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亚兵 胡晶晶 周丽华 屠筱青
（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学院，杭州 310023）
近年来，父母教育焦虑急剧上升且形势严峻，其对青少年心理所产生的危害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父母教育焦虑是指父母在教育子女过程中，因为担心教育结果而产生的紧张担忧的情绪状态、不适应的生理反应以及相应的行为（李金洲，2020）。何敏琪和何进军（2020）调查发现，我国中小学生家长的总体教育焦虑处于中上水平，家长教育焦虑作为一种负性情绪状态不仅会对家长自身产生诸多影响，而且也极有可能对青少年子女的身心健康产生消极影响。其一，青少年作为教育焦虑的对象主体，同时作为一个家庭交互系统的成员（Scott et al.，2018），父母的教育焦虑极可能传递给孩子；
其二，研究表明家长的情绪问题会导致孩子的情绪和行为问题（Duncombe et al.，2012），其中父母的焦虑情绪会对孩子产生重要影响，然而尚未有研究特定考察父母的教育焦虑对子女的影响方式。因此，鉴于父母教育焦虑在我国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却仍缺乏定量的实证研究，本研究拟重点关注父母教育焦虑，探究其对青少年的情绪与行为问题的影响机制。
家长的焦虑情绪往往会表现在亲子互动的教养方式上，通过教养方式进一步影响子女的心理状况（Merlin et al.，2013）。然而，以往研究发现父亲和母亲的消极教养方式对子女心理健康有着不同的影响，部分研究显示母亲消极教养方式与子女的心理健康关系更大（王芬芬 等，2018），部分研究则表明父亲的影响更显著（Rothenberg et al.，2020）。因此，有必要区分父亲和母亲的消极教养方式，探究两者在父母教育焦虑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关系中的作用。
1.1 父母教育焦虑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的关系
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是指青少年的情绪和行为在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上超过相应年龄所允许的正常范围，情绪问题包括焦虑、恐惧、抑郁等，行为问题包括攻击、说谎、多动/ 注意障碍、人际关系困难等。研究表明，父母患有焦虑症会显著增加子女罹患焦虑症的风险（Lawrence et al.，2019），父母非病理性的焦虑症状和特质也能够预测子女的情绪问题（Bayer et al.，2006）。目前针对父母教育焦虑的实证研究较为有限，且多聚焦于对子女学业情绪（程兴逸，符明弘，2021）和考试焦虑（李琳，2018）等学业方面的影响，教育焦虑作为父母在教育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特定焦虑状态，极有可能对子女的心理状况产生与一般焦虑相似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假设父母教育焦虑影响青少年的情绪与行为，具体假设如下：母亲教育焦虑对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有显著预测作用（H1），父亲教育焦虑对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有显著预测作用（H2）。
1.2 父母消极教养方式的中介作用
父母教养方式是指抚养和教育子女时的行为，以及隐藏其后的一套稳定的应对模式（Beato，Pereira，Barros，&Muris，2016）。消极教养方式容易导致孩子出现身心问题（Merlin et al.，2013）：控制型的消极教养方式容易导致孩子出现抑郁、焦虑等内隐情绪问题（Bruggen et al.，2008），以及导致孩子表现出较差的情绪管理和较低的自尊，并与孩子的适应不良相关（McKinney et al.，2011）；
放任的消极教养方式往往会导致孩子出现消极行为问题和注意力障碍（Rinaldi&Howe，2012），而且会导致孩子自我控制力更弱、攻击性更强、独立性更差（Rhee et al.，2006）；
拒绝和过度保护的消极教养方式则较一致地与孩子的情绪（Xia &Qian，2001；
王歆逸等，2022）和行为问题（Muris et al.，2003）有关。本研究主要关注影响青少年情绪和行为问题的相关因素，拟聚焦于拒绝和过度保护的消极教养方式进行相关探讨，并区分父亲和母亲的教养方式，分别探明他们各自在父母教育焦虑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关系中的影响机制。
父母焦虑会影响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方式（Turner et al.，2003）。高焦虑父母会担心外界环境对子女发展有威胁，出于保护孩子和降低自身焦虑的需要，会增加控制子女的行为（Wood，2006）。由父母焦虑引发的消极教养行为，可能最终对孩子的情绪问题（Bayer et al.，2006）和适应性应对技能产生消极影响（Ginsburg &Schlossberg，2002）。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研究推断父母的教育焦虑同样会影响其自身的教养方式，并通过教养方式进一步影响子女的心理状况，并作出如下假设：父亲和母亲消极教养方式在母亲教育焦虑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之间起着中介作用（H3），父亲和母亲消极教养方式在父亲教育焦虑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之间起着中介作用（H4）。
因此，我们拟进行两项子研究，分别探讨（1）母亲教育焦虑是如何通过影响父亲、母亲教养方式对青少年情绪与行为产生影响？（2）父亲教育焦虑是如何通过影响父亲、母亲的教养方式对青少年情绪与行为产生影响？
2.1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法从浙江省杭州市和湖州市抽取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以班级为单位发放问卷对学生及其母亲进行测量。共发放573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489份，有效率为85.3%。有效问卷中，男生196名（40.1%），女生293 名（59.9%）；
被试的年龄分布为9～20 岁（14.27±2.43），母亲的年龄分布为31～56 岁（40.80±4.50）。
2.2 研究工具
2.2.1 母亲教育焦虑
采用李琳（2018）编制的家长教育焦虑问卷，包括健康焦虑、考试焦虑、就业焦虑三个维度，共14 个条目，该问卷由母亲填写。采用五点计分（1 总是～5 从不），得分越高表明该维度教育焦虑越高。在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92。
2.2.2 父母消极教养方式
采用蒋奖等（2010）修订的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s-EMBU-C）中的拒绝、过度保护分量表测量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包含父亲版和母亲版，各有14 个条目，该问卷由学生填写。采用Likert 4 点评分法（1 从不～4 总是），得分越高表明父母的教养方式越消极。在本研究中，父亲消极教养方式分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78；
母亲消极教养方式分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79。
2.2.3 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
采用Goodman 编制的长处和困难问卷自评版（SDQ）中的困难分量表，包括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和注意不能、同伴关系四个维度，共20 个条目，该问卷由学生填写。采用Likert 3 点计分（1 不真实～3 完全真实），分数越高，问题越严重。在本研究中，困难分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81。
2.3 结果
2.3.1 共同方法偏差
大多数的漂流木都未经人类之手触碰，但它们在大海上的漂流故事也同样令人惊讶。大多数漂流木的最终命运是沉入海底，并永远待在了那里。像克莱默这样的研究人员的努力极大增进了我们对漂流木对海洋生态巨大影响的理解，但对它们在海洋食物链中所扮演角色的认识我们仍然知之甚少。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露丝·迪克森·特纳（Ruth Dixon Turner）曾对漂流木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之后美国林务局的著名科学家、美国国家鱼类和野生动物基金会鱼类保护机构主任詹姆斯·塞德尔（James Sedell）将特纳的研究成果汇编成册。从小就在俄勒冈海岸的海滩上玩耍的塞德尔，对海上已经渐渐消失的漂流木一直十分感兴趣。
本研究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对施测过程进行控制，比如修改有歧义的表述、主试对被试有疑惑的句子进行解释、匿名作答等；
同时，采用Harman 单因素法进行统计控制，因素分析后得到33 个特征根大于1 的因子，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7.8%（＜40%临界值），表明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因此，可排除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的影响。
2.3.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母亲教育焦虑、母亲消极教养方式、父亲消极教养方式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
年级、性别与各变量之间相关不显著或低相关，且年龄与性别并非本研究假设关注的变量，所以之后分析未对其进行统计控制（具体见表1）。
表1 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2.3.3 中介效应检验
使用SPSS 宏程序Process 分析父亲和母亲消极教养方式在母亲教育焦虑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回归分析显示（见表2），母亲教育焦虑对母亲消极教养方式（β=0.12，p＜0.001）和父亲消极教养方式（β=0.10，p＜0.001）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当母亲教育焦虑、母亲消极教养方式、父亲消极教养方式同时预测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时，三者对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均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04，p＜0.01；
β=0.19，p＜0.001；
β=0.10，p＜0.01）。
表2 母亲教育焦虑、母亲消极教养方式、父亲消极教养方式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间的回归分析
如表3 所示，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5000 次），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母亲和父亲消极教养方式的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033。中介效应通过两条中介平行产生：（1）由母亲教育焦虑→母亲消极教养方式→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组成的间接效应1（0.022），Bootstrap 95% CI=［0.011，0.035］，说明母亲消极教养方式的中介作用显著；
（2）由母亲教育焦虑→父亲消极教养方式→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组成的间接效应 2（0.011），Bootstrap 95% CI=［0.002，0.021］，说明父亲消极教养方式的中介作用显著。具体路径见图1。
表3 中介效应分析
图1 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在母亲教育焦虑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3.1 被试
采用与研究1 相同的抽样方式选取与研究1 不重叠的另一批被试，以班级为单位发放问卷对学生及其父亲进行测量。共发放582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442 份，有效率为75.9%。有效问卷中，男生208 名（47.1%），女生234 名（52.9%）；
被试的年龄分布为9～20 岁（14.92±2.45），父亲的年龄分布为31～60 岁（44.10±4.96）。
3.2 研究工具
3.3 结果
3.3.1 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与研究1 相同的控制程序，Harman 单因素法分析后得到33 个特征根大于1 的因子，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7.1%（＜40%临界值），表明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因此，可排除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的影响。
3.3.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如表4 所示，父亲教育焦虑、母亲消极教养方式、父亲消极教养方式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
年级、性别与各变量之间相关不显著或低相关，且年龄与性别并非本研究假设关注的变量，因此之后分析未对其进行统计控制。
表4 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3.3.3 中介效应检验
使用SPSS 宏程序Process 分析父/ 母消极教养方式在父亲教育焦虑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关系间的中介效应。回归分析显示（见表5），父亲教育焦虑对母亲消极教养方式（β=0.06，p＜0.05）和父亲消极教养方式（β=0.05，p＜0.05）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当父亲教育焦虑、母亲消极教养方式、父亲消极教养方式同时预测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时，三者对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均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05，p＜0.001；
β=0.18，p＜0.001；
β=0.14，p＜0.01）。
表5 父亲教育焦虑、母亲消极教养方式、父亲消极教养方式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间的回归分析
如表6 所示，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5000 次），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母亲消极教养方式和父亲消极教养方式的总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016。中介效应通过平行中介中的其中一条产生：由父亲教育焦虑→母亲消极教养方式→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组成的间接效应1（0.010），Bootstrap 95% CI=[0.001，0.023]，说明母亲消极教养方式的中介作用显著；
同时，父亲消极教养方式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具体路径见图2。
表6 中介效应分析
图2 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在父亲教育焦虑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表明父亲、母亲教育焦虑对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都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验证了H1 和H2。该结论与前人研究一致（冯博等，2018），其原因或为父母所表现出的情绪易被子女察觉，子女通过模仿习得父母的焦虑反应模式（Pereira，Barros，Mendonça，&Muris，2014）。
研究1 显示父亲、母亲消极教养方式在母亲教育焦虑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之间均存在中介作用，H3 得到验证。父母双方消极教养方式同时存在中介作用，揭示了母亲教育焦虑对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的两条不同影响路径：一方面，母亲教育焦虑会增加母亲的消极教养行为从而影响子女的情绪与行为问题，该路径的机制或与一般焦虑相似，即母亲焦虑水平越高会导致对子女采取回避、拒绝和过度控制的消极教养行为（Ginsburg &Schlossberg，2002），进而引起子女更多的问题行为（邵海英，2014）；
另一方面，母亲教育焦虑还会通过增加父亲的消极教养行为去影响子女的情绪与行为，该路径或与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的“严父慈母”有关，即母亲扮“白脸”，父亲扮“黑脸”，教育焦虑的母亲可能会借助父亲的威严、控制来迫使子女屈服，这样就会使父亲增加对子女的消极教养行为。
本研究还发现，母亲消极教养方式在父亲教育焦虑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之间存在中介作用，但是，父亲消极教养方式在父亲教育焦虑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之间不存在中介作用，H4 部分得到验证。该结果与已有研究结果较为一致，前人研究表明父亲的焦虑一般会通过母亲的教养行为而非父亲自身的教养行为影响子女（Gibler et al.，2018；
Zhou &Li，2022）。研究2 的结果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可能与父亲应对自身焦虑的方式有关，男性在压力下更多地采用理性和情绪抑制的方式（Matud，2004）；
二是可能与中国家庭普遍呈现“女主内，男主外”的家庭教养模式有关（孙赵星 等，2021），母亲与子女相处时间和互动频率普遍超过父亲，父亲教育焦虑并不会表现在自身教养方式上，但是母亲可能会敏感地察觉到父亲教育焦虑从而再次影响到母亲的教养行为。综上，本研究表明母亲教育焦虑与父亲教育焦虑对青少年情绪与行为的影响路径不同。
当前研究结果对于新时期青少年家庭教育有指导作用。首先，本研究给青少年父母以启示，即要正确认识自身教育焦虑，明确教育焦虑会通过消极教养方式对子女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其次，本研究提示学校、社会要通过多种形式对家长加强家庭教育指导，使家长改变拒绝、控制等的消极教养方式，学习并采用温暖支持的积极教养方式以促进子女心理健康发展，为落实“双减”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本研究发现父亲和母亲教育焦虑均对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有显著预测作用。父母消极教养方式均对母亲教育焦虑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关系存在中介效应。母亲消极教养方式对父亲教育焦虑和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关系存在中介效应。
本研究存在一定不足。首先，本研究中父母消极教养行为作为中介变量，尽管具有统计学意义，但效应量较小，说明仍可能存在其他的中介因素，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其次，本研究中父亲和母亲的教育焦虑不是源于同一组被试，无法有效推测两者的相互影响，后续研究可同时采集同一家庭父母双方的教育焦虑数据，以便探讨其相互影响关系。最后，本研究属于横断研究，对各变量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的推断主要依赖于理论假设和统计模型，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追踪设计，从而进一步探讨父母教育焦虑与青少年情绪与行为问题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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