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辰
(广西师范大学，广西 桂林 541000)
《史记》是二十四史其中一部，为西汉时期史学家司马迁所撰写的纪传体史书（现存《史记》是否为司马迁原文存疑）。《乐书》是《史记》卷二十四第二，其中主要记录了先秦、秦、西汉的一些重要的音乐史事、典故，它反映了中国古代儒学中的重要乐学思想，也反映了当时儒家对音乐的认识与态度。
《史记·乐书》反映了我国古代儒家乐学思想，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它充分阐释了当时儒家对礼乐所持教化作用的理解。音乐，儒家认为不应成为满足耳目之欲而享乐之物，而应教化人，通过声音，音韵，音乐来培养自己，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目的。同时，《乐书》中提及，透过音乐，可以了解民声，体察民情民意，实现教化民众之功能，研究价值明显。笔者对这篇具有重要思想意义和社会价值的文章做进一步了解与研究，发现《史记·乐书》是否存在亡缺、亡缺的具体内容等问题的探讨中存在一些争议。本文将通过汇总当前对《史记·乐书》亡缺情况的研究，以期对其形成较系统的梳理，从而达到对《史记·乐书》更加深入了解的目的。
“亡缺”一词在《说文解字》中注：“亡，逃也。[1]”“缺，器破也。[2]”引申为缺漏而不完整；
汉语词汇解释其为散失残缺。经过时间的流变，历史的动乱，古代文献在储存和流转过程中经历了许多不可控的变动，所以就造成遗失、更改、亡缺的现状。
从现有研究材料看，首先提出《史记》中存在亡缺问题的，当推东汉人卫宏。《汉旧仪》中记载：“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3]”司马迁叙《史记》有“景帝本纪”篇，在此篇内容中提及了武帝的过错之处，武帝看到十分生气之后下令将此篇删除。关于这个记载，有许多学者提出质疑，笔者对于这个说法也不能妄下结论。但从此篇说明，司马迁在世的时候，《史记》整部就至少缺失两篇，由此证明如今流传的《史记》全文是存在缺失情况的。
之后班彪、班固父子提出《史记》中缺失了近十篇[4]，但他们未能说出所缺十篇的具体篇目是哪些，其中是否包括《乐书》也未曾得知。到了三国时期张晏提出所缺十篇的具体篇目，并提到《乐书》在这十篇之中：“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5]”从这段话的记载中可以明确看出《乐书》即属此缺十，但因张晏所论较简略，只是列出了这十篇的篇目名称，给我们留下了一系列待考证的问题。例如，这十篇的具体亡缺时间、原因以及具体内容等。
对于张晏的说法，有的人认为《乐书》通篇都已亡佚了，而我们现在看到的《乐书》正文也并非司马迁时代写的全文；
有人认为张晏的说法存在很多疑点，不能全信[6]。笔者认为张晏为元代类官掌管御史，其收集到的资源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所以赞成张晏的观点。
对于提出《史记》的亡缺及篇目大致脉络如上文，其中确定现存的《史记·乐书》全文并非当初司马迁时期所撰写的原文，但对于现存《乐书》缺失的是全文，还是其中一部分存在不同的观点。接下来从文献史料记载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入手，将《乐书》亡缺的不同观点进行汇总与梳理。
对于《乐书》的亡缺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乐书》有亡缺情况存在，有的学者认为《乐书》不存在亡缺。在认为《乐书》不缺的观点里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其一，认为取《乐记》做《乐书》；
其二，认为《乐书》序文就是现在流传下来的全文。
（一）《乐书》亡缺
认同此说法的有唐刘知几、明钟惺、清梁玉绳、梁启超、崔适等，他们虽都认同今本《乐书》与原《乐书》是不同的这一观点，但是具体的依据却存在差异。
唐代时，刘知几认为《史记》所缺的十篇为“素成有录”[7]，意思是尚未完成或刚开始做，没有完全成文的作品，还没有完成全部篇章内容，明代钟惺与刘知几的说法相近，都赞同这一观点。
清代梁玉绳在他的说法中力证《乐书》完全亡缺的说法，他认为我们今天所见之《乐书》乃出自后世之补。梁玉绳是清代研究与分析《史记》中错误与疑难的著名学者，他从《史记》的序言入手，从中关注到关于《史记·礼书》的续写。梁玉绳认为：“史公《礼书》惟存一序，后人因其缺而取《荀子》续之[8]。”即认为《史记·礼书》中只有一篇序言是还留存在世，后人认为仅有序言的《礼书》存在缺漏，继而用《荀子》中的言论为其续写。从《史记志疑》中也可以看出，梁玉绳认为《礼》《乐》二书情况相同，二者同在《史记》失传的十篇之列，也同样取自别的古文献续补并作为其主要内容。
（二）《乐书》不缺
认同此观点的有明茅坤、明王衡、清王鸣盛等，他们认为《乐书》其实不存在亡缺，其原本就是司马迁取《礼记·乐记》中的部分内容或写作思想来创作的《史记·乐书》。
明代茅坤在《史记鈔》中记载，礼乐在汉代时已有所亡佚，自汉高祖至汉武帝时有官方不断搜求，均未成功。直到西汉末年，收集和整理古乐文献的工作才有了一定进展。其中包括刘向、马融等人所做的搜集乐籍乐谱的工作；
董仲舒所作的“六艺”之说及相关资料。其他许多内容都已散失，无法查阅难以查找，也很难掌握无从考证。加之当时礼乐通篇已含混不清，所以司马迁可能取《乐记》一文写《乐书》[9]。清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一文，认为《乐书》内容虽采自《礼记》，然确系出自司马迁之笔，故今本《乐书》为司马迁取法《乐记》而作，并无亡失情况之存[10]。今存《史记·乐书》正文和《礼记·乐记》大体相同，史载《乐书》抄自《乐记》者颇多，亦不乏多为学者著书立说论证。
（三）序文即《乐书》全文
认同此观点的有清方苞、清张照、清孙同元等。他们认为《乐书》不缺，现存世序文是司马迁原著《乐书》中的完整原著。
方苞在《望溪先生文集》中提到，他认为《乐书》的序文部分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乐书》全文，即司马迁当时只写作了序文部分。后来的人在阅读到此篇的时候，不明白司马迁的创作初衷，仅将此篇以为是序文，所以为其续作全文[11]，才有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乐书》。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清代张照，他也认为司马迁创作的《乐书》是止于序文的,《乐书》仅有序文存世[12]。
清代孙同元在《史记缺篇补篇考》中提到：“《乐书》自‘太史公曰’至‘当族’，文笔古雅，且其中并有‘今上即位’之文，其中史公原文无疑。”孙同元从写作手法上入手，从行文特点上推断从“太史公曰”到“ 黯诽谤圣制当族”这一部分为司马迁原文。浅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中也赞同这一部分为司马迁原作，“补充说明：‘起首至黯诽谤圣制当族，是史公《乐书·序》’”[13]。
张大可也认为今存《乐书》为序言部分，但他与上述学者不同的观点是，他不认为司马迁仅创作了序文，而是《乐书》在流传中亡缺了正文，留下了篇前之序[14]。他提出《史记》的“亡四存六说”，即《礼书》《乐书》《兵书》《武纪》四篇亡缺，其现存的文本均是后人取自已成之书为其补亡，并不是原作。
这些观点也证明了刘知几“草具未成”的说法，这说明补亡者将《乐书》序的部分冠以“太史公曰”。其实它是否为司马迁所亲撰也存在许多争议，这种争议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这些文字均在司马迁遗稿之内，后人并不能准确得知他们是否为司马迁原作，或者说是否全文均为司马迁原作。上述观点有一个共同点，即《乐书》至少有序的部分确切为司马迁所作，无论后来缺失了哪些内容，都认为《乐书》有一部分是司马迁所作这一观点是毋庸置疑的。
上述内容从历史文献记载、《史记》本体研究入手，明确了《史记》存在缺失，《乐书》在《史记》所缺失篇目中。接下来进而对《乐书》相关内容进行归纳。一些学者将《乐书》与文本中提到的《天马歌》《荀子》等文献对照，从《天马歌》故事的真伪，以及《荀子》中的儒学思想中寻找《乐书》所记载的内容，是否与同时期其他文本记载相同，利用文本内容和音乐思想对乐书亡缺的观点进行佐证。
（一）从《天马歌》看《乐书》的真伪
《乐书》序文中写道：“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这里提到汉武帝得神马蒲梢，命人将其做成歌曲《天马歌》。之后中尉汲黯进谏使皇上不悦，丞相公孙弘进而说汲黯诽谤圣上的意思，应当灭族。一部分学者认为现存《乐书》的真伪与《天马歌》有关，对《天马歌》的记载是否与史实相符展开讨论。
王淑梅与于盛庭在《〈天马歌〉考辨与〈史记·乐书〉的真伪》中，提到《史记·乐书》及《汉书·礼乐志》中关于《天马歌》的文本存在差异，并详细对《天马歌》的真伪做了分析[15]。他们在《再论汉武帝〈天马歌〉的写作缘由和年代问冠》一文中将前人资料加以整合比较，从而详细分析《乐书》所记《天马歌》和班固《礼乐志》所记天马歌在时代上的不同[16]。
吴汝纶在《桐城先生点勘史记》第二十四册中提出：一是“汲黯”未曾作尉，二是史载汉武帝得到天马作歌时汲黯和公孙弘已死[17]。因此，从汉代到西汉前期，不存在有明确记载的两位史官与《天马歌》有关的史实。本文就此作出思考，其一，注文有误；
其二，断句不当；
第三，漏记；
第四，讹传。此二条遗漏可用于论证这段话之讹误，吴汝纶以为司马迁断然不可能有如此词语之遗漏，故《乐书》并非司马迁原作，乃后世亡缺补作的结论。
从上述内容中可以看出，无论从文本差异、所载年代、内容错误看，都可以得出现存《乐书》中关于《天马歌》的记录存在疏漏之处。笔者认为，这里虽不能证明《乐书》全文都非司马迁所著原文，但至少可以证明，其中有关《天马歌》的著写部分存疑，此部分可能不是司马迁所著的原文。
（二）音乐思想角度
从音乐思想角度对《乐书》进行研究，有些学者从《史记》与《荀子》的关系入手，找到《史记·乐书》与《荀子·乐论》在音乐思想上的联系。陈桐生在《〈史记〉与〈荀子〉》一文中，论述《史记》与《荀子》之间的关系，文中对《史记·乐书》与《荀子·乐论》之间的关联有所提及。
《〈史记〉与〈荀子〉》文中认为司马迁从《荀子》吸取了丰富的学术营养，有些学者认为司马迁与荀子之间有学术渊源关系，陈桐生认为司马迁是一位饱学之士，《荀子》一书为儒家经典，司马迁当时读到《荀子》是极其自然的一件事情，没有必要非要给司马迁寻找一个虚构的与荀子的师承关系[18]。陈桐生在此文中提及，从《史记·乐书》与《荀子·乐论》的文本中看，两者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但二者的基本思想相通，《乐书》在思想和观点上符合汉代儒家思想，也受到了《乐论》的影响。
从音乐思想角度入手，更细致关注《乐书》文本自身的内容，是近代研究《乐书》的一个越来越显著的趋势。近代学者强中华撰文《荀子与汉代音乐思想》亦重点探讨了汉代音乐思想受到荀子影响与继承的问题，亦同提及《乐书》受到荀子影响的看法[19]。宋艳丽在其《史记·乐书》的研究中也有提到从音乐思想角度出发认为《乐书》序存书亡。它认为今本《乐书》不是出于司马迁和褚少孙之手，推断是冯商所补更有可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今本《乐书》与古本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些新见解，还推断《乐书》补作时间可能在校书以后，以及《乐书》的文本可能产生于汉哀帝罢乐府时期的一位捍卫雅乐正统地位的儒生之手。
上文提到了众多学者关于《乐书》亡缺的一些情况的观点，《乐书》亡缺的原因也是伴随着这些观点一起讨论的热点。通过整理归纳，笔者得出《乐书》亡缺的原因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政治相关
前文说到，卫宏在《汉旧仪》中记载：“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认为是由于此番言论引起武帝大怒，命令削除《景帝本纪》与《武帝本纪》两篇，所以导致今《史记》亡缺。《西京杂记》与《魏志·王肃传》中的记载与卫宏的说法一脉相承，但都由于此说法年代久远，没有过多佐证。尤其与当时的政治密切相关，所以至今仍然存疑。有些学者认为上文提到的《景帝本纪》与《武帝本纪》中其实不含讥诮之语，并且到汉武帝时期由于时间并不符合，武帝其实无缘读到《景帝本纪》与《武帝本纪》二纪。还有一种说法是，《乐书》作为礼乐制度之一，对于当时的政治存在讥诮之语的可能性极小，所以就算是上述二纪被删，《乐书》也并没有可能因此缺失[20]。
（二）尚未完成
上文提到，刘知几认为《史记》所缺的十篇为“素成有录”，意思是尚未完成或刚开始做，即草创未就之作，还没有完成全部篇章内容。明代钟惺亦在《史怀》一书中亦言《乐书》乃司马迁未及动手之篇。由此看来，有一种可能是，当时司马迁就未将全文写完，所以造成一些篇目存在缺失，《乐书》可能存在其中。
（三）物质条件
西汉时代，文字通过抄写来进行传播，抄写文字的载体主要为简牍，到了东汉才逐渐有绢帛以及纸张。所以在当时，传抄这样的大部头书目并非易事，不得已拘于物质条件的限制。当时的统治阶级及其子弟多适用删节，民间得书就更为不易。张大可《史记研究》曾提到，有针对性地删改《史记》，就是为了便于统治阶级子弟阅读。[21]。从历史发展规律看，这一现实的物质条件因素导致了一些篇目不为众人所知，甚至使一些篇目残缺不全。
（四）时代原因
《史记》成书于西汉，汉武帝太初元年。自汉代之后，朝代的更迭对文献的保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战乱频发，兵荒马乱的年代，使藏书屡遭厄运，导致大量文献典籍散失。
（五）乐书的续补
前文证实了《史记·乐书》文本存在亡缺，但如今我们读到的《史记·乐书》却全篇皆在，并且细分了“序言”“乐本篇”“乐论篇”“乐礼篇”“乐施篇”“乐情篇”等不同的篇目，所以可以得出《乐书》存在被续补的情况。
首先，上文提到《乐书》与《乐记》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笔者认为可能存在取《乐记》之文来续补《乐书》的情况。其次，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和杨慎《史记题评》都认为《乐书》乃褚少孙所补，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明确指出《史记》所缺失的十篇都是褚少孙所补。第三，沈钦韩在《汉书疏证》中，认为《乐书》可能是冯商所补作。第四，认为《乐书》为某个名字已佚的人所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为《乐书》是从河间王《乐记》中切割抄写而成，却不知道究竟是谁所补。
“厥协《刘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史记》整合学术优点的撰写特色之一。而“实录”精神也更是《史记》备受后人称赞的地方。本文将当前对《史记》及《史记·乐书》的亡缺研究进行汇总，并对其亡缺情况及原因形成较系统的梳理，从而达到对《乐书》的版本以及内容更加深入了解的目的。《乐书》中大量关于儒家礼乐思想能够对提高人的整体素质有所帮助，使人修身养性。通过阅读和学习《乐书》具体内容能够在潜移默化中修身养性，并从中收获到更多对当今社会发展有帮助的现实意义和美学思想。借史通今，以史为鉴，是我们阅读与学习古代文献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和目标，对于我们当下社会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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