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瑞青
(山东政法学院 传媒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1944年10月7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明确提出，“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南方，江南、湖南、河南。……在干部配备上，主要的是注意南方……”[1]549-550。中共开始进行向南发展战略，尤其注意到干部配备在南进战略中的重要价值，但此时干部配备主要是随军干部，主要服从军事部署，开展党政军民各项工作。总结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方针，有学者把此次向南发展战略归结为“绾毂中原，控制河南、皖北”“发展华南，创建五岭根据地”“发展东南，控制苏、浙”三个方略，但这些研究缺少对中共中央南进战略的轻重缓急的分析，难以把握向南发展战略的层次关系，这就使人们对抗战后期至抗战胜利，中共由向南发展战略到向北推进向南防御战略转变期间的历史缺乏全面了解。为此，本文对抗战后期中共向南发展战略中的干部部署工作进行细致分析梳理，希望能抛砖引玉。笔者按照中共新的军事力量于1944年7月进入河南、1944年11月进军华南、1944年12月渡江南进的先后顺序展开论述，以便细致体现中央的战略部署。
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是1944年6月23日刘少奇、陈毅给主持新四军军事、政治工作的张云逸、饶漱石和领导新四军第五师的李先念、郑位三的电报《关于华中部队准备向河南发展的指示》中提出的，其战略意义在于“使我华中、华北、陕西呵成一气，便解决了我党我军颠扑不破的战略地位”[2]259，直接目的是保卫陕甘宁边区。为了向河南发展，中共中央从八路军、新四军抽调部队进入河南，同时进行了干部配备工作，以便建立抗日根据地、抗日武装队伍。
(一)中央部署绾毂中原战略
1944年5月，正当国民党军队与日军激战时，中共中央决定在河南沦陷区建设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并指示北方局、华中局、冀鲁豫分局党委选派河南皖北干部党员回去进行群众工作、组织抗日队伍武装。但“为避免国共摩擦，要求八路军、新四军不要向河南推进”[2]231，因此进入河南的中共党政军人员没有采用八路军、新四军的番号、标志，如新四军五师组建的豫南游击兵团与王树声、戴季英的河南人民抗日军等。
1944年6月，中央决定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主要由新四军五师完成，一是中央与河南党委组织一时失去联系，二是五师一直活跃在平汉铁路两侧的河南与湖北交界地方，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但是，此时五师正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和干部短缺的困境，郑位三、李先念等在给新四军军部和中央的电报中一方面表明财政困难，一方面表示，抽兵、抽干部过快过多，可能使新根据地有失去的危险。因此，五师在半年内难以实现转移河南的任务，希望中央调派别的力量，并要求中央及华中局选派干部来，以替补被抽调的河南干部。
既然，新四军五师难以独立完成任务，中共中央在7月25日给华中局、北方局、山东局的指示中，决定冀鲁豫分局调一个营加强河南睢县、杞县、太康地区力量，即水东地区，因为此地已经有余克勤率领的冀鲁豫南下大队。同时，北方局从太岳派二个团渡河赴豫西，新四军五师抽出七个连沿平汉线向河南发展。华中局从新四军四师抽五个团兵力进入永城、夏邑、萧县、宿县建立阵地。
按照进军河南的时间顺序，1944年7月初，余克勤率领的冀鲁豫南下大队进入水东地区开展打击敌伪活动。1944年7月，“五师计划以信阳县、罗山县为基地，派出约20个县级以上的地方干部与两个军区团”[3]，并且由鄂豫边区党委和五师抽调组成的豫南游击兵团北渡淮河进入正阳、确山、信阳三县交界地区开展工作。1944年8月新四军四师在泗洪半城镇大王庄举行西征誓师大会，在师长彭雪枫带领下，“20日越过津浦路进入萧县，在短时间内，打退顽军阻挠，粉碎日伪进攻，迅速恢复了萧、夏、宿地区”[4]。1944年9月中旬，八路军第一批南下部队两个团，在皮定钧、徐子荣率领下，“已于一个月前在新安以北渡过黄河，进至登封、临汝、禹县地区大峪店东西疾山一带”[2]391。1944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给北局、平原、太岳的《中央关于巩固太岳、豫西等根据地的指示》中才明确由戴季英、王树声、刘子久、韩钧等率河南干部约百人及七七零团、警二团约一千六百人，十一月初由延安启程赴河南。到1945年1月王戴部与河南部队会合，中共已基本实现绾毂中原任务。
(二)中共中央实践绾毂中原的干部部署工作
为了绾毂中原，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中共中央要求进驻河南部队抽调干部随军。不但王、戴部带有河南干部，中共中央明确要求四师西进部队应配置百名以上地方干部，并多次指示各局、新四军五师派出干部。这些随军干部的主要职责是稳固新区政权，解决军事斗争所需人员、给养等问题，如1944年7月25日，中央发出的《中央关于发展河南敌后工作的指示》中第四条对新区政权建设做出指示，要求“初期委派自己的县长区长，而且要善于吸引当地进步人士和开明士绅出来做事。新政权任务在建立抗日秩序，担任初期军事需求的任务，……使人民认识新政权不仅向人民要东西，而且还能替人民做些有利事情”[2]289。同时，中共中央在给新四军的指示中要求“路(津浦路)西应即成立地委，由区党委配备得力干部……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召集士绅座谈会，县参议会，组织与团结人民”[2]384。1944年11月1日，《中央关于巩固津浦路以西地区并向水东发展给张云逸、饶漱石的指示》明确要求“军部与淮北区党委应迅速派大批干部去路西，建立地方武装与政权及进行群众工作，须知巩固路西地区是一个很大的组织工作，如有可能，邓子恢(淮北区党委书记)同志到路西去工作一时期是有必要的”[5]454。另外，中共中央赞扬了四师取得的战果，但也提出了批评，尤其新收编队伍的干部工作方面，指示派干部到新编部队，并要求派出的干部接受新编部队领袖的领导，防止出现武装政策错误。可见，改造新编队伍是干部工作的职责之一。
中共中央绾毂中原的干部部署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大批干部随军进入河南，配合军队开展地方工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首先，赢得了河南人民的热烈欢迎，巩固了抗日政权。1945年2月胡宗南发给蒋介石的密电中可见一斑：“这些部队相当精干，……政工人员……对豫西民众，政治上很成功，收获很大。……代表抗战之国民党，所给人民之印象，……恰相反。”[6]24其次，扩大了我党我军在国内外的政治声望，突出了敌后抗日力量才是解放中国的核心。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一再溃败，丧权辱国形成鲜明对比，戴季英、王树声在1945年2月26日以河南人民抗日军的名义发表了八项主张，发出誓与河南人民团结抗战到底的呼声，向国内外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共产党领导抗日的决心和雄心。
抗战胜利后，国共对峙形势日益严峻。1945年8月4日，中央给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的指示电要求五师极力发展豫南力量，把师部迁往豫南。国民党军队卷土重来，河南军区面临严重的困难，1945年9月8日戴季英向刘少奇的报告提出，“……为保持主力，……河南军区及其所属主力及大部分干部，应尽量集结，选择适当时机，采取暂时退出嵩山基本区，向东南机动与中央局和五师联系……”[6]272。9月10日，中央复电，同意河南主力及大部分干部在情况严重时第一步向南转移与五师靠拢。到1945年10月，河南部队与五师、南下部队会师，并攻取了枣阳。虽然中共没有完全控制河南，但豫东、皖北根据地力量增强，使河南与华北、华中解放区联接，为南下支队南进、迟滞国民党北进、解放东北提供了必要的战略基地。
河南的战略优势位置及中共中央可抽调的干部与军队力量，中共中央势在必得。各路干部及军队陆续进入河南后，中央的关注点转向华南根据地，从实践条件来看主要是日寇进攻、国民党溃败，在湖南、湖北出现了大片敌后地区，为我党我军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创造了可能。另一方面，中央预估美军可能从江浙沿海一带登陆，为防止被截断归途，日军在华南地区不会维持很久时间。此外，向南进军，创建华南根据地对制止内战，对付国民党从西南方的进攻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因此，创建华南根据地具有极强紧迫性。
(一)南下与创建五岭根据地战略
1944年9月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由王震、王首道等率部南下发展湘、鄂、赣等地工作。1944年10月7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发言指出，今后我党我军的发展方向是南方，包括江南、湖南、河南，在干部配备上，主要是注意南方。可见，此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已决定派出大批干部南下。1944年10月3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由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干部和部队南下，在湖南湘水和资水之间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部队以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的名义作战。1944年11月1日，任弼时给南下第一支队的干部讲话，阐述中央的南下方针与任务。任弼时的这次讲话，明确了此次南下干部及队伍分配，重点去湖南，一部分去湖北的新四军五师。由此，南下支队的南进战略明确，目标是湖南，目的是建立以衡山为中心的根据地，为夺取湖北、湖南的大城市武汉、长沙做准备。
军事形势的变化促使中央对南下支队的发展不断做出调整。王震等率领八路军南下支队于1944年11月10由延安出发，1944年12月底左右渡过黄河，1945年1月下旬与新四军五师在湖北北部的大悟山会合。到1945年3月份左右，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南下支队已经占领湘北岳阳的平江，经毛泽东同意，部队在湘北休整，建立联系南北的湘北根据地。至此，与五师张体学一部协同作战，南下支队沿着粤汉路顺利南进。3月30日毛泽东复电王震、王首道，表示“以衡阳、宝庆为中心或以郴州、宜章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待你们南进后看情形再定”[1]615。但是1945年4月中旬左右，由于国民党六个师的围攻，部队向北向东转战湖南通城、崇阳一带。1945年5月4日，毛泽东给王震、王首道并转郑位三、李先念指示，“湘鄂赣边区根据地必需创立，以为南北枢纽……”[6]142。此时，中央的南下战略又做出调整，以巩固现有根据地为主，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力量强大，南下支队南进阻力很大，而广东党委向北江地区发展也受到极大阻力。1945年5月16日，中共七大主席团常委会议决定派出由陕甘宁联防军警备第一旅和八路军三五九旅第二梯队南下，经湘鄂赣去湘粤桂边开辟新根据地，并为东江纵队准备退路。由此，1945年6月15日，军委给王震、王首道的指示对南下支队大的发展方针提出两种选择，坚持现地或继续南进，如果南进，留下五师张体学创建湘鄂边区，以现有部队进至湘粤边，建立广大游击区，与广东部队会合，或者进至衡阳、宝庆地区后，等待张启龙、文年生率领的九旅后续部队会合后，再进至湘粤边，与广东部队会合。1945年6月24日，中央给已经改名为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的王震、王首道部队发电报，第三条，“时间很紧迫，而在湘中衡、宝、潭、醴地区建立解放区，在目前是可能的……”，第四条，“你们现有主力及张文后续部队均应取道敌占区向南，直至湘粤边界，和广东部队联接，并准备将兵力与干部分为几个部分”[6]172。1945年7月22日，毛泽东给王震、王首道回电，询问部队进军到何处，“巧电悉。桃花山、金家坪在何处，沿途情况如何，估计多长时间到达五岭山脉”[6]186。巧电即7月18日王震、王首道发出的电报，桃花山、金家坪位于湘潭北部，此时，王震、王首道率领主力部队已经绕过长沙，进抵湘潭附近。在7月22日毛泽东的电报中，要求“你们唯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不要希望在浏、醴、衡、宝一带建立根据地，蒋介石必于日寇失败后死力铲除这些根据地，那时将使我军处于不利地位”[1]615。至1945年8月份，王震等部队已经过郴州的安仁到达湘粤边的韶关东北的百顺。可见在1945年7月份之前，中央还是决定以衡、宝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王震、王首道部队进军湘粤边界的目的是与广东部队会合。从毛泽东、中央等的一系列指示中，王震、王首道部队任务有创建湘北根据地、湘鄂赣边区根据地、湘中的衡、宝、潭、醴等解放区、以五岭为中心的湘粤桂赣根据地。随着战略形势的变化，1945年8月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决定把退出广东到河南的解放区作为向国民党让步的第一步，此时广东部队北上受阻，9月初王震、王首道部队开始北返，创建五岭根据地任务没有完成。
(二)发展华南的干部部署工作
从抗战后期中央及军委下发的电报中，可以看出创建华南根据地的主要力量有尹林平率领的东江纵队、新四军五师、王震与王首道率领的南下干部和军队等，其中以南下的王震、王首道部为主。中共中央的干部部署工作主要针对东江纵队和新四军五师。
1. 以东江纵队为主的干部调配工作
首先是开辟华南沦陷区抗日根据地的干部调配工作。根据日军打到哪，我们就跟到哪里的原则，在1944年7月25日中央给董必武的指示中，原湘南特委的周礼、谢竹峰、张春林(即白毛)被派回湘南开展敌后武装斗争，并期望把熟悉湘中情形的孙仁如由川东调出。同日，周恩来在代表中央给时任广东临时工作委员会(临委)书记、广东军政委员会主任、东江纵队政委尹林平的关于东江纵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中，要求尹林平派出得力干部与敌占区的党员取得联系，开展武装斗争，要求临委抽调一部分干部转至游击队受训，以便开展国民党军队所在地区的游击斗争。到1944年10月26日，中央以游击战争为主的斗争方式没有变化，干部调配工作仍以东江游击区为中心，如中央给尹林平的开展广东游击战争等问题的指示，“应从东江纵队抽出得力军政干部，经过中路游击队帮助，向西江加紧发展抗日武装，推广游击区域。选派得力同志，往南路帮助周楠及当地组织，发展敌占地区武装游击，并继续派人打通琼崖联系……潮汕方面如纵队中有本地下级军事干部，抽二三人派回当地组织联系，恢复发展分散的游击小组，以保持此海口附近的活动，很有必要”[7]465。同时，周恩来通知尹林平，中央正计划试派几个军政干部经上海、香港到他们处工作。从干部调配指示显示，中央要求广东军事力量一方面开展沦陷区游击战争，一方面配合盟军可能即将在华南登陆作战。
其次，开辟华南根据地的干部调配工作。1944年11月之后，中央已经派遣南下支队，由此，东江纵队、临委的发展方向与方针开始以开辟华南根据地为主，干部调配工作随之改变。在1944年11月14日中央给尹林平的指示中，明确东江纵队的发展方向是广西和南路，要求他们派往西江的部队、干部要多一些。“以便明年能和湖南部队向桂林南进部分取得联系，好输送干部给你们。……你们须办一大的训练军事政治与地方工作干部的学校，短的几星期，长的三四月毕业，分批集训，主要向广西派遣。”[2]399根据中央的指示，1945年2月，东江纵队、临委已经开展武工队工作，如在1945年2月10日临委给周恩来和中央的报告中，有如下的工作部署：“……派武工队约四百人(内有在职团级干部三人、营级十人，连排级九十余人)挺进清远、四会、广宁，打好基础，再向连阳、湘桂边推进。……派武工队二百余人(团级二人，营级六人，连排级六十余人)挺进佛岗、英德、翁源，打好基础，向曲江、南雄及湘赣边推进。”[6]49同时，为更好地开展广东包括南路一切党政军民工作，中央决定将临委及军政委并改为广东区党委。
1945年6月16日，鉴于美军不在华南登陆作战，而日军也未有从华南撤退迹象，中央已经有了明确的华南战略方针，即华南根据地以湘、粤、赣边区为中心，这决定了华南地区干部的调配方略，为此中央要求广东区党委“即派大的有利部队由负责同志率领，随带大批干部向北江地区发展……”[7]525，以便与南下的王震部队会合。由于王震、王首道部队受到国民党薛岳部的阻击，南下支队南进受到限制，这使得中央、军委急促广东区党委北进。7月15日，军委又给广东区党委发电，再次强调建立湘粤赣桂边(以五岭为中心)根据地的重要性，并要求“你们要以极大注意力执行北上任务，派往北面的兵力与干部愈多愈好，并必须有强的党政军领导人前去”[6]182。1945年8月4日，中央又致电广东区党委，催促其派出一支有力支队，配备大批地方工作干部及电台，于半月至一个月内到湘粤边宜章、乐昌地区，准备与南下王震、王首道部队会合。同时，中央已经考虑到广东区党委将来面临的困境，要求“整个广东力量应就各部现在活动地区及其附近，选择适当地点，深入群众工作，训练干部，准备将来长期奋斗，……”[6]203。此时，中央已经意识到广东部队可能难以与南下支队会合，已经开始做出战略调整。1945年8月9日，中央在关于闽粤赣边工作方针与部署的指示中，把东江、韩江等游击区域作为树立华南革命根据地右翼基础的目的，以准备在大规模内战时能起华南一翼的牵制作用。而且，中央对此地武装工作队工作做出指示，“武工队应是政治工作队，故每组应有能灵活执行政策、有党务工作经验的领导者，用各种方法去建立据点，切忌急躁暴露，以致群众受摧残”[6]210。1945年9月19日，鉴于南下支队已经北返，已不能建立五岭根据地，中央复电广东区党委，同意其分散坚持的部署，指示他们研究新的斗争方式，并特别说明多派干部去做广东渔民工作，武装渔民为我党所用。
2. 新四军五师的干部调配工作
创建华南根据地的另一支力量是新四军五师。根据五师所处的地理位置，在中央做出创建华南根据地战略之前，刘少奇、陈毅已经指示新四军五师应相机向鄂南发展。在1944年7月10日，中央给郑位三、李先念、任质彬、陈少敏的指示中要求，五师应该组织湘鄂赣工作委员会，并派得力干部去领导。1944年10月19日，中央同意划新四军第五师活动地区为湘鄂豫皖军区，以第五师首长兼任军区首长。但是，新四军五师向鄂南发展非常有限，一是中央战略是开辟河南根据地，而华中局、新四军主力主要面向东南发展，二是五师兵力、干部有限，左右前后缺少支援，属于孤军作战。因此，中央在12月18日给五师的关于财经工作的指示中强调，“中央除派王震率一个旅去湖南外，是不宜再派兵到你处了，你们亦不必派多兵到江南”[2]428。但是，在1945年1月，新四军五师与南下支队会合后，曾致电中央，要求“将五师的方针改成以发展为主，着重发展鄂南，请求中央继续派部队与干部南下，以及由河南人民抗日军接管信阳县以北的发展工作并打通与五师的联系，也就是将发展豫中的职责交给河南人民抗日军”[3]。后来，由于国民党、伪军的围攻，战略形势于五师不利，但五师仍派出一部与南下支队协同作战，主要是五师张体学部，配合南下支队创建了湘鄂边区。
与河南不同，华南根据地仅有有限的东江纵队力量，王震、王首道的南下支队属于孤军深入，这决定了创建五岭根据地计划难以实现或者成为被敌伪、国民党隔断的孤岛力量。但是，发展华南根据地的战略部署加强了中共中央与华南革命力量的联系与指导，八路军南下支队与新四军五师张体学部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控制河南、创建华南根据地是中共中央的规定动作，那么控制苏浙、向东南发展战略开始时是华中局、新四军的自选动作，而且中共中央决心发展东南力量，是在派出南下支队之后的战略部署，这决定了完成控制苏浙任务的干部力量只能在华中、新四军内部抽调，中央给予的力量有限。从中共中央、毛泽东发给华中局的指示中，由于长江三角地区的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大城市是日伪力量集中地区，开展城市工作才是关键，而且中共中央、毛泽东也考虑到这些地区是国民党抗战后必极力抢夺的重点，因此发展东南的战略必然寄托在具有城市工作经验的干部身上。
(一)控制东南大城市的工作与建设苏浙根据地的军事部署
1. 中共中央的城市工作
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的一再溃败，促使中共向河南进军，更让中共中央看到了夺取城市的必要性，即增强军事政治力量，与国民党分庭抗礼，夺取政权。由于东北处于日军的严密控制之下，中共中央把夺取城市投向平津，尤其是苏浙一带的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成为向东南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44年6月5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了关于城市工作的专门会议，形成了《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局各委拟定大体计划，如分工负责、组织机关、干部配备工作。
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只是夺取城市的第一步工作，或者说开展城市工作只是一个构想，囿于军事政治力量，中共占领东南大城市的现实还很遥远。例如，在1944年7月28日，毛泽东给李先念、饶漱石、罗荣恒、黄敬、邓小平、程子华、林枫的《请各地扼要答复十项重大问题》中第七条，要求各地对中央的城市工作开展及中央对城市工作指示的实现的可能性，发表看法并询问是否已经着手研究城市工作。但中央并没有放弃对城市工作的关注，主要是统战的工作需要，在1944年9月4日给各中央局各分局及五师的《中央关于建立城市工作部门的指示》第二条中，明确要求地委以上各级党部须立即建立城市工作部，在党委与上级城市工作部领导下专门负责管理城市及交通要道工作，不兼其它任务。其负责干部应依据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为当前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之原则来配备。
另外，继续开展夺取大城市的军事、党务工作，如1944年8月，中央指示华中局要在上海、杭州周围、沪宁路两侧开展游击斗争，并且开展从吴淞至沙市的水手的组织工作。而且，中央要求分段分区给各地党与军队明确的任务安排。1944年12月26日，刘少奇与陈毅致电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提出新四军向南发展的部署意见，“为了准备在反攻时期我党能够确实占领芜湖、南京、上海、杭州各大城市，目前必须大力着手，采取各种方式，发展江南苏浙皖闽赣地区工作……”[5]458。这决定了中央建设苏浙根据地的首要任务是开展城市工作。
2. 建设苏浙根据地的军事部署工作
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逐渐败退，如果盟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必然需要中国军队的配合，为了取得盟军的认可，华中局先提出由粟裕率两个团南下发展苏、浙。但绾毂中原是中共中央战略部署的重点，所以中央要求除五师外的新四军的任务是向南(苏浙)向西(豫东、皖北)发展，此时中央考虑到粟裕的两个团力量难以配合美军登陆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从而在对发展苏、浙地区的部署意见中，除设立苏浙军区、新四军各师抽调五至六个团南进外，更明确“从军直及各地抽调大批干部加以两三个星期训练，陆续派往苏、浙”[5]454。中共中央已经认识到西进、南下给华中局和新四军带了沉重的压力，在1944年11月20日《华中局关于发展东南的部署向中央的报告》中向中央表示，“由于西进、南下，同时并进，……我们已感到主力和主要干部不够分配的困难……”[2]411。由此，中央做出战略调整，在11月26日中央给华中局的关于华中军事部署的指示中，明确新四军以南进发展苏浙皖地区为主要任务，“江北兵力应尽可能抽调向南，在豫东皖北方面现有兵力大概已经够用，无需再加兵力”[5]。因此，向东南发展的战略部署是中央战略不断调整的结果，与绾毂中原战略不可同日而语，而且由于八路军没有南下的部队，华中局、新四军是发展东南的全部力量，12月粟裕率领新四军第一师主力由苏中渡过长江南下。
(二)向东南发展的干部部署工作
在《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中，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必须有大批干部去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现有在城市工作的干部及过去在城市工作过的老干部，都应设法使他们仍旧担负这种工作，……已经锻炼出广大而善于进行合法斗争的党和非党干部，……只要这些人有办法到大城市、中等城市及交通要道立足，并能进行工作，就应抽调出来，加以短期训练派去工作。……再次，各根据地都有一些人经常到敌占城市经商、作工、谋事，特别是苏北与胶东……应从这些人中寻找与训练出各种各样的城市工作干部……在根据地中，还可以找到原来在城市及要道生长与居住过的干部，加以训练派回去。”[2]243-252总之，完成占领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工作，必须要配备好干部，而且只有具备城市工作经验的干部才能胜任。
为了发展东南，中央已经认识到华中局、新四军干部不足情况，一方面在1944年11月做出战略部署调整，一方面中央准备派干部进入苏浙皖工作。在9月27日中央给华中局的指示中，第六条是“中央正准备派一部干部到苏浙皖等地工作，要明春才能动身”[2]358。在10月24日军委给华中局的指示中，“为了帮助新四军完成以上任务，中央表示将准备派遣数百个干部到新四军(长江下游)工作”[2]386。11月20日，华中局致电中央，表示部队主力和干部不够分配，中央在11月26日回电，“师级干部明春延安可派几个到新四军”[2]404。可见，进军河南和发展华南根据地，中央已派出大量干部，此时中央对发展东南的干部配备有点捉襟见肘。
既然中央难以抽调干部进入东南，中央只能寄希望于华中局、新四军内部开展干部调度工作。在1944年9月27日《中央关于开展苏浙皖地区给华中局的指示》中，要求浙东纵队派一个精干连或营配一部分干部，由刘亨云、张文碧率领，相机进入平阳山区与龙跃会合，造成该区的扩张形势。同时，为增强苏南地区，命华中局抽调苏南浙江一批干部，随叶飞、朱克靖两个主力团渡江，会合十六旅，共同担任南进任务。在10月24日，军委给华中局的指示中，同意粟裕率两个团南下发展苏浙，并要求华中局发展宁波、杭州、上海三角区工作，以便配合美军在杭州湾的登陆作战需要。中央在1944年11月26日给华中局的回电中，对军队干部被抽调后的战略安排是：“各根据地机动兵团抽走后，应由老的地方独立团，提升若干为机动兵团，再由老的独立团留一部分作底子，成立新的独立团担任地方守备。”[2]404在1945年2月24日给华中局的向皖南、浙东、苏南发展的战略方针中，要求“……目前要争取半年左右时间，深入扩大苏南工作……发动伟大的群众运动，深入减租减息，训练人民武装，培养本地干部，这是我党我军在江南生根落脚的基础，这一基础打定，向南扩张和将来进城才有稳妥依靠……华中局还应考虑各区党委的名单，选拔有威望的地方干部，参加各区党委工作，将选定的名单交中央批准。你们决定抽调大批干部在江南工作，这是很对的，一切南调及准备南调之军、政、经、教工作人员，均宜给予政策教育，使每人有明确的任务及政策观念”[6]34。
另外，中央指示华中局、新四军可以借鉴华北根据地创建武工队的办法来开展工作，因为武工队形式“不用番号，党政军民在一起，……有机会可以发展生产，力量大起来可以变为游击队”[5]472。1945年1月25日给华中局、五师、东江纵队的关于武工队工作的指示，并在1945年2月24日给华中局的向皖南、浙东、苏南发展的战略方针中，指示“即除以大力加强城市工作外，应派遣许多有训练的武装工作队去敌后之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在京沪杭三角地区有二十多县，我们的工作很薄弱或毫无基础，这一弱点如不立即去补足，会妨害夺取大城市的任务，其办法：从主力部队抽调精干连队，配置强的领导干部，犀利短小的武器，配置党政军民的工作人员，分路派遣进入沪杭苏锡敌后之敌后去建立隐蔽的游击支点和广泛进行半公开的及秘密的居民工作”[6]36。
同时，华中局开展了干部的培养工作。在1944年11月7日《华中局给粟裕、谭震林、黄克诚、邓子恢的指示》中，有关干部工作的第三条是：“大胆提拔地方干部，坚决抽调大批党政军民各方面工作干部进行训练，准备分配地方兵团，与发展新地区工作。各地应即开办建设工学(或建设干部学校)，广泛吸收各根据地内青年工农知识分子入学训练。如没有成百上千经过训练的各方面干部作准备，则无法应付目前和将来空前发展的局面(华中局正计划开办建设大学中，计划另告)。”[2]408
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随着日本投降迅速开始调整。1945年9月17日，刘少奇致电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他代表中央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9月19日，毛、周复电指示苏南、浙东、皖南的新四军主力迅速转向江北。9月20日，中央电告华中局，浙东部队及地方党政立即全部撤退，只留秘密工作者及少数秘密武装。10月12日，中央电告各局及区党委，中共中央决定退出所领导的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八个解放区，但鄂豫边根据地不在内，因此，中央要求河南、鄂豫部队、王震与王首道部队继续开展斗争威胁敌后方，策应华北、华中和东北的武装斗争。至此，中共中央的南进战略告一段落，除鄂豫边军事力量外，发展东南、华南的干部、部队已经北撤，此次南进战略是中共中央建立全国政权的一次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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