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艺，梁留科，2
（1.洛阳师范学院 中国旅游研究院县域旅游研究基地，河南 洛阳 471022；
2.河南大学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 475001）
近年来，风险感知及管理策略成为学术界与决策层关注的重要议题［1］。风险感知反映了风险暴露的预期及减轻或应对不利影响的能力，是适应性决策的关键因素。风险管理是选择适当的替代工具组合，涉及风险降低、风险缓解和风险应对［2］。关于风险感知，学者围绕天气和自然风险［1］、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3］、政策风险［4］等开展系列研究；
风险管理策略主要包括普遍性风险策略（减少消费、向亲友寻求帮助、获得贷款、寻求就业、资产变现等）和特定生计方式紧密关联的策略［5］。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A）、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WP）提出的“压力—状态—响应”（PSR）为生计风险分析提供了基础框架［6］。基于SLA和PSR，生计资产作为农户风险响应能力的核心要素，是农户管理生计风险的基础资源［7］。
然而，当前研究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农户面临的生计风险及其特征与来源尚缺乏全面认识，更缺乏对农户风险偏好及风险处理行为的深入理解［8］。此外，风险感知具有环境特定性，根植于独特的生计系统［9］，而已有研究多局限于DFID的SLA的5项生计资产，难以有效揭示中国乡村转型的基本结构环境下旅游农户风险行为及管理策略的影响因素［10］。鉴于此，急需辨明脱贫旅游地旅游农户面临的关键生计风险，探索影响旅游农户抵御风险的关键因素，以巩固旅游脱贫攻坚成果。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结合脱贫旅游地农户生计环境，构建如图1所示的脱贫旅游地农户生计风险及管理策略分析框架。
图1 脱贫旅游地农户风险管理策略分析框架Figure 1 Analysis framework of farmers"risk management strategy in poverty relief tourism destination
1.1 研究区域概况
栾川县位于豫西伏牛山腹地（图2），是我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一部分，属于典型深石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接近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警戒线。河南省将旅游业作为引导农户与现代产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途径，栾川县也因势成为“国家级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连片特困地区旅游脱贫县”。截至2020年底，栾川县境内有5A级景区两家、4A级景区8家，57个贫困村中的45个村将乡村旅游作为主导产业，有31个贫困村1.3万名贫困群众通过发展旅游实现脱贫。栾川县乡村旅游及旅游农户生计面临旅游季节性、激烈市场竞争、市场化转型等诸多压力和不确定性，探索农户的压力特征及响应策略对巩固旅游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农户现代化有重要价值。
图2 案例区位置及样本村分布Figure 2 The location of case area and distribution of sample villages
1.2 调研内容设计
连片特困山区通常面临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等不完善的市场环境［11］，信息成为影响家庭优化投资决策的关键因素［12］。此外，乡村转型过程中，治理逻辑的变化［13］往往伴生着小农行为和心理的结构性调整［14］。在积极组织行为领域，心理资本被用来反映小农户在转型过程中的心理适应性［15］。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参考农民生计风险研究［16］、管理 策 略 研 究［17］和 可 持 续 生 计 研 究［18］相 关成果，在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五项生计资产基础上，增加反映乡村转型情景的信息资产和心理资产两部分内容。考虑到被访者可能的填答式的“趋中反应”，面向农户的问卷采用4级量表的形式，对生计风险管理策略选择则采用虚拟量表，具体测量框架见表1。
表1 旅游农户生计资产、风险感知及管理策略调查指标Table 1 survey indicators of livelihood assets，risk perception and response strategies of to urism farmers
（续表1）
1.3 数据收集
本文采用参与式农户评估法和便利性抽样的方式。课题组成员分别于2020年6月和2020年8月两次入户调研。调查范围涉及栾川县7个旅游村（图1），共发放农户问卷270份，回收农户有效262份，问卷回收率分别达到97.04%。样本农户在各旅游村的分布和调查对象的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信度检验结果显示，旅游农户生计资产、能力和压力感知的指标与其所在维度的CITC系数均大于0.50的标准，Cronbach"sα系数超过0.70的标准。问卷结构效度KM0值为0.857，Bartlett球形检验P值为0.000，通过了信度和效度检验。
表2 样本农户的抽样分布Table 2 Sampling distribution of sample farmers
指标权重设置。考虑到农户对旅游的参与是对多元家庭禀赋的综合性动员过程，本文中假定各项生计要素对旅游农户生计同等重要，所以借鉴了全球多维贫困指数（MPI）采用的平衡加权方法，假定各项生计资产对农户生计发展具有同等价值［19］。
生计资产计算。生计资产计量借鉴相关研究中的资产指数化计量方法［20］。首先计算农户每一种资产的指数，资产指数计算公式为：
式中：Wi为具体指标的权重；
Pi为经过标准化处理的指标值；
X为自然资产（N）、社会资产（S）、金融资产（F）、心理资产（P）、信息资产（I）、物质资产（M）和人力资产（H）。
旅游农户家庭综合资产（LA）在各分维度资产及权重基础上计算获得［19］。计算公式为：
其他方法。对生计资产与风险间的关系分析，采用灰色关联性方法；
对生计风险与管理策略间响应关系的考察，采用典型相关性。管理策略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考察农户的生计资产对其生计风险管理策略的影响。
3.1 生计风险与生计资产的关系
根据旅游农户综合生计资产，以0.289、0.350、0.419为自然断裂点，将旅游农户划分4个等级，4个层级资产水平的旅游农户在综合资产水平及7个分维度层面都具有显著分异（图3）。其中低资产、中间资产水平（较低资产和较高生计资产）和高资产水平农户占比分别为17.56%、69.08%和13.36%，整体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分布结构。
图3 农户生计资产水平分异Figure 3 The differentiation of livelihood assets
从表3中统计结果显示，农户的生计风险结构为，竞争风险（3.47）＞需求变化风险（3.22）＞季节波动（2.65）＞知识风险（2.56）＞政策风险（1.90）。4种资产等级农户面临的生计风险大小差异呈现，低资产水平＞较高资产水平＞高资产水平＞较低资产水平（表3）。资产水平越高，感知到的季节波动越低，感知到竞争风险和需求高级化风险也越强烈；
低资产和较高资产的农户，对政策变化更为敏感。
表3 旅游农户面临的风险结构及其在4种资产等级农户间的分异Table 3 The risk structure of tourism farmers and its differentiation among four asset classes
灰色关联分析结果显示（表4），影响市场波动性风险感知的前三位因素分别为人力资产、心理资产和信息资产。影响市场竞争风险、需求变化风险感知的前三因素与影响市场波动性风险感知的前三位因素基本一致。影响知识风险感知的主要因素为心理资产、人力资产和金融资产；
影响政策风险感知的前三因素分别为物质、自然资产和心理资产。
表4 生计资产与生计风险的灰色关联性Table 4 Grey correlation between livelihood assets and livelihood risk
3.2 生计风险与风险管理策略间的关系
从表5可见，共有5个典型变量被提取出来。F值检验显示，其中3个典型变量是呈现出0.01水平的显著性，1个典型变量在0.05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因此，最终应该以4个典型变量为准进行后续研究。①第一组典型变量中，主要受X1（季节波动）影响，主要受Y3（企业合作）和Y4（季节务工）的影响。面对季节性波动，旅游农户主要通过与产业链上游游客供应商合作、季节性务工两种方式来应对；
X1、Y4系数均为正，显示季节性市场变化越大则季节性务工越多。由于案例地乡村旅游主要基于自然山水资源，旅游经营与务工形成季节性互补，甚至形成杨树坪村这样的季节性村落。②第二组典型变量中，主要受X2（竞争压力）和X3（市场需求变化性）影响，主要受Y5（升级改造）和Y6（外出学习）的影响。X2（竞争压力）、X3（市场变化性）形成的生计风险和Y5（升级改造）和Y6（外出学习）的管理策略的正相关，即竞争压力、市场需求变化性越大则升级改造和外出学习倾向性就越强。③第三组典型变量中，主要受X4（政策风险）影响最大，受Y2（邻里合作）、Y3（企业合作）影响最大。X4、Y2和Y3的正系数表明农户倾向于通过邻里协作、外部组织的合作，来适应乡村的市场转型带来的适应性压力。回归结果揭示，在社会整体层面，政府、市场和社会构成社会范围内具有互补性的资源和机会配置机制［20］。④第四组典型变量中主要受X4（知识风险）影响最大，V*4受Y1（租赁经营）、Y3（企业合作）和Y6（外出学习）影响最大。X4、Y1、Y3、Y6系数均为正，反映了农户生计转型和生计的社会化过程中，以习俗、文化为代表的传统地方性知识日益不能满足生计发展的需要，农户通过市场化联结或专业知识的学习，以构建动态适应能力［21］。因生计机会的有限性、旅游生产服务空间与家庭生活空间的一体性，选择租赁经营的农户相对偏低。
表5 风险与管理策略典型相关系数及典型变量Table 6 Canonic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canonical variables of risk and coping strategies
3.3 生计资产对风险管理策略的影响
从表6可见，旅游农户对风险管理策略的选择具有偏好性：升级改造＞季节务工＞外出学习＞企业合作＞邻里合作＞租赁经营。季节性务工、空间改造、外出学习是普遍采用的风险管理策略，而租赁经营和邻里合作在农户的压力应对方案中排位比较靠后。此外，对邻里合作的选择低于与企业合作，与已有研究相比有较大出入，已有研究认为发展中地区农户首选的策略是求助于熟人［22］。已有研究认为，农户家庭资产禀赋影响其风险管理策略的选择。鉴于此，本研究选择以租赁经营、邻里合作、企业合作、季节务工、生计改造和外出学习作为因变量，以7项生计资产为自变量，采用二元logistic方法分析考察旅游情景下农户生计资产对风险管理策略的影响，结果如表7所示。
表6 旅游农户风险管理策略的选择Table 6 The choice of risk coping strategies for tourism farmers
表7 生计资产对旅游农户风险管理策略选择的影响Table 7 The logistic model"s regression result of the impact of livelihood capitals on risk strategies
从表7可见，在人力资产、自然资产、社会资产、信息资产、金融资产、心理资产、物质资产等7项生计资产中，只有人力资产在5%的统计水平上对租赁经营有显著性影响。说明无论生计资产水平的高低，旅游农户不倾向于采用租赁经营的方式以应对所面临的生计风险，这进一步表明小农式旅游经营在经济收益之外还承载家庭的社会文化价值［23］。①信息资产、心理资产对“企业合作”策略有显著正向影响，其回归系数分别为0.37、0.46。说明拥有较多信息和心理资产的旅游农户，倾向于选择与外部企业合作的方式，以规避可能的生计风险。反过来，旅游产业作为一种现代服务业，农户从传统的农林生计向旅游型生计转型的过程中，要求农户以心理资产为基础的效能感和信息资产为基础的理性分析，形成与现代产业体系的联结和适应。而人力、自然、社会、金融和物质资产在案例地样本农户融入现代旅游产业环境的中的作用并不显著。②金融资产、信息资产、物质资产会对季节务工有显著负向影响，其回归系数分别为-1.01、-0.66和-0.71。说明拥有较多金融、信息和物质资产的旅游农户，倾向于选择季节性务工策略以规避风险倾向性更低。主要原因在于：拥有较多金融、信息和物质资产的农户，通过旅游经营也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而旅游淡季的季节性务工收益较低，农户倾向于淡季休闲和维护旅游设施。而拥有较高人力资产的农户则倾向于通过家庭内部分工（如高素质劳动力长期务工，其他家庭成员居家经营旅游），实现劳动力在时间、生计方式上的合理分配。③人力资产、心理资产正向影响农户选择升级改造的倾向，物质资产会则有负向作用，其回归系数分别为0.57、0.92和-1.14。说明拥有较多人力资产、心理资产的旅游农户往往越愿意采取“升级改造”策略来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高级化的旅游需求带来的风险或压力。而拥有较多物质资产的旅游农户，更倾向于通过知识学习、外部合作、升级改造应对季节、市场和政策风险。④信息资产、金融资产、心理资产和物质资产会对外出学习有显著正向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0.58、0.75、1.48和1.37。说明拥有较多信息、金融、心理和物质资产的农户倾向于选择旅游淡季外出学习，以提升经营能力而规避可能的生计风险。其原因在于，随着旅游竞争的加剧和旅游需求的升级，经营创新日益成为获得动态优势的关键。拥有较多物质和金融资产的农户，不需要在淡季务工以弥补家庭收支平衡，较高的信息资产则有助于保持对环境变换的敏感性，心理资产有助于引导农户通过学习和内生能力的发展以积极适应环境变化。⑤社会资产会对邻里合作有显著正向影响，其回归系数为0.41；
金融和物质资产对邻里合作产生显著负影响，其回归系数分别为-0.37和-0.44。邻里合作是分散的小农式旅游经营应对风险的重要方式，而社会资产是邻里合作的基础。在乡村地区市场化转型和农户生计社会化过程中，旅游农户生计的发展日益依赖于对外部产业链的嵌入和区域交换系统的融入，反过来，拥有较多金融资产和物质资产的更倾向于对异质性网络的融入，而不是本地同质性农户间协作。
4.1 结论
后脱贫时代，旅游农户面临主要风险源为市场竞争和市场需求的变化，主要受人力资产、心理资产和信息资产的影响。生计资产显著影响农户生计风险状态，生计资产水平越高，对生计发展的长期风险更为敏感，否则，更关注短期风险。典型相关性分析表明，风险感知与管理策略之间表现为压力—响应关系。在旅游供给侧改革和需求高级化的压力下，农户倾向于通过租赁经营、企业合作、外出学习等方式响应知识风险，反映乡村旅游、旅游农户生计对外部知识的依赖性。此外，农户倾向于通过邻里、企业合作的方式响应政策变化的压力，反映政府、市场、社会3种社会资源配置体制，在农户生计发展中的互补性关系。生计方式（包括风险管理）作为实现生计目标的活动与选择的组合，建立可得、可控资产的基础上。由此，生计资产显著影响风险管理策略，风险管理策略也往往与一定的资产组合形成对应关系。
4.2 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获得的政策启示主要有如下5个方面：①市场需求和竞争是农户生计的主要风险源，易受人力资产、心理资产和信息资产的影响。其政策含义是：在信息时代、乡村市场化、高质量发展等综合性宏观背景下，应强化对农户的信息、人力、市场意识等新兴要素的培育和供给。②在乡村转型和分化背景下，农户生计行动对社区协作的依赖性减弱，更加依赖于单个家庭及外部合作。其政策含义是：在增进农户与现代市场主体衔接的过程中，也要强化社区协作和传统社会网络为基础的本地社会资本的复兴。③农户倾向于通过外部主体合作、外出学习，以应对知识风险。其政策含义是：通过多途径增进村户与外部知识、信息主体的衔接，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新兴动能。④面对生计风险，农户采取的主要应对策略是专业强化型（如升级改造、外出学习），也有被动性响应环境变化以平衡家庭收支压力（如季节务工），分别对应高资产和低资产农户。其政策含义是：对的资产水平农户，提供更多就业信息，提升对短期风险应对能力，并逐渐培育知识和心理资产为核心的长期适应能力；
对高资产水平农户，重点在于增进知识和信息供给，提升农户的创新和动态发展能力。⑤综合多维分析结果发现，生计风险、生计资产和风险应对策略之间存在显著关联性，其中以生计资产为核心的农户生计能力在风险感知及风险管理中处于枢纽地位，而农户生计资产禀赋在根本上受到旅游小农生产组织方式的约束，国外研究提出发展大型经济组织，因其对风险具有更多计划性和丰富的应对方案。因此，促进农户现代化转型，特别是农户企业化和适度规模化，是增强旅游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关键，这将是社区旅游发展模式、政府支农政策等创新的主要方向。此外，本文从农户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分化类型—旅游农户角度展开，相关研究成果也适用于其他类似特征的农户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