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祚军，孟庆伟，周久寓
自1967 年8 月8 日《曼谷宣言》发表以来，东南亚国家联盟从初创的松散联合体到如今影响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重要组织已经度过了五十余年，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推动东南亚地区一体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在2015 年以后，在东盟共同体正式成立、东盟一体化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不可忽略东盟十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发展差异。截至2019 年，东盟成员国中发展程度最高的新加坡人均GDP 高达6.56 万美元，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十个国家之一，而同为东盟成员国的缅甸人均GDP 仅为1477 美元；
东盟国家中经济体量最大的印度尼西亚国民生产总值约合1.12 万亿美元，在全球国家中排名前20，与此同时老挝国民生产总值仅182 亿美元，仍然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除了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东盟国家的经济结构差异较大，在国际产业链分工和中国—东盟合作等国际往来中扮演的角色也相差甚远，部分国家在地区多类产品都占有一定出口份额，一部分国家则对地区市场的依存度较弱。各国国情的巨大差异，也导致了新的疑问产生：东盟各个成员国是否都有效参与了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当中，一体化是否对成员国都产生了正向作用？
作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潮流，区域一体化始于20 世纪下半叶，并于20 世纪末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区域一体化推动了合作框架内贸易壁垒的消除，降低了成员国之间商品和要素流动的成本，提高了贸易自由化的程度，并对区域内的贸易保护主义产生一定抑制作用。然而，有关研究也指出区域经济一体化存在背离WTO 主导的多边贸易体制，具有排外性等弊端，如在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德国等发达国家在欧盟经济运行中占主导地位，希腊等国家失去部分经济主权和国家行为能力，个别国家的债务危机在欧元区范围内造成震荡等现象。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居于主体地位的中心国家，势必会通过投资、技术进步和产业分工的转移，对区域内的其他边缘国家产生辐射作用。此外，区域一体化框架下中心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产生集聚效应，使得其他国家的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向中心国家流动，中心国家因为资源的快速聚集取得迅猛发展，边缘国家由于资源长期被虹吸发展受到抑制的现象近年来也受到关注，并引发部分国家对于区域一体化的担忧，印度在RCEP 谈判中的曲折便是有力的证据。
区域一体化对东盟成员国，尤其是经济水平欠发达、综合国力较弱的成员国产生的正向作用和负向作用之所以难以断定，一方面是因为其中受到国际政治局势变化和突发事件等外部性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成员国之间同样存在着双向的溢出效应，外围国家经济发展产生的对外投资、技术进步同样会影响到中心国家。因此，实证研究东盟一体化过程中成员国对其他国家的溢出效应，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
辐射效应，又称外溢效应，按照不同学派有着不同分类，新功能主义将其划分为功能性、地理性和政治性三种溢出效应，也有学者按照作用机制将其划分为学习性溢出和分工性溢出。①Baldwin R E，Forslid R，“The core-periphery model and endogenous growth: Stabilizing and destabilizing integration”，Economica，vol 67，2000，pp.307‐324；
Ji Hyunjung，“Tate M P.Spillover effects of central cities on sustainability efforts in a metropolitan area”，Policy Sciences，vol.54，no.1，2021，pp.95‐121；
丁任重、许渤胤、张航：《城市群能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吗？——基于7个国家级城市群的实证分析》，《经济地理》2021年第5期。关于地区发展中对外正向和负向的辐射作用，不同的学者分别从城市群和省份的角度做出过研究。现有的研究对区域经济中的溢出效应做出了较大的支持，并且证明了区域内不同地区的溢出效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赵奎等对我国省会城市溢出效应的研究表明，省会城市的工业发展会显著带动地方城市的发展，其通过实证分析证明相比分工机制，学习机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并进一步从上下游产业关联的视角发现了省会城市工业发展存在更强的溢出效应。②赵奎、后青松、李巍：《省会城市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基于工业企业数据的分析》，《经济研究》2021年第3期。庄羽和杨水利关于“强省会”战略的辐射与虹吸效应的研究提供了相关补充，其对省会城市首位度对区域内的创新发展和内部差距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强省会”战略在技术上具有辐射效应，资源上产生虹吸效应，并且在不同阶段出现“要素拥堵”与“要素匮乏”的现象。③庄羽、杨水利：《“强省会”战略对区域创新发展的影响——辐射还是虹吸》，《中国软科学》2021年第8期。孙晓露和闫东升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的测算分解，发现在区域内GDP空间分布呈现稳定的中心—边缘布局，核心区的溢出效应显著大于边缘区，且和一体化进程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④孙晓露、闫东升：《长江三角洲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的测度与分解》，《经济地理》2021年第1期。潘文卿对十年内中国八区域的溢出效应进行了结构性分解，发现区域内乘数效应的贡献在下降，区域间溢出效应的贡献在上升，溢出效应在东南沿海的发达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别，并且认为投入产出结构的变化对溢出效应增加存在贡献。⑤潘文卿：《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分析》，《世界经济》2015年第7期。何胜等运用引力模型研究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空间相互作用，发现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的网络形态主要呈放射状，区域中存在明显的中心城市，不同城市和城市群的空间相互作用水平异质性明显，除了部分成熟的二级城市群，城市间的联系还比较松散。⑥何胜、唐承丽、周国华：《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研究》，《经济地理》2014年第4期。
关于东盟一体化中的区域辐射作用，早年有学者对东盟国家的溢出效应做出过研究。⑦黎鹏、杨宏昌、王勇：《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增长的网络关系与溢出效应》，《财贸研究》2017年第9期；
徐东波、刘雅珍、孙若涵：《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经济问题探索》2019年第1期。程敏认为东盟一体化过程中表现出功能性溢出效应、地理性溢出效应和政治性溢出效应，在肯定其对于东盟国家一体化的影响的同时也提供了相关的理论研究基础。⑧程敏：《东盟一体化发展中的溢出效应及其影响》，《经济问题探索》2006年第5期。王腊芳等则以“一带一路”为切入视角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双向溢出效应进行了测度和分解，发现对于经济体量较大的国家和能源供应国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溢出贡献率，溢出效应较为明显，但是与距离较远的沿线小国经济联系不足，而沿线国家对中国的溢出贡献率普遍占比较低。①王腊芳、谢锐、阳立高等：《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双向溢出效应》，《中国软科学》2020年第12期。从分工机制的角度，崔庆波等学者的研究给出了不同的证据，其研究显示虽然中国—东盟自贸区成员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存在差异性，但是中国在CAFTA 框架下表现出明显的市场规模效应，进一步集聚了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优化了中国的国际产业分工地位。②崔庆波、梁双陆、刘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成员国国际产业分工结构的影响》，《广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自2015 年东盟共同体正式宣告成立后，一些学者认为东盟共同体已经到达了相对较高的一体化阶段，但也有研究指出，东盟经济共同体更可能是一个自由贸易区的延伸版，短期内很难形成一个次区域关税同盟，更不可能形成劳动力、资本和服务等充分自由流动的共同市场。③韦民、胡振虎、周强武：《东盟经济一体化前景分析》，《中国财政》2014年第6期。
综上所述，关于东盟一体化过程中的溢出效应曾有学者做出过理论机制分析，但实证部分仍然有待补充，且时效性有待更新；
关于区域内的溢出效应的作用机制理论已经相对完备，且已经有学者研究出完整的实证步骤，关于溢出和抑制两方面的实证证据也较为充足；
结论方面，一体化对成员国的辐射影响究竟是以正向的溢出为主还是负向的抑制为主，依然存有较大分歧。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在于通过东盟共同体建立后各国对其他东盟国家的溢出效应探究，分析东南亚区域一体化对成员国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对比分析。
（一）区域一体化前贸易与投资对经济增长溢出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资源的配置方式和配置效率是经济与产出增长的基础。而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作为资源跨国配置的两种最基本形式是国别间经济增长外部溢出的重要关联机制。早在古典经济时期，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就已经提出两个劳动生产率不同的国家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能够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并促进经济增长。
新古典学派和凯恩斯学派也对相关理论做出了补充。依照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理论的基本思想，不同国家间劳动力资源或者自然资源禀赋会存在天然差异，那么由于各国要素禀赋的比例的不同，同时生产不同产品所使用的要素组合也不同，那么各国应专注于出口本国相对要素较为丰裕资源所生产的产品，进口本国相对要素较为稀缺资源所生产的产品，最终通过国际分工和贸易以产品流动来代替资源跨区域流动，进而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来带动经济增长。凯恩斯也通过对外贸易乘数效应对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给出了直观的解答。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一国在固定的边际消费倾向作用下，由于对外贸易（净出口）使得该国来自国际部门的收入增加，通过国际收入带动该国消费的增加，也进一步带动了国民经济的产业链相关部门的生产，而产出扩大又进一步扩大了出口,最终通过净出口实现了对国民经济增长乘数效应的作用。
20 世纪以来多个现代经济流派也做出了相关的研究。克鲁格曼认为如果某一部门的产品市场是垄断竞争的，且其生产在不同国家由于市场偏好、生产工艺不同存在水平差异，同时生产该产品存在规模报酬递增，那么不同国家之间便会发生产业内贸易。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产业内贸易不断发展，会使各国通过对差异化产品的专业化生产不断提高要素的边际产出率，从而实现在要素投入总量不变的情况下的经济增长。英国发展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于1943 年提出大推进理论，并且于1957 年对该理论作了进一步的注解和补充。大推进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由于要素自由流动的存在，为了促进经济增长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必须在所有地区同步进行，因为小范围的经济刺激虽然在短期内可以加快该地区的发展，但是从长期来看会由于要素的流动而完全稀释小范围刺激所产生的增长效果。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于1958 年提出的不平衡增长理论深入分析了经济增长在空间上的传递规律，从产业关联的角度阐述了主导产业发展对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从而分析了拥有主导产业的地区如何通过产业关联带动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赫希曼认为，发展中国家最为稀缺的资源就是资本，如何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是发展中国家应该首先考虑的问题。
假设区域内存在中心国家甲国和外围国家乙国两个国家，甲国的经济体量较大，发展水平较高，位于国际产业链分工上游，乙国经济体量较小，发展水平落后，位于国际产业链分工下游，对国际分工参与度低。将两国的生产要素水平分别量化为K1和K2，两国国内的投资收益分别为W1和W2（W1＞W2），且将生产要素对收益的弹性简化为储蓄、定量投资两种情况。设储蓄获得的存息收益为S，甲国和乙国的利率没有差别，由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资源性财产等不同生产要素的存储收益有较大差别，我们可以认为对于不同投资者具有异质性。假设在区域一体化前，在甲国与乙国之间进行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时需要付出C的成本，这部分成本包括关税、注册费用和非关税壁垒等，会受到行业差异、流通方式、两国相关法规因素的影响，因而可以认为C具有异质性。设虚拟变量{0,1}δ∈，表示乙国的生产要素是否选择跨国流动，δ=1 代表在甲国投资，δ=0 代表留在乙国投资；
设虚拟变量μ∈{0,1}，表示两国的生产要素是否进行投资，μ=1 代表定量投资，μ=0 代表储蓄。设生产要素跨国投资流动成本和储蓄的密度函数分别为f C（C）和f S（S），用于表示具有相同跨国流动成本的生产要素水平，以及具有相同储蓄收益的生产要素水平。分别用F C（C）和F S（S）表示跨国流动成本和储蓄收益的累积分布函数。
在签订区域一体化协定前，投资者的效用可以写作：
由于W1＞W2，甲国的生产要素不会向乙国流动，当投资生产获得的收入大于储蓄收益S时，其选择投资。因此，甲国投入生产的生产要素水平为：
而乙国的生产要素流动状况同时受到甲国收入水平W1、要素跨国流动成本C和储蓄S的影响，于是对于乙国生产要素可能出现三种流动情景：在甲国进行跨国投资、在乙国本国投资和在乙国本国储蓄。对应的效用分别为：U21=W1-（C-D）；
U22=W2；
U2S=S。
即，当U22≥max{U21，U2S}，乙国的生产要素在本国投资，投资的生产要素水平为：
当U21≥max{U22，U2S}，乙国的生产要素前往甲国进行跨国投资，进行投资的生产要素水平为：
由式（2）（3）（4）可知，在甲国投入生产的生产要素总水平为：
在乙国投入生产的生产要素总水平为：
设甲国和乙国的内在技术水平分别为T1和T2，由于溢出效应的存在，乙国的单位投入产出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内在技术水平，还受到甲国内在技术溢出的影响，用λ2对此衡量，则乙国的单位劳动产出为T2+λ2T1。而甲国的产出同样会受到乙国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用λ1对此衡量，则甲国的单位投入产出为T1+λ1T2。假设两国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要素市场都是完全竞争，则有：W1=T1+λ1T2，W2=T2+λ2T1。
将工资函数W1和W2代入式（6）：
对式（7）中的L2对T1求导，得：
即为甲国对乙国产生的总影响。可以将其划分为两部分：
甲国的技术进步通过跨国投资对乙国的溢出效应M1：
甲国的跨国投资对乙国的抑制效应N1：
（二）区域一体化后贸易与投资对经济增长溢出
在签订区域一体化协定后，生产要素在两国之间流动的壁垒被减少，将这一效应量化为D（0＜D≤C）。此时生产要素跨国流动成本的密度函数变为F（C-D）（C-D），生产要素跨国流动成本的密度函数变为f（C-D）（C-D）,投资者的效用转变为：
甲国选择投资的生产要素水平没有发生变化，为：
此时乙国的生产要素流动状况只受到甲国收入水平W1和储蓄S的影响，乙国生产要素的三种流动情景，即在甲国进行跨国投资、在乙国本国投资和在乙国本国储蓄，其对应的效用发生了变化，分别为：U21=W1-（C-D）；
U22=W2；
U2S=S。
当U22≥max{U21，U2S}，乙国的生产要素在本国投资，投资的生产要素水平为：
当U21≥max{U22，U2S}，由于没有跨国流动成本，乙国的生产要素全部在甲国进行跨国投资，投资水平为：
在区域一体化的影响下，要素流动成本降低，乙国投资者更倾向于前往甲国投资，在本国投资的生产要素水平降低了。此时在甲国投入生产的生产要素总水平为：
在乙国投入生产的生产要素总水平为：
将收益函数W1=T1+λ1T2、W2=T2+λ2T1代入式（16）：
对式（17）中的L2对T1求导，得：
其中，溢出效应M2为：
抑制效应N2为：
由于F C（C）作为累计分布函数为单调递增，相同条件下F C（C）≥F（C-D）（C-D），F（C）[（1-λ2）T1-（1-λ1）T2]≥F（C-D）[（1-λ2）T1-（1-λ1）T2]，因此M2＞M1，即在区域一体化协定签订后，中心国家甲国对边缘国家乙国的溢出效应增强了。但是无法比较密度函数f（C）[（1-λ2）T1-（1-λ1）T2]和f（C-D）[（1-λ2）T1-（1-λ1）T2]的大小，因而不能判断区域一体化后抑制效应N2相比于之前的变化。由此可知，区域一体化增强了中心国家对区域内其他国家的溢出效应，但不能判断区域一体化对抑制效应的影响。接下来，本文在实证部分将尝试验证区域一体化对于国家间的溢出效应带来的变化。
（一）模型建构及变量选择
本文运用空间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空间计量经济学是对计量经济学在空间上的延伸，在空间计量以前的经济研究中我们往往忽略了地理位置或者经济距离、制度距离之间的联系，分析变量时通常会假设各省市或各国变量之间是相互独立的。空间杜宾模型可以解决本文研究的空间溢出效应问题，对应的相邻区域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存在空间自相关性的空间杜宾模型如下：
其中，W表示空间权重矩阵，而β和γ为相应的系数变量。本文选取空间杜宾模型作为基准计量模型来分析东盟各国OFDI 对东盟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设定计量模型如下：
上式中，lngdpit指的是被解释变量，即东盟的GDP，lnXit代表解释变量，主要包括核心解释变量东盟各国对东盟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额、贸易开放度、通胀、人口增长率、消费价格指数、汇率。W为空间权重矩阵，是N×N对称矩阵，用于表征空间个体相互之间的依赖性和关联水平。β和γ指的是待估系数。μi表示空间效应，εit是随机扰动项。其中矩阵X中的变量选取包括东盟各国对东盟内部国家的OFDI、进出口贸易额、通胀、人口增长率、消费价格指数、官方汇率及贸易开放度。
（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2010—2021 年东盟十国的相关数据构成空间面板数据。本文所选用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 数据库、ASEAN 秘书处。本文以2015 年东盟共同体的成立为标志性时间点，将相关数据划分为两个部分：一是2010—2015 年区域一体化程度加深前，二是2016—2021 年区域一体化程度加深后。主要变量及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 所示。
表1 主要变量与数据描述性统计
此外，在检测空间溢出效应之前，需先确定中国与东盟十国的空间相关性。在通过空间相关性分析初步检测各地区之间是否存在空间效应之后，才能检验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是否存在溢出效应。本文对样本数据进行的空间自相关性的检验采用指数检验，结果表明，虽然Moran’s I 指数为负，但Geary’s C 指数为正，说明变量随时间的变化，空间自相关度有增加的趋势。
（一）LM 检验
空间计量模型主要包括空间滞后模型（SAR）、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在检验确实存在空间相关性后，需要分辨存在的是空间滞后自相关还是误差自相关。为了确定模型的最优形式，需要进行Robust LM 检验统计量来确定最合适的模型，具体LM 检验结果如表2 所示。
由表2 可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LM error 检验，表明可以选择空间误差面板模型。并且在豪斯曼检验中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在比较SDM、SAR 和SEM 模型后，本文决定在实证环境使用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面板模型（SDR）。
表2 LM 检验结果
（二）空间杜宾面板模型
通过前文的数据处理和模型类型检验，最终建立了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面板模型，第一个面板具体的结果如表3 所示。在总体模型中，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OFDI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一体化前区内的跨国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着积极影响，其他控制变量出口额和进口额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开放度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通货膨胀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从表3 的模型实证结果可以得知，一体化前OFDI 对其经济增长起到正向溢出效应，这和东南亚地区的合作基础、区域内比较优势的互补性等有关，结果符合预期预测；
然而人口增长率、CPI、汇率等指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结合东盟劳动力市场、消费市场和金融市场尚未在一体化的过程中形成欧盟式的高度统一市场，这一结果也符合预期。
表3 2010—2015 年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
（三）一体化后的空间杜宾面板模型
对2016—2021 年的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回归具体的结果如表4 所示。可以得知，不论是双向固定还是时间固定、空间固定估计，模型的值都出现了提高，其中空间固定效应的提升最为明显，模型的拟合效果得到显著增强。在总体模型中，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OFDI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一体化后区域内的跨国投资对经济增长依然有着积极影响，其他控制变量人口增长率、出口额和进口额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汇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表4 2016—2021 年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表明，区域一体化后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对于区域内的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增强，是东南亚区域内的统一劳动力市场建设成果的重要佐证。汇率变动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也得到了增强，说明一体化使得区域内合作的层次得到深化，区域内的金融市场联动性得到提升。但是CPI 相比区域一体化前并没有太多变化，一体化带来的溢出效应尚未在区域内的消费市场体现。
本文通过梳理区域一体化前后的溢出效应变化与理论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东盟一体化的过程中OFDI 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并且在区域一体化深化后溢出效应得到增强。本文认为东盟的区域一体化扩大了跨国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尤其是扩大了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但是对消费市场的提升尚不显著。通过作用机制分析，本文认为由于现实原因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的成本障碍得到减少，区域合作的市场化程度也有提升。对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加快区域合作，提高自贸区市场化程度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以包容普惠的方式让各国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提高发展水平较差国家在一体化过程中的参与感。为了充分发挥东盟国家的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开发其发展潜力，让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充分有效地参与到区域合作中，需要合作共建进一步的自贸区规则，提高市场化水平，充分发挥经济欠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减少要素跨境流动的成本。
（二）带动国家协作，发挥中心国家溢出作用
以科技创新带动投资产业的差异化，加强区域内的合作交流，推动高新技术运用。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够放大溢出效应，增强中心国家对区域内其他国家的辐射能力，东盟区域合作的下一阶段工作应当重点放在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的跨国合作，以带动区域内其他国家的发展，增强东盟整体对资源的利用效率。
（三）加强市场联动，补全跨国消费市场短板
为了充分利用区域一体化带来的溢出效应提升，应当加强东盟成员国在消费市场的沟通合作，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充分发挥互联网消费市场的作用，并积极引入金融机构，做好消费市场的金融支撑，促进区域合作的成果覆盖区域消费，同时应当做好海关接洽，降低非关税壁垒带来的成本。
（四）加强风险管理，构建东盟合作安全体系
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深化，对东盟各国的产业结构、经济合作以外领域的互补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为应对区域内可能出现的风险传递，防止风险在成员国之间快速扩散，应当在现有合作基础上构建东盟合作安全网，就资源拥堵造成的产能过剩，以及区域内“中心国家”对其他国家的资源虹吸效应做出及时有效的沟通，共同应对国际金融风险，改善区域整体金融环境，保障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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