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洁
内容摘要：在《词品》中，杨慎开宗明义提出“诗词同源而异派”，认为六朝诗是唐律与唐词之源，并提出“风华情致”“胸中有万卷”的词学主张，与其诗学推崇的“缘情绮靡”“无一字无来处”如出一辙，是其对六朝诗的继承与发扬，也深刻展现了其“以诗为词”，诗词互融的主张。
关键词：杨慎 《词品》 六朝词学 诗词同源
杨慎（1488-1559），明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被誉为明代博学第一[1]，现存著述二百余种。杨慎词作在明代占据一定地位，明人有推之为“当代词宗”者[2]，其词学著作，词评有《词品》及评点《草堂诗余》，词集有《升庵长短句》，词选有《词林万选》《百琲明珠》。关于杨慎的词学宗旨，学界研究并非深入，本文即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诗、词同源而异派
楊慎在《词品序》首句开宗明义提出：“诗词同工而异曲，同源而异派。在六朝，若陶弘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江南弄》，陆琼之《饮酒乐》，隋炀帝之《望江南》，填词之体已具矣。”[3]
杨慎此说之重要论点为诗词“同源而异派”。诗词“同源”即指律诗与词均起源于六朝（陈隋）诗。此中杨慎表达了两重意思：一是唐律由六朝诗歌发源，二是六朝为唐词之滥觞。
关于第一点，杨慎在《选诗外编序》中，大谈六朝诗歌，就明确指出其“旨趣虽不足以影响大雅，而其体裁，实景云、垂拱之先驱，天宝、开元之滥觞也。”[4]
而对于词的起源，杨慎着重分析六朝诗与唐词的关系，认为二者相似故有承接关系。在《词品》“梁武帝江南弄”条中，杨慎亦直云“填词起于唐人，而六朝已滥觞矣”[5]。梁武帝《江南弄》一诗收在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全诗云：众花杂色满上林。舒芳耀彩垂轻阴。连手躞蹀舞春心。舞春心，临岁腴。中人望，独踟蹰。[6]
此首乐府诗，前三句七言，后四句三言，句式长短相间，已有词之雏形。同时，杨慎还分析了唐词与六朝诗有相同之处。如《词品》卷一“陆琼饮酒乐”条目云：“陈陆琼《饮酒乐》云：‘蒲桃四时芳醇，琉璃千锺旧宾。夜饮舞迟销烛，朝醒弦促催人。春风秋月长好，欢醉日月言新。’唐人之《破阵乐》、《何满子》皆祖之。”[7]《乐府诗集》郭茂倩解题云：“《破阵乐》本舞曲，唐太宗所造，玄宗又作《小破阵乐》，亦舞曲也。”[8]据《唐声诗》一书记载，《破阵乐》为六言八句二调，《何满子》为六言六句一调[9]，皆是依曲填词。将和凝《何满子》“写得鱼笺无限，其如花锁春辉。目断巫山云雨，空教残梦依依。却爱熏香小鸭，羡他长在屏帏”与《饮酒乐》对比，皆为六言八句，三平韵，平仄完全相同。如《词品》“梁简文帝春情曲”条中，杨慎评点：“梁简文帝《春情曲》云：‘蝶黄花紫燕相追。杨低柳合路尘飞。已见垂钩挂绿树，诚知淇水沾罗衣。两童夹车问不已，五马城头犹未归。莺啼春欲驶，无为空掩扉。’此诗似七言律，而末句又用五言。五无功亦有此体，又唐律之祖。而唐词《瑞鹧鸪》格韵似之。”[10]《词品》“瑞鹧鸪”条云：“《苕溪词话》云：‘唐初歌词，多五言诗或七言诗，中叶以后至五代，渐变成长短句……今所存者，止《瑞鹧鸪》《小秦王》二阙，是七言八句诗并七言绝句诗而已。《瑞鹧鸪》依字易歌也。’”[11]现存《瑞鹧鸪》为双调五十六字，前段四句三平韵，后段四句两平韵，梁简文帝《春情曲》前六句与《瑞鹧鸪》之格调相合，只后二句各少两字，且《春情曲》前四句又可作为一首押微韵的七言绝句，杨慎举出此例不仅论证了唐词与六朝诗的关系，亦证明了此前唐诗起源于六朝之论，更指出了唐词与唐诗因为同源而相似。
从唐词与唐代绝句相似证明二者同源，正是杨慎从另一角度的论证，即诗词“同工而异曲”。杨慎云：“唐人绝句即是词调，但随声转腔，以别宫商。”[12]他认为唐人绝句与词调相同，二者之区别在于词配有乐曲，而绝句是随着字的平仄及声调轻重清浊长短高下缓急而呈现出音乐性，此亦是其师李东阳之“声调说”之继承。
由此可见，杨慎之“同源而异派”，意指六朝诗之后，下沿两条脉络平行发展：其一为唐代律诗，经宋、元历代延续下来;其一为唐词，并发展演进为宋词。故其于《词品序》云：“诗圣如杜子美，而填词若李太白之《忆秦娥》《菩萨蛮》者，集中绝无。宋人如秦少游、辛稼轩，词极工矣，而诗殊不强人意。”[13]诗歌至六朝后分化成律诗与词两种文学样式，历代文人诗词各有所长，诗词各成一脉。
二.缘情绮靡与风华情致
杨慎“诗词同源”说之另一内容，就是诗词均宗尚六朝。在诗学方面，杨慎虽提出“人人有诗，代代有诗”，但毋庸置疑重学六朝，在《选诗外编序》中明确提出，集中所录皆“《选》之弃余”，“详其旨趣，……盖缘情绮靡之说胜，而温柔敦厚之意荒矣”[14]，显然继承了陆机“缘情绮靡”的诗歌美学主张。在词学方面，杨慎亦宗尚六朝，《词品》“王筠楚妃吟”条中有“大率六朝人诗，风华情致，若作长短句，即是词也。……予论填词，必泝六朝”[15]之语，提出“风华情致”的美学主张，与其诗学之“缘情绮靡”在审美风格具有一致性，具体如下：
一是重视辞藻与音律之美。“绮靡”之“绮”是追求辞藻绮丽、华丽，“靡”指音律之和谐美妙，也是“风华情致”中的“华”字所指。杨慎十分认同曹丕“诗赋欲丽”，对于六朝诗歌风格备加推崇。《升庵诗话》中，杨慎“江总怨诗”谈及六朝之诗“高妙奇丽”[16];“刘希夷江南曲”条评“希夷八诗，柔情绮语，绝妙一时”;“魏收挟瑟歌”条云“此诗缘情绮靡，渐入唐调，李太白、王少伯、崔国辅皆效法之”[17]。在《词品》中，杨慎亦屡用“丽”之评语。如在“贺方回”条中，杨慎认为：“贺方回《浣溪沙》云：‘鹜外红绡一缕霞，淡黄杨柳带栖鸦，玉人和月折梅花。笑撚粉香归绣户，半垂罗幙护窗纱，东风寒似夜来些。’此词句句绮丽，字字清新”。[18]此评点中，杨慎用“绮丽”、“清新”评价贺方回《浣溪沙》，对比《升庵诗话》“庾信诗”一条中评“庾信之诗，为梁之冠绝，启唐之先鞭。史评其诗曰‘绮艳’，杜子美称之曰‘清新’，又曰‘老成’”，如出一辙，正可说明杨慎在诗词创作中对辞藻与音律之美的追求。
二是推崇“含蓄蕴藉”。“风华情致”之“风”当为风雅，表现为含蓄蕴藉的六朝风致。在《升庵诗话》“诗史误人”条中，杨慎谈到诗贵“含蓄蕴藉”，“至于变《风》变《雅》，尤其含蓄‘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在《词品》“太白清平乐辞”条中，杨慎亦持此观点：“（李太白《清平乐》词）永昌张愈光见而深爱之，以为远不忘谏，归命不怨，填词中有风雅也。”[19]对于实现“含蓄蕴藉”的途径，杨慎在诗词创作中都主张使用“比兴讽喻”。《升庵诗话》“锦城丝管”条中有：“杜子美七言絶近百，锦城妓女独唱其《赠花卿》一首，……盖花卿在蜀颇僭用天子礼乐，子美作此讽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诗人之旨。”[20]在《词品》“潘祐”条中，杨慎云：“常应后主令作小词，……盖讽其地渐侵削也。可谓得讽喻之旨。”[21]他指出用比兴手法实现讽谏功能，比兴是中国诗歌中的传统艺术手法，在诗词创作中，杨慎均认为要有“讽谏”实现“含蓄蕴藉”的审美风格，才能实现六朝风致。
三是要贵在言“情”。“缘情绮靡”与“风华情致”均因“情”而起，杨慎诗学与词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在《李前渠诗引》一文中，杨慎开宗明义提出“诗出于性情”。在《升庵诗话》中，杨慎亦多次提到“情”，如“诗史”条有“诗以道性情，……《三百篇》皆约情合性，归之道德也”，他将情至于首位，诗须“发诸性情而协于律吕”。
填词作为一种文体，与乐并生，词的功能更要体现于言情，杨慎在《词品》“闲适之词”条云：“昔人谓‘诗情不似曲情多’，信然。”[22]杨慎词学思想中的“情”，是幽微要眇之情，是要表达内心世界真实感触。在“韩范二公词”条中，杨慎亦指出：“二公一时勋德重望，而词亦情致如此。大抵人自情中生，焉能无情，但不过甚而已。宋儒云：‘禅家有为绝欲之说者，欲之所以益炽也。道家有为忘情之说者，情之所以益荡也。圣贤但云寡欲养心，约情合中而已。’予友朱良矩尝云：‘天之风月，地之花柳，与人之歌舞，无此不成三才。’虽戏语亦有理也。”[23]杨慎反驳程朱理学之“存天理，灭人欲”主张，拒绝道德说教，提出词重在言情，而此“情”又多指男女之“情”，这也成为他对于六朝诗的一大继承。
三.无一字无来字与胸中有万卷
魏晋时期，“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经学名家，“虽好经术，亦以才博擅名”;“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就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24]深受六朝影响，杨慎始终高扬明代博学思潮。在诗词中，他同样推崇“博学”，这也构成其“诗词同源”说之第三部分。
在《升庵诗话》在《升庵诗话》“杜诗野艇字”条中，杨慎云：“故曰：胸中无国子监，不可读杜诗”，“半豹”条亦云“惜其有才而寡学也”;在“杜审言诗”条中，杨慎称子美诗“‘无一字无来处’，其祖家法也”[25];在“诗文用字须有来历”条更认为“先辈言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历。予谓自古名家皆然，不独杜、韩两公耳。”[26]由此可见，杨慎处处高举“以学为诗”的旗帜，标榜“学识”对于诗的重要性。与此相同，杨慎亦推崇“以学为词”。在《词品》“丘长春梨花词”条中，杨慎云：“予因语吾党曰：天上无不识字神仙，世间宁有不读书道学耶？”[27]讽刺那些空疏无学之徒，宣扬博学词风。在“张仲举词用唐诗语”条中，杨慎更是直接点明：“词虽小技，然非胸中有万卷，下笔无一尘，亦不能臻其妙也。”[28]
杨慎“胸中有万卷”博学词论同样提倡用典，“无一字无来处”。在“欧苏词用选语”条中，杨慎例举欧阳修、苏轼、李清照词中字词出处，指出学识对于词的重要性：“欧阳公词‘草熏风暖摇征辔’，乃用江淹《别赋》‘闺中风暖，陌上草熏’之语也。苏公词‘照野弥弥浅浪，横空暖暖微霄’，乃用陶渊明‘山涤余霭，宇暧微霄’之语也。填词虽于文为末，而非自《选》诗、乐府来，亦不能入妙。李易安詞‘清露晨流，新桐初引’，乃全用《世说》语。女流有此，在男子亦秦、周之流也。”[29]在“张安国”条中云：“张孝祥，字安国，蜀之简州人，四状元之一也。后卜居历阳。平昔为词，未尝著稿，笔酣兴健，顷刻即成，无一字无来处。”[30]
杨慎将文献考证同样运用到其词作批评，如在《词品》中考证“踏莎行”“菩萨蛮”“苏鹧鸪”“小梁州”等词牌名之由来，“真丹”“麝月”“檀香”“黄额”等词意出处等。杨慎认为诗词创作和欣赏是文化底蕴的体现，他提倡在诗词创作、品读中，苦读诗书，涉猎广博，才能更好地运用和体会字、词、句;才能更贴切地表达将作者内心情感。由此可见，杨慎在诗词创作中均受博学之风影响，表现在对于广征博引、大量使事用典的推崇，这也是对六朝文学用典繁密之特点的继承发扬。
清代吴衡照曾批评杨慎“以曲为词”：“盖明词无专门名家，一二才人如杨用修、王元美、汤义仍辈，皆以传奇手为之，宜乎词之不振也。其患在好尽，而字面往往混入曲子。”[31]然从《词品》看，杨慎并非“以曲为词”，而确是“以诗为词”。他认为“诗词同源”六朝，实际是将词与诗之宗尚、艺术风格、创作手法等融汇在一起，在这也是其强调文体间的共性，模糊文体界限的一大表现。
参考文献
[1]《明史·杨慎传》云：“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
[2]周逊：《刻词品序》，引自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407.
[3][5][7][8][11][13][14][15][16][17][18][25][26]杨慎撰，王大厚笺证：《升庵词品笺证》，中华书局，2018年，555、3、2、2、237、555、566、20、509、510、284、320、953.
[4]杨慎：《选诗外编序》，《升庵诗话新笺证》，中华书局，2008年，1171.
[6]郭茂倩辑：《乐府诗集》卷五十，四部丛刊景汲古阁本.
[9]任中敏：《唐声诗》，凤皇出版社，2013年版，56.
[10]杨慎：《梁简文帝春情曲》，《升庵词品笺证》，中华书局，2018年，17.
[12]杨慎：《盛小丛一首及无名氏二首》，《百琲明珠》，明万历四十一年临皋杜祝进刻本，第一卷.
[19]杨慎：《太白清平乐辞》，《升庵词品笺证》，中华书局，2018年，30.
[20]杨慎：《锦城丝管》，《升庵诗话新笺证》，中华书局，2008年，1171.
[21]杨慎：《潘祐》，《升庵词品笺证》，中华书局，2018年，184.
[22]杨慎：《闲适之词》，《升庵词品笺证》，中华书局，2018年，200.
[23]杨慎：《韩范二公词》，《升庵词品笺证》，中华书局，2018年，224.
[24]颜之推：《颜氏家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53.
[27]杨慎：《丘长春梨花词》，《升庵词品笺证》，中华书局，2018年，168.
[28]杨慎：《张仲举词用唐诗语》，《升庵词品笺证》，中华书局，2018年，274.
[29]杨慎：《欧苏词用选语》，《升庵词品笺证》，中华书局，2018年，96.
[30]杨慎：《张安国》，《升庵词品笺证》，中华书局，2018年，96.
[31]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引自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2461.
本文由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杨慎明代选本研究》（项目编号CX20200610）、《数字人文视域下的杨慎诗歌编年研究》（项目编号CX20210584）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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