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刘军，朱战强,b,c
（a.中山大学 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b.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
c.广东省公共安全与灾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州 510275）
乡村休闲旅游是促进农村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助力农民增收致富，振兴农村经济，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途径（陆林 等，2019）。在乡村产业振兴与乡村休闲体系融合发展的新形势下，乡村旅游正经历由以旅游观光为主转变为以旅游休闲为主的多元化发展过程（赵霞 等，2013；
胡世伟，2018）。鉴于游客日常休闲旅游中的观光、体验、回归自然等多种需求正在从城市向郊区溢出，乡村地区借助农业、景观、人文资源基础，以乡土风情、田园生活为吸引，构建的集自然观光和休闲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乡村休闲旅游地，已成为促进城乡居民消费的热点区域之一。因此，在“发展乡村休闲旅游，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布局下，系统研究乡村休闲旅游地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可为乡村休闲旅游评价、资源配置和布局优化提供重要参考。
乡村休闲旅游地是指包括旅游设施和服务以及乡村旅游资源在内的旅游供给综合体，同时也是乡村旅游建设发展的重要组成和载体，其休闲旅游活动一般具有乡村性的核心特征（张杰 等，2021）。乡村休闲旅游地空间格局及分布规律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关注的热点。国外研究起步较早，研究视角多样化，从以往的发展评价（Briedenhann, 2009）、发展趋势（Ibanescu et al., 2016） 和游客体验研究（Kastenholz et al., 2018），深入到促进区域多元化发展（Kyrylov et al., 2020）、发展模式演变（Jia et al.,2022）和游客感知影响（Soszyński et al., 2018）等方面。研究内容上从早期的旅游业对城乡空间演变的影响机制探索（Davenport et al., 2006），逐渐发展到更加关注旅游地自身的地理空间结构（Sarrión-Gavilán et al., 2015），并注重乡村休闲旅游行为与空间结构的关系。而国内研究在2000年前后才迅速增加，主要围绕空间多尺度特征（胡美娟 等，2015a）、空间格局演变规律（殷章馨 等，2021）、空间格局影响机制（王铁 等，2016）、空间结构优化（徐清，2009）等方面展开。研究尺度既涵盖中宏观层面的国家级（郑光辉 等，2020）、省级（余瑞林 等，2018），也深入到微观层面的市级（徐冬等，2018）、县级（李涛 等，2021）等；
研究方法逐渐从定性转变为定量。如刘爱服（2005）探讨了京郊空间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
沈刚（2007）基于生态系统视角，对乡村旅游空间地域性进行研究；
许峰等（2010）立足资源与环境约束，根据不同乡村旅游地形态构建了稳健的多中心治理结构；
李涛等（2014）引入乡村旅游发展等级指数，对江苏省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进行评价；
刘大均等（2014）引入犯罪地理学的分析手段Ripley"sK函数，分析乡村旅游点状要素在不同空间尺度下呈现的集聚特征；
王新越等（2016）利用最邻近指数，分析乡村旅游地的整体分布特征，并对其集聚的显著性进行判断；
王秀伟等（2022）在空间格局的基础上，使用地理探测器对造成重点旅游村空间分布的质异性因素进行探讨，认为乡村旅游地分布格局是多种因素共同驱动造成的。
总体上，国内外关于乡村休闲旅游的研究内容丰富，角度多元，但仍有可拓展的空间。已有研究在方法上多集中在定性和单一的定量化分析层面，包括对乡村休闲旅游地的评价与差异比较、发展动力与对策的探讨等，缺乏结合地理学、计量学和经济学等多种手段的定量化分析；
同时，关于乡村休闲旅游地的空间分布特征缺乏深入探索，对影响因素的研究涉入度较低，且多以单一定性分析为主，难以为战略决策提供有力支持。从研究对象上看，对广东省的关注度不足。因此，本文拟使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以及Ripley"sK函数等方法，深入分析广东省不同类型乡村休闲旅游地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并提出建议。以期为优化广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地资源配置和布局优化提供理论依据。
1.1 研究区概况
广东省境内陆地面积17.98万km2，约占全国陆地面积的1.87%。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岭南文化使得广东省休闲旅游资源数量及市场规模均排在全国前列，良好的旅游资源基础也显著地促进了乡村休闲旅游产业的发展（图1）。近年来，广东省大力构建乡村休闲产业体系，在空间维度上依托“四边”，即“城边、景边、海边、村边”“三道”，包括“交通干道、绿道、南粤古驿道”“两特”，即“少数民族特色居住区、古镇古村特色村落”以及“一园——农产品加工旅游园区”进行建设发展。时间维度上充分利用农业生产季与农闲季进行合理的产品定制与产业规划。总体上，广东省乡村休闲旅游产业基础坚实，业态类型丰富，具有一定的品牌效应。同时，全省各地大力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带，目前已累计建成广州、佛山、茂名、汕尾等地的200 多条美丽乡村风貌带和570 条美丽乡村精品线路，创建了10个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图1 广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空间分布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leisure tourism sit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区）以及32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有望在未来形成省域范围内的大规模休闲产业集群。
1.2 研究方法
1）最邻近指数 最近邻分析用于描述空间上点的整体分布类型。首先计算实际最邻近点对的平均距离与随机分布模式中最邻近点对的平均距离（李莉 等，2020），然后通过二者比值（NNI）判断点的空间聚集性，计算公式为：式中：n为乡村休闲旅游地数目；
min（dij）为点i到j的最邻近距离；
A为整个研究区域面积。当NNI=1时，表示乡村休闲旅游地呈随机分布；
当NNI＞1时，表示呈均匀分布；
当NNI＜1 时，表示呈集聚分布。
2）变异系数 变异系数是概率分布离散程度的一个归一化量度，其定义为标准差与平均值之比，用于检验空间分布类型。计算公式为：
式中：σ为乡村旅游地Voronoi 多边形面积的标准差；
s表示Voronoi 多边形面积的平均值。当CV＜33%时，表示乡村休闲旅游地呈均匀分布；
33%＜CV＜64%时，表示随机分布；
当CV＞64%时，表示集群分布。
3）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表示样点空间分布的均衡度，本文用于衡量乡村休闲旅游地空间分布及集聚状况。计算公式为：
式中：f（x）为位置x处的密度计算函数；
n为乡村数量；
x-xi表示估值乡村点到区域Xi处的距离；
h为宽带（距离衰减阈值）；
k为空间权重函数。核密度值越大，表示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分布越密集。
4）Ripley"sK函数 Ripley"sK函数可分析多尺度下点状要素的空间集聚规模（胡美娟 等，2015b），本文运用Ripley"sK（r）函数分析广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的空间集聚特征。计算公式为：
式中：K（r）表示乡村休闲旅游地集聚程度；
A表示研究区域面积；
n表示点的数量；
r表示空间尺度；
Ir（uij）为变函数，uij表示点i、j之间的距离，当uij≤r时，Ir（uij）取1，当uij＞r时，Ir（uij）取0；
为保持方差稳定，构造L（t）函数，其模拟检验法所得最大值、最小值定义为上、下包络线的数值。L（t）＞0，且结果在上包络线以上，表明乡村休闲旅游地呈集聚分布；
L（t）=0，结果处于上下包络线之间，表明呈随机分布；
L（t）＜0，结果处于下包络线以下，表明呈均匀分布。
1.3 数据来源与处理
以涵盖各类休闲旅游资源的乡村为研究单元，乡村点数据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①http://whly.gd.gov.cn/发布，总数为650 个。该数据是为响应《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工作安排，全面准确摸查全省乡村休闲旅游资源现实状况，从而对省内符合条件的乡村进行组织评选形成。评选过程根据《广东省乡村旅游资源分类与评价标准》（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2022）进行，该标准以《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GB/T 18972-2003）为基础编制而成。因此，数据具有全面性和代表性。
数据显示，每个乡村休闲旅游地所涵盖的资源类型并不唯一，而是交叉融合了多种资源类型。因此部分乡村休闲旅游地存在多重属性，并产生多次计数的情况。结合广东省实际情况，官方数据文件将其分为自然景观类、民俗文化类、产业融合类、历史遗存类、聚落建筑类5个主类和16个亚类。表1显示，650个乡村休闲旅游地中59.0%含有自然景观类，而民俗文化类、产业融合类、历史遗存类、聚落建筑类在整体乡村休闲旅游地中的数量占比分别达到63.3%、57.0%、38.2%和72.4%。通过高德地图地理编码获取所有乡村点的经纬度坐标，并导入天地图进行校准，形成不同类型乡村休闲旅游地空间数据集。
表1 广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地分类统计Table 1 Statistics of rural leisure tourism sit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此外，道路、水系、行政区划数据来自国家自然资源部和广东省自然资源厅，DEM数据来自地理空间数据云，经济、人口数据来自《广东统计年鉴-2020》（广东省统计局，2020）及广东统计信息网②http://stats.gd.gov.cn/，A级景区名录来自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所有数据导入ArcGIS 10.7建立平台空间数据库。
1.4 研究思路
在明确广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地分类体系的基础上，对其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图2）。首先，通过最邻近指数判断广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地在空间分布上是否存在集聚，在初步判断旅游地的空间分布类型后，运用Voronoi 图及变异系数法对乡村休闲旅游地的总体空间分布特征进行验证。由于最邻近指数只能判断旅游地是否存在集聚，并不能从空间上表明其集聚分布的方向特征与均衡度。因此借助核密度分析，定量计算均衡程度并对集聚程度进行等级划分。其次，通过Ripley"sK函数对广东省各类乡村休闲旅游地分布进行空间多尺度格局分析。再次，构建影响因素体系结构，并综合使用缓冲区分析、可达性分析、相关性分析以及基于距离衰减的影响值分析等探讨各种指标对旅游地空间分布的影响程度。最后，对广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发展规划提出建议。
图2 广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技术路线Fig.2 Technical route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leisure tourism land in Guangdong Province
2.1 空间分布特征
2.1.1 空间集聚特征 由表2可知，在广东省范围内，整体乡村休闲旅游地和各类乡村休闲旅游地的最邻近指数均＜1，Z检验值＜-2.58，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检验，表明其空间分布类型均属于典型的集聚模式，特别是整体的乡村休闲旅游地的NNI 为0.579，Z值得分为-20.51，即在整个研究区域内，整体较任何单一类型集聚更显著。以旅游地为质心，对研究区域进行空间分割，测度Voronoi 多边形的面积，以及面积均值和标准差。通过计算得到乡村休闲旅游地泰森多边形面积平均值为276.36 km2，标准差为329.68 km2，得到变异系数值为1.19，＞0.64，属于强变异类型，再次证明休闲旅游地在空间上呈显著的集聚特征。
表2 广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地最近邻分析结果Table 2 Results of nearest neighbor analysis of rural leisure tourism sit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2.1.2 空间分布均衡度 借助核密度分析（图3），发现广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空间分布不均衡，具体表现为“两轴，多增长极”的分布模式。“两条轴带”第一条指汕尾—惠州—广州—佛山—江门—中山—珠海沿线，基本与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相吻合；
第二条分布在粤东、粤北的潮汕揭—梅州—韶关沿线，具有沿边集聚的分布特征。“增长极”主要分布在清远北部和云浮境内，并形成2个中高密度值和1个高密度值集聚中心。此外，对广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空间自相关性进行分析，得到乡村休闲旅游地的全局Moran"sI指数为0.806，且在α=0.01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表明广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的分布在整体上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即各乡村休闲旅游地与周边邻域乡村旅游地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
图3 广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地核密度分析Fig.3 Nuclear density analysis of rural leisure tourism sit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2.1.3 空间格局多尺度特征 通过Ripley"sK函数对整体以及各类乡村休闲旅游地分布进行空间多尺度格局分析（图4），广东省乡村休闲旅游空间的L（t）均＞0，且曲线位于上包络线之上，表明各类及整体乡村休闲旅游地在空间上呈集聚分布，且集聚效果显著，从另一个角度验证最近邻分析结果。另外，从L（t）函数曲线的变化趋势看，各类以及整体的乡村休闲旅游地均呈现先增后减趋势。其中，整体乡村休闲旅游地特征空间尺度为118.36 km，即在0～118.36 km 范围内，L（t）曲线随着空间尺度的增大逐渐远离置信区间，集聚强度不断增大，在118.36 km 处达到峰值，之后集聚强度随着空间尺度的增大而不断减小。
5 种类型乡村休闲旅游地中，历史遗存类乡村休闲旅游地达到峰值的空间距离最大，为120.24 km，说明在较大的空间尺度内表现为较强的集聚性，区位布局的空间范围最大。民俗文化类和聚落建筑类乡村休闲旅游地的空间分布格局较为接近，两者的特征空间尺度分别为118.08 和109.80 km，且前者的集聚强度高于后者。自然景观类与产业融合类达到峰值的空间尺度小于其他类型，分别仅为72.12和85.31 km，这两者受自身数量以及资源禀赋等因素的制约，区位布局的空间范围相对较小。
2.2 空间特征的影响因素
2.2.1 影响因素体系构建 乡村休闲旅游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按照因素的来源可分为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段兆雯，2012；
陈志军 等，2019），内部动力主要来自休闲旅游市场的供给、需求以及对于市场秩序的管理维护；
外部动力主要包括政策扶持、政府宏观调控以及生产要素的动态更新等。内、外部要素之间的耦合作用共同促进乡村休闲旅游的发展，其中供给提供拉力，需求提供市场推力，政府管理增强支持因素，弥补市场缺陷，为乡村休闲旅游发展提供重要拉力，创新为产品、服务、市场、制度理念、产业体系等注入活力，成为乡村休闲旅游转型升级以及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动力。结合已有研究（韩非 等，2010；
张明星 等，2011；
李志龙，2019）以及广东省的实际情况，尝试从“供给、需求、管理、创新”4 个角度构建广东省乡村休闲旅游格局形成的影响因素体系结构（图5）。
图5 乡村休闲旅游影响因素体系结构Fig.5 System structure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leisure tourism
1）供给层面：旅游吸引物是乡村休闲旅游的核心属性，广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地主要包含自然景观、聚落建筑、历史遗存、民俗文化活动等类型的旅游资源。区位条件是客源地与旅游地之间连接的关键属性，良好的交通与资源区位能有力地推动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此外，丰富的旅游产品以及良好的旅游接待服务体系也是提高乡村休闲旅游地吸引力的重要属性。
2）需求层面：作为推动乡村休闲旅游发展的基本动力，供给与需求相互影响。需求动力源于需求的持续增加，一方面，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以及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人们有了更高层面的精神消费需求；
另一方面，为满足旅游客源在不同市场环境中的不同需求，旅游地定位与分布格局也会不断进行调整，从而满足客源市场的多样性需求。
3）管理层面：政策法规从宏观上把控乡村休闲旅游的发展。旅游季、旅博会等重大事件可以改变旅游地的区位条件以及影响度，从而调节乡村休闲旅游的空间分布。综合需求与供给，对资源地进行规划开发，能够增强核心资源和吸引物的吸引力，增强支持因素和资源的质量以及有效性，为乡村休闲旅游地整体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4）创新层面：创新驱动乡村休闲旅游的转型与升级。创新的实质是供给、需求、管理层面的更新发展。产品创新将使乡村休闲旅游资源更加优质多元且更具吸引力；
业态创新将促进乡村休闲旅游融合发展，挖掘乡村多重价值；
以满足不同人群的体验需求进行创新可有效保障休闲旅游的高质量发展；
而体制机制、管理上的创新对于提升乡村旅游宣传营销方式，优化旅游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
2.2.2 影响因素分析 从可操作性及数据的可获取性出发，重点选取供给层面的资源禀赋、交通可达、景区辐射，以及需求层面的人口经济、客源市场指标对广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进行定量分析，并结合政策管理、创新发展2个维度进行定性解释。
1）资源禀赋 地形、水系、用地等自然生态因素是构成乡村休闲旅游景观格局的初始条件，也制约着空间布局、规模、密度和扩张态势（高苹 等，2017）。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吸引各种类型的休闲旅游地不断向其聚集，并逐渐形成一定规模的集聚区。
广东省地貌类型复杂多样，有山地、丘陵、台地和平原。通过将高程值提取至乡村休闲旅游地，并作分类统计（图6-a），得出旅游地高程最高值为1 053 m，其中200 m 范围内旅游地数量为527 个，占总数的81.1%；
200～400 m内旅游地数量为84个，占总数的12.9%；
400 m以上旅游地数量大幅减少，仅占总数的6.0%。两者的相关系数r=-0.680，在P=0.01 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乡村休闲旅游地高程与数量之间具有一定的负相关性。由此可以得出，良好的地形地貌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乡村休闲旅游地的分布。
图6 乡村休闲旅游地分布与海拔关系（a）与水系缓冲区关系（b）Fig.6 Distribution of rural recreation and tourism sites in relation to elevation (a) and buffer zone of water system (b)
广东省河流众多，以珠江流域、寒江流域、粤东沿海及粤西沿海诸河为主，集水面积占全省面积的99.8%。通过最近邻分析得出，广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地与水系的平均最邻近距离为919 m，该半径下缓冲区内的旅游地数量为420 个，占总数的64.6%。不同缓冲区半径与旅游地数量关系曲线（图6-b）所示，两者的相关系数r=-0.864，并在P=0.01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两者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水系是决定乡村休闲旅游地分布的重要因素。
在用地上，水田、旱地、有林地和疏林地是乡村休闲旅游的主要分布区域（图7），4种用地类型上分布的乡村休闲旅游地数量占比达到77.5%（图8）。近年来，随着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土地流转进程加快，土地利用功能更加多元，部分农业种植用地开始改变利用方式，发展为具有观光、体验、娱乐功能的乡村休闲旅游地，使得耕地、林地以及建设用地成为诱发乡村休闲旅游集聚的重要因素。
图7 广东省土地利用类型Fig.7 Land use typ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图8 乡村休闲旅游地与用地类型耦合曲线Fig.8 Coupling curve between rural leisure tourism land and land use type
此外，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极大地促进广东省乡村休闲旅游的布局发展。首先，从乡村休闲旅游地的类型及数量占比看，5 种类型的乡村休闲旅游地中聚落建筑类和民俗文化类乡村占比最多，分别达到72.4%和63.3%，另外有38.2%的乡村休闲旅游地拥有丰富的历史遗存资源。其次，从整体的空间布局看，珠三角、潮汕揭、梅州和韶关作为广府、潮汕、客家三大岭南文化的代表性地区，同时也是整个广东省内乡村休闲旅游最为集聚的地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历史文化资源是广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吸引物的关键因素，也是影响其布局发展的重要因素。
2）交通可达性 乡村休闲旅游地多分布在大城市周边几十甚至上百公里的范围内，与多乘坐飞机、火车等的出行工具前往大型旅游景点的方式不同，乡村休闲旅游更偏向于选择自驾前往，因而公路系统成为易达性的主要决定性因素。基于此，主要选取铁路、高速、国道、省道、县道为对象分析交通的可达性程度。根据现有研究（李巍 等，2014），将上述道路速度分别设定为200、100、60、50、30 km/h，以区域内任意点到最近旅游地所需要的时间对乡村休闲旅游地的可达性进行分析（图9），并计算广东省道路密度（图10）。
图9 广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地交通可达性分析Fig.9 Analysis of traffic accessibility of rural leisure tourism plac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图10 广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地道路密度Fig.10 Road density of rural leisure tourism sit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可达性在1和2 h的区域分别占34%和67%，可达性在3 h 以内的区域高达85%，可以看出广东省整体的乡村休闲旅游地可达性较高，说明交通可达性是影响乡村休闲旅游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通过分析各种类型乡村休闲旅游地与广东省道路密度的关系可以发现，自然景观类中43.9%的乡村休闲旅游地位于道路密度＞3 km/km2的较高密度区域；
民俗文化类、产业融合类分别为48.8%和43.5%；
聚落建筑类对道路的依附性最强，占比达到58.7%；
历史遗存类占比最小，为29.1%，说明交通对历史遗存类乡村休闲旅游地的空间分布影响最小。
3）景区辐射 广东省共有559 个2A 级以上景区，其中5A、4A、3A 和2A 级景区分别为15、192、340 和12 个。已有研究（盘瑶丽，2016）表明，某些位于景区周边的乡村休闲旅游地可依托现有景区的游客资源，并与所依托的景区形成互补式发展。即周围景点对乡村休闲旅游产生集聚效应，一般为距景点越近以及景点等级越高则其开发成功的潜力越大。根据广东省现有2A 级以上景点空间分布及现状景源等级表示对乡村休闲旅游地分布的影响程度（徐晓伟 等，2012）。5A、4A、3A、2A级景点分别作为1～4 级影响因素，参考相关研究（王明正，2019），确定定级因素的作用半径分别为5、4、3、2 km。根据欧式距离下，实际距离与最大距离的比值确定不同级别的衰减系数，并计算对应的影响分度值，最终将结果叠加得到基于距离衰减的总影响分值（图11）。
图11 广东省A级景点距离衰减影响分值Fig.11 Distance attenuation impact score of A-class attractions in Guangdong Province
提取650个乡村休闲旅游地的景区辐射影响分度值，按照等间距划分为5个等级，分值越大，级别越高。从表3 可以看出，随着距景点距离的增大，辐射影响分值逐渐降低，乡村旅游地数量整体也呈现下降趋势，表明广东省现有A 级景点对乡村休闲旅游地产生集聚影响，且集聚效应随着距离增大逐渐减小。但乡村数量并不是随着影响分值呈线性减少，而是在衰减过程中出现一个峰值。分析其深层次原因发现，在辐射影响分值最强的区域内，现有景点分布密集且级别较高，此区域距离城市较近，基础设施覆盖完善且已形成成熟的旅游休闲体系，人们更倾向于选择此类景源满足日常休闲旅游需求，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乡村休闲旅游的发展。因此，依托现有景点发展的乡村休闲旅游地应结合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辐射范围进行布局规划。
表3 广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地景区辐射影响分值统计Table 3 Statistics on the radiation impact score of scenic spots of rural leisure tourism in Guangdong Province
4）客源市场 乡村休闲旅游的客源主要来自于周边城镇（朱中原 等，2020）。而“环城游憩带”理论认为，城市居民游憩活动空间会呈距离衰减式扩散（吴必虎，2001），因此以更小尺度的广东省1 138 个镇为客源提供对象，分析客源市场对乡村休闲旅游地空间分布特征的影响。通过最近邻分析发现，广东省建制镇与乡村休闲旅游地之间的距离最小为134 m，最大为42 065 m，平均值为10 609 m。因此结合广东省实际情况，以建制镇为中心点，5 km 为缓冲半径进行多环缓冲分析，形成0～5、5～10、10～15、15～20、＞20 km 的同心圆游憩缓冲区间，得到回转半径（表4）。
表4 广东省各类乡村休闲旅游地回转半径统计Table 4 Turning radius statistics of various rural leisure tourism sit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统计结果表明，随着缓冲半径的增大，各类乡村休闲旅游地数量均逐步减少，且在建制镇15 km范围外几乎为0。分布规律较为统一，在0～5 km内分布最为密集，且均占各自类型总数的60%左右，其中聚落建筑类对城镇的依托最为显著，占比达到该类型总数的67%；
5～10 km 范围内数量占比均为30%左右；
10～15 km范围内均不超过10%。可以看出，无论是整体还是各种类型的乡村休闲旅游地，均对城镇的依托作用明显，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以邻近城镇为中心的空间距离衰减规律，即距离主要客源市场越远，乡村休闲旅游地的生存基础越差。
5）人口经济 在县（区）级尺度上对广东省2020 年人均GDP 进行统计，发现人均GDP 在0～3万、3万～6万、6万～9万、＞9万元的乡村休闲旅游地数量分别占17.6%、46.1%、23.7%、12.6%，可以看出，大多数乡村休闲旅游地人均GDP较高，但人均GDP与旅游地空间分布数量的关联程度一般，属于影响空间分布的次级因素。经济发展水平支持乡村休闲旅游的发展，而消费需求是产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水平和旅游需求也不断提高，从而形成一种正向反馈刺激旅游业不断发展。因此，良好的经济基础，是乡村休闲旅游转型升级的巨大市场推动力。其次，人口是产业的基础，也是助力产业振兴发展的关键，人口密度水平能体现乡村地区休闲旅游市场的规模和需求水平（李涛 等，2020）。随着现有乡村休闲旅游地辐射区内人口密度不断增大，休闲旅游地的数量也随之增加，并逐渐形成一定的集聚规模。
6）政策管理 2002年广东省政府设立旅游扶贫专项资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推动扶贫工作。此后，省政府发布相关文件，如《关于试行广东省国民旅游休闲计划的若干意见》（粤府 [2009] 19 号）提出开始重点支持发展和完善一批乡村旅游与休闲农业项目。《广东省乡村旅游与休闲农业发展规划》（2013—2020 年）开启了对乡村休闲旅游的全面布局以及重点工程建设项目，提出力争在10年内，将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打造成为广东省乡村的新兴产业。目前已打造了三批“美丽乡村”项目和“广东省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形成诸多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镇，并开始着手提升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示范项目，深度挖掘乡村休闲旅游资源，促进乡村休闲旅游全方位开发。此外，相关重大事件包括2018年广东旅博会，梅州、云浮乡村旅游季活动以及广东省“互联网+乡村旅游”高峰论坛等，通过全面展示乡村旅游资源和建设成果，极大地提高了乡村旅游地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对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7）创新发展 创新是关于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旅游的创新包括产品创新、过程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和制度创新（Hjalager, 2010）。对于乡村休闲旅游，创新发展实际也是供给、需求、管理3个层面的创新。首先，广东省乡村旅游为丰富供给，着力打造“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韵”模式。充分利用农村、农业和乡村文化资源，融合多个景点形成乡村旅游精品路线，既充分发掘和利用乡村旅游产品，又拓宽乡村休闲旅游业态体系。各地还通过组织从业人员进行乡村旅游培训，不断增强其服务品质，提升游客体验感受。
其次，面对客源市场的不同需求，广东省将乡村旅游作为休闲度假旅游产品的重要载体，打造部分面向中高消费群体的乡村休闲旅游地，以此有效地激发乡村旅游的创新能力与发展活力，为进一步推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保障。
此外，在管理层面上也开始转变营销理念与策略，选择以乡村丰富的资源为载体，营造具有乡村特色的旅游体验，以独具回味的感受吸引消费者，致力于以体验为导向发展乡村旅游。而在产业体系建设方面，通过一产转型升级、二产提质增效、三产争创品牌，积极推进乡村旅游业与三产融合发展，力争将广东省乡村休闲产业打造成千亿规模的经济产业集群。在政策支持下，广东省乡村休闲旅游的内核不断更新，从“十二五”的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转变为“十四五”的推进“乡村休闲”产业建设，更加符合新时代背景下的发展要求。
通过ArcGIS 空间分析发现，广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地主要表现为空间集聚化与资源类型差异化的特征。“两条轴带”中第一条沿粤港澳大湾区环形分布，轴带内乡村休闲旅游地数量上以聚落建筑类和产业融合类为主导。粤港澳大湾区依托深厚的水乡文化底蕴及民俗风物，形成众多融合观光、康养、体验、休闲等多种产业的都市农业综合体，完善的产业体系结构不断促进乡村休闲旅游地的集聚；
同时，该地区地势平坦，平原面积广阔，因此乡村休闲旅游地广泛、均匀分布，全域覆盖能更好地满足较大的客源市场与休闲需求；
此外，发达的交通体系和巨大的客源市场则在区位方面决定大湾区乡村休闲旅游地轴带式集聚分布的形成。
而“潮汕揭—梅州—韶关”组成的第二条轴带地形以山地为主，乡村集中分布在地势平坦开阔的地区，因此造成休闲旅游地主要以单核或多核集聚，且集聚效果更加显著。此外，近年来粤东、粤北大力发展乡村休闲产业，粤东沿海地区以休闲渔业、滨海风情以及潮汕传统村落联动发展；
粤北地区则建立了多处生态发展区，休闲产业生态化与农业生态化同步发展，并依托客家文化和少数民族风情全力打造粤北生态旅游圈，新增了大批乡村休闲旅游开发资源。同时，粤东、粤北地区因毗邻闽、赣两省，客源市场较为广阔，除部分游客来自珠三角城市外，也会吸引邻近省份的游客，因此，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沿边分布的乡村休闲旅游集聚轴带。
“增长极”主要位于云浮市境内及清远北部地区。云浮乡村休闲旅游资源丰富，同时处在连接西部省份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枢纽位置，拥有便捷的交通体系，良好的客源市场与消费需求进一步促进云浮成为乡村休闲旅游集聚地。而从整体上看，云浮东、西部形成2个增长极中心，西部地形以盆地为主，面积较为广阔，为田园综合体等融合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并与丰富的民俗文化共同构成乡村休闲旅游的主导产业；
东部地形多为丘陵山地，受此限制，集聚于东部的乡村休闲旅游地在旅游产业结构上更加依托于自然景观与聚落建筑。2 个增长极的发展各有侧重，并不断向外扩散，共同组成云浮市全域乡村休闲旅游格局。清远市北部连州市形成另一个增长极中心，清远北部毗邻湖南和广西，境内京港澳高速全面贯通，拥有广阔的客源市场。同时，清远素来有“珠三角后花园”之称，北部地区环绕多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国家森林公园，自然环境优越。此外，清远北部地区历史悠久，瑶寨民族风情浓厚。丰富的民俗文化、独特的自然景观及便利的交通体系共同促成该地区乡村休闲旅游增长极的形成。
实际上，空间分布的集聚性与不均衡性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马斌斌等，2020；
吕丽 等，2022）。乡村休闲旅游空间集聚分布，首先可通过集合土地、资金、资源、技术等要素优势，节约生产成本，以此不断完善基础服务设施、提升服务品质。同时，对于扩大区域休闲旅游的品牌效应，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具有实践意义。其次，可利用核心聚集区的扩散效应，不断扩大产业规模与辐射范围，推进乡村休闲旅游的全域化发展。基于此，对广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发展提出几点建议：
1）进一步优化空间规划与布局，推动广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均衡全面发展。广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地分布的集聚性较强，因此，首先应重点考虑在休闲旅游地分布稀疏、集中化程度不高的粤西、粤西北地区，加大资源开发和投入力度，提升产业集中度，促进区域相对平衡发展。其次，深入挖掘地方特色。大湾区历史文化悠久，民俗活动丰富多样，并且拥有众多体系完善的休闲农业综合体，粤东地区依托民俗文化、历史遗存资源，粤北则凭借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与民俗风情成为省内主要的乡村休闲旅游聚集地。粤西地区具有丰富的滨海渔业、山水田园风光以及众多人文古色，应充分利用良好的山水生态文化以及资源优势，进一步挖掘粤西自然景观和产业融合类型资源的潜力，将自然生态景观与历史人文风貌有机融合，全力打造一批集观赏性、体验性、生态性于一体的新型乡村休闲旅游地。
2）对于乡村休闲旅游欠发达地区，首先应完善旅游交通系统。不仅要推进道路干线连接景区建设，还要积极完善各区域至周边省域的交通网络系统，有效提升各景点之间以及景点与客源地之间的交通可达性。同时，借助现有高星级景区辐射作用不断加强乡村休闲旅游地基础设施建设，综合提升服务品质，努力扩大知名度，突出品牌效应，吸引周边城市及省域游客，稳定乡村休闲旅游客源市场，从而有效提高乡村休闲旅游发展水平。
3）对于乡村休闲旅游较发达地区，首先可考虑进一步扩大产业规模、提升品质，持续增强示范带动能力，推动乡村休闲旅游高效集聚发展。其次依托中心城市，加强一体化的制度建设与政策供给，通过合理布局产业经济、资源配置，从而实现城乡休闲旅游一体化发展，形成居民共享城乡双空间的现代生活模式。同时，提供更多乡村休闲工作岗位，减少乡村人员外流，保证乡村休闲旅游地充足的人口及服务供给，促进其转型升级并保持高效持续发展。
本文立足于“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系统研究广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广东省5种类型乡村休闲旅游地在空间分布上均呈现显著的集聚特征，整体表现为“两条轴带，多个增长极”的分布模式。在沿边、沿海分布的基础上，依核密度值的高低分级分布，且形成相对独立的单核或双核聚集点。同时，乡村休闲旅游地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
2）广东省各类乡村休闲旅游地在不同空间尺度下的集聚特征均表现为先增大后减小，且存在一定的空间差异性。历史遗存类分布的区域范围最大；
民俗文化类和聚落建筑类较为接近，但集聚强度前者高于后者；
自然景观类和产业融合类对资源的依赖性较强，空间分布的范围最小。
3）资源禀赋为乡村休闲旅游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天然基础，且更适宜在地形平坦、邻近水源的耕地、林地等地区发展；
交通可达是旅游地发展的重要基础，各种休闲旅游地对良好的交通体系都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景区对乡村休闲旅游地具有集聚性，并逐渐形成依托现有景点发展的模式，但同时也需注意，此类乡村休闲旅游地应结合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辐射范围进行布局规划；
客源市场作为乡村休闲旅游发展的生存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主要表现为距离客源市场越远，乡村休闲旅游的生存基础越差；
良好的人口经济基础，为当地乡村休闲旅游的发展提供更有利的支持性因素，是形成乡村休闲旅游市场的巨大推动力；
而宏观上政策的调控为广东省乡村休闲旅游的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本文从不同空间尺度下对乡村休闲旅游地空间格局、结构类型的剖析有助于揭示乡村休闲旅游地的空间分布规律和特征，为深入研究其空间演化奠定基础；
同时本文创新性地构建了基于“供给、需求、管理、创新”4 个维度的影响因素体系结构，并详细论述了4个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可为全面细致探讨乡村休闲旅游地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提供基础架构；
此外，省级范围的乡村休闲旅游空间特征研究对更好认识和分析区域乡村休闲旅游发展布局、规模及开发重点，帮助农村落后地区加快发展、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具有实际指导意义。本文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数据选取方面，首次使用点状乡村旅游地作为研究对象，但未考虑乡村旅游地中各种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体量，对于体量较大的面状自然游憩空间的分析多停留在定性层面；
此外，乡村休闲旅游地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是“供给、需求、管理、创新”4 个维度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重点从供给与需求维度的资源禀赋、交通可达、空间集聚等方面展开，受限于乡村社会经济数据难以获取以及“管理、创新”维度的因素难以量化表达，因此缺乏相关层面的指标影响分析。在后续研究中须进一步从2个方面展开。首先，从游客视角及当地居民视角开展实地调研，对比已有的供给、需求端相关分析，对乡村休闲旅游理论与实践进行丰富论证；
其次，结合遥感、POI、手机信令、出行轨迹等多源时空大数据，进行空间格局的时间序列及动态演化分析，从而深化乡村休闲旅游空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