验发现(图4),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State=0),有效税率的提升对企业绿色转型的边际影响拟合线显著倾斜向下,且置信区间较窄(拟合线结果较为可靠,下同);而对于国有企业而言(State=1),有效税率的提升对于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并不显著,拟合线仅轻微保持负斜率,且置信区间宽泛(影响并不稳定,下同)。上述结果意味着,减税活动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有着更大的绿色转型驱动力边际弹性,而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并不明显,这也印证了表6的实证结果可靠性。
图4 产权属性差异下减税对企业绿色转型的非对称效果
本文认为,国有企业往往依靠垄断地位占据市场优势,其本身已然享有较充裕的资源。过于宽松的资源约束边界将可能降低企业通过“精打细算”提升运作效率的激励。特别是这类企业往往在发展战略上更加关注平稳性和安全性,对于具有高风险、高投入、长周期的绿色转型项目而言并不具备特别强烈的偏好。这就使得减税政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正面影响滑向边际效应递减区间,从而无法展现较好的驱动效应。而非国有企业为了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其具有较强的通过(绿色)转型以提升运作效率的动机。然而囿于资源短绌,非国有企业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往往表现不尽如人意,而减税政策的实施对非国有企业的支持,将在相当程度上有助于企业突破现有的资源约束边界,使其能够将更多的资源投放于绿色转型领域,从而展现较好的绿色转型边际驱动效果。
2.科技属性异质性检验
进一步地,表7将研究重心转向企业的科技属性差异识别上来。实证结果表明,较高的有效税率将不利于高科技企业开展绿色转型活动,而企业高税率对非高科技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意味着,实施减税政策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高科技企业的绿色转型。
表7 异质性检验II:科技属性差异
进一步基于变量影响边际弹性的方式展开检验发现(图4),对于非高科技企业而言(HT=0),有效税率的提升对企业绿色转型的边际影响拟合线几乎呈现出平行态势,且置信区间较宽;而对于高科技企业而言(HT=1)而言,有效税率的提升对于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较为显著,拟合线保持相对较大的负斜率特征,且置信区间较窄。上述结果意味着,减税活动对于高科技企业而言有着更大的绿色转型驱动力边际弹性,而对于非高科技企业而言并不明显,这也印证了表7的实证结果可靠性。
图5 科技属性差异下减税对企业绿色转型的非对称效果
本文认为可能的解释是,对于高新技术企业而言,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力度以加快转型升级是其应有之义。然而,(绿色)技术创新和转型活动需要持续稳定的现金流加以保障,这就对企业资源投入提出了较高要求,对于高科技企业而言,资源边界约束一直都是长期面临的重要困境。减税政策的有效实施,降低了此类企业资源流出的程度,使得企业得以留存更为充足的资金,较好缓解其创新和转型所面临的资源困境。进一步地,企业加快绿色创新和转型需要承担较高的风险,因此如若对企业进行减税激励,本质上意味着政府参与分担了风险,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所可能面临的风险损失,有效驱动企业加大绿色领域的投入力度,进而显著提振高科技企业的绿色创新和转型动能。而对于非高科技企业而言,其发展路径并不是以加快(绿色)技术创新为指南,这就使得,企业创新的内生性动力相对较弱,自身投入到绿色创新和转型的资源并不多。因此即便政府实施有效税收减免政策,但这种政策红利在实践中更多地被其他生产和经营项目所享有,对于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相对减弱。
前述实证检验重要针对减税政策与企业绿色转型的关系和异质性展开实证分析,为解读减税政策对绿色转型的影响提供了丰富的实证经验支撑。然而,前述研究虽然已经较好地刻画了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机制,但尚未深度剖析其中可能存在的渠道机制。据此,本部分主要依循前文理论逻辑,从企业财务状况、内外部预期和研发创新层面出发,识别减税政策影响企业绿色转型的渠道机制。
(一)财务机制
对于企业“财务状况”的刻度,本文采用融资约束(KZ)和财务稳定(Z-Score)作为机制变量。其中企业融资约束采用Kaplan、Zingales(1997)[31]的融资约束指数表征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财务稳定则按照学术惯例采用Altman et al.(2017)[32]的计算方法得到特定企业的财务风险程度指标用以表征其稳定程度。
表8的实证检验主要从财务机制出发,基于融资约束和财务稳定维度研究减税政策影响企业绿色转型的机制路径。结果表明,一方面,较高有效税率将显著加剧企业融资约束;另一方面,较高的税负将降低企业的财务稳定水平。这意味着,卓有成效的减税政策不仅将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同时也有助于企业维系稳定财务状况。本文认为,税负水平下降使得企业得以留存更多的资源,因而能切实缓解企业的现金流压力。更重要的是,减税政策通过传递认证信号,提升企业融资可得性并赋予其更广阔的融资空间,进而释缓融资约束。顺延此逻辑,减税政策增加了企业的资源积累,加之相对宽松的资源约束边界,企业无疑将享有较为稳健的财务状况。进一步地,在当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大背景下,企业本身就有着较强的绿色转型动力以契合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特别是随着融资境遇改善和财务状况好转,企业投资绿色创新和转型活动的主观意愿将会逐渐强化,自然也会将更为丰裕和稳定的资源投入到绿色转型升级项目,由此显著促进企业绿色转型。
表8 机制识别检验I:融资约束与财务稳定
(二)预期机制
对于企业内外预期的刻度,本部分则分别选用了内部正向预期(Tone-P)以及外部负向评价(News-N)这两类代理变量。其中内部正向预期这一变量是基于企业年报文本中的积极语调和消极语调的识别与筛选,统计汇总得到积极的净语调(积极减去消极)词汇频数,并与年报总词汇对比而计算所得(Loughran、McDonald,2011[33]);而外部负向评价则借鉴杜金岷等(2020)[34]的思路方法,通过对《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的检索和统计,得到关于特定企业正面与负面报道的频数,并据此计算负面报道占比数而得。
表9的实证检验主要从预期机制出发,基于企业内部正向预期和外部负面评价的维度,探讨减税政策影响企业绿色转型的机制路径。实证结果发现,企业有效税率的增加,将显著降低企业内部的正面预期,同时也将增加外部新闻机构对企业的负面评价。这表明,如若实施有效的减税政策,将能够有助于改善企业内部对于未来的预期,以及减少企业外部新闻媒体对企业的负面关注。本文认为,降低企业税负后,企业的税后利润能随之增加,有效缓解其内部的资源约束问题。特别是,减税政策下企业未来投资的预期回报率将会提升,从而客观上起到激励企业加大投资力度的作用。因此不难理解,得益于税负压力的减少,企业内部对于未来发展前景将普遍持有更为积极的态度。顺延此逻辑,针对企业的减税行为,本质上就是向企业外部主体传递了一个正面的信号,再叠加企业自身的正面投资态势,这就使得外部新闻媒体对于企业发展同样持有较为正面的评价(即负面报道相应减少)。从这个角度而言,随着内外部经济行为主体改善对企业的预期,将能够为企业的转型之路铺设更为良好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得企业绿色转型拥有更广阔的试错空间,助推企业绿色转型的深度推进。
表9 机制识别检验II:内部正向预期与外部负向评价
(三)创新机制
对于企业“创新机制”的刻度,本文在惯常采用研发强度(R&D)的基础上还进一步添加了绿色发明专利创新(LnGpati)作为代理变量以贴合本文主题。其中企业研发强度参照张健等(2018)[35]的方法,采用研发投入规模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来衡量;而绿色发明专利创新则基于王馨等(2021)[36]的统计方法,以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的对数值来衡量。
表10的实证检验主要从创新机制出发,基于企业研发和绿色技术创新维度,探究减税政策影响企业绿色转型的机制路径。实证结果表明,企业有效税率越高,则会显著抑制企业研发投入和绿色技术创新。综合而言,如若减税政策行之有效,则不但可带来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提升的合意效果,亦能够显著增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出。本文认为,减税政策通过降低企业税负水平,一方面能为企业留出更多的资源以减少其研发的资金压力,另一方面也降低其未来经营和创新的风险(减税本质上是政府对企业风险的部分承担),有助于提升企业研发的预期回报率,进而形成对研发的正向激励效应。特别是,当前中国正逐步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企业具有较强的转型动机以在新发展阶段下加快塑成绿色核心竞争力,因此在减税政策的激励下,企业能够将更多的资源和关注度投入到绿色研发领域,由此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产出稳步提升,并带动企业生产和创新“绿色”程度的优化。换言之,减税政策从“研发投入-创新产出”两个层次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注入充足的推动力,为企业绿色转型奠定了坚实的研发和创新支撑,从而显著提振绿色转型动能。
表10 机制识别检验III:研发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
前述实证研究着重探讨了企业税率对绿色转型的影响,并基于异质性特征和渠道机制识别展开检验,为理解政府减税政策的效用和渠道提供经验证据支持。但需要注意的是,政府的减税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政府意志的体现。应当说,这种政府意志行为的效用,还将受到其他政府因素的关联影响。就本文的选题而言,减税政策对企业绿色转型效力的释放,离不开政府对生态环境的关注,政府部门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度越高,往往会供给大量的制度配套、硬件设施为企业绿色转型营造有效环境,同时也会引导企业在绿色转型中逐步积累能动性。由此,在减税政策的驱动下,地方政府部门对环境的关注度越高,极有可能会为企业绿色转型的主客观条件提供一定基础,由此带来更为显著的绿色转型效果。
为验证上述猜想,本文借鉴王印红等(2017)[37]的研究,基于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信息,以“环境保护”“环境污染”“能源消耗”“环境共治”等主题进行文本关键词的搜索识别,统计每个省份(直辖市、自治区)省一级政府工作报告文本中有关生态环境特征词的词频数,并计算其占比整份政府工作报告的词汇数比例,将其作为政府生态环境关注的代理指标(GEAR)。进一步地,针对原有“减税—企业绿色转型”的研究范式,将政府生态环境关注度嵌入展开研究,在经济绿色发展的大背景下,考察随着政府生态环境关注度的逐步增强,使得减税政策影响企业绿色转型的效用和特征产生何种变化。
(一)减税、政府生态环境关注度与企业绿色转型
图6在全样本实证分析中的“减税—企业绿色转型”关系中嵌入地方政府生态环境关注度要素进行边际效应的识别。研究发现,在政府生态环境关注度较低的区间中,企业的有效税率对绿色转型的边际影响弹性处在横轴下方,说明该情境下企业面临的税率越高,企业绿色转型的边际动力越低;随着政府生态环境关注度逐步提升,企业有效税率的边际影响由负值逐渐增大,在超过一定的阈值后,最终形成了正向影响(分位点上的置信区间显著高于横轴)。这意味着,随着政府生态环境关注度的增强,企业有效税率对绿色转型的动态效应由负转正,即政府生态环境关注度在“减税—企业绿色转型”关系中扮演着正向调节作用的角色,进一步释放了减税政策对绿色转型的驱动力。这说明,减税的绿色转型驱动力想要充分有效,当地政府必须不断强化对生态环境的注意力和关注度;否则,减税对企业带来的增益改善,可能会被企业“转移”至其他的生产项目中。因此,推动微观经济主体绿色转型的财税工具箱进一步完善,必须要辅之以政府的关注为重要条件。
图6 减税、政府生态环境关注度与企业绿色转型
(二)基于企业结构差异的视角
借助前文分析逻辑,本文依照企业结构差异分类视角开展检验。在图7和图8中,本文针对“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组别展开边际效应检验。实证结果发现,国有企业组别中(图7),随着地方政府生态环境关注度的提升,企业税率对绿色转型影响的边际预测值由负值向正值转变,且随着政府生态环境关注度提升到一定强度后,有效税率边际点的置信区间显著高于横轴。与之成鲜明对比的,是非国有企业组别中,政府生态环境关注度的提升并不会对有效税率与企业绿色转型的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在图8中,拟合线基本保持平行的趋势,政府生态环境关注度并没有展现出正向调节效应的趋势。本文认为可能的解释是,国有企业往往具有较为深厚的政府背景和政府意志的介入,当地方政府对生态环境关注度提升时,国有企业往往会主动配合政府的战略转向,加之自身具有足够雄厚的底蕴和资源推动转型,在政府意志的“激活”下,减税政策对国有企业能够产生更大的绿色转型“加速度”,这使得原有表6中减税政策对国有企业绿色转型改善乏力的问题得到了显著改善。相比之下,非国有企业受到政府意志的影响较小,其更加关注如何契合自身发展战略导向和市场需求来对企业进行调整,政府生态环境的关注度所能带来的影响相对不明显①。
图7 进一步研究I:国有企业组别
图8 进一步研究II:非国有企业组别
进一步地,本文将研究重心转向企业科技属性结构差异视角上来。在图9和图10中,本文针对“高科技企业—非高科技企业”组别展开边际效应检验。实证结果发现,无论是对于高科技企业抑或是非高科技企业,随着政府生态环境关注度的提升,企业有效税率对绿色转型的影响拟合线都是倾斜向上的,即有效税率对绿色转型的边际影响逐渐转向变成正值。但具体来看,二者之间又存在一定差异。在政府生态环境关注度逐步提升的情景下,非高科技企业有效税率对绿色转型的边际影响数值较之于高科技企业而言更大,且非高科技企业有效税率影响的边际点在政府生态环境关注度突破一定阈值后显著高于横轴线(而高科技企业边际点的置信区间并不显著异于0)。这表明,政府生态环境关注度能够显著改善非高科技企业的减税转型驱动力,但对于高科技企业而言并不足够明显。这可能是因为,高科技企业本身就具有更前沿的发展导向,甚至在许多领域中的发展理念较之于政府部门而言更为超前,因此政府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影响并不足够突出。相比之下,非高科技企业的发展理念相对滞后,需要政府部门的引导和支持才能更好地将各类政策(包括但不限于减税政策)合理充分应用,服务于自身的绿色转型,此时的政府生态环境关注增强的影响,就有着更大的绿色转型边际驱动力。
图9 进一步研究III:高科技企业组别
图10 进一步研究IV:非高科技企业组别
企业绿色转型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助力,将会对中国绿色经济发展产生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本文将研究点聚焦于企业绿色转型,基于沪深两市2007-2020年的年报数据,采用大数据文本识别的方式刻画企业绿色转型的程度,深入解读减税政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
实证研究表明,其一,行之有效的减税政策将有助于促进企业绿色转型,且这种促进作用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二,减税政策对不同属性企业的绿色转型具有结构性影响。具体而言,减税政策对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大有裨益,显著驱动其绿色转型。其三,减税政策的实施能够较好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和其提升财务稳定水平,改善企业内部对未来的发展预期并降低外部主体对企业的负面评价,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并带来绿色技术创新产出增加的合意效果,这些都有助于提振企业绿色转型动能。其四,政府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度是减税政策发挥绿色转型驱动力的重要条件。特别地,在政府生态环境关注度较强的情形下,减税激励所能带来的绿色转型促进效果能进一步覆盖至原有减税激励较弱的企业类别(如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中,展现出了良好的结构化改善绩效。
上述实证研究具有以下重要的政策启示。第一,坚定不移走为实体经济减税降费的道路,更好推动实体经济的绿色转型和发展。一方面,应高效统筹各种税收激励政策,确保减税措施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切实帮助市场主体降低转型成本。另一方面,逐步健全相关减税政策法规,赋予企业较为稳定的减税预期,激励企业开展需时较长的转型活动。第二,实行差异化减税政策,针对不同禀赋的企业进行精准减税支持。有鉴于行业特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减税政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驱动作用,应因时因势创造性地开展卓有成效的降税减费工作,基于为企业减负政策能出尽出的原则,切实挖掘减税政策红利,以充分调动不同类型企业(特别是非国有和高科技企业)绿色转型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好发挥其在绿色技术创新等方面的技术和转型优势,驱动企业部门加快绿色转型。第三,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为企业绿色转型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以更好发挥减税对企业绿色转型的支持作用。具体而言,一方面,着力为企业绿色转型项目提供较优惠的融资条件和较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为绿色转型项目的顺利开展奠定良好的资金基础;另一方面,鼓励企业加大绿色研发力度,激发市场主体绿色创新活力,多管齐下提升其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为绿色转型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第四,从顶层设计出发,将针对生态环境改善的考核体系和激励模式更加全面地嵌入政府的体制机制中。一方面,要压实地方政府的“绿色”责任,坚决制止各种踩红线越底线的行为,筑牢绿色发展信念根基;另一方面,充分激发各级政府部门对经济绿色转型的主观能动性,为企业绿色转型配置充足的软硬件措施,充分发挥减税政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驱动作用。
注释：
①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尽管政府生态环境关注度对非国有企业组别中“减税-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并不明显,并未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但减税措施本身就能够对非国有企业绿色转型活动产生显著效果(表6)。此时的政府生态环境关注度的存在,改善了原有减税政策在产权属性差异下的结构性问题,将减税驱动力机制的完善和效力释放更加精准地锚定在原有存在不足的企业组别中(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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