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江源，龙 蔚，王玉斌,3
（1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2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昆明 650201；
3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北京 100083）
地膜覆盖技术能够显著提高农业生产力，据统计，中国的地膜使用量从1981年的0.6万t增加到2017年的143.7 万t，农用地膜覆盖面积从1.5 万hm2增加到1866.6 万hm2，稳居世界农膜生产消费第一大国。但由于普遍注重地膜使用而忽视地膜回收，出现了“白色污染”与资源浪费问题，严重制约农业绿色发展。早前学者研究表明，农业生产废弃物回收管理优于垃圾填埋或焚烧，农膜回收利用可减少环境污染、促进经济增长等[1-2]。尽管国家一直鼓励地膜回收和可降解地膜使用，但实际上地膜回收率与可降解地膜使用范围仍然较小。使用地膜的农户作为回收地膜行为主体，其对地膜污染治理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影响补贴政策的制定和落实。从农户的视角出发，以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研究农户回收地膜行为的影响因素，探索有效引导农户采用绿色生产行为路径，据此提出对策建议，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地膜回收属于农业的产后绿色生产行为[3]，国内外从经济学视角对微观经济主体绿色生产的研究集中于农户认知及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涉及到的绿色生产行为（技术）包括有机农药使用、秸秆资源化利用、测土配方施肥、少耕免耕、地膜回收等。影响农户是否采用绿色生产行为的因素主要有：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政策环境及心理认知。第一，农户个人特征。国外学者认为，年长的农户对土壤保护技术的采纳意愿更低，因为该群体更关注眼前利益，对土地的投资意愿更低，对培训学习接受程度更低[4]。杨志海(2018)利用多元Probit模型对长江流域粮食主产省份的农户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相似结论，农户年龄越大，对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程度越低[5]。但是余威震等(2017)基于湖北省281 个农户的调研数据，指出年龄影响农户是否采用有机肥技术[6]。此外，性别对绿色生产行为的采纳程度具有一定的影响[7]。第二，家庭特征。家庭农业生产规模越大，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可能性越大[8-10]。刘乐等[11]的研究显示，随着土地经营规模扩大，农户实施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的可能性先变大后变小。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对农户生产的投资行为产生影响，农户会对租期短的耕地缺乏科学管理、不追求长期利益和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12-14]。农业收入在家庭总收入比重越高的农户，越有可能完全采纳测土配方技术[15]，也更倾向于对农业生产进行投资从而获得更稳定的预期收入[16-18]。同时，地形、农户所在村庄与市场距离等因素也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有较为显著的影响[19-20]。第三，政策环境特征。具体实现形式包括技术培训、补贴、宣传、制度、政策法规约束等。李芬妮等[21]构建了多变量Probit模型，分析了非正式制度、环境规制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余威震等[22]利用Logit 模型得出政策宣传显著负向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
政府对农户额外成本支出进行经济补偿，可提高农户积极性；
法规约束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也起到正向促进作用。第四，心理认知特征。颜璐[23]分析农户施肥行为的影响因素，将心理因素划分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行为意向。尚燕等[24]采用二元Logistic 模型、主成分分析(PCA)及层次分析法(AHP)提出，公共信任通过降低高估秸秆资源化利用风险发生的概率，降低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心理成本，从而促进农户行为绿色化转变，并且验证了政治面貌对农户公共信任与生产行为绿色化转变具有调节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对江苏省农户样本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农户环境认知与决策之间并不显著相关[25]。邝佛缘等[26]调查得到江西省农户数据，通过增强回归树(BRT)模型分析发现，农户生态环境认知并不必然导致保护行为。张董敏等[27]基于TPB构建多群组SEM分析农户两型农业行为响应情况，发现农户行政分化变量对农户认知和行为的调节效应显著。林丽梅等[28]利用层次回归模型，分析治理情境对农户的心理认知—处理行为关系的调节效应。
综上所述，目前的研究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影响因素、影响机制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但同时存在进一步探究的空间。本研究将从以下2个方面进行补充研究：第一，在研究内容上，单独关于地膜回收行为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将尝试将地膜污染问题的特殊性显示出来，以期得到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第二，在研究思路上，当前研究对于农户从认知到行为之间的机制分析有待进一步完善，本研究将政策环境作为调节因素，纳入农户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
1.1 计划行为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TPB)最早来源于1963 年Fishbein提出的多属性态度理论（菲什宾模型，TMA），但有学者就行为态度可以预测主体行为的观点提出质疑。此后Ajzen 等在多属性态度理论(TMA)的基础上延伸出理性行为理论(TRA)，该理论认为，态度和主观规范可以决定个体的行为意向，行为意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合理推断个体的行为。另外，该理论将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的影响加入行为意向决定行为的过程中，但个体意志会对个体行为造成影响的前提假设存在局限性[29]。在20世纪90年代Ajzen将知觉行为控制添加到原始理论中，提出了更合理的计划行为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行为）态度，即行为人对某一行为产生的主观感受。二是主观规范，其由外部社会压力产生，也就是说，是由围绕着他们的有影响力的个人或团体对主体采取行动的影响程度产生的。三是知觉行为控制（行为经验），其反映了行为主体过去的经验和预期的障碍。当行为人预期拥有更多的资源与机会，更少的障碍时，知觉行为控制程度就越强。该理论认为，这三部分要素通过影响行为意向来间接影响行为。
1.2 农户回收地膜行为影响机制
结合计划行为理论，本研究中农户使用与回收地膜行为影响机制阐释如下。
态度可以理解成农户对残膜污染环境的积极或消极评价。农户对态度评价越积极，环保倾向越强烈，农户回收残膜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反之越低；
主观规范可以理解成农户在使用地膜过程中来自外界的压力，这会对农户使用与回收地膜的行为产生示范或监督作用。积极的亲友支持与邻里示范可促进农户采用这种绿色生产行为；
知觉行为控制可以理解成农户感知到的响应残膜回收行为的控制能力，即对采用这种绿色生产行为难易程度的认知。行为控制能力可分为内部控制能力与外部控制能力，内部主要指自身条件，如学习能力、了解程度等，外部主要指客观条件，如回收地膜的便利性等。自身条件与客观条件越有利，行为控制越强，农户采用这种绿色生产行为可能性越大。
计划行为理论可对大部分行为进行解释预测，但是农户回收地膜行为意愿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除了三要素外，还有其他因素对农户绿色生产意愿产生影响，若忽略这些因素，实证结果与实际情况会出现偏差[28]。本研究拟引入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作为补充：一方面，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其对回收残膜成本收益的衡量是影响其采纳这两种行为的重要原因。若农户认为采纳该行为的成本高、收益低则会减小采纳倾向，反之增加；
另一方面，农户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会考虑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农户对残膜危害环境的认知越高，其回收残膜的可能性也会越高。
政策环境虽然与主观规范有相似的示范与监督作用，但由于发起主体为政府，且需探究政策对农户环保意识向绿色生产行为转换的调节效应，故对政策环境进行了细化分类。根据政策手段分为三方面：政策宣传、政府补贴、法规约束。政策宣传通过提高农户环保意识、增加技术知识、提供信息渠道促进其回收残膜；
政府补贴通过降低农户生产成本、提高收益促进其回收残膜；
法规约束通过强制性条文限制农户非绿色生产行为，对不回收残膜的农户进行处罚，形成反向激励。
1.3 研究假说
根据以上理论框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农户认知（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经济理性、生态理性）对农户的残膜回收频率具有显著影响；
H2：政策环境对农户认知影响行为起到调节作用；
H2a：政策宣传正向调节农户认知与残膜回收使用行为；
H2b：政府补贴正向调节农户认知与残膜回收行为；
H2c：法规约束正向调节农户认知与残膜回收行为。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21 年1—3 月份对山东、甘肃、河北、山西四省进行的问卷调查。抽样方法为分层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根据研究目的和实际情况，依据农膜使用集中程度在抽取的9个市内随机选取地膜使用量较大和较少的两个县（市、区），再在每个抽样的行政县（市、区）中随机选取2个村庄，每个村庄选取7～9个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由于疫情管控，甘肃、河北与山西的调研采用网络调查问卷，由当地农业技术人员参与调研培训后开展分区调研，对回收的问卷均进行了严格的质量把控。调研共收集问卷305 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最终问卷数量为296 份，有效率为97.05%。
2.2 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2.2.1 个人及家庭特征 如表1所示，受访者男性居多，达到70%以上，年龄集中于40～59 岁。家庭人均年收入分布较为均衡且偏低，年收入在5000～20000元的农户人数最多，占比33.79%。家庭总的耕地数量普遍在2～4 块，但也有9.8%的农户家庭达到了7 块以上。59.46%的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在0.2～0.6 hm2，超过0.6 hm2的农户占比29.39%。农户种植作物类型有交叉，但种植蔬菜的农户比重最大，达到了68.24%，其次是种植粮食作物的，为58.78%。
表1 农户个人及家庭特征
续表1
2.2.2 地膜使用与回收特征 由表2 可知，使用地膜总年限超过10年的农户占比最高，为44.93%。大部分农户每年地膜使用总量在10 kg 以上，使用10～30 kg 的农户占比为35.81%，使用30 kg 及以上的农户占比为36.15%。接受过地膜使用培训的农户与未接受培训的农户数量接近1:1，占比分别为44.59%和55.41%。（一直）回收地膜的农户在该样本集中占比仅达到59.46%，从不回收残膜的农户比例为29.73%。村庄周围地膜回收站点的存在给农户开展绿色生产活动提供良好氛围，调查显示村庄周围具有地膜回收站点的样本比例为62.03%。无论是务农年限还是使用地膜年限，这些表明农户在地膜使用方面拥有一定的经验，能够形成稳定的生产行为习惯。但是从接受地膜使用培训和经常回收地膜的比例来看，农户关于地膜使用与回收的绿色生产行为还有待改善。
表2 地膜使用与回收特征
3.1 模型建立
3.1.1 多元Probit模型 由于本研究以农户地膜回收频率为被因变量，存在不回收、偶尔回收、（一直）回收3种情况，因此选择多元Probit模型回归见(1)～(4)。
公式(1)～(4)中，r1＜r2＜r3为待估参数；
S1的取值分别为1、2、3，分别表示“不回收”、“偶尔回收”、“（一直）回收”。Xi表示影响农户回收残膜的一系列因素；
μ0为截距项；
μi表示各个因素的影响方向和强度；
εi表示随机误差项。通过构造每位农户回收地膜频率的似然函数，利用极大似然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3.1.2 调节效应模型构建 待检验的研究假设H2 为政策环境的调节作用，调节作用通常采用层次回归法进行检验，结合多元Probit 模型形成多层次回归模型整理如下，见式(5)～(8)。
为详细分析政策环境因素关于心理认知对农户残膜回收行为影响的调节效应，根据问卷题目设置与农户行为的对应关系，使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心理认知综合得分(n)。为了使模型估计更加准确，避免公式中模型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对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用原变量值减去其平均数）后将心理认知综合得分与政策环境因素的交叉项加入模型，公式(5)～(8)中，a、b、c、d、e和n分别为农户生态理性、经济理性、态度、主观规范、认知行为控制和心理认知综合得分；
h、k、m分别为政策宣传、政府补贴、法规约束；
vf(f=1…11)为其他控制变量。
3.2 变量选取
因变量：将回收残膜的频率分为不回收、偶尔回收、回收，并依次赋值为1、2、3。
自变量：农户的心理认知包括生态理性、经济理性、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5个方面。
调节变量：政策环境作为本研究的调节变量，包括政策宣传、政府补贴和法规约束3个方面。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三方面：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省份虚拟变量。其中个人特征中包含的变量有性别、年龄、是否接受过地膜使用培训；
家庭特征中包含的变量有家庭人均年收入、耕地数量、耕地面积、是否种植蔬菜、村庄周围是否存在回收站点。以上变量的赋值及定义见表3。
表3 变量定义与赋值
续表3
3.3 回归分析
3.3.1 多元Probit模型回归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4 所示，心理认知方面，具有生态理性、经济理性、积极的环保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户回收地膜的频率有显著正向影响，H1研究假设得到验证；
政策环境方面，政策宣传和法规约束对农户回收残膜频率有显著正向影响；
控制变量中，年龄、家庭人均收入、耕地数量、耕地面积、是否种植蔬菜、村庄周围是否存在回收站点、样本省份对农户残膜回收频率均有显著影响。年龄越大的农户回收残膜的频率越高；
耕地面积越大、耕地数量越少，即地块集中度越高，更方便人工捡拾和机械回收，所以农户回收残膜的频率也越高；
作物种类决定了农户是否长期大量使用地膜，种植蔬菜的农户相比于种植其他作物的农户来说，回收残膜的频率更高，村庄周围存在回收站点对农户回收残膜起到显著促进作用。
表4 回归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续表4
同时，多元Logit模型与多元Probit模型回归结果中控制变量、调节变量、自变量的显著性与符号基本一致，说明实证分析的结果是稳健的。
3.3.2 政策环境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由表5 可知，政策环境中，政策宣传、法规约束对农户心理认知与残膜回收行为起着正向调节作用，说明越是强有力的地膜污染防治政策越能增强农户出于自身环保意识而回收残膜的行为，研究假设H2a、H2c得到验证。对于假设H2b，结果显示政府补贴对农户心理认知与残膜回收行为之间的作用不显著，可能的原因一是目前补贴政策不够明确，二是即便有明确的补贴政策，也存在落实不到位的现象，因此对农户心理认知影响行为的调节作用极小。
表5 层次回归结果
续表5
（1）加大残膜污染防治政策宣传，提高农户回收意识。政府应充分拓展媒体宣传渠道，广泛利用电视、广播等向农户宣传地膜使用与回收知识，提高农业生产主体的环保意识，发挥主观规范对农户行为的约束作用。鼓励乡村能人突破传统技术培训方式，通过网络直播向村民介绍可降解地膜、机械回收地膜的优势，普及新国标地膜知识。
（2）明确落实政府补贴，建立残膜回收网点。各级地方政府需要根据各地区地膜使用回收情况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设立地膜回收专项基金储备，为补贴政策提供保障。补贴金额可依据农户及企业回收成本设置，补贴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与扶持再利用企业，在地膜使用量较大的村庄之间或乡镇之间设立残膜回收网点，由专人下乡回收运输至网点，根据当地具体情况进行不同回收模式试点工程，探索可复制的残膜回收机制。
（3）加强地膜市场监管。政府应明确地膜生产、流通和使用的市场准入要求，全面排查登记区域内农用地膜销售经营户信息，加大对地膜全产业链企业的监管和执法力度，不定期抽检地膜质量，严格按照相关办法对生产、销售、采供不达标地膜的个人和企业进行处罚并计入信用档案，信用档案全区域共享，从源头上管控不达标的超薄劣质产品，防止流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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