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子强 李晓晨
摘要：意识形态的本质是一种夺取和巩固政权的工具。在指涉政权的合法性与执政的正当性方面，民进党逐步形成了“民主话语”“本土话语”“台独话语”“反中话语”为核心的一套系统的意识形态论述。通过制度与“法律”、大众传媒、教育等核心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争夺，民进党创造了意识形态话语的有利生产条件；
通过概念生产与二元对立的话语修辞，民进党掌握了意识形态话语的认知与意义阐释规则；
通过悲情叙事与恐惧诉求的话语传播策略，民进党掌握了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心理认同机制，由此逐步夺取和确立意识形态话语权优势。对台湾政治生态和两岸关系也造成了巨大影响。
关键词：民进党；
意识形态话语权；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话语修辞；
话语传播
作者簡介：连子强，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传播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媒介文化与对台传播 （ E-mail：
st-lian@ 163.com；
福建 厦门 361021） 。李晓晨，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媒介文化。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华侨大学青年学者成长基金项目“新时代大陆对台传播话语权建构研究”（20SKGC-QG04）；
福建省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海峡两岸新媒体事件与台湾青年两岸共同体认同建构研究”（FJ2019B067）
中图分类号：D67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23）03-0139-12
台湾自“民主化”转型以来，逐渐形成了国民党、民进党两党竞争的政治格局。成立仅三十余年历史的民进党，已经经历了陈水扁、蔡英文两度“执政”。台湾社会的“蓝”“绿”政治版图也从“民主化”以来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民进党两度“执政”给台湾社会留下了贪污腐败、政治酬佣、“执政”无能、两岸关系紧张等种种诟病，然而在台湾政治版图上，民进党依然拥有稳固且逐步扩大的“基本盘”，“蓝消绿涨”的趋势依旧。从马英九“执政”以来，国民党开始面临 “政治强势，话语弱势”的尴尬局面。到目前，两党在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中，民进党在台湾社会已经建立起明显的意识形态话语强势地位。
纵观民进党的发展史，民进党所构筑的一系列意识形态话语如“民主话语”“本土话语”“台独话语”“反中话语”等，经历了由社会边缘向中心的扩散过程，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被迷惑。在两党围绕“执政”权展开的政党竞争中，民进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成为在野时攻击国民党、“执政”时维护政权的利器，对两岸关系也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那么，民进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内容及实质是什么？民进党如何在台湾社会逐步构建其意识形态话语权？以及民进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对台湾政治生态和两岸关系有何影响？本文将就这些话题展开深入讨论。
一 民进党意识形态话语的构成及其实质
理解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从“意识形态”和“话语权”两个层面进行把握。所谓意识形态，是指“一个阶级或社会群体用以解释世界的运作规则，以及用以解释这一阶级或社会群体追求自身利益的合法性一系列观念集合。”“话语权”则是指 “通过话语的运用体现和获得权力。”“话语”是承载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精神信仰的语言和符号的集合。在米歇尔·福柯看来，话语权是话语和权力相结合的产物。“话语既可以是权力的工具，也可以是权力的结果，但也可以是阻碍、绊脚石、阻力点，也可以是相反的战略的出发点。话语传递着、产生着权力；
它强化了权力，但也削弱了其基础并暴露了它，使它变得脆弱并有可能遭受挫折。”
“意识形态话语”作为“意识形态”和“话语”共同构成的复合概念，其本身性质如何取决于“意识形态”的性质。“任何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并非‘自我—授权的，为了使人们自觉自愿地服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通常情况下它需要借助一定的外在形式，尤其需要通过相应的话语系统，结合生活实践进行解释、传播和普及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意识形态话语权，可以视为一个阶级或者社会群体，通过对其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阐释、和向社会大众的传播，以争取社会大众对其价值理念和利益诉求的认同，并以此获得对社会大众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其本质上就是特定阶级和社会群体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统治力。在安东尼奥·葛兰西看来，这是一种“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是维护政权统治的必备“文化霸权”，“任何政治权力要想持久稳固，也必须获得某种程度的赞同，在社会生活中确立道德、政治、知识上的领导地位，取得政治的合法性。”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客观世界在人们思想中的反映，其兴衰沉浮和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意识形态话语反映出特定的社会阶级和社会群体对社会现实的阐释和建构。“民进党意识形态的兴起，从根本上说是近代以来台湾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积淀的结果，但更直接的是国民党政权在台统治政策所累积民怨的政治反馈，也与国民党传统意识形态的僵化和衰败密不可分。”在台湾政治生态下，在指涉政权合法性及“执政”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方面，民进党逐渐形成了“民主”“本土”“台独”“反中”四大话语体系，构成了民进党意识形态的系统论述。
（一）“民主话语”
民进党的“民主话语”，是一种强调“民主至上”的意识形态论述，其核心是将西方民主价值和民主制度奉为圭臬，并以“符合民主”或“追求民主”作为衡量一切政治行为和公共政策的基本标准。事实上，民进党的“民主话语”，既没有民主理论的建树，也没有民主制度的创新，然而民进党却继承了从党外时期开始的台湾社会争取政治民主化斗争的资产，成为台湾“民主化”的代言人。相对而言，国民党长期一党专政和“戒严”体制，在台湾民主化转型之后成为沉重的历史包袱。国民党留给台湾社会“威权、独裁”的历史记忆，使国民党在当前台湾“民主”话语权的争夺中相形见绌。伴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台湾的民主化转型，以及西式民主话语在全球范围内占统治地位的背景下，尽管台湾在民主化进程以及民主制度施行的过程中遭遇到许多挑战，然而民主体制在台湾逐步确立和稳固，“民主”在台湾社会逐渐成为“基本人权”“普世价值”，成为一切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前提。民主话语也是民进党在与国民党长期政治斗争中屡试不爽的手段。“捍卫民主、反对独裁”成为民进党支持或反对各项公共政策的常用口号。掌握了“民主”话语权，无疑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民进党“执政”乃至一系列行为的合法性前提，也成为民进党确立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础性话语。
（二）“本土话语”
民进党的“本土话语”是一种区别于国民党的“大中国话语”，并在台湾“本土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意识形态话语。台湾“本土化”在不同历史语境中表现出多样化的政治意涵，总体上沿着“权力—制度—认同”的路径演进。国民党时期的“本土化”是一种争取台湾民众支持，以延续其政权并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的手段。而民进党的“本土化”则在其演化过程中不断蜕化成制造族群隔阂与“去中国化”的施政措施。民进党是一个带有强烈“福佬沙文主义”的政党，其“本土化”本质上是一种身份政治，即利用台湾变迁历史，以及人口结构中的“台湾人”对“中国人（或外省人）”的人数优势，人为地创造出身份壁垒，强化排他性的“台湾”“台湾人”认同。通过操纵族群身份，不断挑动“台湾人”和“外省人”的对立，通过推行各种“去中国化”措施，消除台湾社会的中国符号元素，不断塑造“台湾”和“中国”的区隔。民进党不断强调“台湾主体”“台湾优先”，并将自己塑造成“台湾人”的代表，强调支持民进党等于支持台湾，支持“本土化”等于“爱台湾”。在民主政治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政治”的背景下，民进党利用“本土话语”迎合绝大多数人“台湾人出头天”的社会心理，将“台湾优先”“爱台湾”等上升为台湾社会绝对的“道德律令”和“政治正确”，从而在台湾的政治体制下获取政治选举中的选票优势以及在推行公共政策中的“民意”优势。因此，“本土话语”也成为了民进党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资源性话语。
（三）“台独话语”
民进党的“台独话语”其核心是否认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鼓吹“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主张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在有关‘台湾前途的立场上，民进党从成立时的‘台湾住民自决论，一步步走到‘台独言论自由论、‘有条件台独论、‘事实主权与领土论，最终于1991 年通过主张‘公投建国制宪的‘台独党纲，蜕变为不折不扣的‘台独党。”从20世纪70年代“中华民国”在国际上丧失了“国际人格”，重创了台湾社会“中华民国代表中国”的信念，也带来台湾社会“国家认同危机”，台湾的定位和未来走向成为台湾民众普遍焦虑和迷茫的问题。这也为民进党的“台独”意识形态的传播创造了契机。民进党在构建“台独话语”的论述中，将“追求台独”等同于“捍卫民主”，也等同于“捍卫台湾主体性”，因而“民主话语”“本土话语”为“台独话语”提供了合法性前提，而“台独”则成了具有崇高价值理想的“政治图腾”。“意识形态话语的崇高感和尊严感决定了它是一种思想、精神和意义的象征符号，能够确立起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意义与价值。也取决于它为人民勾画一副什么样的理想图景。即便是虚假的意识形态话语也是一种象征符号。”尽管陈水扁在任时就公开承认“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然而民进党仍然利用一切资源推进“文化台独”“柔性台独”，通过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台独”拥趸，不断强化民进党的意识形态影响力。因此，民进党的“台独话语”，可视为其意识形态体系的纲领性话语。
（四）“反中话语”
民进党的“反中话语”，将“台湾”与“中国”截然对立起来，一切与“中国”相关的东西都被塑造成台湾社会、台湾人的对立面。“逢中必反”是这种意识形态话语的生动写照。“反中话语”实际上是民进党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一种“出口转内销”的策略，是一种民进党意识形态的“持续激活”的机制。民进党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及各种传播策略，将大陆捏造成“专制”“落后”“不文明”的形象，意在一步步撕裂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通过不断渲染大陆对台湾的“威胁、打压、渗透、分化”，从而持续唤起臺湾民众的恐惧意识与仇恨意识，进而启动心理防御机制，强化“捍卫民主自由”“坚持台湾独立”“坚持台湾主体性”等民进党所希望的态度和价值。“反中话语”又是台湾内部政治斗争的工具，正因为“中国时刻威胁台湾的生存和安全”，所以“反中”就成为“政治正确”，只要竖起“反中”旗帜，就能在台湾一呼百应。而只要能将政治对手扣上“亲中”的帽子，就能使之遭到选民的疏离、唾弃。一种意识形态要保持生命力，不仅在于其特定的话语内容，还在于它能够在理论与现实的不断互动中，持续地作用于民众。由于两岸的特殊关系，两岸互动频繁以及政治经济制度的巨大差异，为民进党操作“反中话语”提供大量话题资源，通过塑造大陆与台湾的截然对立，不断渲染大陆对台湾的“敌意”和“威胁”，使台湾民众将民进党意识形态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甚至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由此可见，“反中话语”构建起民进党意识形态体系的常态性话语。
综上所述，在台湾政治生态下，民进党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主要包含“民主话语”“本土话语”“台独话语”“反中话语”四大体系，构成了民进党意识形态的系统论述。其中，“民主话语”是支撑其意识形态体系的基础与合法性前提，“本土话语”为民进党意识形态体系创造了“多数民意”支撑，“台独话语”为台湾民众树立起一个“政治图腾”，而“反中话语”则为民进党意识形态创造了“持续激活”的机制。这四种意识形态话语内容上各自独立，却又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闭环。
二民进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
意识形态是在特定的社会中历史地存在的，一种被感知、被接受的文化客体。一个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要想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必然需要借助一定的条件和手段将之持续地灌输和作用于大众。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生产条件”的争夺。马克思指出，“一个社会形态在进行生产活动的同时，如果不进行生产条件再生产的话，那就连一年也维持不下去。”而这个意识形态的“生产条件”，阿尔都塞用一个更为概括的描述，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是一个由各种确定的机构、组织和相应的实践所组成的系统。统治阶级运用这些机构， 在整合自身的同时也成功地把自己特殊的意识形态强加给被剥削阶级， 使之成为后者自己的意识形态。”具体来说，一切承载着制度、法律、宗教、道德、家庭、教育、审美等意识形态的机构，都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在掌握政权的同时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在其中行使自己的领导权的话，那么他的统治就不会持久。”
在台湾的选举中，国民党、民进党围绕着政权的争夺，实际上也是两党意识形态话语权之争。尽管两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之争发生在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然而在最为关键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争夺上，民进党不断攻城略地，逐步夺取和确立其意识形态话语权优势。
（一）制度和法律层面
制度与法律，在阿尔都塞看来是“镇压性的国家机器”，“统治阶级通过制度的建立和法律的修订，确立社会生产与生活的运行秩序和规则，并通过暴力国家机器（如监狱、警察、法院）确保社会秩序和规则的强制执行。”制度和法律也是其它如教育、道德、宗教、审美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存在和运行的必要条件及前提。台湾民主化转型以来，民进党通过一系列推动制度变革与“法律”修订的抗争，一方面不断争取自身的政治权利，另一方面也不断扩大自身的意识形态影响力。
结合社会运动的抗争推动政治体制与“法律”的调整，是民进党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一种重要形式。作为一个具有鲜明的“草根”色彩的“本土”政党，民进党善于与社运、工运、农运、环保等社会团体结盟，在台湾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中充当积极的参与者与代言人的角色。如1990年民进党结合“野百合运动”，成功推动解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结束“万年国会”。民进党随后在1992年的“立委选举”中一举获得了50席位，扩大了在“立法院”的影响力。在民进党的配合下，李登辉时期通过六次“修宪”，确立 “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政治体制，从而在制度上构建起了“台湾主体性”，将“台湾”与“中国”逐步疏离开来，为“台独话语”创造了“法理依据”。1991年的爆发的“推动废除刑法100条”抗争运动，迫使国民党当局于1992年通过了“刑法100条修正案”，删除了对“阴谋犯”的处罚。使民进党的“台独”主张披上“言论自由”的外衣获得了“法律”上的合法地位；
同年爆发的“知识界反政府迫害联盟”等一系列运动迫使国民党“党政军退出校园”，使国民党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力急剧萎缩；
2014年爆发的“太阳花学运”迫使马英九当局冻结“两岸服贸协议”，并营造出了弥漫台湾社会的“反中”氛围。通过结合社会运动的抗争形式，民进党实现对基层社会的广泛动员，将政治论述不断植入社会意识，在逐步扩大政治权力的同时，也不断扩大其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力。“民进党利用社会运动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特征，设计出一系列带有对抗特征的话语，诸如‘主体性、‘悲情意识等，成为岛内最敏感与最容易发酵的集体意识。”在结合社会力量对抗国民党统治的同时，民进党往往成为台湾社会运动的利益收割者。例如，在各个大型的社会运动之后，这些社会运动的骨干人员往往被民进党吸收，或者成为民进党的支持者；
国民党“党政军退出校园”之后，民进党则通过赞助校园社团，招募青年学生到民进党各级机关实习或者担任民意代表助理，或者设立“住校代表”等各种形式的包装进入校园，不断扩大民进党在青年学生中的组织力和影响力；
国民党“党政军退出媒体之后”，民进党势力却大肆进入媒体，培养“绿媒”成为其代言人。
“立法院”斗争与政策调整是民进党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另一种重要手段。在“立法院”居少数派地位时，民进党往往通过无节制地卡关、“杯葛”国民党的各项施政政策，以“民主”的名义要求“倾听少数的声音”，甚至屡屡发动“公民不服从”运动反抗代议制政治。特别是关乎两岸的政策制定与推行，更是民进党“杯葛”议事的重灾区。马英九“执政”时期推行的一系列开放两岸交流的政策，如“两岸直航”“陆客自由行”“ECFA签订”“两岸互设办事处”“陈云林访台”“服贸协议签订”等，无不遭到民进党强烈抵制。借助议事殿堂的政论，民进党趁机大造舆论，挑动社会的“恐中、反中情绪”。而当民进党取得“执政”权或者在“立法院”居多数派地位时，则要求国民党“少数服从多数”，使民进党所推行的政策畅通无阻。“陈水扁当局通过修改教科书、课程改革、‘国有企业更名、新街道与公园的命名等活动进行有意识地‘去中国化活动，以去除台湾的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认同。”蔡英文“执政”期间，更进一步推行“文化台独”。在政策与“法律”的制定上不断“去中国化”，如推出“原住民语言发展法”“去蒋化”“去孙化”，修改“国安五法”，通过“反渗透法”等。这些措施无疑都在进一步割裂大陆与台湾的文化渊源和历史联系，撕裂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甚至将正常的两岸经贸人员往来纳入严格的政治审查中。制度和“法律”层面的争夺，不仅为民进党意识形态确立合法地位，也通过社会运行规则的确立和社会资源的控制，为民进党遂行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了关键保障。
（二）大众传媒层面
在台湾民主体制下，大众传媒是政党权力博弈的重要手段，也是沟通政党与社会大众的重要纽带。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人们日常接受信息的主要来源，也建构了人们所认知的世界。因而大众传媒是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也是意识形态的重要传播手段。对大众传媒资源的掌控，也是民进党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重要领域。民进党在大众传媒层面的争夺，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首先，大肆扩展大众传媒版图。从“党外”时期开始，政论杂志就充当了台湾反对国民党的政治势力，宣传“民主”理想，抨击国民党的威权统治的利器，也为反对派组织化、党派化提供重要场所。台湾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之后，向国民党争夺媒体资源成为了民进党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从1993年开始，民进党不断联合“知识界反政府迫害联盟”“台湾学生制宪联盟”等民间团体，以“新闻自由”的名义发动“党政军退出三台”等一系列运动，呼吁社会关注国民党长期垄断电子媒体的问题，迫使国民党进行“媒体改造”。“1995 年6 月，以民进党为背景的‘民视获得经营许可，它的设立昭示着民进党最终突破国民党的电子媒体垄断，扭转了自身媒介话语的弱势地位。”同时，广设“地下电台”，迅速填补国民党控制之下的主流媒体传播的“盲区”，利用地下电台技術门槛低，成本低廉，且架设简便，易于躲避查禁的特点，迅速构建起一张遍布全台、可与国民党抗衡的全岛性广播媒体网络。
其次，利用“执政”优势及民粹主义，干预大众传媒及其言论。在台湾政治斗争中，“言论自由”是民进党“在野”时期对抗国民党的利器，一旦“执政”后，则“言论自由”往往被弃若敝屣。2000年民进党首度“执政”之后，便通过干预公营电视媒体人事安排的手段，不断向“中立”的公营电视媒体安插亲信，以改变公营电视媒体的政党倾向。同时，利用其掌握的行政管理权限与“执政”资源扶植或者打压媒体，对于亲民进党的媒体，常常将官方新闻以“独家报道”的形式透露给“友好媒体”，对“不友好”媒体则三缄其口，使其失去新闻来源，在激烈竞争的台湾媒体资讯市场中落于下风。对于“不友好”的媒体，民进党甚至利用行政权直接处罚和威胁媒体，如2006年台湾TVBS电视台因长期报道陈水扁贪污案而两度被陈水扁当局威胁关台。2020年10月，台湾中天电视台因长期奉行“亲中”路线，抨击民进党当局，被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NCC）”以“节目内容不当”为由“不予换照”，被迫关台。而民进党“在野”期间，民粹主义是制造媒介事件，影响媒介生态的重要方式。如2009的“郭冠英事件”中，民进党联合“亲绿团体”“绿媒”煽动全岛对“亲中”言论的大审查。2012年，在旺中传媒并购中嘉网络案中，民进党又以“媒体垄断损害民主”为由，发动全岛大游行，迫使旺中集团放弃并购案。此时，“反中”的“政治正确”又凌驾于“言论自由”之上。
再次，抢占新媒体阵地，构筑新媒体的社会动员力。新媒体的发展深刻改变台湾传播生态，并在历次的社会运动中展示出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随着新媒体的崛起，抢占新媒体话语权也成为民进党政治斗争的重要环节。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被称为是一场“高科技对罗马帝国的战争”。民进党籍台大经济系教授郑秀玲所编写的“服贸懒人包”，危言耸听地罗列了两岸服贸协议的种种危害，短期内塑造了青年学生对两岸服贸协议的认知，成为这场社会运动的直接动力。“太阳花学运”之后，2014年、2018年两场地方选举中，柯文哲、韩国瑜借助网络选战的策略而成功当选，甚至催生了“网红竞选”的新选举模式。2020年蔡英文通过操作“芒果干”而成功连任。新媒体在台湾政治生态中也展现出了完胜传统媒体的传播效力，成为设置议程、引导舆论、族群动员的重要推手。从蔡英文“执政”以来，新媒体逐渐成为民进党政治选举和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操纵网络舆论、豢养“网军”成为民进党打击以及引导舆论风向的手段。民进党各派系通过培养、扶持各种文宣企业，成为民进党“网军”的主要力量，并利用“执政”的优势，通过承接公务部门的“标案”为“网军”注入资源，成为民进党与蔡英文当局的舆论宣传机器。
通过争夺媒体资源，收买或打压“异己”媒体，打造新媒体网军，民进党在台湾逐渐赢得了媒体话语权。“绿媒”“绿营名嘴”“1450网军”构成了台湾整体“绿化”的舆论环境。在这种舆论环境下，民进党成了台湾的“守护神”，成为“爱台湾”的代表，而“亲蓝营”“亲中”话语则被斥为“买办”“卖台”，一切与“中国”连接的概念如“两岸统一”“九二共识”“一国两制”“国民党”“亲中势力”都成为被嘲弄、被唾弃的对象。掌握大众传媒话语权，也为民进党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创造了重要条件。
（三）教育层面
阿尔都塞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教育机器已经成为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功能在于帮助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树立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合法性，同时将这种意识形态传输并内化于大众，并在大众之中不断复制和生产这种意识形态，使之占据日益显著的地位，并在同其它权力关系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在民进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的过程中，一个重要且影响深远的方面，便是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争夺。李登辉“执政”期间，以“台湾主体意识”为幌子，推出“认识台湾”系列初中教科书，把台湾史的“中国主体”置换成“台湾主体”，试图隔断两岸的历史联系；
到陈水扁“执政”时期，更进一步提出“同心圆史观”，并将“台湾史”在高中教育阶段独立成册。一方面，台湾历史教科书的修订不断大幅增加台湾史的比重，减少中国史比重，甚至将“中国史”纳入到“外国史”中；
另一方面，在历史教科书中将中国与西班牙、荷兰、日本等历史上的殖民者相提并论，将历史上中国人对台湾的开发建设通通定义为“占领”“统治”，尤其是在台湾近代史与当代史的教育中，突出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此外在大学里开办“台湾文学系”，“闽南语教学”采用台湾自己开发的“通用拼音法”作为统一使用的汉语拼音，以区隔于大陆使用的“汉语拼音”；
公开发行歪曲历史，美化日本殖民侵略的《台湾论》《认识台湾》并将其作为教科书列入小学课本教程等等。蔡英文上台之后， 2017年推出“12 年国教社会科学领域课纲草案”，高中历史被正式分为“台湾史、东亚史、世界史”三个分域，中国史被并入东亚史之中，不再单独存在。
青少年阶段是政治倾向与意识形态形成的至关重要的阶段，民进党通过修改历史教科书，实行“本土化”教学，将其“去中国化”“台独”“台湾本土化”等意识形态注入其中，对台湾社会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历史文化认知产生严重混乱，进而滋长台湾社会的“去中”“反中”心理，造成台湾社会“国族认同”的迷失，产生长久而深远的负面影响。民进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强势地位，从根本上来说，正是通过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争夺和掌控而实现的。相较之下，国民党在教育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争夺方面则显得首鼠两端软弱无能。马英九“执政”时期，尽管台湾社会有着强烈的对历史教科书“拨乱反正”的呼声，但是，面对民进党的压力，在马英九“执政”过程并没有重新修订历史教科书。直到2015年马英九“执政”后期，试图对历史教科书进行“课纲微调”，修正历史教科书中一些违反历史事实和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的用语，但随着“台独”势力再一次发动“反课纲”社会运动，马英九的“课纲微调”的努力再一次无疾而终。
三民进党意识形态话语修辞：概念生产与二元对立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抽象的观念体系，需要借助一定的话语加以外化和表达，而话语能够达到良好的社會劝服与认同的效果，则必然离不开话语策略与修辞手法的应用。布尔迪厄认为，语言的策略性使用是获得“象征权力”的手段，“这种‘象征权力表现在话语主体运用巧妙的话语策略，使他人无意识地认同自己的话语，并心甘情愿地受其话语驱使。”在话语的策略性使用中，概念生产是话语修辞的基本方式，也是话语的基本符号载体。“话语生成的基础是对具体的概念形态的识别。作为一个个具体的知识单元，概念之间的逻辑勾连铺设了一个巨大的意义网络，话语正是在此基础上沉淀和形成，最终成为一个群体性的社会意识。很难想象没有概念支撑的话语形态，也很难想象放弃话语憧憬的概念形态。因此，概念构成了话语表达的主体内容，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话语的言说能力和劝服效果。”
“一种意识形态之所以有生命力，不仅在于其特定的话语内容，还在于它能够发明自己的术语，摧毁其他术语而占据支配性地位。”民进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与争夺的过程，一个突出的表现便是对包含特定意识形态的概念的生产及其合法性阐释，通过概念的生产与阐释，重构了台湾社会的认知与认同。如在“台湾的定位”上，民进党沿袭了李登辉以来的分裂路线，不断创造新的政治概念。陈水扁时期称“中华民国是台湾”“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中华民国”。为了避免台湾社会对民进党“激进台独”引发两岸局势紧张的忧虑，也避免台湾内部政治势力的过度反弹，民进党在台湾的政治定位上也不断调整，尽量避免使用“台湾共和国”的概念。自蔡英文“执政”以来，在公开场合经常用“台湾（ROC）”“中华民国（台湾）”乃至“中华民国台湾”等概念。事实上，民进党对台湾政治定位的“概念生产”，其本质是一步步地弱化和改造“中华民国”的概念与定位，突出和强化“台湾”地位，将台湾“国家化”。民进党在两岸关系中，抬出“中华民国”与大陆进行话语周旋，在台湾社会内部，则一方面安抚“中华民国派”，另一方面则向台湾社会强化“台湾主权”的观念，显示维护“台湾利益”的决心。在概念的生产之外，民进党则在各个方面争夺其概念的阐释权。如经常利用“中华民国”在国际场合的受挫抨击国民党“出卖国格”“矮化台湾”，以此造成台湾民众对“中华民国无法照顾台湾的尊严”的事实宣认。
除了在“台湾主权”方面，构成民进党意识形态体系的各个方面，民进党均有一系列的概念生产，通过一系列的概念生产，以及一系列的概念内涵的挖掘，并结合台湾特殊的历史机遇和现实处境，将台湾民众不断导向民进党所建构的意识形态话语情境中。“从修辞学上讲，支撑一套话语的概念越丰富，其内在的关联性越强，那话语的逻辑性就越严密，越容易产生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民进党通过生产、征用一系列新的概念，建构概念之间的相互关联，不断构建起越来越绵密的话语体系。如关于“本土话语”，包含“台湾人出头天”“台湾认同”“新台湾人”“台湾民族”“台湾文化”“台湾价值”“日治时代”“台湾生命共同体”等，这些概念相互关联，互为印证，构建起了一套完整的“本土化”的话语论述，一方面将“台湾”与“中国”割裂开来，宣传“台湾”与“中国”的“互不隶属”；
另一方面则借由“台湾利益”“台湾优先”的口号，逐步导向“台湾独立”的合法性。再如“反中话语”，则包含“专制独裁”“让利统战”“打压台湾”“亲中卖台”“矮化台湾”等概念，一方面塑造大陆的负面形象，将大陆对台湾的一切善意举动污名化；
另一方面则通过树立两岸之间的敌对意识，将一切支持两岸交流的行为扣上“卖台”的帽子，以制造两岸之间的隔阂。
在概念生产之外，民进党意识形态话语修辞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二元对立。二元对立实际上是一种认知框架的预设，它忽略了事物本身包含的复杂内涵，而将两种事物的差异极大化，性质截然对立起来，从而提供了一种简易的理解框架，便于人们简单快捷地对事物做出认知判断与评价。如“本省人—外省人”“民主—专制”“台湾—中国”“爱台—卖台”“先进—落后”等。乔治·莱考夫指出，“一个成功的修辞实践不仅包括思想层面的内容建设，更重要的是话语层面的框架建设。”通过二元对立的话语框架设置，以及民进党所掌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宣传，民进党成功地将台湾岛内各种复杂的意识形态话語转化为两种对立立场的冲突，并将民进党意识形态话语纳入到情感与价值框架之中。在这种框架下，民进党的意识形态代表着“民主的、本土的、进步的、正义的”，反之则是“专制的、中国的、落后的、反动的”。这种情感与价值框架的高度概括即所谓的“爱台湾”，民进党即是“爱台湾”的代表。
二元对立的话语框架既是民进党持续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推进剂，又是民进党逆境时期的“护身符”。例如，民进党可以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反对“媒体垄断”；
也可以以“反中”的名义反对支持两岸交流的言论；
可以用“台湾主体性”的名义修改历史教科书；
用“进步”的名义反“核四”等等，借以遂行一切民进党希望推行或阻止的政策。不管怎么做，总能在“民主、自由、反中、爱台、本土”这些话语中找到理由，而反对民进党做法的意见则是“不民主”“亲中”“卖台”“反动”等，反之亦然。而当民进党面临不利局面或者推行某些政策受阻时，也往往启动二元对立的话语框架，将社会公共议题导向意识形态对立。如2004年陈水扁的“两颗子弹”事件，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个迷雾重重的刑事案件立刻被导向“国民党联合共产党谋杀……”，启动“反中”叙事模式；
2020年蔡英文开放“莱猪入台”遭到台湾社会的普遍反对，则提出开放“莱猪”的目的是“加强美台联系，增强抗中力量”，就这样，一个食品安全被悄无声息地置换成了“抗中保台”议题。
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框架是经由组织化而形成的一套理解事物的相对稳定的心理结构。它能够帮助人们辨别、感知、确认和命名无穷多的事实。”“框架具有这样的特点：如果顽固的框架跟事实不相吻合，那么，人会抛弃事实，保留框架。”也就是说，人们一旦接受和形成了某种固化的话语框架，就很难摆脱固定的认知模式和价值判断。在台湾当前的政治生态下，民进党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斗争，不可避免地带来两种后果：一是加深台湾社会的族群撕裂，两党支持者因意识形态的截然对立而各自站队，人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只接受自己愿意接受的，造成特定的社会族群只问立场不问是非，理盲而滥情；
二是公共议题的泛意识形态化， 当两党在公共议题上无法形成有效的协商和必要的妥协时，往往诉诸简单的意识形态之争，将“民主”窄化成“数人头”的政治，从而形成台湾社会“共识赤字”的现象。
四民进党意识形态话语传播：悲情叙事与恐惧诉求
一种意识形态要形成社会影响力，除了必须具备一套严谨的理论论述系统之外，也需要借助必要的手段向社会广泛传播。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本质上是一个争取社会接受与社会认同的过程，除了必须具备必要的传播工具，也需要借助一定的文本载体，将艰深晦涩的观念话语转化为生动具体的叙事话语。简单地说，也就是“如何讲故事”以及“讲什么故事”的问题。故事源于历史与现实，台湾复杂的历史发展路径以及现实中复杂的社会关系与两岸关系，为民进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叙事提供了丰富的题材。故事又是一种意义的载体，它以直观、形象、生动的戏剧结构预设了某种价值取向和理解方式。从话语传播到话语认同的过程中，情感是二者衔接的桥梁，当人们被故事所打动时，故事所承载的价值观念也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人们的观念系统。乔纳森·H·特纳认为，“情感是决定社会结构形成的力量，但同时，情感有时也是摧毁社会结构和变革社会文化的集体活动的动力来源。”“人类具有四种基本的情感形态：恐惧、愤怒、满意、悲哀。这四种基本的情感经过疏导、演化、调适，会形成多种复杂的心理状态并衍生出相应的道义意识，从而形成社会心理，催生集体意识和集体活动。”从这一角度来看，激活社会情感的传播策略，是民进党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重要方式，在民进党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与建构的过程中，悲情叙事与恐惧诉求，是其最主要的叙事与传播策略。
所谓悲情，是指一种因遭受不幸际遇或者不公正对待而产生的一种悲伤或无助的情绪体验。不可否认的是，近代以来的清政府割让台湾、国民党政权专制统治等历史因素造就了台湾民众“悲情意识”的心理基础。然而这种“悲情意识”的扩散更大程度上是台湾民主化转型以来政党斗争的结果。民进党将“悲情叙事”作为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有效工具，通过“悲情叙事”重构了台湾民众的集体记忆，并将这种“悲情叙事”引导向民进党的认知和意义框架中。如民进党年复一年纪念的“2·28事件”，讲述了“外来政权屠杀本省人”的故事；
“美丽岛事件”“林宅血案”“郑南榕自焚”事件，讲述了“国民党的惨无人道和民主先驱的苦难与抗争”的故事；
“白色恐怖”讲述了“台湾人在国民党的残暴统治下悲惨生活”的故事；
“亚细亚的孤儿”讲述了台湾历史上被不同的“外来政权”欺压与统治的故事；
“只有唐山公，没有唐山嬷”讲述了“台湾民族的形成”的故事等等。历史事实经过涂抹、杜撰与重构，早就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而成为承载意识形态的文本形式。通过这些“悲情叙事”，民进党树立起了某种二元对立的身份识别符码（如本省人—外省人、“台湾人—中国人”），和情境识别符码（如民主—暴政、强权—弱势）等。“悲情和愤怒是身份和情境建构后的必然产物，容易被激活，也容易引起受众的共鸣。尤其是涉及到身份的二元对立时，过去的情感伤痕记忆将不断重现。为了更好地突出事件的残忍性和戏剧性，传播者往往会通过修辞，把弱势的一方描述得更加悲惨，强势的一方更加嚣张，以此来强化公众对弱者的同情和强者的谴责。”通过悲情叙事，民进党在台湾民众心中唤起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情感：对弱者“台湾人，台湾，民进党”的同情与支持，和对强者“如外省人、中国、国民党”的愤怒与谴责。这种普遍的社会情感直接指向对身份与情境的道义和价值判断，如“支持民主（民进党）、反对独裁（国民党）”“支持台湾人（本土人士）、反对外省人（中国人）”“支持台湾人出头天，反对外来政权压迫”“支持台湾独立自主，反对‘中国强迫统一”等，从而成为民进党的“民主”“本土”“台独”“反中”意识形态话语的“合法性”来源。
如果说“悲情叙事”是一种主要针对台湾历史、台湾地位、台湾社会结构与权力分配的“历史叙事”的话，那么，“恐惧诉求”则是一种主要针对当下两岸关系以及台湾内部权力斗争的“现实叙事”。“恐惧”是一种人类的基本情感，是指对周边世界的不确定性以及对某种不可预知的风险可能带来损害的焦虑、恐慌等心理感受。而“恐惧诉求”，则是“意图通过唤起恐惧感， 以促使预防动机和自我保护行为。”其目的在于唤起人们对某种现象，事件、问题的注意力，以此劝服或阻止人们的行动。“作为一种影响人们行为的合法工具，得到了宣传家、选举操盘手、政客及恐惧推手的广泛认可。”民进党的“恐惧诉求”的基本叙事策略是预设一种令人满意的社会现状和价值取向，然后建构一个可能损害这种现状的“危险”，通过讲述这种“危险”可能对台湾社会以及个人带来的侵害，从而驱动台湾民众采取行动，抵制和反抗这种“危险”。
当然，为了让“恐惧诉求”达到最好的传播效果，这种“恐惧诉求”的叙事不是单一的、随机的累积过程，而是一项系统的话语建构工程。从“叙事”本身的要素来看，至少包含了语境、对象、情节、意义等方面的建构。首先，对恐惧语境的搭建。民进党通过话语宣传铺设了台湾社会“先进”的现状，通过不断鼓吹台湾自“民主化”以来的成就，如“民主选举”“言论自由”“普世价值”“社会文明”“素质高尚”“发达经济体”“尊重人权”等。以此奠定台湾民众相对大陆的“心理优势”，搭建 “恐惧诉求”的基本的语境和意义装置。其次，对恐惧对象的营造。通过各种不同的传播渠道极力抹黑、扭曲大陆形象，将大陆塑造成对台湾时刻充满威胁的“独裁、落后、霸道、反人权、素质低”的形象，并且一切与台湾相关的行为都是为“吞并台湾”的目的服务的。岛内的国民党和“亲中势力”则在各个方面与大陆“里应外合”，意图“出卖台湾”。利用这种方式，将大陆和台湾岛内的国民党及“亲中势力”塑造成台湾民众恐惧感的来源。再次，对恐惧“情节”的虚构。通过绘声绘色的描述，建构出一幅幅两岸关系中可能发生的“现实风险”，如“中国2 000多颗飞弹对准台湾”“中国武力犯台，血洗台湾”“共产主义剥夺私有财产”“由经入政、统战台湾”等，通过这种“恐惧”情节的虚构，不断强化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的恐惧心理体验。最后，对恐惧意义的渲染。对恐惧意义的渲染主要通过对信仰、价值观、信念系统等“象征风险”的描述来完成。相比较“现实风险”，“象征风险”具有更抽象且更深层的心理体验。例如两岸统一会“剥夺台湾民主自由生活方式”“对普世价值的摧毁”“丧失台湾的独立自主权”“生活在独裁专制体制下”等。对恐惧意义的渲染，也正是民进党“恐惧诉求”叙事的落脚点。“政治上的恐惧是指，一个社会感觉到的疑惧不安，这种疑惧不安来自他们作为集体的安乐现状所面临的某种损害。” 当“风险”无处不在的时候，“安全”就成了人们的基本诉求。因此，维持现状、回避风险、减少恐惧成为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和公共政策作出评判的重要依据。在这种“象征风险”恐惧心理的支配下，“主张台湾独立”“维持两岸现状”“捍卫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反对亲中卖台”等，也成为了民进党支持者的行动逻辑，从而也完成了民进党“民主”“本土”“台独”“反中”等意识形态话语的接受与认同。
在台湾当前的政治生态下，两党围绕政权的长期政治斗争中，民进党已经取得意识形态话语权优势。在指涉政权的合法性与“执政”的正当性方面，民进党逐步形成了“民主话语”“本土话语”“台独话语”“反中话语”为核心的一套系统的意识形态论述。相对于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僵化、无能、不思进取，不合时宜，民进党的意识形态话语获得越来越多的社会认同。作为一种维护政权统治必备的“文化霸权”，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转换必然带来政治结构和社会心理结构的转变，因此我们可以比较确定地判断：在台湾社会，代表“蓝营”的国民党支持群体势必日益萎缩，而代表“绿营”的民进党支持群体势必日益扩大。特别是随着台湾大众传媒的普遍“绿化”，在“台独”教科书影响下一批又一批青年学生走上社会，台湾“蓝消绿涨”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意识形态本质上又是为夺取和巩固政权服务的，民进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成为在野时攻击国民党“执政”时维护政权的利器，對台湾政治生态及两岸关系也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在台湾内部，加剧族群撕裂，使公共政策泛意识形态化，造成台湾社会的“共识赤字”使台湾“民主”的品质大大降低；
在两岸关系上，则加深台湾民众“国族认同”的扭曲，加剧台湾民众对大陆的误解与不信任，造就“仇中、恐中”的社会氛围，为两岸关系的和平与发展，及祖国统一大业造成严重的障碍。
The Construction and Competition of the DPPs Ideological Discourse Power
in Taiwans Political Ecology
LIAN Zi-qiang， LI Xiao-chen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ideology is a tool to scramble for and consolidate power. In terms of the legitimacy of the regime and governance，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DPP） has gradually formed a set of systematic ideological discourses with “democratic discourse”， “local discourse”， “Taiwan independence discourse” and “anti-China discourse” as the core. Through scrambling for the core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such as system and law， mass media， and education， the DPP has paved the way for the production of ideological discourse; through the rhetoric of concept production and dualistic opposition， the DPP has mastered the cognition and the elucidatory rules of ideological discourse; through the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strategy of sorrowful narration and fear appeal， the DPP has mastered the psychological identity mechanism of ideological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thus gradually scrambling for and establishing the advantage of ideological discourse power. It has also had a huge impact on Taiwans political ecology and cross-straits relations.
Keywords：
DPP; ideological discourse power;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discourse rhetoric;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責任编辑：陈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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