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浩 张瑞敏 李欣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社会治理，着力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社区治理领域提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社区是基层基础，只有基础坚固，国家大厦才能稳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1]。这些论述为社区治理提供思想指导，也为社区应急建设提供根本遵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暴发后，疫情防控对党的执政能力构成了重大的考验。各级党委、政府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依靠医院、社区两个阵地有效地控制住疫情。在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形势下，社区应急治理能力建设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社区应急的领导方式由传统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领导机制转变为党委直接领导下各部门联防联控的新机制。基层社区党组织的应急治理能力建设成为新时代下社区应急的一个新的维度。如何在社区中提高党组织的应急领导能力？如何探索党组织领导下社区应急管理的创新路径？本文基于对党的应急维度拓展和应急治理的创新拓展困境的分析，总结党建引领与社区应急“双向融合”的理论逻辑，进而对社区危机处理、应急管理到应急治理提供有效的对策建议。
中国化的社区遵循着集体主义的方法论，把社区纳入国家管理中，在固定的区域形成共有的政治认同、社会认同、文化认同，实现空间与价值上的双重建构。在社区宏观层面中体现国家的行政管理，具有从属性；
同时，在微观层面中实现社区居民的自治。中国的历朝历代一直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但是无论郡县制还是行省制，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范围只到达县一级，县以下的生产生活、社会事务等大都以保甲形式由民众自治[2]，由民间具有威望的人士担任里正、父老等职务，实现自我管理。但是这种宗族自治的构成形式，治理能力有限并且缺乏组织化的应急主体，在遇到灾难时难以实现资源的统筹和有效的组织，基层自治与应急防控无法达到深度的融合，造成社会制度失灵。新中国成立以后，以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为基本组织形式的城市基层组织模式得以确立。随着社会经济转型，单位制度逐渐解体，社会职能逐步向社区转移并对社区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社区应急管理随着社区建设制度的改革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社区发展由“自治-行政”二元属性转变为党领导下的“一核多元”属性，通过城市党委的领导，有效联动各基层党组织，使政府力量下沉，广泛吸纳城市社会资本和社会组织参与，并且动员社区居民参与自治实现应急自我管理。社区在党的领导下达到自治与行政的有效融合。这次疫情防控鲜明体现了在新时代党的领导已经成为应急管理的主体，社区成为源头治理的关键。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社区能够在党的领导下运用好应急预案，根据事件发展形势做出专业化的处置，第一时间控制灾害蔓延。由此，解决了应急事件中社区权责分立的问题，既做到资源下沉，也做到事权下沉，促进应急主体与社群的融合治理，形成中国城市社区独有的应急思维。
(一) 党建引领下应急维度相对拓展的理论困境
党建引领下应急维度的相对拓展，指在社区自治的基础上，尊重社区的自主性发展，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把党组织嵌入到城市社区治理当中，加强党在社区应急领导方面的拓展。具体以党的应急领导能力建设和打造“一核多元”的社区应急共同体为拓展形式，形成“党组织领导、多元参与、居民共治”的应急格局。基于现实条件下，实践过程却面临如个体化倾向、行政化社区以及党组织涣散等困境。
改革开放后，随着单位制的解体，社区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平台。但是高度集中的单位制产生的行政化效应在转变为社区制的过程中，随着社会资本、社会资源配置不均衡与社会快速的经济发展产生矛盾，使得社区主体产生裂变，出现社会原子化、社区去组织化、社区客体异化三个方面的问题。单位制解体使得原有的高度组织化的生活场域逐渐瓦解，代之以原子化的个体和社区居民难以被有效地动员的去组织化[3]。在市场经济发展下，原子化的个体受城市阶级、资本分化产生个体主义倾向，出现了以个体参与社区应急能动性降低为特征的社区客体异化，导致社区应急主体与客体之间无法有效地联动。居民自治权被政府行政命令所吸纳，社区成为行政化的平台。近年来，随着政党对社区的嵌入，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成为社区应急的领导主体，社区党组织通过创新党建形式统筹社区资源，以自身特有的组织优势和政治优势来动员社区居民成为社区应急的有效路径。但是围绕着“政治动员”和社会管控，社区高度聚焦党政关系的协调性和群众性文化活动任务的完成，没能将强化政党自身能力建设与加强社会多元化治理有机联系起来[4]。城市社区网格化、组织协调性不强，网格过多无法形成有效联动，党建平台如党群会议、居民代表大会、居民议事大厅、居民委员会成为虚设。部分党组织涣散，粗放化治理，党建出现形式化、应付化，内容简单。党员应急能力差，知识储备落后。
(二) 社区应急治理绝对拓展的现实困境
社区应急治理维度的绝对拓展，指的是随着社区应急因子的不断增加，社区应急管理的范围不断扩大，社区在应急教育、应急资本、应急设施、应急人力资源等方面缺乏整体系统的联动。社区单一的应急管理方式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公共突发事件，出现社区应急管理固化与应急能力要求提升的矛盾。社区需要打破应急管理固有思维，转变为以应急治理为依据多方共建的应急共同体，并且在应急组织、社会资本、应急文化、应急制度等方面进行绝对拓展。但是在现实条件下，应急治理的绝对拓展却陷入了以下三种困境。
1. 社会自主性“复苏”带来社会应急资源失衡
改革开放后，我国不断拓展的社会空间、不断流动的社会资源以及社会自组织化程度的提升等因素共同推动社会治理从“他在控制”转向“自在发展”，引发基层社会自主性从“隐匿”走向“复苏”[5]。然而，我国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受科层制的影响以行政管理为主，由街道办主管社区应急建设，通过行政化命令来指导社区的应急工作。应急资源却由社区自主进行筹备，由于资金的限制，社区无法加强应急基础设施的更新和物资的购置，导致社区应急能力存在隐患。随着社会自主性的增强，社会资本更多掌握在居民和社会组织手中。行政主导的应急和自主化的应急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有效平衡，产生政府财政压力大、社会资本出现浪费、社区负担重等问题。例如，西北地区某市的社区，应急帐篷、应急药箱、雨伞、棉被等物资储备较少且物资存放时间长，部分应急药品存放时间过久，应急基础设施长期得不到更新，存在无人检查、无人管理的现象，应急模式缺乏系统性和组织性。但是，以社区居民委员会和社区应急志愿者协会为代表的自治组织却经常组织应急物资的集中采购，例如居民委员会以楼栋为单位集中采购医疗药箱，在疫情期间集中采购口罩、医用酒精等物资。在小区广场设置了疏散地点，建设了共享应急平台，利用标语警示牌进行宣传。应急志愿者协会开展了居民地震、消防、防洪、防疫等应急培训宣传，并且动员居民参与应急志愿活动，掌握科学的应急知识。在应急责任分散、应急方法不明确、行政化的命令占主导地位的应急模式下，社区无法有效组织统筹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造成社会资本的流失。同时，我国对社会组织准入采取双重管理，这就使得许多社会组织因缺乏明确的法律条款支持而难以获得政治背书[6]，而“法律法规的模糊性规定造成现有体制下政府缺乏引入社会组织参与风险治理的动力”[7]，社会组织无法全力参与到政府及社区统一的应急管理体系下，导致社区在“自治-行政”的二元冲突中形成社会应急资源的失衡。
2. 社会原子化导致社区应急动态组织性下降
社会原子化主要是指个人之间联系的弱化、个人与公共世界的疏离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个人与国家距离变远、道德规范失灵等一些基本的社会联结被破坏的现象[8]。一直以来，我国社区应急体现出浓厚的集体主义色彩，社区居民根据相似的文化属性、思想认知和价值认知连接在一起，形成强大的群众组织力。近年来，受社会异质性和阶层流动性的影响，社区居民开始强调个人私密性、空间的封闭性，并表现出盲目的排外。社区组织性下降，社区居民在价值认知、思想认识等方面的差异造成社区应急治理的参与性下降，居民防灾应急知识储备不足，应急能力低下。社区应急队伍大多由社区工作人员、政府行政人员组成，一些救援队伍由社会组织临时组建，缺乏专业的应急技能和救援器材，无法在灾害发生的第一时间进行救援，而依靠政府力量进行救援往往丧失救援的最佳时机。在部分社区，存在应急教育无法组织、社区居民应急意识差等现象。社区的宣传教育只停留在传单和口号层面，片面注重应急形式以应对行政检查而缺少实际层面的应用。由此，社区必须配备专业化的应急团队，如医疗救治、消防救援、防震救灾队伍，利用专业团队培训居民，组织居民建设社区应急共同体，以动态化的组织实现基层治理的联防联控。居民之间价值层面的差异使得居民理解能力和接受方式存在差异。社区可以以共同的文化为连接点，通过讲座、戏剧、歌舞等形式普及应急知识，并且借助社会文化活动或利用家庭来连接居民，打破社会原子化带来的个体主义色彩，实现社区的动态组织平衡。
3. 社区应急制度的“悬浮化”导致应急运转失灵
社区应急制度属于“行政+法治”双向治理，政府掌握社区应急的决策权、人事权，法律则为应急提供治理依据和根本保障。然而，应急事件的突发性和破坏性往往使社会出现“脆弱性”现象。首先在应急过程中，政府会关注应急维度的治理，忽视民生维度的治理。社区在后勤保障、民生服务以及基本的医疗、生活供给起到重要作用。实际上，社区把灾前防治、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纳入应急制度体系中，却受政府行政命令的约束，这导致在基层应急治理和信息传递中出现“真空”，使社区应急制度处于“悬浮化”的状态。其次，在应急治理重心下沉的情况下，社区压力大，社区制度往往流于形式，无法在国家的既定规则中运行。同时，社区在受多元价值体系的冲击后，不同治理客体对治理主体提出不同的要求，呈现出立体化的治理需求和对“大应急”的治理格局的期待。传统的社区治理思路和价值观念处于“悬浮”状态，造成社区价值“碎片化”。
(一) 推动党建引领与社区应急治理“双向融合”
现代政党的基础存在于社会中，政党只有扎根社会，才能枝繁叶茂；
只有抱紧社会，才会稳固不倒，而党的社区工作正是党扎根社会的重要实现形式。党组织通过对社区的领导，实现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人力资源的统筹，增强社区的向心力和组织力。当前在党建与社区融合治理方面，国内学者对社区党建提出了三种形式：一是嵌入式党建。孔娜娜、张大维认为，嵌入式党建是党员嵌入或加入到群众管理或服务组织，并与群众形成了平等、网状式管理服务的党建工作新方式，体现了从科层式架构到扁平式组织，从威权式统治到参与式领导，从垂直式管理到嵌入式服务的党建变迁过程[9]；
二是区域化党建。唐文玉认为，区域化党建是服务于新型社会有机团结的、开放的、多样化的基层党建模式，是中国共产党在外部新型环境的复杂互动过程中进行结构性适应的产物[10]；
三是融入式党建。这一类型是基层党务工作者在社区党建与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它强调推动党建融入发展、服务融入民生、组织融入区域、党员融入群众，突出服务导向，建强服务队伍，完善服务体系，从而有力地提升服务的实效。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社区应急转型这一问题，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以社会环境变迁下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工作的适应性的视角来展开。对城市化中档的基层组织转型的研究，郭良平(Lance L. P. Gore)认为，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带来了城市的转型，社区党建既没有单位党建所依靠的结构化的权力支持，又面临着由社区的流动性、匿名性、老龄化、碎片化等诸多特征带来的巨大挑战[11]。高原明生(Akio Takahara)与罗伯特·本尼维克(Robert Benewick)认为，基层党组织对社区进行渗透主要采取强调党的中心作用与强调社区自主性这两种模式[12]。
本文认为，党建与社区应急融合路径可以从结构性融合、机制性融合、文化性融合和服务性融合四个方面展开。
结构性融合主要是指利用网络化的治理框架，把党政、社区居民、社会组织纳入到社会应急网络中来，形成网状结构，以党为权力运行的主体，以社区居民为权利参与的主体，把权力结构性转变为社区权利。两大网络主体之间利用自身特色进行互动与交流，通过拓宽网络二级连接点增强网络的密集度来高效利用社会资源，如政党可以利用党员下沉和政府资源下沉拓展党员网络，社区居民可以利用居民委员会建立楼栋网络，并用楼栋网络党支部来进行连接，促进社区多元主体的利益整合。
机制性融合指的是党与社区的“双向嵌入”，党把政治机制、组织机制嵌入到社区之中，将党的公权力延伸至社区应急和社会治理，形成对社区的吸纳与控制，推动政党与社会成为“增权”的治理格局。社区则把应急机制嵌入进党组织的领导之中，借助党的领导力完善社区自治的体制机制，并把社区人力资源、社区资本、社区社会组织嵌入应急党建之中，形成对党建的合作与参与。
文化性融合旨在克服社会原子化带来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悬浮”现象，在党建与社区深度融合的进程中达到思想引领的作用。由于多元文化的流行，主流文化、传统文化在社区层面呈现虚浮状态，趋于形式化、表面化、口号化，无法在价值层面凝聚社区居民形成价值合力，反映出发挥价值主体的政党和社区在宣传中缺乏有效的互动融合机制，缺少社区认同从而影响应急的价值动员和行动统一。促使文化融合需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绝对引领作用，使文化下沉到社区之中，通过多样的活动在实践中加强社区人际合作，发挥主流思想的价值引领作用，形成一元核心、多元共存的社区价值融合模式。同时，提高社区在应急方面的认同感和行动力，使社区成为资源整合的推动力。
服务型融合是通过组织场域的分工合作，利用政党与社区的相互作用，把握场域合作，整合社会空间和拓展组织功能的作用，把公共利益与自我利益结合起来，塑造服务化的社区。党建领导机制的创新可提高社区应急能力，社区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的功能性协调需要党建来实现利益整合和功能规范。在突发事件出现时，居民可以向党组织寻求灾情救治、民生保障、后勤保障等多项事务的救援，融合后的社区党组织再把功能分解，帮助社区进行救治，以此调动多元主体的应急积极性，提高组织化的应急效率。
(二) 构建党建引领下立体化的社区应急框架
1. 采用“大党建+大应急”双向联动的应急模式
近年来，社会组织场域化和公民社会私域化给社会治理带来了一些矛盾，社会资本、价值选择、场域结构作为社区应急治理的重要因素无法有效地整合，存在应急缺位的现象。党组织在社区应急层面存在多部门党组织各自管理、无法有效联动、多头领导的现象。同时，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呈现价值分化、资本分化、身份分化，加大了应急治理的难度。鉴于此，应通过构建立体化的党建应急框架，采取“大党建+大应急”双向联动的模式，针对社会的阶层现状进行立体化治理，整合社会资本、社会价值、社会场域并将它们统一于社会应急的共同体之中。
“大党建+大应急”通过组织层面的调整、组织功能的拓展从而增强党组织间互动范围。第一，拓展组织联动范围。在社区应急治理中，可以把各社区党支部、社会组织党支部、小区楼栋党支部联合起来建立社区应急联合党委，并把政府应急管理局党组织纳入到联合党委的领导之中形成应急大党委的组织架构，通过实行主官负责制——由市领导任联合党委的主要负责人，由区级各部门领导下沉联系各社区，加强负责机制和强化应急督察的领导责任制。大党委统筹各社区的应急物资、人力资源、社会资本情况，配备专业化的应急队伍，把各社区、组织纳入信息平台之中，实现党建社区联动。第二，创新组织联动形式。加强应急化“党建”网格建设，在传统的网格化管理的基础上，把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纳入应急网格之中，形成多点化的应急中心。党建网格统筹横向的多元社会主体和纵向的垂直化的社区党支部。从党员队伍中选派优秀应急人才领导社区应急网格，在应急网格的专业化队伍里面发展党员，建立党小组。在每个党建网格之中选派专业化的党员组建应急团队，定期对所在网格辖区展开应急培训，利用党建组织优势吸收社区志愿者组建应急志愿服务队，定期开展应急巡逻以及突发事件的处理演练，推动社会应急专业化下沉至民众之中，培育良好的社会应急文化，推进社区应急常态化和社会化。第三，改善应急供给模式，当前社会有两种供给模式，一种是传统行政化的供给模式，一种是新型社会化的供给模式。行政化的供给受财政资金的限制，无法保障对应急物资的及时更新和设施建设。社会化的供给受行政化的限制，无法与社区有机融合。只有通过党建这一枢纽，才能使二者进行融合，组合新的应急供给力量。“大党建”不仅是社区层面的党建，更是吸收社会因子的社会化党建。其通过吸纳行政、企业、社团、居民、社会组织等多方面的力量，利用党建组织力来增强应急供给的深度与广度，为行政化与社会化建立联系。同时，打造应急社会化的供给模式，以社会企业党建为纽带，社会与社区共建应急力量。由企业出资、社区出力，利用党建网络建立联系，打造社区应急基金会进行社区应急物资供给和资金供给，使得传统的政府财政为主的单一供给模式转变为社会化的融资模式。
2. 建立四重维度下菱形应急模型
中国已经迈向市场经济社会，出现了“市场经济-利益分化-利益诉求-政治参与-民主发展”。如何在基层社区建立多元化的应急治理模型，推动基层应急系统内的高效平衡。本文在探索党的组织系统与社会应急系统之间的结构性架构后，创新菱形应急模型，在社区内部系统中有效激活社区内生要素与外来资源，提升二者的动态融合效能，提高社区应急的柔性及弹性，增强其系统内部的抗压力和可塑性，使其在危机中始终保持主体的核心稳定状态(见图1)。在同一平面内，有一组邻边相等的平行四边形是菱形，四边都相等的四边形是菱形，菱形的对角线互相垂直平分且平分每一组对角。菱形应急模型基于对应急主体和应急资源的统筹，由菱形的四个点组成的应急的四个维度和对角线中心点的核心维度构成，即设施维度、组织维度、信息维度、系统维度及位于核心维度的党建维度。四重维度主体在党建的领导下构成“点-线-面”的协作关系，各维度主体既相互联系又呈递进状态。四维的组合形成了菱形应急模型所特有社区柔性，即对于突发事件对社区所造成的压力进行静态吸纳并且转换为灾后重建的动态可塑性和恢复性以及社区对灾情的适应能力与灾后功能性重塑的轨迹过程。当突发事件对社会造成重大冲击时，短暂的社会功能失灵会带来社会的无序，但四维因子联系紧密、对核心维度反应迅速，则可以承受事件的冲击并且转化为社区有利因子。在建设应急模型的过程中，要按照社会的危机反应顺序进行。
图1 菱形应急模型
首先是以供给为主导、需求为指引的多元化一维应急基础设施建设。社区卫生服务是社区应急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在社区设置卫生应急机构和社区应急物资保障平台，以社区应急为中心、社区网格为范围、居民的健康为导向，以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为应急服务的重点，合理使用社区资源和适宜技术，以最快速的处理公共卫生危机为目的，达到疾病隔离、防控、救治的效果。同时规划公共应急中心，在户外公园、小区广场、社区中心等设置公共应急集中救援场所，在遇到地震、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时可以进行功能性救治。在社区内设置基层应急中心，对社区应急进行规划预案和临时指挥，并且有限度地容纳、安置一部分受灾群众。应提升社区基础设施的抗压力，提高社区公共安全防治的能力。
嵌入式的二维组织形态，二维应急则更多关注社区的人力组织层面，以社区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为基准。党政机关代表的正式力量的下沉和社区工作者的协作相结合的应急模式，是行政力量的外部性下沉。科研机关、应急知识人员进行补充式下沉，来填补应急过程中的知识性难题。同时，来自社区居民的非正式组织成为中坚力量的内部性下沉。非正式组织产生于社区居民，居民的草根性以及社区的属地性使其天然地成为了社区居民冲突的协调者、居民关系的黏合剂，在丰富居民生活、促进社区融合上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非正式组织以内嵌式结构进入社区治理当中，配合政府部门进行物资的配送，反映社区居民的需求，对社区应急教育、社区文化建设、社区应急救援发挥作用。应急力量需要非正式组织作为主力进行自我救治，构架起应急防控的第一道防线。
建立信息化的三维互动平台，是主要针对突发事件发生后，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居民心理危机干预和居民信息了解互动的平台。信息化的应急平台的功能主要在宣传教育、舆论引导、危机干预等方面。社区信息平台根据指挥平台的应急响应启动危机预案向居民传达政策信息、服务保障信息以及应急防治的知识，居民可以向平台报送健康情况和面临的实际问题以便社区安排救治。社区应急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开共享，并且与政府进行有机对接，形成“政府-社区-居民”的三位一体对接的三角结构。信息平台根据突发事件的情况进行舆论引导，及时公开现场情况并及时辟谣，由此在一线控制住舆情。
建立系统化的四维社区指挥平台，利用区块链技术加强社区应急治理，通过构建社区应急管理系统，建立社区居民应急信息数据库，加强信息的共享速度，促进平台多元参与、多元融合。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将社区的管理空间分成若干网格，网格以“1+1+x”模式打造1个网格社区、1个党支部、x个社会元素，连接城市管理系统，形成多种技术结合的应急治理平台。在疫情防控时可以最快地利用大数据进行信息收集和拉网排查，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信息情报分析形成应急决策，并且预测突发事件的发生概率，进行主动防控主动出击，排除危机爆发的潜在威胁，起到社区应急网格在系统中的作用。
(三) 创新运用“全周期管理”的应急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要着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湖北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要把全周期管理的理念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全周期管理”的思维成为基层治理体系建设的新理念，也为应急治理提供了理论遵循。根据“全周期管理”的思维优化基层应急的路径，探索社会治理的运行机理。“全周期管理”是一个管理学概念，指根据产品的导入、成长、成熟、衰退等生命周期予以跟踪干预，以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方式提高市场竞争力。“全周期管理”注重从系统要素、结构功能、运行机制、过程结果等层面进行周期性整合和全过程分析，以确保整个管理体系的危机预案、应急处理、后勤保障、灾后重建等各个环节均能运转高效、系统有序、协同配合。
如今，“全周期理论”被引入到社区治理中，即通过要素规划、多元主体协同以及闭环式管控加强社区应急能力。第一，在社区要素的规划管控中，要注意要素的集中性和信息的准确性，把社区应急要素纳入到党的管理之下，如社区组织的管理、社区应急资源的调配、社区人力资源的统筹。同时，及时研判信息，完善社区应急物资储备管理、确定总量、采储集合等全要素管理模式。依托大数据分析社区应急的漏洞与管理问题，完善诉求回应机制，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社区应急治理中完善决策、实施、监督的周期；
在社区处理突发事件中完善部署、贯彻、验收的周期。第二，多元主体协同，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同时吸纳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社区组织、社区志愿者等参与应急决策以及应急建设，增强各类主体社会服务的功能，解决社区治理“碎片化”的问题，加强政党、政府、居民的周期关联性，形成多部门、多主体联合应急、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激发社会的自发免疫系统，及时处理分散性信息，应对分散性危机。对于突发事件能够集中处理分析，并且根据各主体优势进行快速调整，协调社会信息的差异化，推动应急有序化。第三，加强闭环式管控，要注重“全周期管理”信息化平台的建设，利用网格来加强网络，用网络来完善网格。把周期管理下沉到基层应急之中，利用智慧平台对接基层人民的生活需求。健全突发事件管理的配套机制，强化全周期的防控意识，完善危机治理的总结吸收制度，实现风险管理闭环，对风险提高预见性，周期性地进行检查和预测，主动化解危机，推动城市社区各领域、各部分、各环节融合成有机转化的应急治理结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应该深刻认识基层应急的重要意义，积极探索党建引领社区应急的正确路径。通过党的自我完善创新党建引领下的社区应急治理的新思路、新举措，推进社区应急治理常态化，推动社区治理体系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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