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视角下农户社会资本测度与群体差异——以苏北地区为例

时间:2023-09-16 13:20:03 来源:网友投稿

陈 霞,李哲敏

(1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81;
2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81;
3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 100125)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背景下,乡村作为农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场所,乡村治理问题备受关注,其治理效能的发挥直接影响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国是典型的关系型社会[1],要建立健全“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有效治理,不仅需要外部的制度供给和资源输入,还依赖于内生的秩序生产能力[2]。社会资本作为重要的非正式制度,推动了中国农村社会与产业的发展和进步,是乡村治理重要的内生力量。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不少村庄已经是“半熟人”社会[3],生活在乡村地区的农户,传统社会资本不断流失,新型社会资本逐渐增多[4],农户社会资本形成了一定的群体差异,社会资本异质化与当前乡村治理的需求脱节[5],新时代乡村社会资本的重构任重道远。现有研究[5-7]表明,社会资本仍然对乡村治理工作的开展有重要作用,但其作用具有“两面性”,作用方向的关键在于其存量大小,存量不足会导致宗族等群体关系凸显,消极作用及异化态势呈现。了解农户社会资本状况及群体差异,对培育提升农户社会资本存量,发挥社会资本在乡村治理中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关于农户社会资本的测度,学者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刘俊文等[8]从网络规模、网络差异、网络结构、信任互助和社会参与5个维度构建了测度指标体系。杨兴杰等[9]、朱庆莹等[10]和李嘉成等[11]从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参与3 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胡荣[12]选择了网络、规范、信任和互惠4个维度。王昕[13]和苗珊珊[14]等则认为应该包括网络、信任、声望和参与4个维度。以往研究主要是基于自身研究内容与目标划定的测度维度、构建的指标体系,尚未有学者从乡村治理的视角构建农户社会资本的测度指标体系。在测度方法选择上,多采用合成指数法进行定量分析,那么在农户社会资本测度时,指标权重的确定是测度结果准确与否的关键。现有文献多采用因子分析法[13-14]、主成分分析法[15]、熵值法[10]、变异系数法[16]等对农户社会资本的测度指标进行赋权。其中,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主要考虑数据间的相关性,熵值法侧重数据的离散程度,而变异系数法侧重数据的对比强度[17]。

鉴于此,本研究根据乡村治理的需要,构建农户社会资本测度指标体系,并利用CRITIC 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以综合考虑指标数据的相关性和对比强度,并以此来科学评估农户的社会资本状况,分析不同群体间的差异,探寻当前农户社会资本培育的差距及薄弱之处,以指导各级部门提升农户社会资本存量,强化乡村治理过程中社会资本的正向促进作用。

1.1 内涵解构

本研究的对象为农户社会资本,借鉴现有研究成果,将其定义为“嵌入在农户与村内外社会个体交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可以获取或动员的资源[18]”,农户的社会交往关系网络是其社会资本形成的载体和基础,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依托;
信任、参与、规范、权威、价值、态度、信仰和互惠等是农户通过其社会交往关系所能够获取的资源[19-23],对他人的信任、互惠规范、组织或活动参与等是农户参与和配合乡村治理工作的心理机制、制度保障和重要途径,有利于促进乡村治理绩效的提升[24],基于宗族、同学、朋友、经济等关系所造就的非体制精英的个人威望也是协助乡村治理的重要因素[25]。为此,本研究基于乡村治理的视角,认为农户社会资本不仅包括了其社会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还包括信任、声望、参与和规范等。

1.2 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乡村治理的视角,借鉴前人研究,按照系统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的基本原则,最终从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社会参与和社会规范5 个维度,构建农户社会资本测度指标体系(表1)。

表1 农户社会资本测度指标说明

1.2.1 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是基于血缘、姻缘、地缘和业缘关系,逐渐形成的社会交往关系,是以亲缘关系为基础、非亲缘关系贯穿其中的关系网络[26-27]。个体社会关系网络是其私人联系的叠加[28],村庄内非亲缘农户间的网络联系可以打破宗族“封锁”,推动村庄自治的形成[5]。本研究借鉴现有研究[29],从网络规模、网络频率和网络差异3 个方面来度量社会网络,网络规模通过与农户有联系的亲朋好友的个数来反映,有联系的亲朋好友越多,农户能够调动的社会网络关系越多;
网络频率用农户与其社会关系网络成员的互动频率来反映,在相同的网络规模下,网络频率越高,说明互动越频繁,关系也越紧密;
网络差异通过农户社会关系网络成员中具有特殊身份地位的人来反映,具有特殊身份地位的人越多,则表明农户能够调动的社会关系质量越高。调研地区属于北方传统农区,经过多年的发展,农村地区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交通条件逐渐完善,农民工群体规模较大,农户与外界有一定接触,农户交往对象的范围逐步扩大。基于以上理论分析,考虑到调研地区的特性,网络规模、网络频率和网络差异分别用“经常来往的亲戚朋友邻居等的户数”、“与社交网络成员的交往频繁程度”和“网络关系中职业种类”来度量。

1.2.2 社会信任 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农户在与其他个体交往中形成的对他人或组织不会从事机会主义行为的心理期待[30]。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社会信任是将政府、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农户等参与主体联系起来的粘合剂[31],也是实现治理有效的润滑剂[21]。社会信任主要分为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特殊信任是指对家庭、宗族和村庄等非正式制度主体的信任,一般信任是指对政府等正式制度主体的信任[21]。农户社会信任更多的是对亲戚、朋友、邻居、村干部等的特殊信任,具有“差序格局”特征,信任程度根据亲缘、血缘和地缘关系逐渐降低。基于此,本研究用“对亲戚朋友邻居等的信任程度”和“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来度量特殊信任,用“对乡镇政府的信任程度”来度量一般信任。

1.2.3 社会声望 社会声望是个体社会交往过程中,与其交往的个体对他的评价和认可,是交往历史表现的信号,也是其在他人心中地位的象征[32],主要以名声、名誉、权威和头衔等为符号[33],以社会契约为制度化形式[34]。在农村地区,社会声望表现为其他人对自己的认可和崇拜,社会声望越高的农户掌握的资源越多,社会声望高的农户作为村庄精英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乡村治理工作中[25,35]。社会声望主要表现在网络互惠和社会地位2 个方面,网络互惠是指农户与其他个体相互帮忙的程度,如在遇到红白喜事或困难时,农户与其他个体间经常相互帮忙,则说明农户口碑越好、威信越高;
社会地位是指农户在村庄内部的地位,当村里做出重大决定时,村干部会提前征求意见或与其商讨的人,说明在集体内部中具有“示范”、“表率”作用,在集体内部地位较高。基于此,本研究用对“与社交网络成员经常相互帮忙”和“经常从村干部处较早获知消息”的同意程度,来分别度量网络互惠和社会地位。

1.2.4 社会参与 社会参与是社会个体为了维护社会联系而参加各类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的行为,是个体参与、干预和介入集体活动或事务的程度[24]。社会参与能够带来更多承诺、执行力、创意想法、激励和责任感,通过实现需求表达、增强信心和强化归属感等来影响社会的发展[36],是乡村治理开展的根本前提。社会参与表现为农户对农村社会各方面的关心与行为投入[12,13],主要包括组织参与和活动参与2个方面。组织参与是农户对农民合作组织、农村社会团体和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参与程度,活动参与是农户对文化娱乐活动、村庄重大事项建言献策和村庄建设等活动的参与程度,参与程度越高,说明农户对乡村的投入越多、认同感越强,对村庄越关心,也就越愿意参与或配合村干部等的乡村治理工作。基于此,本研究用“是否积极参与各种农民合作组织、社团、协会等组织”来度量组织参与,用“是否积极参与文体活动、投票选举、乡村建设等活动”来度量活动参与。

1.2.5 社会规范 社会规范被认为是社会群体都广泛认可的行为规则和标准,不具备强制力,但在约束个体行为、调节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7],个体在采取违背群体意愿的行为决策时感受到压力,并通过相互模仿来免受道德谴责和预期惩罚[37]。社会规范不仅包括法律、制度、准则等正式规范,还包括基于承诺、道德、周围人激励等形成的,个体成员已经内化的、自觉遵守的非正式规范,如村规民约和习俗惯例等,是乡村治理的非正式制度依据。对农户而言,则是对所在村庄的正式规范和非正式规范的认可和遵守情况,正式规范水平越高,农户就越认可现行的各项法律法规,也就越愿意配合村干部等开展乡村治理工作;
农户越认可村庄内的非正式规范,说明农户对所在村庄的认同感越强,在不配合乡村治理工作时,在村干部和周围邻居面前所感受到的压力也就越大。基于此,本研究用“对现行制度的赞同程度”来度量正式规范,用“不配合乡村治理工作时,在村干部面前的压力”、“不配合乡村治理工作时,在邻居面前的压力”来度量非正式规范。

2.1 数据来源

样本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20 年11 月赴苏北地区沛县和丰县的专项调查。调查抽取了8 个乡镇、15 个行政村,共发放452 份农户问卷,其中,有效问卷样本411 份,有效率为90.93%。与本研究相关的数据主要包括户主及家庭基本特征、社会资本各维度等。

2.2 方法选择

CRITIC法作为一种客观赋值法,不受个人偏好的影响,能够有效的考虑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和对比强度[38],可以客观的反映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为此,本研究采用CRITIC 法来确定指标权重,进而测算农户社会资本指数和各维度得分。操作步骤如下。

(1)数据无量纲化处理。

为了避免指标变异性全部一致,本研究采用正向化方式对数据进行处理。具体见公式(1)。

其中,xij为第i个农户第j个指标的原始数据,xij"为xij无量纲化处理后的数据,max(xj)、min(xj)分别为所有农户第j个指标原始数据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计算无量纲化处理后各指标的变异性和冲突性。

指标变异性使用标准差σj进行衡量,标准差越大则权重越大;
冲突性反映的是不同指标间的相关程度,若呈现显著正相关,则冲突性数值越小,否则则越大。计算见公式(2)、(3)。

其中,σj为指标变异性,为所有农户第j个指标无量纲化处理后数据的均值,fj为指标冲突性,rjh为相关系数。

(3)计算信息承载量Cj。

计算见公式(4)。

(4)计算各指标权重wj。

信息承载量越大,则对应指标的权重也越大。计算见公式(5)。

(5)测算综合得分。

第i个农户的社会资本指数或各维度得分Si计算见公式(6)。

3.1 权重确定

本研究采用SPSSAU22.0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并利用CRITIC 法对各评价指标进行赋权。结果显示(表2),农户社会资本各维度的权重关系为:社会规范(30.28%)>社会信任(20.52%)>社会参与(17.57%) >社会声望(15.92%) >社会网络(15.72%)。说明社会资本的社会规范、社会信任和社会参与在乡村工作治理工作推进中具有主导作用,而社会声望和社会网络对乡村治理工作的推动作用相对较小。这一结果符合乡村治理中社会资本作用发挥的基本逻辑,注重社会规范的重塑、社会信任的强化[39-40],不同于以往基于其他目的的研究中更加关注社会参与的提升和社会网络关系的拓展[16,41],也从侧面验证了本研究采用的CRITIC 法赋权是较为客观、合理的赋权方法。

3.2 总体农户样本社会资本特征分析

利用公式(6)即可得到农户的社会资本指数及各维度得分。结果见表3,农户社会资本指数均值为0.608,整体处于较低水平。从各维度来看,社会信任得分最高,为0.755,社会信任是个体间相互交往的根本前提,根据调研判断,可能是由于多年来中国乡村治理工作始终以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促进农村和谐稳定为重点,实施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有力的提升了农户对政府部门和村干部的信任程度。其次是社会参与,得分为0.631,调研中发现,近年来尤其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农村地区的各类农民合作组织等社会组织不断涌现,文化体育活动日益丰富,虽然外出务工人员受地域限制社会参与水平较低,但留守农村的家庭成员仍然积极参加各类社会组织和村庄内的文体活动、投票选举、乡村建设等各类活动。第三是社会声望,得分为0.620,调研中发现,农户群体内,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农户虽然只占群体的一小部分,但农户间的互惠程度较高;
第四是社会规范,得分较低为0.588,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及乡村治理的规范化发展,调研村庄虽然在强化基层自治、引导自我管理、创新治理方式等方面做了一些探索,但对标对表乡村治理有效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
第五是社会网络,得分最低,为0.417,这主要是因为调研地区外出务工人数较多,在乡村治理的视角下,农户与村庄内部亲戚朋友间的日常交往受限,其次农户所能接触到的群体多为农民工和农户,交往对象的职业类别仍然较城市居民较少。总体来讲,在乡村治理的视角下,农户社会资本还有较大提升空间,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是农户社会资本的重要短板。

表3 总体样本社会资本状况分析

3.3 不同类型农户社会资本特征分析

(1)不同代际农户的社会资本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受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农户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认知能力等均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42]。调研中,我们发现农户社交圈子与年龄有很大关系,新一代农户家庭构成多为年轻劳动力和未成年人,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现实压力,供养负担较重,时常忙于工作,交往对象多为同事、朋友等,与邻里间的交往较少,而老一代农户交往频率较高的多为邻居。本研究采用学术界最常用的划分方法,将样本农户按照户主出生日期以1980年为界划分为新、老两代农户。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法检验两代农户之间的差异,假设H0:不同代际间农户不存在显著差异。结果见表4,两代农户在社会资本指数及各维度上均表现出一致性,并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虽然新、老两代农户成长于不同时代背景下,农户的社会交往对象、交往频率及交往对象的职业背景等已有明显变化,但乡村社会“差序格局”特征依然明显,两代农户的社会资本状况还未表现出明显变化。

表4 不同代际农户的社会资本差异检验结果

(2)不同教育背景农户的社会资本差异

教育有利于提升人的知识储备、认知能力和劳动技能,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农民非农就业的重要因素,而非农就业有利于拓展农户的社交网络、拓宽眼界。调研中,我们发现家庭成员中最高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拓展社会关系、获取或使用社会资源的能力也越强。本研究按照农户家庭成员最高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将农户划分为4组,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one way ANOVA检验)检验组间差异。假设H0:不同教育背景农户的社会资本不存在显著差异,备择假设H1:至少有一组的农户与其他组农户社会资本存在差异。结果见表5,不同教育背景农户的社会资本指数及社会网络、社会参与、社会规范在不同的显著性水平上至少有一组存在差异,而社会信任、社会声望无显著差异;
从效应量指标值来看,四者的偏Eta方均介于0.01~0.06 之间、Cohen"s f 均介于0.10~0.25 之间,四者在不同教育背景农户间的差距中等偏下,且差异程度社会参与>社会网络>社会规范。

表5 不同教育背景农户社会资本差异检验结果

为进一步明确两两组别间农户社会资本差异,采用对差异最为敏感的LSD多重事后比较法做进一步的分析,结果见表6。社会资本指数和社会参与存在显著差异的组别是1 和3、1 和4、2 和3、2 和4,社会网络存在显著差异的组别是1 和3、2 和3、2 和4,社会规范存在显著差异的组别是1和4、2和4。结合表5和表6,可知社会资本指数及社会网络、社会参与、社会规范随着学历的升高呈整体上升趋势。

表6 不同教育背景农户社会资本LSD事后多重比较结果

(3)不同成员身份农户的社会资本差异

身份经济学认为,个体所属身份会影响其行为规范[43]。在中国,村干部、党员、军人(含退伍)对农村居民来说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身份。调研中发现家庭成员中有村干部、党员、军人(含退伍)的农户,其社会网络关系更广泛,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也越高,越愿意参与到各类经济组织、社会团体和集体活动中去。本研究按照家庭成员中是否有村干部、党员、军人(含退伍),将农户分为两类。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法检验两组农户之间的差异,假设H0:不同成员身份间农户不存在显著差异。结果见表7,农户的社会资本指数及社会网络、社会参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差异,社会信任和社会声望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差异,社会规范没有显著差异;
从效应量指标Cohen"s d 的值来看,社会资本指数和社会信任、社会声望、社会参与3个维度的差异中等偏下,而社会网络的差异中等偏上;
t值为负值,表明家庭成员中有村干部、党员和军人(含退伍)等的农户的社会资本指数及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社会参与4 个维度均显著高于普通农户。

表7 家庭成员政治身份差异分析结果

本研究在梳理和总结农户社会资本测度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乡村治理的视角,结合调研地区农村社会实际,构建了农户社会资本测度指标体系,采用CRITIC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测度了农户社会资本状况,并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法检验了不同代际、成员身份、教育背景农户间的差异。研究表明:(1)社会资本各维度对乡村治理工作推进的作用强度依次为社会规范、社会信任、社会参与、社会声望、社会网络;
(2)对标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需求,调研地区农户社会资本存量有待提高,各维度中社会信任、社会参与、社会声望相对较高,而社会规范、社会网络是农户社会资本的短板;
(3)新老两代农户间社会资本指数及各维度均未显示出显著差异,社会资本指数及社会网络、社会参与、社会规范随着家庭成员最高学历的升高呈上升趋势,家庭成员中有村干部、党员、军人(含退伍)的农户的社会资本指数及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社会参与显著高于普通农户。提高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开展农民再教育和技能培训、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等有利于提高农户的社会资本状况。

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一是聚焦根本问题,加强农户社会资本培育。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导作用,搭建村庄交流互动平台,加强文化娱乐、生产互助、生产竞赛等活动组织力度,强化村民间日常沟通与交流,筑牢村域人际交往网络,提高村民参与水平;
规范村镇干部行为,加强村镇干部与村民的沟通交流,将村镇干部为民办事纳入考核体系,解决农民“急难愁盼”,重塑社会信任体系;
加强宣传教育活动,发挥好文化的感染作用,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宣传活动,弘扬诚实守信、尊老爱幼、睦邻友好的道德文化,完善村规民约、村民公约等,提升村民乡村认同感。二是对不同群体要分类施策,缩小不同群体间的差异。通过微信群、村务通app等,加强村庄与外出务工人员的联系,提高外出务工人员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频率;
加强村民再教育,利用好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高等院校、职业院校等教育资源,提升农民农业生产能力和职业能力,缩小因教育背景导致的差异;
发挥好村干部、党员、军人(含退伍)等的模范带头作用,加强国家大政方针、三农政策、村务信息等的宣传力度,提高普通农户对乡村治理工作的认知能力和参与水平。

本研究的调研地区为典型的分裂型村庄社会结构,但中国地域辽阔,受自然生态及村庄历史的影响,各区域农村社会结构差异明显,农户社会资本的构成及各指标的权重均有不同,在后续的研究中,可选择团结型、分散型村庄作为案例,进一步探讨农户社会资本状况及群体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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