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楠
引言
《“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指出，大力挖掘红色档案资源，建立“四史”教育专题档案资料库，传承红色基因。积极探索知识管理、人工智能、数字人文等技术在档案信息深层加工和利用中的应用[1]，为数字人文赋能传统的档案开发奠定了政策基础。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4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2]，人民群众更加倾向通过网络获取信息，浏览数字化产品，为数字人文赋能传统的档案开发奠定了现实基础。截至2023年2月，在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以“主题词=数字人文+档案”为检索词，检索到314篇期刊论文，并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从现有成果分析，数字人文赋能红色档案开发仍处于起步阶段，宏观上比较侧重探讨红色档案的时代价值及表达方式的创新，微观上比较侧重革命老区、革命人物红色档案资源体系的构建，暂时欠缺中观上跨地域红色档案资源的整合。京津冀地区档案的协同开发理论探讨多集中在会议记录、沙龙综述、案例分析、法规解读等业务应用领域，立足数字人文视角，探讨京津冀红色档案协同开发不仅具有理论意义，将红色档案数据与交通、公共治安、气象、经济数据形成一张数据网，对京津冀智慧城市建设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数字人文与红色档案开发
（一）数字人文概述
数字人文是以凸显人文关怀为目标、以跨学科研究方法为手段、以多元技术手段为保障的完整体系。“数字”与人文结合，对研究问题进行数字建模，利用计算机支持的方法和程序来获取数据、分享数据、解释数据，为人文研究提供新认知理论；
平台与“远读”联通，数字人文平台旨在实现数据之间、数据库之间的有效通联整合，为人文学者提供了“全面数据”和更为开放与共享的空间，改变传统人文研究基于局部史料而生发出的较为主观的评判方法，从而挖掘学术潜力；
交叉与多元融合，具有多元研究范式、跨学科研究方法、包容多元观点。数字人文与红色档案融合，既是思维方法的融合，也是技术手段的融合。
（二）数字人文与红色档案的关联
红色档案为数字人文应用提供内容支撑。内容丰富、载体多样的红色档案作为具有真实性、凭证性价值的书面文本，详细记录了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中领导人民开展政治、经济等活动的历史事实，口述历史档案是值得开发的潜在资源库。同时，红色档案呈现跨地域的分布态势，同一人物、事件的档案资源在整合的过程中仍有尚未开发的部分。因此，在资源维度应以档案数据化为基础，充分考虑档案资源的深入挖掘与加工。
数字人文为红色档案开发提供技术支持及理念引领。红色档案与数字人文融合分为数字化、数据化、智慧化三个阶段。数字化阶段实现红色档案资源从物质载体到数字媒介的迁移[3]，但这一阶段资源整体的颗粒度较粗，仍需借助数据挖掘技术深入挖掘信息。数据化阶段完成红色档案资源的数据化组织及关联化存储，搭建红色档案特色资源数据库，构建公众记忆。智慧化阶段更加注重借助VR等技术用简单有趣的方式实现档案与用户之间的互动。在技术维度，应以新技术的植入为手段，实现红色档案资源跨领域整合、红色档案资源开发跨媒介互动。在理念方向维度，应以开放包容的理念为引领，注重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融合。
红色档案资源与数字人文项目双向联动。数字人文依托各类档案、历史文献、实物等基础资源，以先进的项目理念为引领，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实现资源开发、服务增值的目的。两者的融合过程中，档案资源是基础，技术手段是辅助。既要重视技术的应用，也要反思数字人文应用于红色档案开发中的问题。
二、京津冀红色档案协同开发现状分析
（一）开发现状
红色档案具有时空上的内在密切联系性、地域上的点线面关联性[4]。通过网络调研，纵向上按照党的成立—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顺序，横向上以人物、事件、物品为主线分析了京津冀协同开发的基础（表1）。同时整理了京津冀三地红色档案跨地域、跨层级及跨界融合进行协同开发的成果（表2），从整体上来说，京津冀三地档案馆在红色档案开发中，更多的是单打独斗，协同开发成果并不多，立足数字人文视角能够深入挖掘协同开发的档案内容基础，创新协同开发形式。
由表1可知，京津冀红色档案具有跨地区协同开发的基础，可以通过不同的叙事视角融合推进红色档案的故事化表达及三地档案工作的合作化。比如纵向上，李大钊的故居在河北、求学在天津、任职在北大。三地档案馆可以以人物和地点为叙事视角，按照“李大钊故居—北洋法政大学堂—北大红楼”顺序串联红色档案，塑造完整的革命先驱形象。或者横向上按照时间和事件为叙事视角，梳理党的发展历程。按照“党的成立孕育期（五四运动）—抗日战争（一二·九运动）—解放战争（平津战役）”的顺序梳理党史故事的发展脉络，展示红色档案资源的时间跨度。三地档案馆需要以整体的观念深入挖掘红色档案内容，并紧跟时代潮流做好开发工作。
由表2可知，京津冀三地档案馆红色档案的协同开发呈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的特点，且跨地域合作成果较少。北京市档案馆重视公众在档案工作中的参与度。目前中国人民大学冯慧玲教授已经主持了“北京记忆”项目，以不同的人物视角串联起老北京的建筑变迁、风土人情等，构建完整的北京记忆拼图。同时，北京市档案馆以节日、社会焦点事件为契机深入挖掘档案内容，拉近馆藏档案与公众生活的距离。如6月1日推出《毛主席“好好学习”的题词是怎样来的？跟六一有渊源》，以用户思维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另外，北京市档案馆在线上、线下平台的建设方面，推出了数字孪生馆、全景AR功能，重视用户的体验感。天津市档案馆则是在与其他行业机构的协同开发方面表现比较出色[5]。河北省档案馆则推出了档案微信公众号矩阵，省内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开展合作。但三地跨地域的合作成果形式较为单一，内容不够丰富。
（二）原因分析
1.基础资源挖掘深度不够。从开发主体看，在红色档案资源数据库建设过程中技术人员的支持作用比较突出，档案工作人员提供资源、监控开发过程、指导开发目标等作用比较隐性[6]，组织和公民积极性调动不足导致资源重复建设现象严重，深度挖掘不足。从开发客体看，红色档案分布较为分散，且含有较多隐性知识。从开发目标看，传统档案馆比较重视面面俱到的展示，开发成果较为浅表。
2.跨地域资源整合力度不够。从主观条件看，京津冀三地资金人才保障存在差异。河北省内开设档案学专业的院校仅有河北大学一个，且毕业生多会选择北京、天津等地方工作，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才的流失。计算机专业、新闻专业、旅游专业等跨界人才数量储备也存在不足。且相对京津地区来说，河北资金来源渠道较少、资金数额不大，红色档案资源数据化程度较低。从客观条件看，由于行政区划的限制，三地的管理标准、档案利用手续各不相同，不同地区的红色档案数据化处理的结果难以整合，使得数字资源库之间相互独立、缺乏关联。
3.开发成果互动展示系统和平台建设水平较低。从线下互动展示系统建设上看，京津冀三地档案馆大多通过利用VR、AR技术开展全景展览、语音讲解的方式，满足公众通过感官获取红色档案资源的需求，但在根据公众喜好、职业等特点进行互动交流上还有一定差距。从线上平台建设来看，京津冀三地主要以各自微信公众号及档案馆官网为传播渠道，尚未打造统一的传播平台，协同开发成果主要靠公众号相互转发，宣传效果受到一定限制。
数字人文作为一种伞状概念，指代围绕技术和人文学术研究周围的不同活动[7]。它能够颠覆传统的思维方式，克服京津冀三地红色档案协同开发中的难题。以资源为基础，充分发挥档案部门的主导作用，构建红色档案资源专题数据库。以项目为引领，促进开发形式的多样化，不断创新合作的方式。以技术资金为保障，推进京津冀地区人才技术的互联互通。
三、数字人文推进京津冀红色档案协同开发的路径
（一）数字人文思维助力红色档案协同开发
数字人文不仅是一种技术手段，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档案工作人员要积极树立数字人文思维。一方面，积极运用数字技术，不断细化红色档案资源颗粒度，深入挖掘尚未开发的部分。融合多學科的研究方法，以系统的思维整合同一主题、人物、事件的档案资源，推进跨地域、跨部门、跨层级的合作，从而更好地理解和分析数据。另一方面，放权给公众，将人文研究成果更好地传播给公众。如《尤利西斯》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也是一本被冠以“难懂”的意识流小说。Infinite Ulysses项目则邀请大家一起阅读，探索人们协同阅读复杂文学作品的可能性。在这个网站上，可以标记阅读中遇到的困惑、提出问题，也可以查看别人留下的解读、进行讨论，从而让阅读具有社交属性。
（二）数字人文技术助力红色档案协同开发
1.数据化采集推进档案系统内跨层级协同。数据化采集包括深度和广度上的采集。不同层级的档案馆资源、经费、技术上存在差异，合作可以发挥出各自的优势。红色档案具有地域性的特征，地方档案馆更了解资源情况，中央级档案馆可以提供指导，加强宣传。
数据挖掘技术可以从有噪声、各种存储形式的红色档案数据集中，深入挖掘隐含在其中人们未知的知识[8]。在深度上，地方档案馆可利用数据挖掘技术拆分红色档案中的人物、背景等元素，对同一时间、空间的红色档案资源进行整合，构建以人物、事件为主线的叙事体系，与时事热点、政策导向相结合，增强红色档案的宣传效果，以资源优势赢得中央档案馆合作。如上海市档案馆充分细化馆藏资源颗粒度，同中央档案馆合作主办了“红星照耀中国——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等红色档案文献专题展览，并通过巡回展出的方式，增强了红色档案展览的宣传教育效果[9]，促进了大范围内档案系统协同开发的经验交流。冀小兰公众号发布《从冬奥音乐奶奶邓小岚想到邓拓夫妇的太行往事》一文，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将时事热点与红色故事相结合，以人物为主线深入挖掘红色档案里的故事，促进与中央档案馆合作。在广度上，档案馆要加大红色档案资源信息的收集力度，面向社会构建开放式的红色档案资源收集系统。通过跟踪收集、主动收集、接收捐赠等方式，面向广大市民、民间机构、协会和红色档案资源收藏者进行红色实体档案的收集[10]。鼓励公众通过在线发布的方式分享所属的红色数字档案资源，不同专业知识背景的人以在线互动的方式对红色档案进行解读、著录、标注，充分挖掘公众提供的档案信息。
2.关联化组织推进档案系统内跨地域的协同。关联化组织技术主要包括聚类分析和语义关联技术。聚类分析通过分析资源的主题、人物、背景信息等内容，充分挖掘隐性知识，实现按资源相同属性分类。语义关联利用计算机识别语义信息，分析语义关系，转化非结构化数据，动态聚合网络上的相关资源。同一主题的红色档案分布在不同的地域，构建完整的档案链、突破地域的限制需要关联组织技术。如2021年苏浙沪皖档案部门精选域内20余家机构的近500件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首次跨区域联合推出红色档案珍品展，做到各自馆藏珍档的历史突破性合体，形成完整档案链，展示革命发展进程[11]，增强了红色档案的表现力。
借助聚类分析技术，按照数据的相似性和距离将红色档案资源数据分组成为多个类，并将相关图书馆、博物馆和网络资源纳入整合范畴，实现红色档案资源与其他非档案材料的价值融合[12]，构建京津冀红色档案展览平台。如由谷歌搭建的线上艺术展览平台Google Arts&Cultures，囊括了人类艺术史上大量的美术作品。用户可以在网站上按时间、按作者、按流派甚至按颜色浏览作品，并阅读详细介绍、按时间线查看艺术家作品、以及发现风格相似的作品等。
借助语义关联技术，深入语义层面知识的整合分析，同时链接新知识，聚合网络上的相关红色资源，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图谱[13]，实现在语义环境下对红色档案资源的挖掘和组织，解决线性检索“所得非所查”的问题[14]。搭建京津冀红色档案智能检索平台，根据利用者的检索需要，提供其感兴趣的内容。如Google Books Ngram Viewer提供了一个搜索引擎，可以在谷歌图书自1500年以来的大型语料库中搜索关键词。比如，我们可以搜索plague（瘟疫），virus（病毒），bacterium（细菌）三个词，进而发现他们被提及的频率，了解瘟疫的历史发展情况。
3.可视化显示推进档案系统与系统外单位的协同。可视化显示主要依托GIS、AR、VR技术，让档案活起来，增强用户的体验感。GIS技术可以进行有趣的地图设计，如耶鲁大学的Photogrammar项目，以美国国会图书馆托管的数千张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照片为基础，通过有趣的地图设计和交互手段，引导人们了解历史。在这个系统上，你可以按照摄影师搜索照片，在地图上看到他一生的摄影轨迹，并放大查看每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AR、VR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档案描述的场景，如剑桥大学的达尔文项目将达尔文生前的书信、手稿片段进行数字化、声音化，并由专业演员根据达尔文的人物特征进行配音。如此一来，人们可以直接听到信的内容，甚至直观感受信中的感情，增强了档案的表现力和共情感。根据可视化技术的特点，GIS可融合文化旅游，VR、AR可应用于展览带动红色档案开发。
GIS技术的应用推进档案系统与文旅部门的合作。使用GIS对地球表面空间信息进行采集、处理、存储、查询、分析和显示，一方面，可以分析最优路径，构建旅游线路并分析其通达性，增加游客满意度。另一方面，可以为景区的选址、景点布局提供辅助决策，以人物事件为主线串联起各个景点，帮助社会公众梳理红色情景脉络。另外，GIS还可以对旅游气候进行精细化的评估，对旅游景区突发事件的防控，在帮助景区保护档案的同时给游客带来便利。
VR、AR技术的应用需要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的合作来丰富档案资源，改变以往图片、视频单一的展示形式[15]。此外，京津冀档案馆可以与文化传播单位展开合作。例如联合地铁集团，打造地铁版红色地图[16]。开发档案游戏，以英雄人物塑造游戏人物；
打造红色档案主题乐园，借鉴成语主题邯郸方特的经验，借助VR技术打造特色娱乐项目，如邯郸方特特色项目“女娲补天”借助VR技术让游客获得女娲补天历险的真实体验，获得了游客的一致好评。开发不同形式档案文化产品，如河北大学推出的“雄安coin”，延长档案产品产业链。
借助数据挖掘、语义关联等技术完成京津冀三地红色档案数据库建设，通过可视化呈现技术展示给公众，促进红色档案资源跨领域整合、红色档案资源开发跨媒介互动[17]。
四、结语
立足数字人文视角，应用数字人文技术，按照数字化采集—关联化组织—可视化显示的顺序，构建红色档案资源数据库。培养数字技术与人文知识联动的开发思维，凸显人文内涵、彰显人文情怀，下好京津冀红色档案开发一盘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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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河北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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