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雁冰,李玉琪
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文艺空前繁荣,文艺社团、文艺期刊、文艺创作的集体合力共同织成了人民文艺的宏大旋律,体现出文艺大众化运动的蓬勃展开。作为文艺团体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文艺刊物曾在延安时期发挥了特殊功能,对文艺大众化运动的下沉民间与取得实效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但梳理延安文艺的研究现状,可以发现,研究者对延安时期大众类文艺期刊的研究多集中于《大众文艺》《群众文艺》等期刊,对其中旨在直接提高大众写作的刊物《大众习作》的研究却相对较少,仅有的部分研究也散见于大众读物社研究与周文的部分实践活动研究当中,(1)参见周七康《周文与边区报刊文艺大众化运动》,《档案春秋》2018年第4期,第31-35页;杨锦章《周文的大众化报纸实践活动》,《新闻知识》1995年第1期,第26-28页。明显缺乏对该刊物的系统梳理与理性分析。事实上,较之于当时其他大众类文艺期刊,《大众习作》所展开的大众化实践与形成的历史经验,对延安时期大众写作水平的提高具有特殊的指导意义。为此,本文以《大众习作》为个案,意在通过对此刊物的研究,探析延安时期的文艺刊物在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初步实践之路。
20世纪初,面对民族危难与社会腐败落后交织的时代境况,知识分子们纷纷将变革社会的想法转向对大众的思想启蒙,文学作为思想传播的有力武器,自然被知识分子视为启蒙大众的重要传播手段。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积极推行“白话文学”“平民文学”及“人的文学”等,开启了文艺大众化的探索之路。但因其固守于精英知识分子圈层,难以与大众在精神立场与思想情感上保持一致,导致五四时期的启蒙文学与大众之间产生了传播与接受的隔膜,这种现象随后便引发了部分进步文人对“五四”文艺活动的反思。冯雪峰曾在《论文学的大众化》中谈道:“现在的作品是过于投合知识分子读者的脾胃的,所用的语言也是隔离群众的日常生活的,体裁也是如此。”[1]63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期,有着进步倾向的左翼知识分子开始将启蒙思想与时代场景结合,倡导文学创作的通俗化。鲁迅曾言:“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做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2]367当时,文艺界先后展开了三次大讨论,分别在文艺大众化的内涵与创作要求等方面进行了激烈讨论,并进一步提出“大众语”等构想。这是文艺界首次将文艺大众化作为研究的核心内容,一定程度上为这场运动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理论资源,但在具体的实践方面进展不多,尤其缺乏切实可行的应用方案,这就使得这个时期的文艺大众化只存在于文人理想化的概念当中。中央苏区时期,大众化成为建设党的文艺的一项根本任务,一切以人民大众及革命斗争的需要为重心,“强调大众参与并掌握文艺工具的重要性,第一次为文艺大众化运动续接上了实践环节,并初具人民文艺的内涵”。[3]94但受历史场景的限制,苏区文艺的大众概念的构成仅限于当时苏维埃政权范围内的农民与兵士,导致文艺活动中所参与的对象范围受限,使得民众的参与度并不高,尚未完全实现文艺与大众的真正结合。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随着时局发生变化,民族矛盾逐渐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上海等地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向解放区、国统区两个区域转移。抗战初期,国统区政府为动员民众掀起了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浪潮,提倡通俗文艺,“提出了‘为大众的抗战文艺的创造而斗争’的口号,其具体实践包括通俗文学的创作、相关理论讨论及刊物创办等”。[4]22-23与此同时,延安作为当时中共领导的所在地,更是吸引了大量左翼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前来。但由于边区生活条件艰苦、民众知识水平普遍低下,社会基层的大众一时难以与进步文艺发生关联,一度时间曾出现文盲与知识分子互不相干的现象。面对这一境遇,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始兴起轰轰烈烈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由知识分子牵头,通过组织创办文学社团、院校、期刊等,在文艺创作和宣传领域形成文艺大众化实践的独特阵地,一改前期延安文艺发展的模式,呈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延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先后创办了21种文艺刊物,涉及多个组织单位,包括前线部队类、文学诗歌类、音乐美术类、戏剧类等,甚至一些报纸中还专门开设了“文艺”专栏等。何其芳曾表示:“大后方都市可以用洋楼、汽车、百货商店、电影院向延安骄傲,但说到铅印刊物,延安可以说,来比比吧!”[5]193这些文艺刊物成为向大众普及文化知识的重要路径,也标志着延安时期在文艺大众化的实践发展版图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1940年3月12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调周文创办大众读物社,并任命其为社长,主要工作是创办一份面向基层干部与群众的通俗化报纸。为了广泛沟通与联系群众,《边区群众报》在发行期间建构了通讯网体系,通过设立通讯组、通讯站,以通讯员作为大众的意见传达与反馈的中介,确保传播与接受的真正实现,从而促使群众积极参与其中,使之成为群众运动,切实有效地推动了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边区群众报》因此深受基层干部与民众的欢迎,被称为“咱们的报纸”。通讯员制度因此成为《边区群众报》的关键角色,但由于大众读物社编辑部人员不足,回信的必须性与及时性很难得到满足,于是一本专门培养与联系通讯员的刊物——《大众习作》随之诞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面对中国革命发展的新形势,文艺参与革命进程的紧迫性不断增强,革命斗争迫切需要号召知识分子以文艺作为战斗工具来动员大众,为大众服务,形成鼓舞民众与凝聚士气的强大力量。文艺大众化运动也在历经前期的发展后,跃升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1940年2月15日,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张闻天发表了《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这两篇著作都点明了延安文艺大众化理论发展和实践推进的必要性。毛泽东提出:“文化人与思想,如不接近民众,他就是‘空军司令’或‘无兵司令’,火力就打不到敌人。因此文学必须要进行改革,接近民众,才会有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6]24延安时期的文艺大众化的理论建设之路由此展开,通过总结五四时期的左翼文艺运动经验,提出以大众化、民族化作为创作导向,以具体行动来践行文艺革新的新论断。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一文中,张闻天还特别强调了大众化的普及和提高问题。他认为:“大众化不是降低新文化的标准,而是用通俗易懂的表现方式去普及新文化,使新文化在被大众接受的同时,也提高了大众的文化水平。”[7]9因此,文化工作者必须同时具备文化普及和提高的双重能力,先将文化知识以简单的形式普及到民众中去,同时了解与把握大众的实际接受状况,提高工作水平。
作为大众读物社社长的周文,他也在谈到文艺大众化时说,“文艺大众化不是迎合大众,而是提高大众。在思想上让他们接受新的世界观,在语言上丰富他们,在形式上,使他们接触了多样性,逐步将群众提高到较高的文化水平”。[8]123普及与提高概念的提出,扭转了五四以来文学艺术难以与底层进行有效融合的问题,从而促使创作主体更自觉、更有实效地为接受主体服务。
理论的推进为文艺大众化运动指明了发展方向,注入了活力,也使自五四以来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呈现出一派全新的面貌。《大众习作》正是在这革命文艺发展的新阶段中,开始了文艺刊物大众化的实践探索。而这种探索与随后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及形成的以大众化为创作方向,以民族化为艺术形式,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叙事内容的革命文艺新形态,显然有着内在的呼应关系。
1940年8月1日,《大众习作》正式创刊,由毛泽东亲自题写刊名,“主要受众对象为边区内基层工作干部、学校教师、工厂、军队、农村的通讯员和初学写作者。该刊共发行六期,其中第二期和第三期、第五期和第六期为合刊”。[9]755作为大众读物社的文艺刊物,《大众习作》发扬了周文社长所提倡的“文艺大众化”导向,以民众最广大的接受度为目标,鼓励习作者进行文学创作,通过支持加引导的方法,使边区民众兴起了写作学习热潮,受到了领导人和文艺界人士的一致称赞。1940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给大众读物社社长周文的信中说:“群众报和《大众习作》第二期都看到了,你们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有成绩的,我们都非常高兴。”[10]165作为文艺大众化实践探索的刊物,《大众习作》将其发展理念深入融入具体的编辑活动当中,通过以平实的写作理论来引导,以翔实的修改步骤来帮扶,以切实的制度来保障等手段,呈现了大众写作培养模式的逐步形成和初期效果,展现了一条真正以大众需求为导向的文艺刊物的良性发展道路。
从创刊起,《大众习作》就将关注点置于基层通讯员或初学写作者方面,鼓励普通民众积极进行写作并参与投稿。创刊第一期就展示了14篇习作,之后每一期的习作也都是来自民众的自发投稿,编辑们对此进行分类展示,划分为小说、诗歌或小调、通讯三类排列刊登,层次清晰,文体单纯,十分便于读者阅读,由此形成了一种从理论引导到直接上手写作,再到修改讨论等环节齐备的民众写作训练范式。
(一)以通俗晓畅的理论文章指导写作
《大众习作》每一期的刊物都以理论文章拉开序幕,大多涉及大众化理论、写作要点、作品研究等,以便及时向大众传达文艺发展的新动向。例如,周文在二、三期合刊中刊登的《大家要赶快学新文字》一文中说明了学习新文字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点出了学习的好处与用途,“顶多一个月就能学会,马上就可以看报、看书、写文章、写信,这实在是边区工农劳苦大众很好的法宝”。[11]4他在文章中更是提倡边区干部和群众都要开始学习,扫除文盲现象,以懂得更多革命的大道理,进而提高边区的整体文化水平。此外,编辑们还刊发一些有关写作经验介绍的文章,这类文章一般逻辑清晰,话题单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在理论层面说明写作时需要注意的基本问题。如胡采在五、六期合刊中发表的《关于搜集新闻通讯材料方面的几个问题》一文,回答了大众来信中有关写作材料的搜集问题。他从搜集的方法入手,首先指出写作材料来源于自身生活的方方面面,“材料是很多的,只要你肯留心,比如工作经验就是材料,这些材料又宝贵、又实际,意义是很大的”。[12]5其次,胡采通过列举两个村主任贪污的例子来说明写作的两个要点,即真实与具体。他指出:“写作材料不光要确保事件要真实,还要多方面梳理其发展过程,将其放置在具体的情况下进行考察,这样通讯也就写成了。”[12]10最后胡采鼓励大众多写多练,培养材料搜集与运用能力,才可以真正学会写作通讯稿。《大众习作》还刊登了一大批编辑们手把手指导大众写作的文章,如《写人写事都要入情入理》《写文章要懂得裁剪》《标点符号的用法》等等,这些文章为大众掌握最基本的写作理论与写作范式助力不少。由此可以看出,《大众习作》所刊发的理论文章总体上与大众实际写作的难点与需求紧紧贴合,涉及写作中的人物塑造、抒情诗歌的写法等具体步骤,不尚大话空谈,而是为写作者传授浅显易懂的写作知识与写作经验。同时,《大众写作》还在这一版块适时刊发了部分的文艺新理论与新号召,例如,开展通讯员运动、新文字协会的成立等文艺新讯息,不但为大众传达了文艺发展的新要求,也成为边区基层大众了解人民文艺发展的有效途径。
(二)以原创性的栏目设置帮助写作
《大众习作》是真正大众学习写作的园地,其所刊登的内容与栏目都是彻底地、完全地为大众服务。主要栏目由理论文章、习作、原作与改作、公开信、工作经验、工作往来、名著研究和注释解释等部分组成,布局层次简单却不失条理性,既保持了传统刊物所应有的栏目,又创造性地开发出极具大众化特色的栏目设置,为文艺大众化的实践探索提供了新的方式。
刊物在最初发行时,编辑们就对稿件采用了以体裁类型进行划分的方法,并按照同类型“习作+原作+改作+公开信”的模式进行排列,构成“展示+修正+引导”三重示范。《大众习作》每期刊物的来稿大致分为文章、诗歌、通讯三大板块,编辑们依据文章实际情况进行划分与修改,从理论素养与具体操作两个方面为作者提供写作帮助。这种细分性的布局方式,既可以将不同类型稿件合理分配,也可以使刊物的布局呈现出规范化特征,为读者的阅读提供便利。同时,每篇“改作”的后面还会标识批改说明与注释,详细注明修改的原因与好处,不仅使习作者了解了修改过程,也为读者提出的不同意见建立交流空间,便于随后讨论环节的展开。公开信环节则是按照板块特点对每期刊物进行简单评价,并通过浅显的例子进行文学知识的输出,形成写作、修正、理论浇灌的完整大众写作闭环模式,从而使大众写作在操作与理论两个方面均能得以提升。
《大众习作》以探索大众化方向为己任,在编辑中倡导自由平等,尊重每一个读者意见的发表,鼓励接受者与创作者进行充分的意见交流,《小白菜》修改意见的讨论正是在这样亲和性十足的编辑氛围下产生的。《小白菜》原是刊登在《大众习作》第四期中的一首民歌,以“原作+改作”模式出现,由编辑马朗进行修改刊登,并在文后附上了详细的删改理由,后由于收到读者展潮的来信,编辑部特意在五、六期合刊中增设“关于《小白菜》改作问题的讨论”栏目。展潮认为编辑在《小白菜》作者的标写上存在误差,并表现出对其修改意见的难以认同。他认为,“小白菜,地里黄”两句的衔接并没有问题,这是在借物打比,以小白菜变黄表现失去母亲的孤儿憔悴的现象,与文章的联系是一致的;同时他对“第一行与第二行不衔接,是民歌的特征”这一观点表示反对,他指出:“民歌的特征应为第一行借物作比或衬托下文场所、时间等。”[13]50并在这方面做了细致的辨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编辑部在同期进行答复,首先感谢展潮对于作者标注失误的纠正,同时也详细解释了删改的动机是站在为广大群众容易接受的立场之上。回复中也提到了,“新民歌的发展是基于群众新的要求,目的是反映人民群众新的生活新的情感,故而有选择性地吸收旧民歌的规律,意在为新民歌发展提供经验帮助”。[13]52最后,编辑部欢迎民众积极来信,发表自己的意见。民歌习作《小白菜》的传播历经展示、修正、讨论等多个环节,展现出《大众习作》完整的传播、接受及反馈机制,建构了较为完备的写作帮助模式,形成“知识输出+信息反馈+双向讨论”的多重效果,切实提高了大众对于文学创作的参与度及对文艺发展的关注度。同时,这种利用文艺刊物传播的写作模式,将普及写作知识与提高文化水平紧密融合,为丰富大众的写作知识提供了更为便捷有效的路径,从普及与提高两个层面极大地推动了边区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展开。
(三)以通讯网制度促进写作
大众读物社在设立之初,就通过组织一支通讯员队伍,构建起边区的通讯员网络,为广大群众提供信息传播与反馈的服务。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鉴于队伍人员缺少、参与度不高等问题,社长周文于是广泛开展培养写作者的活动,鼓励群众给报刊投稿,将所有可以写简单消息的民众尽可能地引入通讯网中,以此扩大通讯员队伍。同时,在通讯网制度的推动下,边区群众开始接触文艺,进而激发了他们渴望自己动笔写作的热情。据周文统计,“仅1940年4—12月的9个月里,就吸收了554个大众通讯员,其中还不包括很多临时通讯员。大众读物社领衔成立了8个通讯网,使得边区的通讯员得以制度化与系统化,形成初步完整的通讯组织”。[14]311-312《大众习作》栏目板块的习作欣赏就是一个通讯员写作展示的平台,这不仅增强了边区群众文化学习的信心,也壮大了边区的文艺队伍。
除此之外,《大众习作》编辑部在通讯网制度的基础上还开展了读报组活动,正如周文在《开展通讯员运动》中提到的“大众通讯员每个人都应该组织一个读报组,把文盲、半文盲群众或有些知识的群众,团结在他的周围,定下时间,拿着群众报或小册子去教他们读”。[15]5-6通过这种方式,群众了解到文艺刊物的内容,并在教授的过程中相互交流,通讯员们会收集民众的意见,集中到读报组负责人,再转向编辑部进行反映,这种从传输经接受到反馈的流程,成为为有关刊物发展的主要意见来源。《大众习作》在五、六期合刊中更是直接点明读报工作的重要性,认为革命最要紧的任务是将革命文化渗入广大民众中去,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一年工作开展的成效与缺失。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大众习作》一年内组建了33个读报组,参与人数多达300余人;参与方式也由最开始的专人通篇朗读与口语转化,演变为组员自发性读报,再变为组员完全自由化,不止读报也开始自己讨论解决所发现的问题,实现了大众从只听不读到能读会读的转变,最终甚至达到能读会写的跨越。据曾任西安市副市长的土金璋回忆,“延安时期,当时他既是教育厅的一名工作人员,也是大众读物社外围的一名通讯员、《大众习作》的忠实读者,是《大众习作》帮助他提高了写作能力,使他圆满完成各项任务”。[16]33由此看来,大众读物社通讯网制度的建立不仅成了大众写作模式的关键一环,也为边区培养了一大批能写能读的知识分子,同时也在制度上对文艺大众化的实践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大众习作》最初创建的目的就是为基层大众编辑一本属于他们自己的文艺刊物。在编辑中,刊物首先以通俗化稿件进行知识普及,在大众获取一定知识量后,鼓励大众积极参与其中,再提供更多写作要领与方法指导大众进行创作,从而使大众文化水平得以切实提高,最终实现新文化与受众的良性互动。
这种创刊的初衷不仅体现在大众写作训练范式的构建方面,同样也体现在刊物风格的整体设计方面。如《大众习作》在题材选择、语言运用、美术设计等方面也充分体现出大众化的倾向。每期刊物内容大多取自民众现实生活,切合实际,通俗易懂;在描述方面将地域性语言进行保留,打破了文化知识传播的隔阂,适应民众的阅读能力与写作水平。同时在编辑中将木刻版画融入其中,构图简单,大多呈现的是边区民众的日常生活与社会景象,易于大众理解与接受。如五六期合刊中刊登的“读施政纲领”木刻画,再现了当时真实的边区民众关心政治的生活场景。这种图画传播的形式突破了文字传播的阻碍性,促进了边区文化信息的传递,对于营造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良好社会氛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同时,在《大众写作》这个特殊的写作训练园地中,大众逐步学习写作技巧并使写作能力得以提升,文章撰写更加成熟,技巧运用更加灵活,极大改善了基层群众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局面。这种形式的探索也进一步促进了大众对文艺活动的参与,拓宽了文艺大众化理论与争鸣的平台,也为后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思想来源提供了具体的实践案例。延安文艺座谈会中所确定的文艺必须从实际出发,根据服务对象设身处地地进行普及与提高工作,以及对文艺的规范化要求,也从侧面反映出《大众习作》在文艺大众化方面探索的有效性。茅盾就曾在《抗战时期中国文艺运动的发展》一文中高度评价《大众习作》这一模式。他说:“去年十月又出版了一个刊物,名为《大众习作》,登刊青年们的习作,而且每一篇经过修改的习作都把原作也列出来,说明如何修改,以便读者对照着看,这对于青年写作者,一定有很大的帮助。”[16]33
遗憾的是,后期由于纸张和印刷等方面的困难,《大众习作》各期出版间隔较长,当时刊物也对此作出了回应,“《大众习作》久为广大读者所爱戴,但由于纸张等困难,不得已拖期半年以上,并经各方努力,始得于目前出版。”《大众习作》的出版一直处于“难产”状态,最终因战争影响于1941年9月停刊。
但不管怎么说,《大众习作》在社长周文带领下始终坚持文艺大众化的正确方向,以沟通指导通讯员工作为最初目的,建立起植根于大众生活的通讯网,培养了大量通讯员;通过设立读报组和学习会让文艺深深扎根到广大人民群众当中,让文艺与大众的生活相交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五四以来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的落地与展开。尽管刊物运行时间不长,相关探索尚未完全展开,但还是实现了大众阅读与写作帮扶的基本目标,也为同类文艺刊物的大众化发展趋向提供了具体的实践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时期,国统区也涌现出了一批通俗文艺刊物。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抗到底》和《通俗文艺》。《抗到底》在抗战后期因顾及宣传的普遍性转向通俗文艺,而《通俗文艺》则是一份专门提倡和推行通俗文艺的刊物,它在刊眉印有“读者诸君:请念本刊文章给不识字的人听,请将本刊贴在人多的地方或送给前线将士”。[17]252其作品也多以歌谣、弹词、章回小说、故事等形式来呈现,主要对象是广大群众和前线士兵。该刊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但在具体流播中,因缺乏合理组织和统一安排,导致这些通俗文艺作品并不能顺畅地送到真正需要它们的前线士兵和乡间村民手中。而且,这些以通俗化为导向的文艺刊物所刊发的稿件大多是“旧瓶装新酒”,以旧形式来起到大众宣传作用。较之于国统区的大众化文艺实践,《大众习作》则是以培养大众通讯员为目标,借刊物平台来提供相关文艺理论及写作知识,开创了大众写作训练模式,真正做到了与大众的深度融合,并在文艺大众化实践中体现出鲜明的不同于国统区的“延安道路”。
当前,文艺大众化的方向并未过时,文艺与大众的关系问题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新时代文艺应该在坚守人民性要求的前提下,不断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对于文艺刊物而言,则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人民才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18]从这个角度而言,《大众习作》虽是延安时期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历史模板,但也为现今的文艺刊物指出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这一经验告诉我们,文艺刊物内容要紧紧扣准民众的需求,借助通俗易懂的方式,给大众传播先进文化,从而使民众紧跟时代潮流,永葆活力与发展动力。因此,现今文艺工作者更需要从新时代所体现出的新特征入手,更需要从民众的所思、所盼、所急、所难出发,深度介入民众的生活当中,为时代鼓呼,为大众歌哭,进而实现新的历史场景中人民文艺从理论构想到实践探索的真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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