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文越
2019年7月，《文化产业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第六章第五十三条明确指出：“国家推动文化资源数字化，分类采集梳理文化遗产数据，标注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建设文化大数据服务体系。”[1]8月科技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再次阐述：“加快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建设物理分散、逻辑集中、政企互通、事企互联、数据共享、安全可信的文化大数据体系。”[2]以上两份文件均将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提出。为了进一步将国家文化大数据建设落实落地，2020年5月，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做好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工作的通知》（简称3号文件），提出建设文化大数据体系的八大任务，包括政策依据、主要思路和建设路径，具有实际指导意义。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在法律和政策层面得到国家强有力支持。目前，已初步形成由党委宣传部门牵头、文旅文物广电等部门负责、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工作局面。
中宣部文改办一级巡视员、副主任高书生在《文化大数据：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主题演讲中进而阐释：“文化大数据分两类，一类叫需求侧大数据，另一类叫供给侧大数据，供给侧大数据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更为急迫、重要。称得上是金山银山。”[3]由于社会对于文化消费的关注，致使需求侧大数据获得重视，反之供求侧大数据容易被忽略。供给侧大数据十分庞大，海量的数据和素材包括文献素材、视频素材、音频素材、文化遗产素材、戏曲素材等，对文化产业的整体长远发展更加重要。档案作为文化大数据体系架构下供给端数据和素材的重要来源之一，属于供给侧大数据的范畴，应当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凭借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充分发挥供给侧大数据作用，助推新时代下传统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目前，关于文化大数据尚缺乏统一定论。笔者比较赞同郭全中关于突破“小文化”思路，采取“大文化”思路的论断。他认为文化大数据是指服务于文化相关决策，需要新型数据处理模式才能对其内容进行采集、存储、管理和分析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4]从目的、处理模式、本质、复杂性、特点五个方面加强对文化大数据的解读。郭全中对文化大数据的阐释遵循其特点、本质及规律，拓宽了概念的外延，兼顾了用户生产内容（UGC）的供给，更加详尽、具体和全面。笔者认为清晰界定文化大数据的内涵与外延是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的前提和必备条件。只有在此基础上，档案才能精准定位，依托自身的特点和优势，为供给端输送丰富高质的数据和素材。
文化大数据的体系架构由“四端”构成，即供给端、生产端、需求端及云端。其中供给端是由中国文化遗产标本库、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中华文化素材库组成的庞大数据库。也是3号文件中提出的前三项任务。中华文化素材库的来源多元化，其中中国文化遗产标本库和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的数据是重要来源，文化企事业单位自建数据库也是重要出处。与档案有关的，譬如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数据库、中国百年影像档案、中国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中华经典古籍库、中国文物志、燕赵文化资源数据库、中国建筑全媒体资源库、古籍图典资源库等。高书生也阐明供给侧大数据来自三方面，即公共文化机构、高校科研机构、文化生产机构，其中公共文化机构中包括档案馆。可见档案作为文化大数据体系架构下供给端数据和素材的重要来源之一，定位清晰明确。具体实施过程是将档案机构及相关数据库采集到的元数据，集成运用数字化解构，提取中华文化元素和标识，按照文化呈现形式、艺术范畴和应用领域等分门别类形成特色素材库。中华文化素材库可划分为中华字库、中华音库、中华像库、中华乐库、中华舞库、中华剧库等。[5]以支持生产端将碎片化、标签化的文化资源数据重构为文化数字内容产品。最终实现国家文化专网（云端）数据共享。档案在文化大数据供给端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一）瞄准国家发展趋向，不断提供文化支撑
2020 年 4 月，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纳入“新基建”，即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国家基本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它是国家智慧经济时代贯彻的新发展理念，通过吸收先进科技革命成果，实现国家生态化、数字化、智能化、高速化以及新旧动能转换与经济结构对称态。[6]而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是“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基建”在文化领域的完整展现和实施成效，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大基础性工程。档案瞄准国家发展趋势，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它既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又是供给端数据和素材的主要源头，为国家、城乡及各行业领域建设供给源源不断地文化素材宝藏。档案自身具备的社会性、历史性、确定性和原始记录性为丰富、守正、传承珍贵的中华文化素材提供保障，进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赓续红色精神，为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的素材储备和文化支撑奠定坚实基础。
（二）打破新旧体系壁垒，助力传统文化企业实现数智化转型升级
自2015年后，传统文化产业受外部及自身诸多因素影响出现断崖式下滑，传统文化企业发展出现萎缩滞后。而文化生产新体系在新时代技术的孕育下茁壮成长。新旧体系间相互摩擦和挤压成为影响传统文化企业实现数智化升级的主要屏障。相较新旧体系的优势与短板，必须发挥传统业态在人才与内容方面的优势，融合新兴业态所擅长的关联与互动，唯有两者优势互补、扬长避短，才能破除藩篱，促使体系再造顺利实施。早在2010年《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就提出文化在资源、生产、传播环节的全面数字化，标志着数字时代文化发展的新里程碑。如今通过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档案作为文化大数据体系架构下供给端数据和素材的重要来源之一，能在源头上为传统文化企业提供高质丰富的数据资源，有助于打破新旧体系、新旧业态壁垒，推进文化与科技的深度交融，推动体系革新，助力传统文化企业实现数智化转型升级，逐步增强传统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创新力和风险防范能力，以满足时代和国家发展需求。
（三）焕发传统文化产业创新生机
任何创新思维和创意灵感都离不开本源，没有源头的创新和创意就失去根基和方向，档案作为文化素材的源头和雏形，秉承坚持守正的核心要义，重视信息资料保真，内容把关，为传统文化产业科技创新厘革提供品质保障。当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回归主流价值体系，影响着人们的衣、食、住、行，深受年轻一代的推崇。中华传统文化素材中常见的图形符号、文字标识、色彩元素、民间传说等日益成为文化产业关注和开发利用的重要对象，档案中蕴涵着大量的传统文化数据和素材。浩如烟海地档案素材宝库激发了传统文化产业的创作源泉和创新动力。文化产业推陈出新，从档案中萃取精粹，与数字化接轨，加工生产，多角度、全方位挖掘利用好档案这座“金山银山”，着重打造一批精品，迎合时下消费者的消费心态和行为模式。档案中的素材输出为传统文化产业开辟革故鼎新新路径，反之传统文化产业的创新模式也宣扬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和深厚积淀，两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一）精准对接文化大数据体系需求
“供给端”作为文化大数据体系架构中的“第一端”，是“四端”的基石，档案作为供给端的重要来源，在数字化解构档案元数据，萃取自身优质元素，目别汇分归入各类素材库时，应遵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由于档案是历史的忠实见证者、记录者，部分档案内容涉及机密、历史政治因素、争议及谬误等，不利于后期重构转化再生产，所以前期需仔细梳理档案内容，根据文化大数据的遴选标准和范围，提前筛滤“粗”“伪”，留取“精”“真”，最大限度地保证供应生产端生产出符合消费需求的文化数字内容产品。生产端的需求也来自于消费端的反馈，“四端”具备连锁效应，须做到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尤其衔接不能出现断层。档案应精准对接文化大数据体系需求，规避因与实际需求脱节而造成的盲目数据素材供给和无谓的资源浪费，直接影响下游消费端的消费成效和体系整体的双向运行畅通，给文化产业发展带来阻力。
（二）优先提供利于科技转化的元数据
郭全中指出：“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需要建设文化大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等，尤其是需要有线电视网络公司打造以5G、物联网、产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7]科技为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提供雄厚的技术支持。如今伴随着科技飞速发展，多元文化欣欣向荣，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的机遇期俨然来临，将成为未来文化产业发展的风向标。信息的泛在化促使了档案的泛在化，档案囊括内容繁多、形式各异的数据和素材。笔者认为，并不是所有元数据都能与科技进行有效结合，仅有那些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匹配科技先进理念，具备迭代创新潜能，具有高精技术契合度，便于存储、转化、利用再生产的文化要素，才能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催化剂作用。譬如载入国家史册的重大、标志性历史事件、人物；
反映时代变迁和各行业蓬勃有序发展；
彰显人民精神面貌和生活水平的影像、照片、书籍文稿等数据和素材必然优先服务于科技研发和革新。档案资源优先提炼，优化配置有助于提高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效率，形成供应、生产、消费的良性闭环链。
（三）以弘扬家国情怀为主旋律
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既意味着数字基础设施的进化，更是为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世界敞开大门。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诞辰100周年，延续红色基因，继承精神族谱，爱国主义颂歌以星火燎原之势传遍大江南北。供给端涵盖了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的建设，该库最先积极推动红色基因库试点。从中宣部命名的全国400余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甄选出15家首批红色基因库试点单位，包括中共一大会址、古田会议、井冈山、南湖等，将其珍贵的档案藏品、纪念塔（碑）等进行高精度数据采集、结构化存储，并以主题设定为脉络，对红色文化数据进行标注、关联，通过有线电视网络实现全国联网。为了推动2021年试点成果展顺利举办，据了解，浙江嘉兴在2020年9月中旬已完成包括南湖红船在内的高精度数据采集；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将数据采集同新址数字博物馆建设统筹推进，红色基因库各试点单位秉持红色渊源，用好用精档案资源，不断加大红色文化产品开发力度，牢固树立正确党史观，发扬一以贯之，矢志不渝的爱党精神，陶冶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操。通过红色基因库的筹建，红色精神得以历久弥新、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当前，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体现了国家对于文化产业的扶持和其未来愿景，预示着传统文化产业的复兴。档案作为文化大数据体系架构下供给端数据和素材的重要来源，融入文化强国建设，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容忽视。基于档案在文化大数据体系架构中的角色定位，探讨档案的“供给侧”作用和在具体实践中需正视的问题，对档案事业参与国家战略层面来说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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