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笑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安徽 芜湖 241003）
在我国古代的诗歌创作中，有许多与舟船相关的作品。先秦的《国风·鄘风·柏舟》中就有“泛彼柏舟，在彼中河”的诗句。此后的各个历史时期，与舟船相关的诗歌作品层出不穷，不胜枚举。到了唐朝，诗歌创作达到空前繁荣的状态，与舟船有关的诗作远超前代，许多诗人都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如王之涣《晏词》中的“莫听声声催去棹，桃溪浅处不胜舟”，王昌龄《听流人水调子》中的“孤舟微月对枫林，分付鸣筝与客心”，李白《早发白帝城》中的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白居易《观游鱼》中的“绕池闲步看鱼游，正值儿童弄钓舟”，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等等。这些诗作或写景、或咏物、或抒怀、或寄意，取材广泛，内容丰富，不少佳句至今仍为人们所记诵。从《全唐诗》中统计的情况看，与舟船有关的诗作载量极丰，这些作品对后来的与舟船有关和乘舟出行的诗歌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
古人不仅喜欢以舟船为对象进行诗歌创作，由于当时陆路交通不便等因素，他们往往更愿意选择乘舟船出行，由此创作了大量诗歌，本文把这类乘舟船出行创作的诗歌称为“舟行诗”。杜甫作为唐代与李白比肩的大诗人，他一生中创作的舟行诗载量很大。杜甫非常喜欢乘舟船出行，在他的青年、中年、晚年各个时期，都与舟船有着不解之缘。杜甫漂泊到西南以后，在成都生活了一段时间，由于好友严武去逝，失去依靠，无奈之下，只好选择离开。此时，诗人再次选择乘舟出行，沿江河向东，去往荆湘。在舟行途中，杜甫创作了大量诗歌。据笔者统计，杜甫这个时期创作的舟行诗数量不仅在整个杜诗中所占比重较大，而且也远超其他同时代诗人的舟行诗数量。其特点是时间较为集中，内容较为丰富，艺术价值极高。学界对杜诗的研究成果颇丰，对杜甫晚年漂泊西南时期的诗歌研究也多有灼见，但对他的舟行诗进行专题研究尚不多见。笔者认为，对杜甫的舟行诗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可以增进我们对杜甫舟行诗创作情况的了解，从中窥见杜甫舟行期间的经历，还能弄清这个时期杜甫的诗歌创作与他前期诗歌创作之间的联系。再者，这些诗歌由于创作于杜甫生活最为贫穷困苦的时期，也是他生命的最后时期，是不是真如通常认为的那样，主要表达了诗人失落、哀叹甚至消沉的情绪呢？笔者也拟通过梳理分析，以期得出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对学界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帮助。
笔者以为，要弄清楚杜甫的舟行诗歌创作与前期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就应当先了解杜甫前期诗歌创作的情况。唐睿宗太极元年（712）正月，杜甫出生于黄河南岸巩县城东的瑶湾村。他一生创作了一千四百多首诗歌，后人将他的诗歌创作主要分为四个时期（即读书与壮游、困居长安、陷乱与为官、漂泊西南），也有分为五个或更多时期的，但主要是把陷乱与为官分开，当然还有分得更为细致的，但笔者比较认同分为四个时期。现整理分析如下：
第一个时期，诗人主要是读书与壮游。杜甫二十岁漫游吴越，五年之后又回到洛阳，应试不第，再度漫游齐赵。这一时期的杜甫，怀揣“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初定理想，以壮志凌云，豪情万丈的姿态，俯看天下，积极进取，渴望有一番大作为。其代表作《望岳》中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就体现了他此时的心态。第二个为困居长安十年时期。作为封建时代的读书人，杜甫渴望得到朝廷的赏识，施展自己的才华，建功立业，燕然勒石，实现“达则兼济天下”的愿望；
但求官之路是如此艰难，诗人在长安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生活，一种无奈与无助之情油然而生并充斥内心，现实让他深感失望和壮志难酬。从这段时期开始，杜甫开始关注民生，对普通百姓给予同情和关注。如他这个时期的作品《兵车行》中所写“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就真实地反映了民间的疾苦。第三个是陷乱与为官时期。“安史之乱”爆发后的第二年，杜甫四十五岁，他决定投奔新继位的唐肃宗，几经辗转，在陕西凤翔见到了肃宗并为官。在这期间，杜甫亲眼目睹“安史之乱”对唐朝社会造成的严重破坏和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痛苦。此时的他，对战乱带来的社会动荡混乱深感厌烦和憎恶，对百姓疾苦深感同情，对亲人牵挂思念，对家国命运悲叹忧患。如他这个时期的《月夜》等诗歌，就表达了这种思想感情。在《月夜寄舍弟》等诗歌中，诗人充分表达了渴望平息战乱，恢复安定的愿望。第四个是漂泊西南时期。此时的诗人已经四十八岁，在这一阶段，他辗转多地，曾到成都投奔好友严武，并在成都生活了三年零九个月。杜甫此时的诗歌充满了时代气息，充分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感，如他这一时期的诗歌《蜀相》中写道：“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体现了对历史上的忠臣诸葛亮心怀崇敬，对家国之事的感怀和对自身命运的感慨。
前面简要介绍了诗人四个时期的诗歌创作情况。下面，笔者将侧重介绍杜甫的舟行诗创作情况。
杜甫的第一段时间比较集中的舟行生活是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开始的，这一年，杜甫四十八岁。此时的诗人已经困居长安达十年之久，因受“安史之乱”影响，加之这年关中大旱，米价暴涨，百姓流离失所，杜甫决定辞掉官职，举家迁往秦州。从此以后，杜甫开始了他的漂泊生活。这年七月，他携家人翻山越岭来到秦州，因生活仍旧艰难，杜甫只能带着家人前往秦州南面的同谷县，经过两百多里的路程才到达目的地，不料在同谷县期间，生活依然没有好转。一个月以后，诗人又不得不携家继续南行，前往成都投奔好友严武。正是从同谷县到成都，杜甫开始了他的第一段时间比较集中的舟行生活。这期间，诗人一连写下了十二首纪行诗：《发同谷县》《木皮岭》《白沙渡》《水会渡》《飞仙阁》《五盘》《龙门阁》《石柜阁》《桔柏渡》《剑门》《鹿头山》《成都府》1本文所引杜诗，皆引自（清）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后文不再一一出注。。这些诗歌主要叙述了冬天出行的辛劳与沿途山川的险峻，描写诗人带着全家攀高山、渡激流、穿深峡、走栈道的过程。这里有一点需要关注的是，当诗人从陆路转为舟行时，心情便为之一好，诗兴随之而来，仿佛平添了许多创作的动力。如他在《白沙渡》中写道：“水清石礧礧，沙白滩漫漫。迥然洗愁辛，多病一疏散。”由此可见，诗人对舟行这种出行方式是比较喜欢的，特别是当他看到沿途的自然风光、名胜古迹和淳朴民风时，诗人便折射出他热爱生活、积极乐观的个性。正像他在诗句中描写的那样，愁苦疲劳一洗而光，诸多病痛一齐消散。在《桔柏渡》中，诗人也有同样的描述：“孤光隐顾眄，游子怅寂寥。无以洗心胸，前登但山椒。”描写了诗人为减轻旅途疲劳，还上岸稍作休整，观看四周的风景，开阔心胸。综上，笔者认为，如果不是时代和战乱等因素给诗人带来的诸多不幸，诗人其实是一个热爱生活、开朗乐观的人。这些诗歌有写实、有咏物、有悟思、有感发，内容丰富，其艺术水平在杜诗中也是比较高的。
杜甫的第二段时间比较集中的舟行生活，开始于唐永泰元年（765）四月。此时，好友严武去世，杜甫在成都失去了依靠，几经思虑，决定选择乘舟出行。从杜甫出发时的一首诗《宿清溪驿奉怀张员外十五兄之绪》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诗句：“漾舟千山内，日入泊枉渚”“浩荡前后间，佳期付荆楚”，说明诗人出发时候的心情还是不错的，对目的地之一的荆楚也充满期待，但令诗人没有想到的是，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旅行。杜甫先是沿岷江南下，经嘉州、戎州入长江，大历元年（766）春末，才到达夔州。杜甫在夔州生活约两年，这两年也是他诗歌创作最高产的时期，所作诗篇达四百三十馀首，约占其诗歌总量的三分之一。大历三年（768）三月，杜甫乘舟到达江陵，滞留数月后，又继续东下，途径公安居留数月，于冬末抵达岳阳。大历四年（769）正月，杜甫离开岳阳，乘船南下，经由洞庭湖入湘水上溯，三月抵达潭州。大历五年（770）四月，杜甫与百姓一起逃难，乘舟经耒阳方田驿时，遇江水暴涨，不得行进，停泊数日，几近饿死，幸耒阳县令得知消息，赠给食物，杜甫作诗感谢。大历五年（770）冬，杜甫病逝于湘江的小舟之中。
杜甫在他生活的各个阶段，作诗的数量有所不同，但其创作的高峰时期则是在乘舟出行的晚年。虽然舟行贯穿杜甫的一生，但因青壮年时期，杜甫的出行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且乘船大多是出于游玩、会客等目的，因而与诗歌创作的关联性不强。当关注诗人晚年漂泊时期的舟行生活，我们便可清楚地看到他乘舟出行与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参见表一。
表一 杜甫漂泊时期的诗歌数量及舟行诗占比
从上表可看出，从同谷到成都，成都到绵州、梓州、阆州等地，寓居夔州和途经荆湘，是杜甫创作诗歌数量较大的几个时期。如果说自成都沿岷江南下进入长江这一时期杜甫是借舟出行的话，那么，到达荆湘以后，杜甫更是“以舟为家”。这两个时期，杜甫的诗歌创作数量是最大的。前面已经简要对杜甫的舟行经历及诗歌创作进行了陈述。而后，笔者将对诗人从成都到荆湘期间的舟行经历及诗歌创作进行分析。
在前文中，笔者已经对杜甫四个时期的诗歌创作情况及主要特点进行了简要介绍。那么，杜甫的舟行诗创作与前几个时期的诗歌创作有什么不同的特点或联系呢？是不是像通常认为的那样，这些诗歌由于创作于杜甫生活最为贫穷困苦的时期，也是他生命的最后时期，主要表达诗人失落、哀叹甚至消沉的情绪呢？笔者分析如下。
（一）浓厚深沉的家国情怀
综观杜甫一生的诗歌创作，许多作品都洋溢着浓厚的家国情怀，体现出诗人浓烈的忧国忧民之心。困居长安期间，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写下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的诗句，这成为杜甫一生的愿望。特别是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后，随着对社会现实的深入了解，目睹无辜百姓遭受的苦难，自己在漂泊之中居无定所，诗人的家国情怀与忧国忧民之心愈加浓烈。比如，他此前创作的《春望》，漂泊西南后写下的《蜀相》等，都体现着这种思想感情。在诗人借舟出行以后创作的诗歌中，这种情怀仍然浓厚而深沉。
永泰元年（765），杜甫舟行至云安期间写下《云安九日郑十八携酒陪诸公宴》，其中有“万国皆戎马，酣歌泪欲垂”之句。当时，杜甫受朋友之邀参加聚会，正当朋友们觥筹交错，兴高采烈地谈论着什么的时候，诗人却陷入深深的忧思之中，他用诗歌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各地战火不熄，百姓正遭受苦难，当郑十八所邀诸公喝酒，纵情高歌之际，作为诗人的我想到家国的不幸，不禁潸然泪下。在这首诗歌中，诗人的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在另一首《谒先主庙》中，诗人写下这样的诗句：“迟暮堪帷幄，飘零且钓缗。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意思是：自身年齿迟暮，不堪参与帷幄，漂泊他乡苟且垂钓藏身，而一向垂流的忧国之泪，清冷地洒满自己的衣巾。表达了诗人谒刘备庙时油然而生的忧国之情。在杜甫的舟行诗中，此类作品的数量还有不少。如在《夔府书怀四十韵》中，诗人写道：“赏月延秋桂，倾阳逐露葵。大庭终反朴，京观且僵尸。高枕虚眠昼，哀歌欲和谁。南宫载勋业，凡百慎交绥。”诗人想到：眼下我虽然清闲地面对秋桂欣赏这异地的月色，但一心向阙，就像倾叶向阳的带露的卫足葵，瞻望来日，终归会回归到民风淳朴的太平盛世；
但目前还得暂时兴兵伐叛，而我徒然卧病伏枕在这夔州一隅，独自唱着哀歌，应和我的不知是谁？南宫云台二十八将立下了千古功勋，诸将啊，望你们积极参战，平息叛乱。表达了诗人渴望平定叛乱，家国安定的强烈愿望。在寓居夔州期间，诗人还写下了《热三首》。在第三首中，诗人写道：“歘翕炎蒸景，飘飖征戍人。十年可解甲？为尔一沾巾。”面对骤然的酷热天气，诗人不禁想起参加平叛的士兵在漫漫十年中何曾解过甲胄？于是为他们洒下担忧之泪，表达了诗人对平叛征人的关切之情。大历三年（768）夏，杜甫乘舟外出途中，又写下一系列诗歌，其中有一首《遣闷》，诗曰：“地阔平沙岸，舟虚小洞房。使尘来驿道，城日避乌樯。暑雨留蒸湿，江风借夕凉。行云星隐见，叠浪月光芒。萤鉴缘帷彻，蛛丝罥鬓长。哀筝犹凭几，鸣笛竟沾裳。倚著如秦赘，过逢类楚狂。气冲看剑匣，颖脱抚锥囊。妖孽关东臭，兵戈陇右疮。时清疑武略，世乱跼文场。馀力浮于海，端忧问彼苍。百年从万事，故国耿难忘。”诗人首先描写了大地、沙岸、小舟等江边景色，接着极为细致地描写了驿马的烟尘，城上的夕阳，船里的潮热，江风的清凉和游移的浮云等。然后联想到现实，写出内心所思：我看着手中的宝剑而气冲星斗，欲试才能而不能如愿以偿，关东一带因“安史之乱”而尚有遗臭，陇右一带因吐蕃寇境而百孔千疮。我怀忧绪仰问上苍，难道是太平时代用不上武略？世乱之际文人派不上用场？诗人最后得出了自己的答案：一生中的万事可以付之不问，只有故国耿耿难忘。在这首诗中，诗人饱含着对自身境遇的感叹，对叛乱的憎恶，对故国的思念和渴望太平的愿望。大历二年（767），杜甫五十七岁，离开夔州（今重庆奉节）沿江由江陵、公安，来到岳阳，此时距诗人去逝仅有三年。杜甫登上神往已久的岳阳楼，在岳阳楼上凭轩远眺，面对烟波浩渺、壮阔无垠的洞庭湖，发出由衷的礼赞；
继而想到自己晚年漂泊无定，国家多灾多难，又不免感慨万千，于是写下五律名篇《登岳阳楼》，前人称其为盛唐五律第一，诗曰：“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在诗歌的最后两句中，诗人写道，自己虽然没有亲朋好友的消息，年老多病，孤舟漂泊，但仍然关注北方的边关正在鏖战，望着岳阳楼的栏杆老泪纵横，充分表达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大历五年（770）冬，杜甫病倒在湘江上的小舟中，带病写下《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在这首绝笔诗中，诗人写下“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无成涕作霖”等诗句，诗人感到生命将尽，当想到郊原上依旧流淌着军民的战血，杀伐声至今震动着偌大的乾坤，许多事已力不胜任，诗人泪如雨淋。这充分说明，就是到了生命的最后，诗人那种家国情怀与忧国忧民之心依然浓厚而深沉。
（二）从未泯灭的建功之心
杜甫出身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在《进雕赋表》中写道：“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把“奉儒守官”看着是其家族的“素业”，“素业”的意思就是世代相袭的职业。杜甫信守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穷年忧黎元”，“济时肯杀身”，渴望以己之才报效家国，济世扬名，建功立业，但严酷的现实却屡屡让诗人的才华难以施展。青年时代，杜甫参加科举考试，因李林甫弄权，科场失意；
向玄宗预献《大礼赋》虽得到赏识，但几经折腾，才授他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种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
冒险逃到凤翔投奔肃宗，被肃宗授为左拾遗，不料很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虽忠于职守，但终因受房琯案牵连，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官场的数度失意，让诗人极度灰心失望。虽然如此，诗人并未就此消沉，比如，诗人在《江汉》中写道：“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充分表达了他内心深处仍然渴望报效家国，建功立业的愿望。那么，在杜甫的舟行诗中是怎么一种情形呢？笔者作以下分析。
永泰元年（765），杜甫舟行到达云安。这年九月，叛将仆固怀恩诱使吐蕃、回纥、党项等举大兵入寇，至十月，战事仍在激烈进行。在此背景下，同年冬天，杜甫写下《长江二首》，其一曰：“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朝宗人共挹，盗贼尔谁尊！孤石隐如马，高萝垂饮猿。归心异波浪，何事即飞翻。”其二曰：“浩浩终不息，乃知东极临。众流归海意，万国奉君心。色借潇湘阔，声驱滟滪深。未辞添雾雨，接上过衣襟。”在诗中，杜甫深切表达了对乱局的痛心，但又无奈，只能借万水归海之理，表达自己支持君王早日平定叛乱的愿望。在云安期间，诗人还写下《将晓二首》，以“壮惜身名晚，衰惭应接多。归朝日簪笏，筋力定如何？”之句，表达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所思所想：叹息自己壮年时的功名未成，惭愧年老后应酬接待徒然增多之意，想到如果有一天归朝后，每天执笏簪笔，体力倒底行不行呢？由此可见，诗人即便是处在漂泊不定之中，仍然在思考将来能不能为朝廷出力之事。同年的腊月初一，杜甫又写下《十二月一日》三首，诗曰：“明光起草人所羡，肺病几时朝日边？”诗人想到，身为郎官在明光殿起草文章那是令人羡慕的，却不知自己的肺病几时能好，回到京城为朝廷出力。再次表达了诗人渴望早日出峡，建功立业的愿望。大历元年（766），杜甫到达夔州，写下《客堂》，这是他寓居夔州初期之作，在“尚想趋朝廷，毫发裨社稷”的诗句中，更为直接地表达了杜甫仍想趋赴朝廷尽一份微薄之力的愿望。同年，诗人在《云山》中写道：“京洛云山外，音书静不来。神交作赋客，力尽望乡台。衰疾江边卧，亲朋日暮回。白鸥元水宿，何事有余哀。”表达了他关心家人家事，更关心北方战事的发展。大历三年（768）初，诗人在夔州收到了弟弟杜观的来信，心情非常激动，写下《续得观书，迎就当阳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峡》，诗曰：“自汝到荆府，书来数唤吾。颂椒添讽咏，禁火卜欢娱。舟楫因人动，形骸用杖扶。天旋夔子国，春近岳阳湖。发日排南喜，伤神散北吁。飞鸣还接翅，行序密衔芦。俗薄江山好，时危草木苏。冯唐虽晚达，终觊在皇都。”在诗歌的最后两句中，诗人表达自己虽然像冯唐那样，到了高龄才得到朝廷的任用，最终还是希望回到京城为朝廷出力的愿望。大历四年（769）春，诗人乘舟途经湘江，写下《次晚洲》，诗曰：“羁离暂愉悦，羸老反惆怅。中原未解兵，吾得终疏放？”意为客途中的美景虽然也可暂时娱情悦性，但一想到自己瘦弱多病反增惆怅；
遥想中原一带至今还没有撤兵，我怎能在江湖四处飘荡？渴望平乱与建功之心洋溢于字里行间。综上，即使是在舟行漂泊途中，诗人的这种报效家国、建功立业之心从未泯灭。
（三）关注百姓的真实生活，同情民间疾苦
杜甫深受儒家“仁爱”“民本”思想的影响，他的诗歌饱含了对百姓真实生活的关注和对民间疾苦的同情。在长安时期，诗人就写下《兵车行》，描述了在征战中失去亲人的乡村妇女独自下地锄犁，因体力太弱无法承担锄犁这种繁重的劳动，以致田陇中禾苗长势不好，没有什么收成的悲苦景象。在从洛阳探亲回华州的途中，杜甫亲眼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写下“三吏”和“三别”，这是杜诗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诗篇，充分表达了诗人关心同情百姓疾苦的思想感情。大历二年（767年），诗人住在瀼西的一所草堂里。草堂前有几棵枣树，西邻的一个老妇人常来打枣，杜甫从不干涉。后来，杜甫把草堂让给一位姓吴的亲戚（即诗中的吴郎）居住，他自己搬到离草堂十几里路远的东屯去。不料吴郎一来就在草堂插上篱笆，不让打枣。老妇人向杜甫诉苦，杜甫便写诗去劝告吴郎，即杜诗中的《又呈吴郎》，诗曰：“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在这首诗歌中，诗人情真意切地对吴郎说，我住这里的时候，西边的邻居过来打枣，我从不阻拦，因为西边的邻居特别可怜，她无儿无女，没有饭吃，是个寡妇；
如果不是因为贫穷，她又怎能舍弃面子，出来打枣啊；
看见这样的可怜人，不应该去恐吓她，而是应该帮助她。诗歌的最后两句“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说出了造成百姓这种困苦不堪、一贫如洗的原因是连年的战乱和沉重的赋税，为老妇人不得已打枣进一步的解释，充分体现了诗人对百姓生活困苦的关注和同情。在乘舟出行途中，杜甫的诗歌创作也鲜明体现着这种关注同情百姓困苦的特点。
大历元年（766）暮春，诗人在夔州期间，亲眼看到底层民众的困苦生活，感慨万千，写下了《负薪行》，诗曰：“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嗟。土风坐男使女立，应当门户女出入。十犹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应供给。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面妆首饰杂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在这首诗中，杜甫写出了夔州妇女的勤劳和困苦，“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嗟”，表现了诗人对她们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
结句用“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的答问，是反诘语，用以顾照全篇，正是其深意所在：夔州处女老大嫁不出去，并不是因为她们长得粗丑，美貌动人的王昭君的故乡不就是在这一带吗？从而增强了全诗的讥刺意味。大历元年（766）夏天，杜甫在夔州还写下了《火》，诗曰：“薄关长吏忧，甚昧至精主。远迁谁扑灭，将恐及环堵。流汗卧江亭，更深气如缕。”意思是，由于当地官吏薄于忧民，不以诚挚之心救火。看那火势正在蔓延，谁去把他扑灭？恐怕就要烧到居民的房屋了，我流着汗躺在江亭上，直到深夜仍然气息微微。这首诗也是诗人心忧百姓生活的例证。大历元年（766），杜甫在夔州写下《西阁夜》，诗曰：“恍惚寒江暮，逶迤白雾昏。山虚风落石，楼静月侵门。击柝可怜子，无衣何处村。时危关百虑，盗贼尔犹存。”意思是，暮色中的寒江恍恍惚惚，随江逶迤的白雾昏昏沉沉，空旷的山间传来风吹落石的声响，寂静的楼阁上月色侵门，可怜的戍卒啊击柝阵阵，无衣无褐的人群遍布大地。如此情形，牵扯着我百虑千忧之心，你这无赖的盗贼（叛军）至今犹存。诗人强烈表达了自己关注同情士兵，渴望早日平定叛乱的愿望。大历三年（766）秋，诗人在夔州还写下《壮游》，诗曰：“备员窃补衮，忧愤心飞扬。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意思是，我这个小小拾遗，因忧愤国事而心情飞扬。对上痛感九庙毁于叛军的战火，对下哀怜万民百孔千疮，同样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感情。大历四年（769），杜甫在由岳阳去往长沙的途中，写下《遣遇》，诗曰：“磐折辞主人，开帆驾洪涛。春水满南国，朱崖云日高。舟子废寝食，飘风争所操。我行匪利涉，谢尔从者劳。石间采蕨女，鬻市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索钱多门户，丧乱纷嗷嗷。奈何黠吏徒，渔夺成逋逃。”“安史之乱”后，人口锐减，田亩废耕，给土地兼并者以可乘之机，以至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为了弥补国用不足，代宗不得不改租庸调之法为以亩定税，分夏秋两季完纳；
然终因朝廷的腐败，政出多门，苛赋杂税，层层盘剥，人民不堪其苦。这时，诗人舟行于湘江上，看到岸上民女采摘蕨菜卖钱纳税的困苦现状，心怀抑郁，虽欲自遣，事不可泯，因而赋诗。综上，杜甫在舟行途中的诗歌作品，与前几个时期一样，充分表现了诗人一如既往关注底层百姓的真实生活，同情民间疾苦的思想感情。
（四）不尚名利和热爱生活的态度
杜甫出生于当时的一个官宦世家，也任过官职，还有严武这样的朋友帮助，虽然家道中落，但做官入职也有薪酬，按理说过上较为宽裕的生活还是有机会的。但从杜诗中反映的情形看，诗人经常生活在贫穷困苦之中。笔者以为，这种状况除了有的学者认为的不善经营和理财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杜甫信守“不义而富与贵，与我如浮云”的儒家理念有关，如果现实生活与他的这种理念发生冲突，他宁肯选择淡泊自守。史料所载，杜甫在为官期间，直言敢谏，看不惯官场陋习，曾经两度辞官，一次辞职。天宝十年（751），杜甫在《水槛遣心二首》中写道“不堪祗老病，何得尚浮名。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就表明了诗人不尚浮名，淡泊自守的意愿。天宝十四年（755），杜甫在长安、洛阳折腾了十年后，已经是四十五岁的中年人，虽然得到河西尉的官职，但还是拒绝任职，并写下“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的诗句。乾元元年（758）春，杜甫在长安做左拾遗，因肃宗听不进意见，诗人到曲江散心，写下《曲江二首》，其一中这样写道：“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花边高冢卧麒麟。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从这首诗写作的背景上看，杜甫当时并非是不想任职，而是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愿望没被理解，因而发出这种感慨。由此来看，诗人并非是那种为了自身的功名利禄而一味奉迎讨好之辈。在舟行赴云安途中，杜甫写下他诗歌中的经典作品《旅夜书怀》，全诗景中有情，融情于景，内容丰富，格调清丽，结构谨严，诗曰“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此时的杜甫正在旅途之中，一个夜晚，诗人面对奔涌不息的江流，俯仰天地之间，一览无余地看到这样的景色：微风吹拂着岸边的细草，高耸桅杆的小舟江边停靠，天上的星星垂向广袤空旷的平野，明月照射着奔涌不息的大江。此时此刻，诗人浮想联翩，突然联想到自己的经历，写出了自己的内心活动，难道此生仅仅依靠写文章来得名吗？离官正是因为我已经年老体弱。最后，诗人好像想明白了什么，心中产生出一种通透之感，自我回答道，我的漂泊生涯像什么呢？好像是一只沙鸥飞翔在天地之间。在这首诗歌中，诗人把自己比做一只翱翔于天地之间的沙鸥。以此诗观之，说明诗人是一位不追求虚名浮利的淡泊自守之人。这样的诗句还有不少，如大历二年（767）夏天，杜甫出游江峡，乘船回去后写下《柴门》，诗曰：“贫病固其常，富贵任生涯；
老于干戈际，宅幸蓬荜遮。”诗人觉得贫与病是一种寻常的事，自己应当固守其贫；
富与贵也应顺其自然，自己不必攸攸以求。然后诗人又联想到自身的境遇，道出自己的所思所想：我值此暮年，又置身于干戈四起之际，虽然目前仅有茅屋草舍遮身，亦应以此为足。
面对晚年东奔西走、贫病交加的生活状况，杜甫除了淡泊自守以外，许多时候还表现出积极乐观的心态，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说，杜甫晚年漂泊期间的诗歌创作主要表现他失落、哀叹甚至消沉的情绪。当然，作为封建时代的读书人，由于时代的影响，又经历战乱，杜甫处在官场失意、年老体弱、贫病交加的生活中，其诗歌创作真实地反映出诗人当时的生活状态，字里行间不免流露出失落的情绪、悲苦的心境甚至发出无奈的感叹，但这是那个时代造成的，诗人并未就此消沉。如前所述，他的诗歌不仅真实记录了那个时代诗人的生活经历和所见所闻，而且始终表现出诗人浓厚深沉的家国情怀，从未泯灭的建功之心，关注百姓真实生活和同情民间疾苦的思想感情，这也正是他的诗歌被后人称之为“诗史”的原因。同时，杜甫的诗歌创作还时时表现出诗人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让我们看到诗人在生活中其实是一个感情丰富、积极乐观、热爱生活的人。这在杜诗中有不少例子，比如，乾元二年（759），诗人刚到成都时，写下一首《成都府》，诗曰：“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诗人在明月初上，群星闪烁之时，遥望天地之间，心境顿然开朗，发出自古以来就有羁旅之事，我为什么要哀伤之感。如果说这时的杜甫才刚开始漂泊，羁旅感不深的话，那么，大历元年（766）春末，杜甫已然从成都辗转去过多个地方，此时的他正准备离开云安，乘船东下夔州，在抵达夔州之初，他又写下《移居夔州作》，诗曰：“伏枕云安县，迁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别，江与放船清。农事闻人说，山光见鸟情。禹功饶断石，且就土微平。”这首诗歌描写了诗人从云安移居白帝城时的情景：我卧病云安为时已久，如今迁居到白帝城。一路上春催柳绿，江水也给我一脉清波以增添行船之兴，到处都听到人们在谈论着农事，从鸟儿的欢鸣中可以看出山色的清明，沿岸多有大禹凿山留下的断石，只有夔州这里土地稍平。诗中没有描写羁旅之苦的句子，反而是满眼风光，一路见闻让诗人轻松自如，心情舒畅。杜甫所处的那个时代给他带来了诸多的不幸和痛苦，但他在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与纯朴的百姓交谈农事，与自己亲人的相守中又得到慰藉，在不幸的生活经历中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不仅如此，在杜甫的舟行诗中，诗人那种期望有所作为，建功立业的愿望从未泯灭。比如，大历三年（768）深冬，杜甫初抵岳阳，写下《泊岳阳城下》，诗中的“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之句，便充分体现了诗人虽身处困境，仍然壮志犹存的思想感情。
杜甫对家人和亲友的关爱之情是丰富而真挚的。他专情于妻子杨氏，与她携手共度馀生，漂泊时期更是如此。若说早年的杜甫因为出仕谋职等原因不能常和妻子团聚，写下一些思念妻子的诗句倒也不足为奇；
然杜甫在后期与妻子一起漂泊时，也依旧一往情深地为自己的“老妻”写下诗歌。上元元年（760）夏，杜甫与家人居住草堂，诗人深情地写下《江村》，诗曰：“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诗人用自然轻松的笔调描写出他家庭生活的一个画面：长夏时节，清江抱村，事事悠闲，在这优美的环境中，诗人饶有兴致地欣赏着梁上的燕子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水中的白鸥也相亲相近，相伴相随；
然后诗人深情地把目光投向老妻，她正在用纸画一张棋盘，小儿子也敲打着针做一只鱼钩，这样的情景让诗人感到会心的慰藉和快乐，由是诗人想到，面对此情此景，只要有老朋友给予一些钱米，我还有什么奢求呢？这首诗歌充分体现出诗人对家庭生活的热爱，与妻儿不离不弃、相互关爱的真挚感情。这样的诗歌还有不少。比如，代宗广德元年（763）正月，当杜甫听到叛将史朝义自缢，“安史之乱”结束的消息后，不禁惊喜欲狂，冲口吟唱出“生平第一首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在这首诗中有一个独到的生活细节，即是杜甫在听到特大喜讯时，情不自禁地回头要和朝夕相处的妻、子交流一下内心的喜悦。刘学锴先生在评鉴这首诗时说：“由于对方是对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经历了如指掌的老伴，所以……只要迅速看上一眼，交换一个欣喜的目光，彼此的心情就迅速得到了交流。”1刘学锴：《唐诗选注评鉴》，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1081页。这是诗人杜甫与妻、子之间深厚感情自然而真的流露。
在舟行途中的诗歌创作里，杜甫也有不少对和睦家庭生活和交友生活的描写，而且这种家庭生活给处于贫病漂泊之中的诗人带来不少的乐趣和莫大的安慰。比如，大历二年（767），诗人在夔州写下《过客相寻》，诗曰：“穷老真无事，江山已定居。地幽忘盥栉，客至罢琴书。挂壁移筐果，呼儿问煮鱼。时闻系舟楫，及此问吾庐。”诗人的意思是，虽然自己老病无事，偏居一隅，但听闻客人到来，顿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喜悦之情，忙叫儿子取果煮鱼相待，字里行间道出了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的怡然自乐之情。同年七月，杜甫又写下《阻雨不得归瀼西甘林》，其中有“客居暂封殖，日夜偶瑶琴。虚徐五株态，侧塞烦胸襟。焉得辍两足，杖藜出岖嶔。条流数翠实，偃息归碧浔。拂拭乌皮几，喜闻樵牧音。令儿快搔背，脱我头上簪”之句，诗的前部分写出诗人一如既往关注国事和感怀自己境遇之意，后部分则写出自己抚弄瑶琴、杖藜出游的日常生活和拂拭乌皮几、叫小儿搔背、脱簪的生活乐趣。同年秋天，杜甫还写下另一首诗歌《秋清》，诗曰：“高秋苏病气，白发自能梳。药饵憎加减，门庭闷扫除。杖藜还客拜，爱竹遣儿书。十月江平稳，轻舟进所如。”秋高气爽，诗人闷闷不乐地清扫庭院，于是拄着手杖，向客人还礼，看到喜欢的竹子，就让儿子作诗吟咏，由于出门见到美丽的风景，加上有儿子作伴和教儿子作诗，便联想起十月江水平稳，小舟可以去到想去的地方，心情一下好了许多。
除了对自己的家人充满关爱之情以外，诗人对亲友的牵挂之情也极为真挚。杜甫有一首著名的诗歌《月夜忆舍弟》，是杜甫在秦州所作，诗曰：“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全诗托物咏怀，语言精练，真挚感人，充分表达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对亲人的思念牵挂之情。大历二年（767）夏，诗人在夔州写下《舍弟观归蓝田迎新妇，送示两篇》，诗曰：“汝去迎妻子，高秋念却回。即今萤已乱，好与雁同来。东望西江水，南游北户开。卜居期静处，会有故人杯。楚塞难为路，蓝田莫滞留。衣裳判白露，鞍马信清秋。满峡重江水，开帆八月舟。此时同一醉，应在仲宣楼。”表达了诗人对杜观的关爱、思念和渴望相聚的情感。大历三年（768）春，杜甫又写下《远怀舍弟颖观等》，诗曰：“阳翟空知处，荆南近得书。积年仍远别，多难不安居。江汉春风起，冰霜昨夜除。云天犹错莫，花萼尚萧疏。对酒都疑梦，吟诗正忆渠。旧时元日会，乡党羡吾庐。”元日之时，诗人回忆起当年家人团聚的日子，如今却天各一方，收到亲人的书信后，更加怀念阔别日久的弟弟。杜甫一生喜欢交友，也时常给朋友赠诗，据吴汝煜在《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中提到，杜甫所写的赠诗共计七百四十七首，这些赠诗共涉及四百一十二人。在舟行诗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作品。在舟行漂泊期间，杜甫写下如《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等诗歌，数量是不少的，主要表现对朋友的思念与关心，感谢与牵挂，赞扬与鼓励等思想感情。这里即暂不逐一展开论述。
前文笔者已经对杜甫诗歌的创作背景、主要内容进行了分析，说明了杜甫的舟行诗与前几个时期诗歌的联系。那么，杜甫舟行诗的艺术特色有什么不同？笔者以诗人的舟行诗为关照对象，通过分析研究认为，杜甫的舟行诗不仅承续了几个时期的主要表现手法，而且从总体上看，其创作水平更是日臻完善。
（一）贴近现实，取材广泛
杜甫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大诗人，《新唐书》中称杜诗“善陈时事”“世号诗史”。《毛诗序》称 “诗”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然而对于杜甫，他用诗歌做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苏轼也曾评价杜甫的诗歌，“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这些评价概括了杜甫诗歌本身的特点以及对后世的巨大影响。那么，杜甫的舟行诗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笔者通过分析研究得出结论，杜甫的舟行诗同样鲜明地体现出现实主义的特色，更增加了杜甫的诗歌被称为“诗史”的说服力。这些作品不仅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而且取材广泛，寄意遥深。诗人在舟行途中，亲眼看到朝庭的腐败、战乱的残酷、社会的动荡、百姓的痛苦，联系自己的遭遇，以诗歌形式将亲身经历、所见所闻最立体、最多维、最全面地呈现出来，充分反映了诗人所处时代的真实状况、百姓的真实生活以及自身的遭遇。不仅如此，诗人还在诗歌中充分地表达了他浓厚深沉的家国情怀，渴望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对百姓生活的深切同情，对自身命运的忧叹和渴望安定的愿望，就如诗人在前几个时期所写的 “三吏”“三别”“三叹”以及《兵车行》《丽人行》《悲陈陶》《哀江头》《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诗歌一样，杜甫在舟行途中所创作的如《云安九日郑十八携酒陪诸公宴》《谒先主庙》《遣闷》《将晓二首》《客堂》《负薪行》《西阁夜》《遣遇》等诗歌中，同样充分地体现出这种思想感情。
（二）诸体兼备，律诗最工
杜甫是一位诸体兼备的大诗人，五古、七古、五律、七律、排律、乐府无所不能、无所不精，但在诸体之中，数律诗创作成就最高。方回在《瀛奎律髓·序》中说道：“文之精者为诗，诗之精者为律”1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律诗讲究字数、句数、押韵、平仄、对仗等，要求立意更为集中，炼字炼句更加精当等，不是随便下点功夫就能写好的。为了在这方面取得突破，杜甫下了很大功夫，诗人说自己“晚节渐于声律细”，就说明了他对提高诗歌创作水平，尤其是律诗创作水平的执着追求。同时，人生经历也是杜甫诗歌创作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正如黄庭坚在其《与王观复书》一文中说：“观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2黄庭坚：《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29页。这充分说明，诗人在舟行途中更多地接触到社会现实，饱经个人生活的起伏跌宕后，其诗歌创作水平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他的舟行诗分析看，不仅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而且诸体兼备，多用律诗，体现在对现实观察更为深入，诗歌风格变得更为老健，诗歌体裁掌握变得更为成熟等方面。尤其是诗人的律诗创作，在严格的格律规范下，取材广泛而又善于提练，寄意遥深又深入浅出，寓情于景而又情景交融，充分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杜甫晚年的诗歌创作，律诗占了很大比重；
而在舟行途中所创作的律诗，不仅量多而且艺术水平极高。不仅有《旅夜书怀》《登岳阳楼》《秋兴八首》（其八）等名篇，还有像《登高》这样名冠古今，被称为“古今七言律诗第一”的作品。这些都说明，杜甫在诗歌创作上不仅诸体兼备，而且在舟行途中，诗人的诗歌创作水平尤其是律诗创作水平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三）风格多样，手法高超
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矣。”1元稹：《元稹集》卷五十六，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01页。秦观也有类似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2陈伯海编：《唐诗汇评》（上），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901页。这说明，正是杜甫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不薄今人爱古人”的学诗态度，善采众家之长，使他的诗歌创作达到了“诸家之所不及”的创作艺术高度。笔者从杜甫的舟行诗分析，得出同样的结论。历代学者以“沉郁顿挫”来形容杜甫诗歌的创作风格，这已成为一种共识。从杜甫的舟行诗分析看，则更为鲜明地体现了风格多样、手法高超等特点，或老健雄浑，如《登高》等；
或清新细腻，如《白露》等；
或沉郁悲凉，如《登岳阳楼》等；
或平易质朴，如《溪上》等；
或通俗自然，如《夜雨》等。杜诗融冶吸收前人的艺术技巧，发展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些风格与“沉郁顿挫”自然地融为一体，充分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从表现手法上，杜甫在舟行途中，从闻见思行出发，无论使用五言七言、律诗绝句，还是歌行乐府、古诗排律，往往通过典故、炼字、炼意、拟句、拟篇等方式，借助赋、比、兴、夸张、白描、抒情、议论等艺术手段，不仅使自己的诗歌充分表达了自己的心声，而且还为后世留下反映那个时代真实历史的丰富史料。
（四）语言锤炼，自然朴实
杜甫受其祖父杜审言的影响，认为“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 （《宗武生日》），从小就刻苦练习作诗技能；
同时，他还在诗歌语言上下了很大的功夫，用他自己的话说，“新诗改罢自长吟，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十二首》），“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因而在诗歌语言表达方面，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从杜甫的舟行诗中分析，许多诗句都呈现出千锤百炼、言简意丰、炉火纯青的特点，有的诗句雄浑苍劲，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
有的诗句意象生动，如“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等；
有的诗句字句凝练，如“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等；
有的诗句自然清新，如“草阁临无地，柴扉永不关；
鱼龙回忆水，星月动秋山”（《草阁》）等；
有的诗句通俗易懂，如“快令儿搔背，脱我头上簪”（《 阻雨不得归瀼西甘霖》），还有“江上人家桃树枝，春寒细雨出疏篱”（《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等，这充分说明了杜甫在舟行途中创作的诗歌具有极高的语言艺术水平。杜甫的舟行诗句不仅语言精炼，用字准确，韵律严谨，而且形象生动，自然通俗，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特点，充分展示了诗人在诗歌创作上“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艺术追求和所付出的努力。
综上，笔者通过对我国古代与舟船相关的诗歌作品的简要回顾，介绍了杜甫前几个时期的诗歌创作的主要情况，着重分析了杜甫两段时间比较集中的舟行生活及诗歌创作，尤其是着重分析诗人第二段时间比较集中的舟行生活及诗歌创作，从杜甫舟行诗的创作背景、主要内容和艺术特色方面进行了论述，认为杜甫的舟行诗从思想内容上看，不仅与前几个时期的诗歌创作是紧密联系的，而且诗人从舟行途中的见思闻行出发，在创作的舟行诗中充分地表达了他浓厚深沉的家国情怀，渴望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和对百姓生活的深切同情等思想感情；
从表现手法上看，整个舟行诗的创作水平是日臻完善的，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