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兴焕，冯 俊，张兴隆，冯启明，李英利
(1.广西医科大学卫生与健康政策研究中心/广西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广西 南宁 530021；
2.广西医科大学信息与管理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1；
3.广西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重大疾病治疗、疾病康复中的重要作用[1]。近年来，随着中央对中医药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医药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其发展也迎来了新的契机，中医类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得到了进一步明确。中医类医疗机构是推进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的中坚力量，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体现和载体。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救治过程中，中医类医疗机构作为我国疫情防控与患者救治的主战场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有效地保障了我国人民的生命健康[2]。中医类医疗机构作为中医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其运行效率直接反映我国中医药卫生资源的配置效率水平。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广西中医类医疗机构运行效率进行评价，并运用随机效应Tobit回归模型从均值回归角度分析中医类医疗机构运行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
1.1 资料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统计年鉴(2021年)》《广西健康卫生统计年鉴(2021年)》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1年)》。选取广西中医类医疗机构为研究对象，包括中医类医院、中医类门诊部和中医类诊所。
1.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基于产出导向的DEA-BCC模型对广西中医类医疗机构的运行效率进行分析与评价，DEA值在(0，1]，该值越大，说明决策单元的技术效率越高、规模收益状况越好，决策单元越有效[3]。由于本研究所测算的DEA效率值范围为(0，1]，如果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则会出现偏差，故采用遵循最大似然法估计的Tobit模型进行分析较为合适。以2020年广西各地区中医类医疗机构的综合效率值、纯技术效率值、规模效率值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使用Excel 2019建立数据库，进行数据的整理与描述；
运用DEAP 2.1软件分析广西中医类医疗机构运行效率和松弛量；
利用Stata 14.0软件进行Tobit回归分析。
1.3 指标的选取
医疗机构的运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因此在利用DEA模型进行评价时，指标的选取十分关键[4]。本文利用文献回顾法，通过关键词搜索筛选和梳理相关文献，确定投入与产出指标，其中中医类医疗机构人员数、中医类医疗机构床位数作为投入指标分别反映医院人力和物力资源投入，中医类医疗机构诊疗量、中医类医疗机构出院人数作为产出指标，综合反映医疗服务量以及床位利用效率[5]。
2.1 广西中医类医疗机构投入产出指标基本情况
广西中医类医疗机构人员数和床位数分别从2016年的43,092人和36,646张增长到2020年的56,249人和52,002张，分别增加了30.5%和41.9%，年均增长率分别6.69%和9.14%；
诊疗量和出院人数分别从2016年的23,574,689人次和938,063人次增长到2020年的24,567,432人次和1,220,413人次，分别增加了4.2%和30%，年均增长率为1.03%和6.8%，见表1。
表1 2016-2020年广西中医类医疗机构投入与产出情况
2020年，广西14个地市中医类医疗机构人员数最多的地区分别为南宁市、桂林市和柳州市，分别占全区总量的26.55%、11.47%和10.32%；
床位数最多的地区是南宁、玉林和桂林，分别占全区总量的22.22%、12.69%和10.24%。中医类医疗机构诊疗量最多的地区为南宁、桂林和柳州，分别占全区中医类医疗机构总诊疗量的24.57%、12.38%和11.93%。出院人数最多的地区分别为南宁、玉林和柳州，分别占全区中医类医疗机构总出院人数的18.72%、12.59%和11.42%，见表2。
表2 2020年广西14个市中医类医疗机构投入与产出情况
2.2 广西中医类医疗机构运行效率DEA结果
2.2.1 纵向分析
2016-2020年的综合效率均值为0.976，其中2018年与2020年的中医类医疗机构效率值为DEA相对无效，占总评价年份的40%，且规模报酬呈递减状态，表明这两个年份规模无效，医疗卫生资源投入的速度低于产出速度，规模效应不显著，见表3。
表3 2016-2020年广西中医类医疗机构DEA评价结果
2.2.2 横向分析
从综合效率总体上分析，广西中医类医疗机构的卫生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各市平均效率为 0.913，表明广西中医类医疗机构卫生资源总体利用率偏低。其中有6个地区综合效率为 1，即DEA相对有效，规模报酬不变，南宁市综合效率最低，仅为0.765，即其与DEA有效的地区比较，南宁市中医类医疗机构的资源配置仅发挥了76.5%的效率水平。梧州、北海、贵港、来宾、崇左5个市的所有效率值均低于1，规模报酬呈递增状态，见表4。
表4 2020年广西14个市中医类医疗机构DEA评价结果
2.3 非DEA有效地区投入与产出投影分析
在 8个非DEA有效的市中，除南宁外的7个市均存在产出不足，实际产出值与目标值差距较大，结果见表5、表6。
表5 非DEA有效地级市中医类医疗机构投入指标投影分析
表6 非DEA有效地级市中医类医疗机构产出指标投影分析
2.4 基于Tobit模型的运行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经过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以及综合考虑广西各地区中医类医疗机构的运行情况，本文选取人均GDP、常住人口为外部因素，选取中医类机构床位数、中医类机构诊疗量、中医类机构出院人数、中医药人员数、中医类机构人员数、医疗卫生机构财政拨款收入、门诊病人人均门诊费用以及人均住院医疗费用为影响中医类医疗机构运行效率的内部因素。将以上因素作为影响广西中医类医疗机构运行效率的解释变量，将基于BBC-VRS模型得出的综合技术效率值、技术效率值、规模效率值用Stata软件分别构建模型I、模型II、模型III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7。
表7 Tobit回归模型结果
基于3个实证模型结果显示，从综合效率来看，出院人数、中医药人员数会对中医类医疗机构综合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而中医类机构人员数会对综合效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从技术效率来看，出院人数、中医药人员数以及政府医疗卫生机构财政拨款会对技术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而诊疗量、人员数、人均住院医疗费用以及常住人口会对技术效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从规模效率来看，中医类医疗机构诊疗量、人员数、人均住院医疗费用、地区人均 GDP以及常住人口会对规模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而出院人数、中医药人员数、政府医疗卫生机构财政拨款、门诊病人人均门诊费用会对规模效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
3.1 广西中医类医疗机构投入产出效率分析
结果提示，2016-2020年广西中医类医疗机构运行效率总体效率较低，其中2018年、2020年效率值均小于1且规模报酬呈递减状态，提示需要适当减少投入，合理控制规模。2020年14个地级市效率分析结果中仅42.8%中医类医疗机构的投入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达到DEA有效。其余8个市综合效率均小于1，提示该8个市2020年中医类医疗机构卫生资源投入于产出占比不等，导致产出没有达到理想状态。投影分析结果显示，南宁市中医类医疗机构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小于1，且技术效率大于1，规模报酬呈递减状态，投影分析投入产出均无冗余值，表明影响南宁市中医类医疗机构效率的主要因素为规模过大、卫生资源利用率低、此时不应该再增加资源投入，而应该考虑如何通过转变中医类医疗机构的发展模式，进行制度改革、技术创新等新方式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产出效率，实现中医类医疗机构高质量发展。此外，8个非DEA有效地区实际产出距离目标产出还仍有较大距离，鉴于此，各市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加强技术创新，根据自身功能定位与服务范围确定适宜的发展规模，加强管理，科学规划，合理的利用现有资源，提高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行效率。
3.2 广西中医类医疗机构运行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投影值分析显示，7个非DEA有效地区在诊疗量和出院人数上均存在产出不足的问题，而Tobit回归分析表明，中医类医疗机构诊疗量、出院人数对其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提示诊疗量和出院人数为影响中医类医疗机构运行效率的关键因素。中医药人员数对中医类医疗机构的综合效率和技术效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而人员数却对综合效率和技术效率的影响为负相关，与王诗意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6，7]，提示中医药人员可能存在人员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平不高、业务学习和培训不够等现状。因此，应该强化中医药人员素质，通过学校教育、在岗教育和继续教育相结合的创新途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培养出具有扎实中医药知识的中医药人才队伍[8]。
分析结果还提示诊疗量、人均住院医疗费用以及常住人口对技术效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表明地区常住人口越多，潜在的中医药服务需求量越大，但是从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中医类医疗机构卫生技术人员的工作负担，从而降低技术效率。从结果中可看出，住院医疗费用对技术效率为负向影响，而住院天数则是医疗服务效率的重要体现，中医类医疗机构需要提高自身的医疗服务效率，使平均住院天数缩短[9]。此外，医疗卫生机构财政拨款收入、地区人均 GDP、常住人口对综合效率的影响不显著，与刘芹[10]、李志广[11]等研究结果一致，而对中医类医疗机构的规模效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地区人口密度决定了居民就医的潜在需求，导致医疗资源过度集中、配置效率降低[4]，可能是由于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人们就医更倾向于对中医类医疗服务的选择。但医疗卫生机构财政拨款收入对规模效率却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可能由于地方政府对中医药重视程度不够，认识不足有关。虽然国家对中医药事业非常重视，但是落实到地方政府，中医药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地方政府财政力度投入不足，导致中医类医疗机构规模效率降低。
4.1 立足区域发展，优化卫生资源配置，提高中医类医疗机构总体效率
目前我国中医医院卫生资源配置的利用效率总体偏低，各省份间效率值差异较大。研究结果显示[9-12]，资源利用率低、分配不合理等导致中医类医疗机构卫生资源配置效率低。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应科学制定区域卫生规划，重点加强弱势地区中医类医疗机构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完善。应在充分考虑地区经济水平、中医药健康服务需求等条件下，统一布局稳步发展，合理配置中医药卫生资源，突出我国中医药的优势特色，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优势与作用。在保持现有投入水平的同时，机构管理者要强化内部管理，创新运行机制[13]。同时，在县域医共体背景下有效推进中医类医院分级诊疗，加强基层中医药医疗服务和中医医院医联体建设，做好中医药城乡对口帮扶工作，合理有效配置中医药卫生资源，从而全面促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4.2 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
中医药发展，人才是关键。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是中医类医疗机构发展的根本之举，也是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相关部门应完善符合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加强中医思维培养和中西医结合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建立完善“西学中”制度。鼓励区域内中医类医疗机构通过远程医疗、地区间学术交流、上下级医院轮班轮岗等形式加强中医药技术人员的学习，促进优质资源在区域内形成有效纵向传导，发挥对上级机构的人才技术辐射和带动作用。探索改革人事薪酬分配制度，形成良性竞争机制，更好地促进中医药人才的自我提升[14]。加强中医药的创新素质教育，强化中医药专业在中医药院校中的主体地位，加强实践教学提高高等中医药人才培养质量，探索多学科交叉创新型中医药人才的培养模式，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促进中医药事业稳步发展[15]。
4.3 加大财政投入，推动中医药事业振兴发展
政府要充分发挥责任主体的领导作用，落实对中医药的投入倾斜政策，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调整对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投入比例，加大对中医类医疗机构的扶持力度。此外，加强中医药科研方面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完善中医药财各项政补偿机制，重视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发展，有效推进中医药文化建设和科普宣传，提高中医药服务条件，推动我国中医药事业振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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