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凤, 周毕芬
(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人才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而返乡农民工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农民工返乡创业既可以提高个人收入，还可以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农民工受自身能力与社会资本限制，其对各类资源的整合与协调能力较弱，具有较强的环境依赖性，更倾向于在有优惠政策和资源扶持的地区进行创业[1]。而公共产品供给作为创业支持系统的核心成分，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息息相关，是提升创业可行性不可或缺的软环境[2]。完善地区公共产品供给质量和优化地区公共服务可以间接改善创业环境，激发农民工的创业激情和提升农民工的创业韧性。但我国城乡创业环境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城市相差甚远，导致农村基础设施较为薄弱，进而影响了农村的整体创业环境。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政府日益关注并不断优化公共产品供给，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了生产和生活保障。鉴于此，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农民工返乡创业对乡村振兴具有积极影响，是学界的研究热点。本研究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经济效应、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等3个方面进行文献评述。
2.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学界主要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外部环境等3个方面研究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其中，个体特征方面，既有研究普遍认同创业能力、收入、务工经历等因素会显著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如苗薇薇等研究风险防范能力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分析指出信息能力和理性应对能力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9]；
许明研究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分析指出外出务工经历会显著抑制农民工返乡创业[10]。家庭特征方面，既有研究普遍认同家庭收入、家庭资本等因素会显著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如李海波研究家庭资本禀赋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分析指出家庭年总收入、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等因素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11]；
石智雷等研究家庭禀赋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分析指出家庭经济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12]。外部环境方面，既有研究普遍认同政策扶持、创业氛围等创业外部环境会显著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如张立新等研究创业环境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分析指出政策支持和创业氛围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13]；
佟光霁等研究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关键影响因素，分析指出创业环境是调动农民工返乡创业积极性的重要介质[14]。
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学界普遍认同农村公共产品是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重要介质。如贾鹏等基于CLDS 2016数据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分析指出不仅个体和家庭因素会显著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决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包括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也会显著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但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作用效应更大[15]；
陈习定等基于CHARLS面板数据研究基础设施对农户创业的影响，分析指出农村基础设施越完善，农户创业意愿越强烈，其中通信基础设施作用最明显[16]；
张青等基于CHARLS 2011数据研究农村非生产性公共产品对农户创业的影响，分析指出不同类型的农村公共产品对农户创业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其中信息服务保障、教育文化服务等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对农户创业具有显著影响[2]。
综上，学界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鲜少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机制，以及影响的代际差异和区域差异。鉴于此，本研究基于CLDS 2018数据实证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以及影响的代际差异和区域差异，以为地方政府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和优化农民工返乡创业环境提供借鉴。
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农村公共产品是指作用于农村区域的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点的可以满足农民生产、生活所需的有形物品和保障性服务，包括农田灌溉设备、农业科研、农技推广、农业信息服务、农作物灾害防治设施，以及文化娱乐、医疗卫生、农村教育、社会保障等[17]，具体可以划分为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和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其中，以农田灌溉设备、农业科研、农技推广、农业信息服务、农作物灾害防治设施等为代表的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主要是为农业生产服务，有助于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从而显著提升返乡创业农民工的收入水平；
以文化娱乐、医疗卫生、农村教育、社会保障等为代表的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主要是为农民生活服务，有助于提升农民生活品质，从而显著提升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幸福感。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
H1a——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
H1b——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同时，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具有收入效应，且返乡创业农民工多为理性经济人，追求效用最大化，使得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相比于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更能刺激农民工返乡创业。鉴于此，本研究进一步提出假设H1c——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正向影响相较于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更为显著。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不同类型创业的影响。本研究根据全球创业观察的定义按属性将创业划分为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18]。其中，生存型创业具有低技术门槛、低成本和低风险系数的特征，往往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保障而返乡创业，其与自雇劳动者特征更加契合；
而机会型创业具有雄厚的资金背景、较高的技术门槛、较大的创业规模和较高的收益率等特征，相对更注重市场机遇的把握，其与雇主特征更加契合。但无论是生存型创业还是机会型创业，增创收益、缩减成本支出和优化生活质量仍是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重要因素。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生存型创业和农民工机会型创业；
H2a——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生存型创业；
H2b——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生存型创业；
H2c——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机会型创业；
H2d——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机会型创业。但从不同类型的创业来看，生存型创业者多出于满足基本的物质需要，更加注重收入的增加；
机会型创业者更注重职业前景的规划与自我价值的实现，期望被人尊重以及获得他人的赞赏。可见，农民工生存型创业主要是为了寻求基本的生活保障，促使其对能够直接促进资金收益的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的认同度更高；
而农民工机会型创业主要是为了追求更优质的生活质量，促使其对能够直接提升生活福利的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的认同度更高。鉴于此，本研究进一步提出假设H3——生存型创业的农民工对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的认同度更高；
H4——机会型创业的农民工对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的认同度更高。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 Survey, CLDS)关于个体、家庭、村居三项问卷的合并数据。CLDS是由中山大学策划和实施的连续性调查项目。该调查系统地收集个体劳动力、家庭和村居等3个层级的资料，内容涉及劳动力迁移、教育背景、工作性质、社区状况等题项，范围覆盖全国29个省份(西藏、海南及港澳台地区除外)，是一项跨学科的大型动态定期追踪调查，具有较好的代表性。结合研究目的，本研究采用Stata工具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具体包括：(1)筛选剔除非农业户口的样本，保留同时满足有外出务工经历(跨县流动半年以上)且不打算继续外出务工条件的样本；
(2)整合与本研究相关的个体、家庭、村居问卷中的变量，剔除数据严重缺失且容易影响结果稳定性的样本；
(3)结合现实情况剔除年龄在18～65岁之外的样本。经整合，最终得到915个观测样本。
(二)变量设置
本研究将变量分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各变量的赋值和描述性统计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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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变量的赋值和描述性统计Table 1 Assignment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农民工返乡创业，选取农民工生存型创业和农民工机会型创业进行表征。本研究结合CLDS个体问卷的题项设置，若农民工返乡创业同时满足“有外出务工经历(跨县流动半年以上)”“农业户口”“不打算继续外出务工”“现有工作状态为雇主或自雇”等4个限制条件，则赋值为1；
反之，则赋值为0。同时，本研究根据全球创业观察的定义，将自雇定义为生存型创业，将雇主定义为机会型创业，认为二者均属于创业范畴，均赋值为1，其他就业身份则赋值为0。其中，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均值为0.14，表明农民工返乡创业人数较少；
农民工生存型创业的均值为0.11，表明农民工生存型创业人数较少；
农民工机会型创业的均值为0.03，表明农民工机会型创业人数非常少，微乎其微。
2.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选取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进行表征。本研究参考贾鹏等的做法[15]，采用累计加总的办法来计算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具体来说，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在问卷中涉及“是否有集体所有的灌溉设施或设备”“是否享受提供机耕服务”“是否统一购买生产资料”“是否统一防治病虫害”“是否实行种植规划”“是否组织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技术培训”“是否组织安排劳动力外出务工”等7个题项；
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在问卷中涉及“本村是否有幼儿园、小学、初中、运动场所或健身场所、老年活动室、公共图书馆或阅览室、社区广场或公园、儿童游乐场、公交车站、银行或信用合作社、集贸市场、公共垃圾环卫设施、娱乐场所、卫生室或卫生站”以及“是否通电、路面硬化、通自来水”等17个题项。本研究将所有题项回答为“有”或“是”的，赋值为1；
反之，将所有题项回答为“没有”或“否”的，赋值为0。同时，以上述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测量的7个题项中赋值为1的题项的累计数量表征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
以上述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测量的17个题项中赋值为1的题项的累计数量表征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
以上述24个题项中赋值为1的题项的累计数量表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其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的均值分别为12.86、3.50和9.36，表明农村公共产品、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和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的供给情况整体一般。
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村居特征和区域特征等4个层面。具体来说，性别的均值为0.64，表明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多数为男性；
年龄的均值为43.02岁，表明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多数为中年人；
婚姻状况的均值为0.90，表明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多数为已婚；
政治面貌的均值为0.04，表明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多数不是中共党员；
受教育程度的均值为2.78，表明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整体不高，以初中为主；
健康状况的均值为3.51，表明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的健康状况整体较好；
生活满意度的均值为3.62，表明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对生活的满意度较高；
工作经历的均值为1.00，表明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均具有工作经历；
参军经历的均值为0.03，表明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几乎未曾参军；
家庭规模的均值为6.22，表明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的家庭成员较多；
家庭汽车的均值为0.28，表明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的家庭多数没有汽车；
农业生产的均值为0.72，表明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的家庭多数从事农业生产；
家庭总收入的均值为10.40，表明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的家庭实际年总收入一般；
村居人口的均值为7.75，表明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所在村居的实际居住人口数较多；
村居治安的均值为4.57，表明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所在村居的治安情况非常好；
村民信任度的均值为4.08，表明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所在村居的村民对邻里的信任度较高；
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均值分别为0.34和0.24，表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返乡创业农民工的数量均较少；
西部地区的均值为0.42，表明西部地区返乡创业农民工的数量相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较多。
(三)模型设定
考虑到被解释变量农民工返乡创业、农民工生存型创业和农民工机会型创业均为二值变量，结合既有研究，本研究采用对接近0或1时预测概率相对更敏感的Logit模型进行回归检验。模型具体如下：
(1)
(2)
(3)
其中,Pij表示各被解释变量的概率，包括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概率、农民工生存型创业的概率和农民工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当j=1时,Pij表示第i个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概率；
当j=2时,Pij表示第i个农民工生存型创业的概率；
当j=3时,Pij表示第i个农民工机会型创业的概率。Gim表示各解释变量，包括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当m=1时,Gim表示第i个农民工所在村居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当m=2时,Gim表示第i个农民工所在村居的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
当m=3时,Gim表示第i个农民工所在村居的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Xi表示包含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村居特征和区域特征在内的所有控制变量;α表示常数项;β、γ表示变量的参数估计值，其数值和符号会随不同的实证检验而发生变化。其中，若β显著为正，表明解释变量显著正向影响被解释变量，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农民工生存型创业和农民工机会型创业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反之，则表明解释变量显著负向影响被解释变量。而公式(2)和公式(3)分别是对公式(1)中Pij和1-Pij的运算解释。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Logit模型和OLS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表2)。
表2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Table 2 The impact of rural public goods supply on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 to start business
由表2可知，OLS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且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每提高1个单位，则农民工返乡创业概率提高1.1%；
同时，Logit回归分析结果与OLS回归分析结果基本一致，无显著差异。这表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假设H1成立。这主要是缘于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可以直接或间接优化创业环境，提升农民工获取社会各项资源与服务的能力，降低创业风险，从而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进一步区分农村公共产品类型后，OLS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且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每提高1个单位，则农民工返乡创业概率提高1.7%；
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也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且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每提高1个单位，则农民工返乡创业概率提高1.1%。这表明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假设H1a和H1b均成立；
这也表明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促进作用大于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假设H1c成立。这主要是缘于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可以显著提升农业的生产效益和农民工的经济效益；
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工生存发展息息相关，可以保障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生活质量，间接降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生活成本；
同时，鉴于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大医疗、教育等的投资力度，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的边际效用逐渐递减，且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日益重视，返乡农民工开始注重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的供给，所以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促进作用更大。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Logit模型和OLS模型中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和符号基本一致，这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研究结果的可信度。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不同类型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
本研究进一步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不同类型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表3和表4)。
表3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生存型创业的影响Table 3 The impact of rural public goods supply on survival-oriented entrepreneurship of migrant workers
由表3可知，Logit回归分析结果和OLS回归分析结果均显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生存型创业，假设H2a成立；
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在OLS模型中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生存型创业，但在Logit模型中影响不显著，假设H2b成立。这主要是缘于选择生存型创业的农民工在城市的劳动报酬较低，为提高生活水平和增加收入会倾向于返乡创业，其对各类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依赖度更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可以为其返乡创业提供更多保障。同时，从边际效应来看，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生存型创业的影响效应明显大于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假设H3成立。这主要是缘于农民工生存型创业以农业和传统服务业为主，使得其对可以直接增收的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的需求更高。
表4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机会型创业的影响Table 4 The impact of rural public goods supply on opportunity-based entrepreneurship of migrant workers
由表4可知，Logit模型和OLS模型中样本数不一致，原因在于Logit 模型精密的运算模式会自动剔除少部分与其他变量存在共线性问题的数据。但这2种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机会型创业，假设H2成立。这主要是缘于选择机会型创业的农民工往往具有相对较好的经济条件和社会背景，可以发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带来的资源性机遇，从而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但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机会型创业的影响均不显著，假设H2c和假设H2d不成立。这主要是缘于机会型创业一般创业资本较为雄厚、创办规模较为庞大、投资收益率较为可观，多为非农创业且涉及的创业领域广泛，需要更多元化、更优质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使得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机会型创业均无促进作用。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回归分析结果可靠稳健，本研究进一步采用更换估计方法和缩小样本容量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
1.更换估计方法。考虑到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农民工返乡创业是二值变量，进一步采用Probit模型来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由表5可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的估计结果均显著为正。可见，更换估计方法得到的回归分析结果与原基本回归分析结果相吻合。
2.缩小样本容量。考虑到极端值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回归分析结果的准确性，本研究参考董静等的做法[19]，采用缩小样本容量的方法剔除年龄小于20岁以及大于60岁的样本后得到830组数据，进一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由表6可知，缩减样本容量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的显著性和符号与大样本的实证分析结果无本质区别，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可见，上述实证分析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表5 更换估计方法的稳健性检验Table 5 Robustness test for replacement estimation method
表6 缩小样本容量的稳健性检验Table 6 Robustness test for reduced samples
(四)异质性分析
1.代际差异。考虑到农民工的人生态度、生活习惯、思维观念和创业动机等会受到生命周期的差异影响，本研究结合既有研究成果，以1980年为分界线，将1980年之前出生的农民工界定为老一代农民工，将1980年及之后出生的农民工界定为新生代农民工，进一步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的代际差异。囿于篇幅限制，本研究仅展示Logit模型的检验结果。由表7可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老一代农民工返乡创业，且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对老一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明显大于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
同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均不显著。这表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的代际差异显著。这主要是缘于老一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自身能力受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均可促进其返乡创业；
同时，由于时代经历，老一代农民工更加熟悉农业生产，所以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对老一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更为明显。与此同时，相比城市高质量的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现阶段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较差，无法吸引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使得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均无促进作用。
表7 代际差异检验Table 7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 test
2.区域差异。考虑到中国各地区在经济环境、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本研究将29个省份以地理区位和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进一步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的区域差异。同样囿于篇幅限制，本研究仅展示Logit模型的检验结果。由表8可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农民工返乡创业，但对西部地区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不显著；
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农民工返乡创业，但对中部地区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不显著；
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则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均不显著。这表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的区域差异显著。这主要是缘于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其较快的发展节奏会带给农民工较大的生活压力，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可以为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提供更好地收入保障，有助于提升其生活水平；
但东部地区农民工较为丰富的社会经历开拓了其眼界，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与其心理预期存在较大差距，使得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对东部地区农民工的返乡创业无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一般，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整体有效提升了农民工的各项边际效用，使得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中部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促进作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为滞后，农民工收入水平整体不容乐观，且西部地区特殊的产业结构特征和土地资源优势，使得具有直接增收效应的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对西部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促进作用。
表8 区域差异检验Table 8 Regional difference test
(一)结论
基于CLDS 2018数据，采用Logit模型和OLS模型实证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以及影响的代际差异和区域差异，得出以下结论：(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生存型创业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机会型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的代际差异显著。其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均对老一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则影响不显著。(4)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的区域差异显著。其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对东部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中部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对西部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对策
农民工返乡创业受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影响，应进一步优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群体差异化供给策略和区域差异化供给策略等，以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
1.优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考虑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可以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可促进收益，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可提升生活福利，应合理安排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结构。具体来说：在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方面，要注重多元化供给，不断提高现代机械设备、农技推广、农业科技研发等的供给质量和供给规模，且要根据实际需要确定供给重点和优先顺序，以有效提升返乡创业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水平，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在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方面，要稳定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的水平，寻求更丰富的农村生活型公共产品供给，以有效提升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边际效用，从而降低创业的隐性成本，保障返乡创业农民工的生活质量。
2.优化群体差异化供给策略。考虑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的代际差异显著，应根据群体特点和需求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针对性，以优化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果。具体来说：针对老一代农民工，要在保障农业生产设施和基本生活质量的基础上充分听取农民工意见以优化供给策略；
同时，完善技能培训服务，以全方位保障创业项目启动，解决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后顾之忧。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要紧扣数字时代的发展需求，提供智慧型农村公共产品，如提供现代化农业作业设备、搭建快递枢纽和现代物流集散区，以及完善互联网基础设施等，加大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在创业中的应用，推进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以更好地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需求，吸引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
3.优化区域差异化供给策略。考虑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的区域差异显著，应根据各地的资源优势和发展需求，合理分配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品类和供给规模。具体来说：针对东部地区，要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和供给种类，尤其要加大对先进、智能的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的帮扶力度，推动自动化设施设备的研发和应用，提高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以缩小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距，推动东部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针对中部地区，要提升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和供给种类，完善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综合配套设施和服务，降低创业资源约束，以提升中部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能力，增加创业可行性。针对西部地区，要重点关注各种农村生产型公共产品供给对西部地区的帮扶作用，结合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完善农业灾害防治设施和服务，以提高返乡创业农民工的风险预防和应对能力；
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加大对西部地区的保费补贴并适当拓宽保险覆盖面，以增强返乡创业农民工的风险承受能力，带动西部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