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型银行盈利模式及风险管理研究

时间:2024-03-23 19:44:05 来源:网友投稿

冯彦明 杨宁李湘 高梦娇

经过了一年多的10轮货币紧缩,虽然当前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已达5%—5.25%的高位,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还保持在4%左右,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不仅如此,受通货膨胀率和利率水平双双处于高位运行的影响和冲击,美国的银行业出现了新的态势,一方面,银行业普遍面临着资产负债倒挂、期限错配等问题,致使挤兑风潮不断,硅谷银行、签名银行、美国第一共和银行等多家地区性银行相继倒闭,形成了美国自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最大的银行倒闭潮;
另一方面,美国一些大型银行如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富国银行等的经营却似乎非常“稳健”,不仅营业收入的同比增长率都达到了两位数,营业利润也都是正向增长。由此提出的问题是,在高通胀和高利率的背景下大型银行因何实现了逆势增长,其盈利模式和风险管理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对我们会有什么启示,本文结合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富国银行等大型银行2023年第一季度的财务报告及其他相关材料,试图对此做些探讨。

美国的高通胀高利率形势

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为了应对经济萎缩,挽救行将崩溃的金融体系,美国开启了长期无限量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利率降到了近乎零的水平,而且增加“印钞机”并昼夜不停地向經济注入资金,终于导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CPI指数)在2021年3月突破2%的理想值,达到2.6%。之后,美国通胀率一路飙升,继2021年12月达到7%之后,又于2022年的1月、3月、5月连创7.5%、8.5%、8.6%的新高,到2022年6月又打破近41年来的通胀记录,达到9.1%。虽然在2022年7月之后开始下降,但到2023年5月仍保持在4%的高位。

与此同时,为了应对通货膨胀,美联储“旧戏重演”,从2022年3月开始进入新一轮的加息周期,继2022年3月、5月、6月、7月、9月、11月、12月分别加息25、50、75、75、75、75和50个基点之后,又于2023年1月、3月、5月各加息25个基点。经过这连续10次的加息,2023年5月3日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5%—5.25%之间,累计加息幅度已达500个基点。虽然2023年6月暂停加息,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这只是美联储放缓加息步伐的延续,加息节奏的放缓也只是表明美联储在努力从经济数据中获取更多信息,观察紧缩政策的成效,美联储的首要目标仍然是将通胀率降至2%,而目前通胀率仍然远高于2%的目标。因此,鲍威尔表示,美联储未来仍有可能继续加息。2023年6月28日,美欧日英四大央行行长齐聚葡萄牙辛特拉,鲍威尔在论坛上对美国的通胀问题发表强硬言论,预计接下来会出现更多的紧缩力量,并重申多数决策者预计2023年将再加息两次,不排除连续加息的可能性。由于美联储年内还有7月25—26日、9月19—20日、10月31—11月1日以及12月12—13日四次议息会议,鲍威尔表示,美联储可能会在6月份的短暂停歇后,在7月和9月继续加息。这就意味着美国经济和美国银行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在高通胀和高利率的环境中运行。

图1反映了2021年以来美国通胀率及美联储加息、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的变化情况。

“两高”背景下美国大型银行经营状况与盈利模式分析

如果说高通胀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经济发展,那么,高利率政策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银行的经营业绩和银行的业务导向,从而决定着银行的盈利模式。

美国大型银行总体经营业绩分析

不同于2022年同期的情况,进入2023年以来,虽然出现了一些银行的倒闭,并且这种“倒闭”风潮还可能继续上演,但美国大型银行的经营业绩基本上都实现了稳定的增长。从表1可以看出,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富国银行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都有明显的增长,其中营业收入的增长率都达到了两位数,营业利润的增长也几乎都达到了两位数。具体来看,摩根大通实现净利润126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2%,营业收入为383.49亿美元,增长25%;
美国银行实现净利润82亿美元,增长15%,营业收入为263亿美元,增长13%;
花旗银行净利润为46亿美元,增长7%,营业收入为214亿美元,增长12%;
富国银行净利润为48.8亿美元,增长24.55%,营业收入为207亿美元,增长17%。

美国大型银行营业收入结构变化分析

如果说这四大银行收入和利润的变动趋势反映了其经营能力,那么,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各自的占比及其变动率则反映了其盈利模式。

从表1中也可以看出,一方面,四大银行2023年第一季度利息收入与非利息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分别约为57%和43%;
另一方面,各行利息收入增长速度分别为49%、25%、23%和45%,远远超过非利息收入增长的速度5%、1%、-3%和-13%。尤其是富国银行,在利息收入增长45%的同时,非利息收入却减少了13%。这反映出的问题是各大银行过去的非利息收入非常高,是银行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但随着美国货币政策调整,银行利率的提高和息差的扩大,目前各大银行的收入和利润来源转变为主要依靠信贷利息收入。

从各行的具体情况看,摩根大通虽然存款余额有所减少,但净利息收入仍然达到208亿美元,同比增长了49%,这显然要归功于利率上升的推动;
虽然同期也获得非利息收入185亿美元,但仅仅增长了5%,其中还受到其企业投资证券净亏损增加、投资银行费用和汽车业务运营租赁收入下降的影响。美国银行净利息收入为144亿美元,增长25%,也主要得益于利率上升和贷款增加;
非利息收入为118亿美元,仅增长了1%,主要归因于服务费用及资产管理和投资银行费用的下降。花旗银行由于机构客户集团(ICG)的服务和市场等业务利率上升的影响,净利息收入增长了23%,达到133亿美元,但非利息收入同比下降了3%,反映了机构客户集团(ICG)的投资银行业务和市场业务的下降,以及个人银行与财富管理(PBWM)部门的全球财富管理业务中投资产品收入的下降。富国银行的存款余额虽然也有减少,但由于利率上升、贷款余额增加以及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溢价摊销减少的影响,净利息收入增长了45%,达到133亿美元;
同时,非利息收入受风险投资和私募业务业绩下滑的拖累,同比下降了13%,只有74亿美元。

美国大型银行业务结构变化分析

反映大型银行盈利模式变化的另一个主要指标是各银行的业务结构及其变化。摩根大通核心业务部门主要分为负责零售业务的消费者与社区银行(CCB)、负责批发業务的企业与投资银行(CIB)、商业银行(CB)、资产与财富管理(AWM)四个领域。2023年第一季度消费者与社区银行部门净收入为165亿美元,增长35%,净利润为52亿美元;
企业与投资银行部门净收入为136亿美元,与2022年同期基本持平,净利润为44亿美元,增长1%;
商业银行部门净收入为35亿美元,增长46%,净利润为13亿美元,增长58%;
资产与财富管理部门净收入为48亿美元,增长11%,净利润为14亿美元,增长36%(见表2)。从中可以看出,随着消费者支出恢复强劲以及存款利率的提高,银行卡的销售总额和信用卡的贷款都得到了增长,即便在房屋贷款和汽车经营租赁业务收入下降的情况下,消费者与社区银行的营收依旧实现了35%的增长;
同时商业银行业务在存款利润率提高的推动下,获得了创纪录的收入,其中支付业务收入尤为强劲,增长了98%。显然,这都体现出银行利率提高的“效果”。与此相比,资产与财富管理部门的收入增长相对较少,企业与投资银行部门受债券承销费用下降、保留贷款套期保值的损失和上年一项股权投资折损的影响,营收与2022年同期基本持平。

美国银行的主要业务部门有消费者银行、全球财富与投资管理、全球银行和全球市场(见表3),与摩根大通类似,与利息提高相关的消费者银行和全球银行的业务收入增长较快,2023年第一季度,消费者银行营业收入为107.06亿美元,同比增长21%,净利润为31.08亿美元,增长4%;
全球银行营业收入为62.03亿美元,增长19%,净利润为25.55亿美元,增长48%;
而其他部门的收入增加较少,如全球市场营业收入为56.26亿美元,增长6%,净收入为16.88亿美元,增长6%;
而全球财富与投资管理部门的营业收入和利润都出现了下降,其中营业收入下降3%,净利润下降19%。

花旗银行的业务部门分为机构客户、个人银行与财富管理、传统特许经营(见表4)。花旗银行2023年第一季度的业务收入和利润表现不佳,主要原因在于受高通胀和高利率的影响,在个人银行与财富管理部门业务转型还不够成功的情况下,增加的各种贷款利息收入被股票市场和其他风险投资损失所抵消。

富国银行的消费者银行与贷款部门主要为消费者和小型企业提供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商业银行部门主要为私人、家族和某些上市公司提供金融解决方案,公司与投资银行部门主要为全球企业、商业房地产、政府和机构客户提供一整套资本市场、银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财富与投资管理部门主要为富裕、高净值和超高净值客户提供个性化的财富管理、经纪、财务规划、贷款、私人银行、信托及信托产品和服务。从表5中可以看出,消费者银行与贷款部门营业收入增长9%,商业银行部门营业收入增长42%,公司与投资银行部门营业收入增长41%,而财富与投资管理部门营业收入下降了2%。从具体的业务贡献看,消费者银行与贷款部门中,消费者和小企业银行业务收入由于利率上升增长了28%,住房贷款业务由于贷款减少以及抵押贷款银行业务收入下降而下降了42%,财富与投资管理部门面对市场估值下降导致的资产基础费用降低使非利息收入下降11%,进而拖累了整个部门的营收。

从5个表中可以看出,四大银行营业收入和利润的增加主要归功于与存贷款直接相关的业务,特别是信贷业务。也就是说,存贷款规模扩大,特别是贷款规模扩大,会迅速提高相应的部门和机构的营业收入和利润,而其他部门和业务的收入和利润或者增长缓慢,或者不增反减。这也进一步表明在高通胀和高利率的背景下,银行盈利模式快速向利息收入的转变。

美国大型银行风险管理策略

风险是遭受损失的不确定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银行就是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因此,加强风险管理和降低风险一直是各大银行的首要课题。美国四大银行对风险的管理策略既反映在其财务报告中,又体现在日常的制度建设之中。

从财务报告看四大银行的风险管理

如果说一个银行的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的结构变化反映了其业务转型和盈利重点的转移,那么,非利息收入的减少和非利息支出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则代表着整体风险的增加;
同时,银行提取贷款损失准备的变化也在事实上反映着其对未来的预期和风险评估。

从美国四大银行的情况看,除富国银行外,非利息支出和信贷损失准备整体呈现增加的趋势,这不仅说明美国大型银行的经营环境严峻,也体现出其对业务的好转和未来风险保持着谨慎的态度。如摩根大通2023年第一季度非利息支出201亿美元,增长了5%,主要受员工薪酬上涨以及之前宣布的美国联邦存款保险费用增加的影响;
信贷损失准备为23亿美元,主要是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经济恶化。针对当前由于利率和外汇汇率等不确定性带来的市场风险,摩根大通还选择使用包括VaR统计风险度量模型、压力测试、损益缩减等的统计与非统计手段来评估和控制风险,以了解可能造成损失的风险敞口并据此进行控制。美国银行2023年第一季度的非利息支出为162亿美元,增长6%,主要受人力和技术投资以及美国联邦存款保险费用增加的推动;
不过,美国银行的信贷损失准备只有9.31亿美元,低于新冠疫情前的水平,反映出其对资产质量和经济前景的乐观。对于利率风险,美国银行通过基线预测模型加强对利率变动的前瞻性预测,对不同利率情景下未来业务情况进行模拟,以评估不同条件下的利率敏感性。此外,美国银行还运用“卓越运营(OpEx)”计划,通过降低运营成本来降低风险,通过加强尖端技术如“CashPro”系统的开发运用,以更好地管理风险,提高工作效率。花旗银行的季报只报告了总支出为133亿美元,增长了0.92%,并把费用支出增长归因于受转型投资(主要包括风险和控制)相关的费用,以及通货膨胀和薪资增长的影响;
与美国银行不同,花旗银行的信贷损失准备受到宏观经济预期恶化和信用卡余额增加的影响,相对2022年同期增加了12亿美元。富国银行面对当前经济环境采取了集中发展核心业务,出售、缩小或削减多个非核心业务的策略以降低运营复杂性和风险管理的难度,如在2023年1月,富国银行宣布简化住房贷款业务计划,主要为旗下特定客户及少数族裔社区的借款人提供服务。正因为如此,在这四大银行中,只有富国银行非利息支出(137亿美元)下降了1%,但其信贷损失准备(12亿美元)增加了6.43亿美元,反映了商业房地产贷款(主要是办公贷款)以及信用卡和汽车贷款的增加。

从中可以看出,在不考虑银行转型等特殊情况下,非利息支出的增加主要是受工资以及美国联邦存款保险支出增加的影响,既反映了社会对美国银行业的担忧,又反映了美国大型银行在面对风险时的谨慎。信贷损失准备的增加一方面反映了经济环境可能会出现恶化,另一方面则反映了贷款业务的增加和经营状况的改善,美国大型银行针对经济前景恶化、贷款以及信用卡业务的增加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

美国四大银行的风险管理制度建设

美国各大银行的风险管理不仅仅限于提取信贷损失准备金。在现实业务活动中,虽然损失可能主要来源于贷款,风险也似乎主要来源于贷款损失,但实际上,收入减少就是损失,因而也就是风险。为此,美国各大银行都随着经济形势特别是高通胀高利率并存的出现,逐步完善自己的风险管理策略。

摩根大通从理解风险的驱动因素、风险的类型和风险的影响三方面出发,开发了由风险管理和合规管理两部分组成的“独立风险管理”(IRM)系统,使董事会和高管层在风险管理工作上形成了既协同又博弈的关系。首先,经董事会风险委员会的批准,摩根大通的CEO任命公司总的首席风险官(CRO)领导执行IRM功能并维护风险治理框架,而公司的风险治理框架则需要经过董事会风险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同时,公司总首席风险官要监督公司风险主管(FREs)、各业务条线(LOBs)的首席风险官(CROs)以及公司的首席合规官(CCO),这些主管分别对应各业务的风险管理和合规组织,确保管理业务在确定的风险和控制标准范围内运作。在此背景下,摩根大通的各业务和运营活动中固有的重大风险都会被分类存至中央存储库中,并被定期审查。公司的整体风险偏好会定期由高管层(包括CEO和CRO)设定和批准,再由董事会风险委员会审批,并通过定量和定性风险评估以监测和衡量公司在此风险偏好下承担风险的能力。因此,摩根大通的风险管理战略较为审慎,侧重于保持公司具有充足的资本和足够的流动性。

美国银行实行“责任性成长(Responsible Growth)”的风险管理文化,其风险管理流程包括识别、度量、监测和控制四个步骤,要求将风险管理实践整合到公司的关键战略、资本和财务规划流程以及日常业务流程中,从而确保能适当考虑、评估和及时应对风险。美国银行侧重于通过沟通、培训等手段在全公司范围内建立风险管理文化,通过内部通报等方式在公司内部建立风险与行为管理准则以规范员工的日常业务活动,通过资本情景管理和压力测试以全面了解资产负债表、收益和资本对某些经济和商业情景的敏感性,以及表内、表外风险状况对公司及子公司运营的潜在影响。除此之外,美国银行会定期进行内部资本充足率评估程序(ICAAP),以对公司资本和资源需求做出前瞻性决策。因此,与其鼓励负责任地冒险的绩效管理和薪酬实践相似,其风险框架和风险偏好也表现出公司愿意为实现其战略目标和业务计划而承担一定风险的资本、收益或流动性的资源配置。

花旗集团将风险分為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合规风险、声誉风险以及战略风险六部分,建立了企业风险管理(ERM)系统以确保其所有风险在整个企业层面得到适当且一致的管理。在使用风险模型的情况下,独立风险管理(IRM)组织负责管理和监督整个集团的信贷、市场(交易和非交易)、流动性、战略、运营和声誉风险,也包括一些跨类别的风险,如集中度风险、国家风险和气候风险;
独立合规风险管理(ICRM)组织负责监督整个集团的合规风险,并制定相应的控制标准。在此基础上,花旗集团设立了五个常设委员会,负责处理花旗面临的主要风险:战略风险委员会(GSRC)负责集团面临的所有重大战略风险;
资产和负债管理委员会(ALCO)负责管理流动性风险和非交易部分的市场风险,同时监督集团的资产负债表和资本管理活动;
风险管理委员会(GRMC)负责监督ERM框架的执行,在总体层面监测花旗的风险状况,包括信用风险和交易部分的市场风险,并保证其与风险偏好保持一致;
业务风险和控制委员会(GBRCC)负责治理和监管集团的合规和操作风险;
声誉风险委员会(GRRC)负责集团的声誉风险管理。除此之外,针对特别情况,管理层会根据监督反馈建立特设委员会以便更好地进行监管。

富国银行成立了企业风险与控制委员会(ERCC),负责管理公司内部所有风险管理和决策机构,接受、处理并监督有关风险和问题,同时负责对重大风险和公司风险偏好的变化做出决策。为了实现风险监管的高效,在ERCC内部存在一个直接对接公司风险委员会的路径,以应对某些升级的风险问题。由于富国银行侧重于零售业务,网点建设以社区银行等模式为基础,大多数网点都在实行业务全流程的电子化,因此富国银行侧重于信息安全风险管理,致力于开发一个能整合公司财务报告、监管报告、风险报告以及全面评估客户关系的数据平台,加强其在防欺诈、数据保护等方面的技术能力。

对美国大型银行盈利模式与风险管理方式的进一步分析

前文的介绍和分析表明,高通胀、高利率确实对美国银行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甚至冲击,表现在盈利模式上,就是美国的大型银行从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重视表外业务和非利息收入开始转向重视传统的利息收入;
在风险管理上,就是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适当增加信贷损失准备金的提取和存款保险的投入。不过,如果说盈利模式的转变是“水到渠成”,那么风险管理的加强还属于“表面文章”,水到渠成可以顺其自然,而表面文章则会留下后患。

一方面,美国大型银行在重视利息收入的同时也不忘多元化经营。我们知道,银行的营业收入无非就是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两个方面。从商业银行产生至今,如果说资产管理理论、负债管理理论和资产负债联合管理理论强调的都是增加利息收入节约利息支出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后兴起的资产负债外管理理论则使银行突破了传统的理论和思维限制,促进了业务的拓展和盈利来源的增加。不过,这也对银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使银行时时面临着业务拓展、能力提升的难题。尤其是在利率水平一降再降,存贷利差几乎为零,金融脱媒日趋严重的形势下,银行拓展表外业务的压力前所未有,大型银行逐步发展成为“金融百货公司”,业务经营几乎实现了全覆盖,而中小型银行则由于种种限制面临被淘汰的危险。美国在高通胀、高利率情况下出现的问题恰恰就是如此。硅谷银行、签名银行、第一共和银行等业务偏好明显,多元化经营不够,适应能力不强,尤其是在信贷规模和效率方面缺乏优势,难以很好地利用快速加息带来的机遇,倒闭在所难免;
而美国的大型银行由于综合经营,盈利渠道多,抗风险能力强,非常“幸运”地熬过了长达十余年的“后次贷危机”的几乎零利差,迎来了利率快速提高的通货膨胀时代。虽然非利息收入业务有些萎缩,但由于人们避险趋利,在存款向大型银行转移和集中的同时,贷款更加方便,息差迅速扩大,从而实现了利息收入和盈利能力的快速提升。结合当前的形势,无论美联储是否继续加息,美国的高利率都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这意味着美国银行业靠息差这一传统收入生存还能维持一段时间。当然,我们也看到,美国银行业虽然喜欢“靠山吃山”,但唯利是图的本性也决定了其并没有忽视其他表外业务和资产管理、投资银行等业务。尤其是美国长期以来犹如“过山车”一般的货币政策,或者快速加息,或者快速降息,如果在当前快速加息的作用下美国的通胀率能够降下来,而经济并没有繁荣起来,美联储极有可能又快速降息。这不仅给银行收入因息差缩小而提出了直接的难题,更会对包括大型银行在内的银行业的生存提出根本性挑战,要求银行时刻“不忘”多元化经营,不忘拓展新的表外业务。

另一方面,美国大型银行在加强风险管理的同时却忽视了风险的真正来源。不可否认,美国的银行业一直在加强风险管理,不论是注重多元化经营还是完善公司治理,不论是董事长亲自抓风险管理还是总经理分权给副总经理,不论是定量分析还是情景测试,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银行经营的风险,但美国的金融危机屡见不鲜且间隔日短,危机的程度越来越深,危机的影响越来越大,即便是今天,三家银行的倒闭并不意味着美国银行危机的结束,大型银行营业收入和盈利的增加也并不意味着这些银行可以“高枕无忧”地持续存在和发展。6月28日,美联储当周银行定期融资贷款余额为1031亿美元,表明美国银行业仍未走出“流动性困境”;
各银行普遍提高信贷损失准备水平,表明其对贷款质量及未来信用风险的担忧;
而各银行在“积极响应”美联储号召增加联邦存款保险投入的同时还通过大规模裁减雇员削减成本,也证明了其对自身及美国经济前景的担忧。此外,美联储也在有意加强监管以避免更大的风险发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6月22日在国会听证会上发表讲话时称,提高资本要求将主要针对美国最大的八家银行。也正是在此背景下,美国大型银行也开始加强合规和监管方面的工作,在确保自己的业务符合各种法律法规的同时,希望通过加强自身的数字化建设,利用智能化的风险分析系统和风险预警模型,实现更加精准和高效的风险控制。

不过,所有这些措施所存在的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治标不治本,只是加强了对已经存在的问题(风险)的管理和处置,并不是根治了风险。因为一方面,银行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不论是其业务基础还是收入来源,都要依靠实体经济,依靠实体经济的健康、稳定和持续发展。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就是“金融活,经济活;
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
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另一方面,银行的风险表面上可以分為多种,但最根本的只有一种,就是银行(主要是银行的管理者)对自身、金融、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认识错误),所谓的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无非就是对关于利率、汇率、市场、信用等各方行为及规律的认识出现了偏差,最终通过错误操作(操作风险)导致流动性危机(流动性风险)。换句话说,金融的基础是实体经济,银行的风险来自对实体经济和银行自身的认识和把握。正确的认识和把握决定正确的行为和举措,从而决定了可持续发展,而错误的认识和把握必然导致错误的行为和举措,最终导致遭受损失甚至倒闭破产。由此我们说,在美国利用美元霸权“薅”全世界人民的“羊毛”,美国金融资本集团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宰杀”中产阶层时,美国经济的虚拟化、空心化已经并将越来越严重,支撑美国银行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实体经济已几乎被服务业、高端研发所取代;
虽然这些年美国也提倡并鼓励实体经济回流,但动辄挥舞的制裁大棒已使世界各国逐步丧失了对美国和美元的信心。可以预见,如果这些情况和趋势不能改变,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将被逐步削弱,美国银行业面临的就不仅仅是中小银行的倒闭破产,恐怕整个金融体系都将经受考验和挑战。

对中国银行业的启示

上文主要是根据美国大型银行2023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对美国银行业在高通胀、高利率背景下的盈利模式和风险管理进行的介绍和分析。我们需要认识到,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制度文化,有不同的发展目标和经营理念,因而决定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从一般性上讲,银行的盈利虽然是自身努力的结果,但从根本上讲是对实体经济利润的再分配;
银行的风险虽然表现为诸如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市场风险等多种形式,但从根本上讲是认识风险,其中主要是高管层的认识,而具体表现则是银行各层级人员的操作(失误)。从特殊性上讲,美西方的制度基础是私有制,文化是经济(社会)达尔文主义,理念是优胜劣汰胜者独食,目标是保护极少数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与此相比,中国的制度基础是公有制,文化是经世济民共同富裕,理念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目标是实现全面和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的银行业要立足国情,放眼世界,学习经验,汲取教训,把自我发展与承担社会责任有机结合,从综合效益而不仅仅是财务效益(利润)角度考虑和考核经营业绩,从避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而非仅仅是自身风险的角度考虑和设计风险管理策略,既要加强党的全面、系统、整体领导,又要完善金融监管;
既要立足和服务实体经济,又要加快数字化转型;
既要做好传统的信贷、结算等业务,也要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拓展咨询服务。总体来说,就是金融要回归本源,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服从和有效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其中冯彦明系该院教授)

责任编辑:孙 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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