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少峰，刘惠子
(西北大学 a.经济管理学院; b.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西安 710127)
我国区域经济不协调问题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区域经济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20年GDP南方地区占全国比重为64.55%，北方地区仅占35.45%，同时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6，远低于世界城乡居民收入比1.5的合理水平。由此可见，地区和城乡经济差距扩大成为制约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实施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障碍。发展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提出的大推进理论为经济均衡协调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强调政府应加强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扩大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从而推动国民经济全面均衡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为适应“互联网+”经济、智慧城市以及智慧交通等新模式，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转向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信息网络为基础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20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同年4月国家发改委明确指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具体包括5G、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组成的信息基础设施，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传统基础设施发挥作用的融合基础设施以及支撑科学研究、技术研发等具有公共属性的创新基础设施。那么，基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背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否能够成为提升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重要推动力？新型基础设施的发展是否能推动产业虚拟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些是本文集中要探索和讨论的问题。
已有研究认为，交通等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推动产业集聚，还能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一方面，从集聚效应角度来看，交通基础设施存量的增加有利于产业在区域内集聚，产业集聚程度越高，其发挥的集聚效应也会越大，更有助于经济发展(魏巍、李强等，2014)[1]；
另一方面，从要素扩散视角来看，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尤其是高速铁路的建设，加快了资金流、人才流、信息流和技术流在区域间的扩散，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王华星、石大千等，2019)[2]。上述文献明确了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联系，这为本文分析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虚拟集聚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研究思路。
目前，关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相对较少，部分学者从新型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发展的其他方面展开研究。一方面，新型基础设施可以通过开创新业态与新技术，提高存量制造产能的效率以及竞争力(任志成，2020)[3]；
另一方面，新型基础设施通过完善贸易环节、加快要素流通速度来推动对外贸易的升级(钞小静，2020)[4]。同时，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的加快，降低了上下游企业在地理上的依存度，将企业双方从地理空间集聚转向了以数据和信息实时交换为核心的网络集聚模式(王如玉等，2018)[5]；
产业通过共享网络平台获取知识、技术资源，并在虚拟空间上进行集聚，从而形成共同发展、互相竞争的产业虚拟集群(吴哲坤、金兆怀，2015)[6]。那么，新型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过程是怎样的、新型基础设施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哪些路径，这都成为当下中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应思考的问题。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与总结发现，鲜有研究新型基础设施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同时也忽视了产业虚拟集聚在新型基础设施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基于此，本文从产业虚拟集聚出发，在要素流动、规模经济、技术扩散以及知识溢出四维视角下分析新型基础设施通过产业虚拟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机制，同时构建2015—2019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产业虚拟集聚以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多维度实证考察新型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本文与以往研究的区别主要如下：第一，从理论层面上研究梳理了新型基础设施通过产业虚拟集聚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完善了新型基础设施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传导机制；
第二，借助现有的研究方法测度产业虚拟集聚程度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更加深入地探讨新型基础建设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效果；
第三，丰富现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认知研究，力求为区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优化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建议支撑体系。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作为产业数字化的物理支撑将实体空间中各种资源生产、交换以及流动等经济活动痕迹记录在网络空间内部，突破传统产业地理集聚对空间位置的依赖，推动基于实虚紧密耦合的产业虚拟集聚新型组织形态形成。本文基于产业集聚理论，将产业虚拟集聚分为产业专业化虚拟集聚和产业多样化虚拟集聚。产业专业化虚拟集聚是指同类产业部门集聚在虚拟信息网络空间中，降低同一产业链中上下游企业在地理上的依存度，产业上下游之间不再按照传统固定的生产工序绑定生产合作关系，而是变成利用互联网平台优势实现企业自主规避交易成本、选择最优合作商的任务型连接合作模式，形成线上线下融合的专业化虚拟集聚形态；
产业多样化虚拟集聚是指不同的、互补的产业部门集聚在虚拟网络平台中，为不同产业合作提供便捷、低成本的线上沟通路径，实现跨产业的知识、技术互补性融合，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多样化虚拟集聚形态形成。本文结合MAR和Jacobs外部性理论，从要素流通视角、规模经济视角、知识溢出以及技术扩散视角分析新型基础设施通过产业虚拟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机制，并根据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一)新型基础设施通过加快产业虚拟集聚培育缩小区域差距新动能
1.要素流通视角
通过观察我国经济发展过程可知，东部发达地区要素流通效率始终高于中西部地区，这说明要素流通以及要素空间布局是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在数字经济时代，新型基础设施为生产要素流通奠定良好的物理基础，同时数字技术对劳动、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进行数字化升级，将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纳入生产函数中，为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增长提供新动能。首先，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可以对市场上海量数据进行实时采集、处理和深度挖掘工作。其次，5G、工业物联网等连接技术可以加速数据资源的有效传输，并基于梅特卡夫法则的几何倍增效应进一步实现基础设备、产品、服务、消费者以及应用场景之间的互联互通。最后，大数据、工业物联网、5G等新兴数字技术的融合、集成应用有助于加速具有明显增值倾向的数据在虚拟网络空间中的集聚以及在各主体之间的充分流动，加强区域间充分联系与连接，从而有效促进跨区域深度融合发展，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一方面，新型基础设施为数据要素的流通和集聚提供了重要虚拟网络空间载体，有助于数据要素在网络上低成本、高效率地实时流通交换，增强要素流通过程中的透明化和协同化，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驱动要素向更有发展空间的地区流动，优化要素在分工结构内核跨结构间配置；
另一方面，数据要素在虚拟网络空间中呈分布式储存并由网络进行联结，数据需求方通过庞大的存储网络对数据资源实施提取，有效节约数据获取成本，削弱数据要素在区域间流动的行政壁垒，优化数据要素空间布局，实现数据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通。由此可见，新型基础设施作为数据生产要素的作用对象，通过构建虚拟空间集聚载体，提高数据要素的流通效率，发挥数据要素对传统生产要素效率的倍增作用，推动资本、劳动等要素数字化以及数据生产要素在区域间流通，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速经济均衡化发展。
2.规模经济视角
MAR和Jacobs外部性理论认为规模报酬递增是产业地理集聚的重要动因。但由于地理规模的有限性使得产业集聚具有拥塞效应，同时“中心—外围”定律使得生产要素过度向中心集聚，当产业扩张到一定规模时，要素使用效率低下、管理成本上升等因素就会带来规模报酬递减。随着数字技术不断进步与深度应用，尤其是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产业突破地理空间限制，实现在无限性虚拟空间(云端)上的集聚与分工协作，各虚拟个体摊分的交易成本锐减，从而实现规模报酬递增，提高地区生产效率，缩小区域经济差异，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虚拟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深化专业化分工。随着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以及经济社会数字化程度的加深，虚拟集聚平台的发展可广泛集聚各界资源，有效降低产业面临的外部交易成本：(1)信息数据资源在虚拟网络空间传播有利于产业间的交流沟通，降低了协商、谈判成本(施炳展和李建桐，2020)[7]；
(2)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可以实时追踪交易双方是否偏离合作方向，交易对手能够及时加以干预保证产品正常生产或交易，因此在数字化技术下产业所付出的监督成本将下降(Clemons e al.,1993)[8]；
(3)实体产业被虚拟集聚在网络空间内部，有助于产业接触到更大范围内上下游产业，并通过对比潜在合作产业的资信水平、产品质量以及服务能力等信息，筛选出最优秀的合作产业，降低产业的选择成本(Malone et al.,1987)[9]。二是扩大中间投入品市场规模效应。数字技术使得虚拟集聚各主体不仅可以快速将产出信息发布，还能瞬间获得市场上存在的任意数量中间投入，产业生产出的产品和服务将面临整个市场，此时中间投入品的市场效应将无限放大。同时，传统产业集聚中不可贸易的生产性服务业将在虚拟集聚的作用下变得可交易，此时产业虚拟集聚获得无形中间投入品的便利程度远大于传统产业集聚。由此可见，新型基础设施通过数字技术将众多产业虚拟集聚在网络空间内部，扩大中间投入产品的市场规模效应，降低产业外部交易成本，给予产业发展专业化的动力，使得生产成为多个主体相互协作的过程，落后地区可以参与到国内价值链体系中，实现国内横向模块分工，立足于本地区的比较优势，激发区域经济活力，在分工协作中不断提高本区域的经济增长水平与质量，缩小与发达地区经济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3.技术扩散视角
克鲁格曼在《地理与贸易》中指出，产业集聚具有技术扩散效应，并且两者之间存在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自我增强关系。产业集聚对技术扩散的影响可以通过“井筒模型”来进行描述，即在产业集聚过程中加速了技术等资源的自发性流动，促进产业技术扩散。新型基础设施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物理支撑，加速推进以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产业物联网为核心的数字技术逐渐成为通用性技术，有效建立技术资源虚拟空间集聚平台，并通过技术资源交互网络平台多时点、多空间进行技术扩散，有效缩短了技术扩散的时滞性，发达地区的先进技术可以向落后地区扩散，同时落后地区通过“干中学”“模仿创新—自主创新”渠道，发挥技术红利效应，实现区域经济趋同发展。同时，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发展为通用数字技术在技术同质性产业、技术异质性产业中提供了最优的技术扩散路径：(1)同质性产业技术网状扩散。新型基础设施推动技术资源在虚拟网络空间进行集聚，并在各主体间进行充分的交互流通，缩短了技术扩散的空间距离，利用数字技术优化同质性技术扩散路径呈网状形式展开。这种网状技术扩散方式降低了技术沉睡的可能性，打破了传统上下游产业的线性封闭式技术转移模式，实现了从“一对一”到“一对多”的跨越式技术扩散模式的转变，当其中某一条技术扩散路径失效时，其他相邻路径可以对其进行互补，保证技术扩散的稳定性以及高效性。(2)异质性产业技术融合扩散。新型基础设施推动不同产业的异质性技术资源积集聚在虚拟网络空间中，实现不同产业数字技术融合，收缩或模糊产业边界线，显著影响其他产业中产品和服务质量。通过产业虚拟集聚缩短产业技术扩散的距离与时滞，扩大技术融合的有效区间，促进区域间异质性产业技术扩散效应，实现通用性数字技术从教育、医疗、政府等服务业逐渐向工业、农业部门进行渗透和转移。由此可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通过促进产业虚拟集聚平台形成缩减空间地理距离、优化技术扩散路径、促进同质性产业技术网状扩散以及异质性产业技术融合扩散结构的形成，实现技术在区域间无阻碍的扩散和创新，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4.知识溢出视角
马歇尔、波特以及藤田昌久等认为,知识溢出是产业集聚的重要动因。迈克尔·波拉尼将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易通过书籍、语言等编码方式进行传播学习，而隐形知识不具有跨时空分享性，必须依赖长期所处环境。新型基础设施搭构的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产业虚拟集聚平台大大提高了知识溢出的全域性，将引起区域获取知识机会的均等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第一，由于数字技术的进步，虚拟网络空间使原本不能数字化的隐性知识变成明晰的、稳定的、可远距离编码传播的知识，同时降低知识的空间粘滞性，使不同区域可以通过虚拟网络平台快速共享知识。第二，显性知识在虚拟空间集聚上可实现远距离瞬时、保真、低成本、无时滞地传播。因此，在知识总量一定时，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推动的产业虚拟集聚会使显性知识份额上升、隐性知识份额下降，增强知识溢出的网络外部性。综上所述，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所架构的虚拟网络平台替代了部分线下实体接触，使得任何区域都能够低成本瞬时获取部分知识溢出，推动区域获取知识机会的均等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二)新型基础设施通过放大产业虚拟集聚的虹吸效应扩大区域差距
在数字经济时代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可能会存在“数字鸿沟”，这对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具有不利影响。此外，随着新型基础设施推动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虚拟集聚新型组织形态的形成，产业虚拟集聚可能会产生虹吸效应，导致部分区域人力、资金以及技术资源向数字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进行集聚，落后地区因资源大量外流对当地经济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无形中会扩大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但目前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处于上升期，产业虚拟集聚组织也处于初期，因此本文认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产业虚拟集聚所产生的区域经济协调效应将高于虹吸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1：新型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正向促进影响
假设H2：新型基础设施，可以通过促进产业专业化虚拟集聚和产业多样化虚拟集聚间接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即产业专业化、多样化虚拟集聚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
(一)模型设定
本文为探究新型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首先，构建如下回归模型，考察新型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影响效应。
CRDi,t=α0+α1NIi,t+α2Xi,t+μi+εi,t
(1)
其中，CRDi,t表示i地区t年的区域协调发展水平；
NIi,t表示i地区t年的新型基础设施投入水平；
Xi,t为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交通基础条件(TC)、政府干预程度(GOV)以及对外开放程度(FDI)；
μi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城市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其次，为检验前文分析的新型基础设施，可以通过产业虚拟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本文参考温中麟(2012)[10]检验中介效应的程序，利用逐步回归分析法进行间接传导机制的相关检验。在式(1)新型基础设施投入水平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系数α1经过显著性检验的前提下，构建新型基础设施投入水平(NI)对可能的中介变量产业专业化虚拟集聚(MAR)、多样化虚拟集聚(JAC)的回归方程，以及同时加入新型基础设施投入水平(NI)和中介变量产业专业化虚拟集聚(MAR)、多样化虚拟集聚(JAC)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CRD)的回归方程。通过观察分析这两个线性回归方程中专业化虚拟集聚(MAR)、多样化虚拟集聚(JAC)和新型基础设施投入水平(NI)前的回归系数β1、φ1、φ2的显著性变化，判断产业专业化虚拟集聚(MAR)以及多样化虚拟集聚(JAC)是否为新型基础设施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中介变量，构建回归模型如式(2)、式(3)所示：
MAR(JAC)i,t=β0+β1NIi,t+β2Xi,t+μi+εi,t
(2)
CRDi,t=φ0+φ1NIi,t+φ2MAR(JAC)i,t+φ3Xi,t+μi+εi,t
(3)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1.被解释变量：区域协调发展水平
新时代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是要有效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形成要素自由有序流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发展新格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标准有四：一是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二是实现区域公共服务适度均衡；
三是实现区域发展机会均等化；
四是实现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和谐发展。因此，本文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细分为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基本公共服务以及生态环境四个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指标
在具体的测算过程中，首先对各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通过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得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综合评价值。其次采用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分析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经济发展子系统x、人民生活子系统y、基本公共服务子系统z以及生态环境子系统g之间相互作用强度。耦合度模型计算公式如式(4)、(5)。
(4)
耦合协调度：
(5)
式(5)中，n表示子系统数量，在本文中n=4，f(x)、f(y)、f(z)、f(g)分别为经济、人民生活、基本公共服务以及生态环境子系统评价得分。T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经济-人民生活-基本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其中α+β+δ+χ=1，本文将四个子系统视为同等重要，因此将其各视为1/4。
2.核心解释变量：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水平
关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至今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本文根据新型基础设施的官方分类以及旷爱萍(2021)[11]和郭凯明(2020)[12]的做法，使用信息基础设施投资、融合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创新基础设施投资三个指标来衡量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水平。其中用信息技术服务固定资产投资衡量信息基础设施投资，用数字化与传统基建融合的固定资产投资衡量融合基础设施投资，最后用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卫生社会工作固定资产投资衡量创新基础设施投资。对于数据的处理，本文对三个指标加权平均得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水平(NI)。以上指标均可以从各省统计年鉴以及科技统计年鉴中获得。
3.中介变量：产业虚拟集聚
本文借鉴杨仁发、包佳敏(2019)[13]衡量产业集聚的方法，用区位熵测度产业专业化虚拟集聚度(MAR)，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的倒数测度产业多样化虚拟集聚度(JAC)，并使用细分行业电子商务交易额作为产业虚拟集聚度测度的主要指标，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6)
(7)
其中，j表示行业，K为地区，qjkt表示t期k地区j行业电子商务交易额，qkt表示t期k地区电子商务交易额，Qjt表示t期j行业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Qt表示t期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MAR数值越大，表明该地区产业专业化虚拟集聚程度越高；
JAC数字越大，表明该地区产业多样化虚拟集聚程度越高。各地区各行业电子商务交易额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
4.控制变量
为了更加准确地评估新型基础设施的投入水平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本文选取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以及政府干预程度三个控制变量来减少外生因素对研究结果产生的干扰。交通基础设施水平(TC)采用交通密度测量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存量水平，由于内河航道并不存在于每个省份，因此仅采用铁路与公路密度之和表征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对外开放程度(FDI)采用各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额来表示地区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其中实际利用外资额利用当年汇率平均值折算成万元人民币；
政府干预程度(GOV)采用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占当地GDP比重衡量政府干预对经济的影响，地区政府财政支出若用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以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则有利于激发地区技术创新潜力、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若地区政府财政支出用于行政管理或是公共投资，可能会挤出私人投资，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不利于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以上数据均可以从各省的统计年鉴中获得。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处理过后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新型基础设施投入水平(LnNI)的均值为8.470，标准差为0.683，最大值为9.439，最小值为6.806，表明我国不同地区间新型基础设施的投入水平相差较大。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CRD)、产业专业化虚拟集聚(MAR)与产业多样化虚拟集聚(JAC)也同样出现区域差异大的特征。从控制变量来看，不同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LnTC)、对外开放程度(LnFDI)以及政府干预程度(GOV)等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表2 描述性统计表
(一)基准回归分析结果
为检验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是否稳健，采用逐步增加控制变量的方法对新型基础设施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行静态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如表3所示。从模型(1)-(4)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随着本文选择控制变量的逐步增加，核心解释变量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LnNI)的系数始终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增加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能够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控制变量方面，从模型(4)可以得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LnTC)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正向的影响关系，交通基础条件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促进区域经济协调0.065个百分点的发展，表明随着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区域间运输成本也随之降低，要素自由、有序流动成为了可能，在需求成本循环因果效应的作用下，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增长，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对外开放程度(lnFDI)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不存在显著的影响作用，并且其回归系数为负，说明了过多的外来投资会导致区域内企业产生投资依赖，不利于本地经济持续发展；
政府干预程度(GOV)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区域协调发展指数有显著的负向作用，政府财政支出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会引起区域协调发展指数0.438个百分点的下降，这表明财政支出内部各构成要素符合社会共同需要且各构成要素占财政支出总量的比例处于失调、不合理状态，即财政中公共投资和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比较大，有可能挤出私人投资，降低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抑制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发展，因此政府干预程度的增加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抑制作用。综上所述，从基准回归可以得出新型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正向促进影响，验证了假设H1的正确性。
表3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回归分析结果
(二)区域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研究区域内30个省(市、自治区)要素资源禀赋、发展机会等方面存在差异，各地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水平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也可能存在异质性，为了更加准确探究新型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东、中、西部以及南、北方地区，进一步考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区域异质性影响，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回归结果发现，东、西部地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效果在中部地区不显著。具体的原因是中部地区长期以重工业为主，早期大规模传统工业建设造成产业结构单一、自然资源短缺以及人才流失等问题，给中部地区发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带来挑战，因此近些年中部地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较小，尚未形成集群效应，也难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西部地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促进效用大于东部地区，原因在于西部地区主要以传统农业以及传统制造业为主，其发展机会与创新能力缺乏，更加需要通过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赋能传统产业、催生新兴产业、提升生产效率、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因此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相较于东部地区具有更大的推动潜力。同时控制变量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也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政府财政支出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抑制作用在中部表现得更显著，表明政府参与可能会存在私人资本挤出，破坏其市场化程度，因此会阻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交通基础条件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推动作用在东、中、西部地区均显著，但推动效果在地缘广阔的中、西部表现更为明显。对外开放程度的回归系数尚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不明显。同时从表4中还可得出，南方地区较北方地区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更加显著，呈现出“南强北弱”的特征。具体原因在于我国三大城市群中，长三角、珠三角两大南方城市群的人口吸引能力远远超于北方京津冀城市群，同时南方一些核心城市很好地抓住了互联网、5G等新兴产业发展契机，更加看重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和发展，具备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核心优势。
表4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区域差异影响结果
(三) 机制检验结果
上文从理论分析中推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产业虚拟集聚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产生促进作用。为验证前文提出的假设H2，本文分别从产业专业化虚拟集聚与产业多样化虚拟集聚两个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模型(5)、(6)检验了产业专业化虚拟集聚的中介效应，模型(5)检验结果表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对产业专业化虚拟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将中介变量产业专业化虚拟集聚(MAR)加入模型(6)中，可以看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仍然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1%水平下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模型(6)中LnNI的系数较模型(4)有所下降，这说明产业专业化虚拟集聚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间接影响作用机制。模型(7)、(8)检验了产业多样化虚拟集聚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产业多样化虚拟集聚并不是新型基础设施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间接路径。根据模型(6)、(8)可知，产业专业化虚拟集聚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同类产业在虚拟网络空间中大规模集聚会促进区域间劳动力、中间投入品和知识技术的共享与溢出，使得产业可获得的中间投入品价格降低、生产效率提高，从而推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与此相反的是，产业多样化虚拟集聚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作用不显著。从上述回归结果分析可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路径是产业专业化虚拟集聚，而产业多样化虚拟集聚对新型基础设施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尚未发挥显著作用。原因可能在于，新型基础设施主要推动了产业专业化虚拟集聚形成，各地区不同产业多样化融合程度低，尚未能够有效支撑起产业多样化虚拟集聚外部经济的产生。由此得出，增加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水平会加快产业在网络空间上的专业化虚拟集聚，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而产业多样化虚拟集聚中介效应不显著，无法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由此，证明了假设H2中产业专业化虚拟集聚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的正确性。
表5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检验结果
本文立足于数字经济是新时代下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基于新型基础设施是未来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动力引擎以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动能，从产业虚拟集聚角度出发，采用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15—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计量模型探索新型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以及作用路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东部和西部地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部地区则不显著，同时还呈现出“南强北弱”特征。
第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机制路径为产业专业化虚拟集聚，通过产业专业化虚拟集聚加快生产要素流通效率、释放规模经济效应以及知识技术溢出等，降低中间投入品价格、推动跨区域产业分工协作、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推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而产业多样化虚拟集聚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
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性建议：
第一，为了持续发挥新型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政府应加快推进地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程，提高地区数字化程度。从基准回归与地区异质性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促进作用并未在北方地区产生影响。因此，新型基础设施落后地区的政府部门要加快落实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政策，通过政策制定吸引多方投资主体进行投资，同时政府也要采取动态化、差异化参与策略，支持区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差异化发展，对于东部新型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地区，要着重加快构建数字智慧城市群网络，进一步加快技术流、人才流、信息流的流通速度以及配置效率。在中西部新型基础设施匮乏的地区，应大力布局超级数据计算中心，通过“东数西算”提高东中西部地区数据要素跨域流动，充分带动区域间产业融合和协作，同时降低东部地区数据计算服务成本，释放区域合作倍增效应。
第二，加快数字经济时代网络平台建设，促进产业虚拟空间集聚。从中介检验结果可以得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加快了产业虚拟集聚，还通过产业虚拟集聚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因此，在数字经济时代要充分利用虚拟集聚这一新的组织形态所带来的资源集聚优势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新支持。各地区应加快虚拟集聚平台的建设与合作，通过网络平台助推知识技术、资本和人才在地区间的高速流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平台经济在各领域的应用。同时在网络安全防护方面，应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安全以及个人隐私保护的法律法规，提高对数据泄露和可能存在的网络风险的防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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